东北博弈：环境与地缘政治1910-1911

如果稍微降低期待值，那么本书还是成功地描绘了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经过的概况。总的来说，文字比较通俗易懂；鼠疫的方方面面，从疫情出现的的生态学考察、疫情在哈尔滨、奉天、大连和旅顺的蔓延的历史性回顾、万国鼠疫研究大会中伍连德、斯特朗和北里柴三郎等人的历史群像，到沙俄、日本和其他列强在东北的地缘政治对抗与利益纠葛，还有清政府在东北局势中的弱势和各种应对策略，以及论述东北鼠疫对于中国现代卫生系统的“奠基”之功、探讨百年前后世界对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进步和依然存在的缺憾，还是让我读来收获颇丰的。 但以上这些，没有办法遮蔽本书的缺点。首先，作者只使用了西方国家和部分俄罗斯的资料档案，中、日的几乎没有，这使得本书在历史叙述的可信度和全面度上大打折扣。其次，作者是有野心的，想在一本书内既回溯历史，又分析国际关系史上的地缘政治博弈，还想分析鼠疫对于世界公共卫生的作用及其生态学、病理学等方面的意义--野心很大，但是并没有处理得很好：本书前后有着大量的内容重复，各章节间衔接也不尽理想，逻辑上存在较大的断裂。各个议题的讨论也没有很深入，浅尝辄止。 最后谈回本书的主题：生态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东北鼠疫作为一个百年前的案例，生动地折射出时至今日，依然无法妥善处理的公共卫生背后的政治博弈因素，最近的新冠疫情更是有力的诠释了这一规律。任何低政治，总会被高政治所裹挟，跳出公共卫生这一领域，科技创新、教育交流、经贸互动等等均是如此。再危急的时刻，人类之间也几乎不可能超越国家、民族等政治叙事的范畴，团结到一起应对共同的危机，合作的高效与彼此不信任、打算盘的低效永远并存。这是千年来所有疫情危机反复告诉人类的道理。

1910–1911年，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这是一个皇权衰微、革命加剧、列强虎视眈眈的时代。摄政王载沣辅佐年幼的宣统帝溥仪，但清廷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革命势力不断发展；民清矛盾日益加剧…… 昨天去看了《731》，暑假看了《南京照相馆》《戏台》。在演绎中，我们能窥见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也能够看见国际大舞台在中国轮番上演的“闹剧”。 1910-1911年爆发的鼠疫，不仅是中国本土的个人战，还是邻国本该守望相助的合作战，以及强国帮带弱国的整体战。到最后，这场鼠疫中的东北人民，却成为邻国自私的牺牲品，隔离政策下的被钳制者。 这本书，算是浅尝辄止了。 最后，想说，东北三省的广阔土地上，孕育出了无数坚硬韧劲的灵魂。即使饱受环境和政治的磨难，依然是祖国大地上不朽的丰碑。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二十四史》，字字句句发人深省。人以是非定立场，奴以立场定是非。立场就是偏见，输赢就是丛林法则。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超越狭隘立场，才能辨明是非。独立思考，客观冷静，批判思维，方得始终。 海棠血泪→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条约;1727年10月21日恰克图条约;1790年库叶岛;1858年5月28日瑷珲条约;1860年11月14日北京条约;1864年塔城界约;1868年布哈尔汗国;1881年伊犁条约;1900年江东六十四屯；1921唐努乌梁海独立;1929年领黑瞎子岛;1969年3月2日珍宝岛;1969年6月10日孙龙珍烈士;1969年7月8日八岔岛;2009年2月15日“新星”号货船。6月29日切尔基佐夫市场。

这场鼠疫是由于蒙古旱獭的过量捕杀引起，通过铁路迅速扩散至哈尔滨、奉天等地，顺带影响了大连。在作者看来，秉持公益的美国人带着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后来是民国政府）、与不怀好意的日本人、力不从心的俄国人一起，抗击了这场灾难。不过他们能做的只是隔离、隔离再隔离，感染的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医疗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场灾难在东北的寒冬中，伴随着中国人的春节而消失，倒是最后一场瞩目的万国鼠疫研究会，成为了清政府举办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国际会议。伴随着民国政府的新生，这件事情也成为了中国卫生运动的开端。伍连德、施肇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难得的与列强不卑不亢的平等交流。不过书名让人不知所以，翻译机械枯燥，内容也点到即止不够深入，浓缩成一篇论文可能更好。

