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

前阵斯科特去世，感觉非常遗憾，他的《国家的视角》《弱者的武器》还有《支配与抵抗的艺术》都挺不错的，他有点和福柯很像，都是“权力研究”一类，不过斯科特的主题更社会化，偏向查尔斯蒂利，把这种权力研究纳入社会运动的框架里，所以主题很多，包括农民反叛，早期国家建立等等，研究这类抗争活动的社会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可能是植物的种植，最早的村镇城邦和城市的建立，以及地方诗歌，交通，或者民间文化以及农民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 而斯科特这种分析“工具箱”概念也琳琅满目，比如“潜隐剧本”，“公开剧本”，而用他的话说“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抵抗”，比如在《逃避统治的艺术》里，东南亚高地“脱离现代化”的人们也是能运用各种手段成功逃脱了被民族国家纳入与征服，他们以种植不易被城邦或是收税者征收的农作物，而这群人又会自觉分裂成越来越小的群体，使自身越来越难以被并入国家，这都是隐藏的反抗。 其实普通人日常里，最常见的反抗就像我们在单位里摸鱼，磨洋工，这些都被斯科特认为是“自发性”，就是这本《六论自发性》的一个主题，其关键之处在于这些自发行为往往是匿名微不足道的，因此也易于被上层忽略，但是，一旦这些抵抗行为积累起来，便能成为推动政治变革的核心力量。 不过《六论自发性》内容非常碎，二十九篇“碎片”的形式来记录观点，更接近于一部随笔集或评论文章，说到底，斯科特强调自己是希望通过“无政府主义的透镜”来观察社会，针对一切固化的制度程序与组织形态的警觉性的反思，这点我是非常欣赏的，虽然我不支持无政府主义，但是对于现在的组织形式，包括法律制度还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层制生产模式，我们有理由去问问这里对个体的支配问题 斯科特的许多观点还是十分富有启发性的，且文字明白晓畅，摘录数篇选段如下 “每一场成功的革命所造就的国家政府，都比它所推翻的更加强力” “否定容许巨大贫富差距的无政府主义：只是合法的劫掠和结构性胁迫，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经济实力的差距会造成政治机会的积累性不平等，选举和立法只会放大现存的不平等” 坚持等红灯的德国人：“你们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操演 德国 “两次世界大战的无名逃兵纪念碑”：“以此纪念拒绝杀害同胞的人”，反思并质疑服从的意义 日常形式的抵抗” ‍1微小的拒绝服从被复制几千次后，足以彻底打乱将军或国家元首制订的大计划 ‍2上下的奇异同谋关系的沉默：下层为安全而匿名隐身 工会、政党和激进社会运动（组织化的改革利益群体）缓冲带，创造可被立法机构受理的政治诉求，并由此约束骚动的民 缺乏视觉规整的街区，其实有着高度精密、弹性极大的秩序，自有其逻辑和目的 一个社会的秩序越高度计划、规范化，越容易依赖于非正式实践，后者不受正式规范承认但又不可或缺 行为的具体性：行动在先（具体情境下），后为行动找到一套逻辑，但在历史中表现为欺骗性的整洁秩序和意图 还有很多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看看

犀利笔触，夹枪带棒； 明喻暗讽，华彩篇章。 弱势强梁，起伏延宕； 思辨入木，治学有方。 自主、尊严及意义，追寻高尚！ “吉光片羽”： “我们单就教育而论：如果说中学教育是一条狗，SAT考试是狗的尾巴，那么实际的状况并非狗摇尾巴，而是狗被尾巴给摇了。不仅如此，这尾巴还重塑了狗的品种、口味、生活环境，以及所有那些照管和喂养这条狗的人。这是“标准对行为的殖民”最令人震撼的一个例子。” “自省自洽”： 美国SAT考试，即SAT Reasoning Test，以前叫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与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相当于高考(gaokao)，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Examination)，也叫全国大学入学考试(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是中国大陆一年一度(annual)的学业考试(academic examination)。 