公共卫生危机从来就是权力的博弈场，处于复杂地缘政治中关系则更加复杂，本书的切入点似乎还是纯技术（稍微涉及到各国间的小动作），事实上却是不错的通俗故事IP。

第一次这么一本正经写书评，就遇上了一本略硬核的历史小册子——美国学者威廉·萨默斯所写的《东北博弈：环境与地缘政治1910—1911》。 说到疫情，多多少少有些敏感，三年来，所有人都已觉得疲惫不堪，今年春天上海的遭遇，又是这远东第一大城市两千五百多万市民们实实在在的真实体验，我也算见证人。关于疫情的讨论，则早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疫情与公共卫生政策，与疫苗和药物，与中医西医，与防疫政策，与经济发展，与国内国际政治，与制度优劣等等等等。 当今的问题是不足以在当下讨论的，这和网络审查制度无关，留给后世去研究，就像我们今天可以用更加理性的“上帝视角”去看待一百多年东北的那场疫情一样。 一、历史概览 时间进入十九世纪的下半场，曾经在军事上从无重大失败的大清朝廷屡屡受到西方列强的打击，一连串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仅导致了割地赔款，更重要的是揭开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边疆危机：在西北地区，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量领土，又怂恿浩罕汗国入侵新疆；在西南（西藏）地区，英国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不断通过英属印度向西藏方面渗透，后炮制出所谓“麦克马洪线”；在东南地区，台湾因1895年《马关条约》被日本占领，沦为完完全全的殖民地，并成为日本进一步向中国大陆侵略的重要前沿阵地。 本文重点要讲的东北地区，情况就更为复杂了。 这里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是覆盖整个欧亚大草原的东部边界，这里先后出现过很多个地方性政权，都曾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三国时期公孙氏家族就长期占据辽东，直到被司马懿攻灭为止；后续鲜卑慕容家族与高句丽政权在此地争夺不止，隋唐多代帝王对高句丽征伐不休，付出巨大代价后将东北地区连同朝鲜半岛的一部分收入国土，后又有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先后经略这一地区，直至明代中后期，一批汉化程度较深的女真人崛起，成为了后续清王朝的前身。 清廷入关后，对于东北地区在政治上给予非常高的重视，被视为“龙兴之地”。清廷一统中华之后，无论是关内关外、大漠南北都是大清的国土，但是身为满洲的皇族仍然对汉人戒备极深，具体表现就是禁止汉族民众的迁徙入境，这使得东北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是地广人稀 的边疆地区，只有以满族、蒙古族、锡伯、赫哲等少量通古斯原住民留在当地，过一种半游牧半渔猎的生活。东北地区拥有着极其丰富的耕地、森林资源，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的鲁尔区”、“东亚的粮仓”。在地缘政治上，东北地区恰恰处于俄国在西伯利亚和太平洋不冻港连接的中间地带，与朝鲜相邻，同时从海路到日本的距离也很近，今天我们打开地图也可以看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恰巧是突破“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而东北地区长期被清廷以政治目的封禁，导致汉人数量较少，农耕开发严重不足，还曾经被当做流放犯人的重要目的地（一句熟悉的“流放宁古塔”就成为不少江南士人的最终归宿）。和内地相比，在缺乏民间力量、地广人稀的东北，仅靠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和盛京将军这种军政合一体系去守卫这块战略地位、经济价值都非同一般的地区，不免显得非常单薄。因而早在康熙年间，沙俄的兵峰就第一次和清军交火，最终签署了清廷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因为当时无论是沙俄还是满清，都无意于继续开拓此地：沙皇此时的战略重心仍在欧洲，满清对于龙兴之地的看法也有点类似于北魏孝文帝之后南迁洛阳的鲜卑人对六镇故地，因而虽然这条约有中、拉、俄、法四个文本，语言表述与细节上也各有差异，但仍然维持了中俄双方在东北地区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相安无事的和平。 二、中国现代早期的著名公共卫生事件 十九世纪后半叶，清廷国力衰微，屡屡败于西方列强，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也被沙俄侵占大量土地，除了因条约直接沦陷的国土外，整个东北都被帝俄视为“黄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与西北地区沙俄的“一家独大”不同，东北的事态更加复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终于在1895年战胜大清，侵占台湾，同时将整个朝鲜半岛收入势力范围，并进一步染指辽东，最终因为“三国干涉还辽”，才又对清政府勒索三千万两白银后草草收场。对此，中国乃至沙俄和西方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就是：日本势力从此进入中国东北，尤其是东北南部，并展开了与沙俄的全面竞争，直至白热化：1905年日本冒险般战胜沙俄。东北地缘政治更加复杂化：某种程度上东北已沦为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的角斗场，同时美国和西方的目光也进一步关注东北。令日俄两国媾和的《朴茨茅斯条约》远比历史教科书上的介绍更为丰富，最重要的是，美国第一次以“调停人”的身份调解了日俄的矛盾，这是美国第一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通过其“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乃至新世纪的外交准则施加自己的影响。 本书中，作者威廉·萨默斯指出：“清末东北鼠疫是否只是一场人类的不幸悲剧？抑或它在历史上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我（指作者）将考察这次疫情所发生的当地特殊环境：由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同诉求形成的地缘政治及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不同国家与文化交锋的各种历史遗产。......我将思考疾病的多种‘用途’：作为政治策略的工具、作为研究自然与医学科学的载体，以及作为获得声望与财富的机遇。” 纵观全书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展开，我们可以发现，近现代以来的对于疫情的爆发与防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不可避免的涉及了政治，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的因素。