该考试几乎是进入所有高等学校(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本科阶段(undergraduate level)学习的必要条件(prerequisite)，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职业轨迹(professional trajectory)。 这个比喻可谓鲜活辛辣，令人浮想联翩，我被雷劈叉了！不过，据说原来的“复读重考”机会要过渡到“强制分流”，且从“中考”开始！连“摇尾巴”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如同某些品种宠物狗自小被斩断尾巴骨，其用意深远、隽永……。 “你好坏哦，我好喜欢！” 又及：本书出版于2012年，作者斯科特耶鲁退休，引进于2019年，充分体现“谋定后动”大家风范，热切期待“后发制人”高人出奇！

感觉我的有些观点和书中的不谋而合。朋友2023年9月给我推的这本书，躺在我的书架很久了。 这本书推荐所有人看！规则我们到底该不该遵守？能不能质疑？我想看完这本书我们会有答案。 一则节选: 我就会义无反顾地闯红灯，并且在心里给自己壮胆：这是一条和理性背道而驰的小规定，遵守它的人都犯了糊涂。 为了解释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我开始在脑中排练一段用完美的德语表达的演讲。“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尤其还有你们的祖辈，可以再多一些违抗法律的精神。有一天，你们会接受正义和理性的号召，去违抗更大的法律。那一刻将决定一切。你们要有所准备。你们要如何为那事关重大的一天绸缪呢？你们得保持‘良好状态’，这样一来，当那个重要的日子到来时，你们就会做好准备了。你们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操演’。每隔一段时间，去反抗一些细小的、没有道理的法律，即使只是闯次红灯。用你们自己的脑子去判断一条法律是否公正合理。如此，你们就能状态良好；当那个重要的日子到来时，你们就会有所准备。” 我不假思索地走下了人行道，但我刚一迈出脚，沃特海姆(Wertheim)博士就说：“詹姆斯，你必须等灯。” 这位学术上属于左派的煽动家竟然心怀细致入微的（荷兰）公民责任感；而我是一个粗心的美国牛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公民同胞造成的不良影响毫无顾忌。如今，我在闯红灯之前都会先四下张望，确认我这个反面榜样不会毁掉哪个小孩子。 所以平常应该闯红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作者的闯红灯理论，我喜欢！！！】 我特别喜欢踩草坪，踩草坪很舒服。如果凡事不问凭什么？凭什么可以这样做？人在生活中就会变得麻木。 一个麻木的人怎么能指望它做些什么呢？口头质问都不好，怎么会有人相信它行动上敢？ 二、 人长期生活在服从中，这对于一个奉行民主的公民社会有着不祥的潜移默化作用。如果一个人在醒着的时间都低声下气，其生存习惯和个人形象都是在集权的环境中获得的，那么，你还有理由期待他在小镇业主会议上挺身而出，摇身一变成为勇敢正直、独立思考、不畏风险的模范公民吗？人们真的可以从工作场所的专制体制径直投入公共领域的公民民主活动吗？集权环境确实对人格塑造有深远影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著名实验[插图]发现，大多数受试者即使认为电击很强烈，甚至可能威胁受电击者的生命，还是会遵从穿白大褂的人的权威指令，执行电击。菲利普·津巴多在另一个心理学实验[插图]中发现，扮演监狱看守角色的实验参与者会很快开始滥用权力，以至于他需要终止实验，以防止受试者遭到进一步的伤害。[插图] 这表明了，制度氛围对人的伤害。人的性格和周围的环境分不开。 三、 那些攻占巴士底狱、释放囚犯并且夺取武器的人，不可能知道他们会推翻王权和贵族制度（更不可能做了如此计划），更不用指望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参加了后来人所谓的“法国大革命”。 四、弗朗索瓦·罗沙（François Rochat）的研究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概念相对应，提出了“平庸之善”（the banality of good）这一概念。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是在报道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时提出的，她认为艾希曼并非一个邪恶的怪物，而是一个普通的官僚，他之所以犯下滔天罪行，是因为他盲目服从命令，没有思考自己的行为。 罗沙的研究则关注于人们在面对权威时的抵抗行为，他探讨了在类似Milgram实验的情境中，普通人如何展现出对权威的抵抗，即使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抵抗可能并不总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动机，而是可能源自于人们对于情境的自然反应或是对权威的质疑。罗沙将这种在普通情境下展现出的抵抗行为称为“平庸之善”。 “平庸之善”这一概念强调了即使是在极端或压力巨大的情境中，普通人也有可能做出道德上正确的选择，而不是盲目服从。这与“平庸之恶”形成对比，后者强调了普通人在特定条件下可能犯下的恶行。罗沙的这一理论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多维的视角，表明人们在面对道德挑战时，既有可能屈服于权威，也有可能展现出抵抗和善良的品质。 第一次知道除了“平庸之恶”的对立观点，平庸之善。

首先应当明确一点的是，作者的这本书并非是想提出某种理论，而是希望民众能拥有“无政府主义”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反思固化的秩序背后的合理性并保持警醒。正如全书是以二十九个碎片为题，用随笔般平易近人和幽默的写法，将秩序对人的塑造，无序中的宝贵价值娓娓道来。 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几点，第一是对于允许财富、财产和地位极大差异性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反对。“巨大差异的条件下没有真正的自由，其中的自发性同意和自发交换不过是合法掠夺”。 第二是对当下标准化教育和流水线式工作的反思。标准化教育有其宏观合理性，也是国家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方式，但其标准化教育的强迫性，评价的单一性，让学生教师都异化为“为了标准化而服务”，浪费了无数的才能。流水线式的工作则是拆解了完整的知识体系，让系统性复杂工作变成单一极简工序的叠加，因此执行工序的劳动者既变成随时可被替代的“零件”，又被剥夺了拥有完整知识的权力。而这样的工作就是毫无意义的。 第三是要对历史的辩证性看待和对混沌现实有深刻认识。很多历史是被学者赋予了某种意图和意识，变成了一种易于识别的叙事符号，同时为了解释某种问题和事件又刻意拼凑，这本身就是对于历史中的人物事件的扭曲解释和真相背叛。事实是历史并非简单的推导过程，更没有因果，“偶然性”更多的主宰了事件的发生。因此我们处在混沌的当下，谁都不知道一次选择，一个事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而如果沿袭找寻因果的习惯，大概率是无功而返，落得迷茫无措。 最后书中还有个蛮有意思的点，工作中的摸鱼、刻意拒绝或破坏某种工作计划是劳动者对固化无望的工作秩序，不相匹配的投入产出最无声的抵抗。这点对个人和企业也都有启示：对个人，不可高估更不可过分压榨自己的耐性，不然在有意无意间会用实际行动抵抗自己的计划。对企业，宣贯文化是最常见的解决方案，但这是洗脑却不是根本性解药。只要涉及人力，就要以人为本，不然终会反噬。

读这本书的整个过程我都在进行左右脑互搏，一方面我的确很认可斯科特对于无序、标准化和变革的阐述，我自己也深受僵化的体制所伤害，但是与此同时，我却无法控制对民间秩序的混乱和无序感到警惕。在我的经验中，自发秩序似乎总是被机会主义所劫持，最终导致老实的人最终承受日常抵抗的负面结果。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现行机制的不合理需要变革，而我有限的能力无法给出解决的答案。

# 六论自发性 ## 前言 本书原著首发于2012年，作者是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全书内容可以概括为表达一个无政府主义 思想者关于国家、关于革命、关于平等的想法。 作者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观察当今的国家政治、教育、公共讨论、景观设计等议题。无政府主义的最大特点是互惠性，是不经等级制度和国家制度达成的合作。19、20世纪间，科学的极大发展导致“世界的祛魅”，使得无政府主义者以为科学将解决一切问题，取代政治，由专家来治理世界。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不存在纯粹的民主制，其制度内的机构都掌握在买主手中，导致在现存制度内解决问题的希望渺茫。而大规模的反抗和运动会演变成政治权威与法西斯主义。国家摧毁了自愿合作所产生的自然的积极精神和责任意识。导致我们失去了互助的习性。 同时作者认为当下的社会科学自满于精英主义者的视角，而忽视无产者、农民等的目的、价值和实践，只拿他们填充社会经济数据中的数值。在书中对此作了重点批判。 