鉴于当时东北地区负责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还进一步加深了原有的矛盾。政治对于近现代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一开始就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绝不是今天才有的情况。正如本书的开头引入的文章《防疫与博弈：清末鼠疫背后的大国外交》（作者：程龙）中写道：“以管理公共卫生之名行扩张权力之实，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从西洋老师那里学来的本事，并在台湾岛和朝鲜半岛的统治中屡试不爽。建立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和修建医疗卫生设施，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的标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强化政治权力的隐蔽手段之一。”这一点在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期间被日俄两国发挥到了极致，1910年底，哈尔滨的疫情日渐严重，由于当时俄国势力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当地的俄国报刊《新生活》甚至发文敦促俄国调集足够人数的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强制推行“令人满意的卫生措施”。到了12月中旬，俄国总督阿凡纳西耶夫将军甚至在报纸发布通告，提出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在哈尔滨的华界傅家甸建立军事封锁线，以对违反者判处死刑。这一系列简单粗暴，而且军事干涉中国的野心暴露十足，借着“防疫之名”已经完全顾不上吃相难看了，不仅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抵制，同时也遭到哈尔滨非俄罗斯的西方居民的普遍抵制。日本方面也同样不甘落后，在其控制的东北南部，如大连等城市，借防疫之名增派了许多警察与军队维持秩序，同时加强了南满铁路的建设，沿铁路线修筑了大量的兵营，并以防疫为名，从广岛向旅顺增调陆军第五师团，加上原先的第十一师团，日本在东北驻军兵力增加到三万余人，增长近一倍。与俄国的野蛮粗暴不同，除增加驻军外，日本的做法更加隐蔽也更具有长期性，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名著的人物：后藤新平。 此人曾在德国学习医学，但绝不是简单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之人，其人曾是儿玉源太郎在台湾的重要副手，将台湾的殖民经验完全移植到东北：首先是“尊重”当地习俗和政治传统；而后是加强当地的现代化建设，诸如铁路、邮政、医院、公路乃至学校，同时加强当地的警察管理体制的建设，通过现代化设施强化对于当地的政治控制，积极推行所谓“文装的武备”，重点推行文化上的殖民与侵略。 日俄两国同时对中国虎视眈眈，且在国际上对中国多家污蔑，宣称中国不具备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不具备单独抵抗疫情的水准，因而借此加强本国医疗乃至政治力量加强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 但此时的中国也绝非案板上的肉对两国听之任之，在单纯的医学意义上，有伍连德博士这样优秀的医学家，完全不输给诸多西方和日本的医学大家（包括日本著名的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北里柴三郎）。这名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人医生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专业，并获博士学位，在东北防治鼠疫期间有了非常多的开创之举：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为鼠疫的病理原因乃至病毒溯源都打下了基础，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第一人，敏锐察觉到东北鼠疫不同于俄国和西方医护人员认为的“腺鼠疫”；设计“伍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首倡分餐制。 在政治上，清末新政绝不是全无成绩，此时作为地方大员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外务部右丞施肇基都不是等闲之辈；锡良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刻，一方面广泛接受各种“国际援助”，同时也明确对各国提出了行政管理方面完全属于中国事务，不容外国势力干涉。至1911年底，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派出了“专家”，预备在东北成立某种国际联合体，但此时的俄国又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希望该组织拥有一定行政管辖权，而后可以获取这一组织的控制权，但锡良对此予以坚决抵制，日本方面也给中国以同样压力，不过也被锡良以种种手段予以回绝。在疫情基本结束的1911年4月，清廷还主动召开了“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并由中国医生伍连德主持，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组织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清廷组建了“北满防疫事务管理处”，后改名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公共卫生管理机构，中国也终于学会通过自身改革的完善抵御外国势力干涉的企图。此时的清廷积极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制度改革，从立宪到公共卫生，从高等教育到科学研究，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予没落的清王朝更多的时间，1911年的秋天，大清走完了自己历史的最终章。

还没看到一半就忍不住吐槽了。 翻译校对背大锅： 1.书名和英文有很大差距，明明主要是讲东北鼠疫的，但是在中文标题里完全没体现。 2.关于鼠疫的历史，好几个地方的年份都写错了，不知道是原文如此还是翻译的问题，就算原文有问题，翻译也完全应该标注出来

翻译的原因？文字可读性较差，并且对于政治的博弈稍显单薄，有一些地名、地理范围的问题，还有前后逻辑的硬伤

12.14去哈尔滨的飞机上看了一半，12.26从沈阳回来的飞机上看完了。在阅读和亲历中，东北三省对我来说终于不再是模糊一片。 ​​​

回头看看之前三年的各种情况，再看看这一百年前的历史，真是感慨万千啊，卫生问题也不能单纯就是个卫生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