全书提出了许多现今社会的问题，尽管没有提及多少解决方案，但无政府主义者视角对我而言颇为新颖，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政治词汇的认识，是一次非常有收获的阅读，以下是我做的各章摘抄换穿插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想法。 ## 第一章 在前文所述背景下，本书第一章作者定义了一种“日常形式的抵抗”，它极少进入历史记载，却暗中对政权、国家和军队产生了巨大的、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贫民，农民等下层阶级匿名、沉默，且往往是共谋的方式行使这种违法的抵抗，偏爱这种小“小打小闹”似的日常操练，能减少公开抵抗带来的风险。“政治特技”具有榜样效应的传染性，它来自于少数抵抗者起初的观察和默会协同，在没有遇到极大的体制惩罚时，它能形成病毒式扩散传播，那便使得无政府主义操演有了后续的可能。反观三个世纪来的所有解放运动，都是从最初的几个勇敢灵魂挑战既定的法律框架开始。而这种挑战往往来自于自发的行为，如果有机构代理，仍处于制度框架内，则这种抵抗容易被消解。本章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权力与倾听的关系，Charisma式领导在得到权力的过程中需要 Call and Response，他的领导魅力风格是被他的选民所塑造和选择的，而极权主义国家的决策者，很可能处于一个臆想的世界，因为他们不需要倾听。 ## 第二章 本章是关于民间秩序与官方秩序。作者认为民间秩序的消亡源于无政府主义的宿敌——民族国家的崛起。偏离常规的民间实践被国家制度处理，国家级别的同质化工程（如统一方言）也进一步促成民间实践的消失，除此之外国际组织的标准化制定也将民间实践排除。官方实践是一种流水线工厂似得实践，它能实现权力中心对物质和工作流的极大控制，如福特T型车工厂、麦当劳汉堡制作。子随父姓也是一种以监管规训为目的随国家发展而普及的官方实践。命名、景观、建筑和工作流程的特定规划，显示出了秩序、理性、抽象性和系统简洁性，这使它们为等级制度中的权力所用即官方实践。然而很多时候，这种强制性本身是一种折中的妥协方案，无法适应个异性场景，作者举了几个科学种植的林学为例子。归根结底，失败的原因在于对特定情况缺乏认知，照搬成功模式而缺少对新环境的考量，思考过于简化而导致的反科学。而民间智慧与技艺就是在此场景下不可或缺的知识，他们有当地的成功经验、灵活的应对技巧。作者再以雅各布斯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三点批判为由驳斥全盘的官方实践思路。雅各布斯认为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强调视觉秩序和功能分区。以效率最大化实现为实践宗旨却忽略的三件事：1.规划者的计算公式立足于指标效率而忽略了人类行为中蕴含的丰富目的性。2.人们喜欢混合型的功能多样的城区，这些城区也会因时而变。3.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伤害了民间秩序，它试图将城市变成没有灵魂的艺术品，而不是「生活着的」城市。规划师们缺少的是民间体察，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民的生活的了解，而这本该是城市规划的出发点与归宿。 ## 第三章 本章关于人的塑造。人类作为哺乳动物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将游戏作为人类的第三大无目的行为。作者举例引用了开放性的探索游乐园为例，说明它们比常规游乐园更能给孩子带来玩耍的目的性、创造力和热情。它是一则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寓言、一个自治社会的模型。设计这种开放性乐园表达了创作者的谦逊， 这种谦逊将游乐园的形态交由孩子自己完成，包容孩子的天性与创造力，意味最低程度的监管，是反家长式领导的（paternalism）。与之相反的是学生宿舍的标准化装修。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点，在学校和教室这一封闭区域内，教师是权力的中心，底下的学生全都被权力所注视，形成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场景， 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微观权力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强大的[规训](https://www.notion.so/2c6d026aca824738b2fe8cf80ece4528)作用。作者还举了两座不同设计的战争纪念碑的例子来说明开放性带来的意义。前者是华盛顿越南战争纪念碑，其开放性的设计让其承载访客自己的含义、历史，访客能以时间线索找寻逝者名字，比起冰冷的整齐的字母排列，更容易让悼念之人找到回忆的入口，完成纪念的意义。而后者硫磺岛纪念碑则更多的是战争标志的雕像，它更多的向访客传递纪念碑的信息而非完成纪念的意义。接着作者讲了效率与开放性的矛盾问题。效率建基在稳定性的基础之上，从而与开放性、适应性是背道而驰的，而人之优于动物者，在于其强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效率观念有两大缺陷：1.过分依赖稳定，稳定实际上是特例；2.忽略人的因素，效率与人的积极性密切相关。衡量一项制度的优越性除了经济视角，还能从制度对人的改造方面着手。但相比于GDP，我们并没有一个可准确计算的GHP（gross human product）作为参考。作者提出两个参考标准：1.人在工作中的能力成长；2.人在工作中的自我满意程度。接着作者着重批判了流水线生产，因为其发明目的就是为了消解工匠-工艺知识，建立在劳动力“愚蠢化”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伤害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制度。再从权力的分配角度看，流水线的决定权仅掌握在少数工程师手中，造成的是负的“净民主生产”（net democratic product）。一个与流水线非常相似的类比是全民公共义务教育。这一教育就如一条产品单一的生产线，主要目的是生产社会劳动力。衡量标准单一——产出分析型智能。在这一标准下将牺牲众多拥有其他天赋的学生，而社会的成功需要的是多种多样才能人，而不是单一的分析型智能。这种教育现状在我们国家表现的尤为强烈，近几十年教育的内卷程度越来越高，尽管意识到我们在一条错误的赛道上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但现实的残酷，条件的约束，让我们不得不去拼命，我想不到有更优的解决方案，先跑着可能是最不坏的选择。也许我已经患上作者说的“制度性神经症”（institutional neurosis），缺乏同情心与主动性。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个机构（制度）之中，家庭、学校，军队、企业，这些机构优根深蒂固的层级结构和集权管理模式，服从是我们在其中生活的唯一选择，[集权](https://www.notion.so/2ebedd9c8b6a492991f2e8ef7842dd45)环境对塑造人格具有深远影响，作者例举了斯坦利·米尔格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来论证。这一碎片的名称作者取为“机构生活的病理学”非常贴切。在集权式的制度机构中，人们往往悬置了自己的独立判断选择服从习惯、服从秩序要求，但就目的而论，这种服从并不一定会带来好结果。本章结尾作者以移除交通信号灯为例，在实验中由于没有交通信号灯，驾驶者会更谨慎，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智慧判断、注意力，反而能提升安全性。作者认为，移除信号灯款以被视作对行车负责和公共礼仪的一种温和训练，这一概念也在本书p29第一章无政府主义操演中出现过。这段关于红绿灯的内容让我回想起几年前看的美剧《航空炸弹客》里的类似场景，主角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等红灯思考这么做的意义，他觉得这是现代技术与工业化对人的侵蚀。 ## 第四章 这一章作者想为小资产阶级正名。历史上小资产阶级一直是被鄙视的一个阶层，一方面他们被认为是贪利的骑墙派，时刻不放弃成为大资产阶级的渴望，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高不成低不就，只可共享乐无法同吃苦。除此之外作者认为还有一个结构性原因在于他们总有逃避国家控制的办法。作者想论述小资产阶级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代表的自主、自由与无政府主义情怀核心只差了互惠，二在任何政治体系中他们都承担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这里作者对小资产的定义较为宽泛。我们认为的无产阶级的贫农也被作者视作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者梦想受挫时标准的革命导火索，如「耕者有其田」式的农民土地革命。总之，作者在小资产身上看到了强烈的自主、自尊的追求。在社会功能上，小资产们是大公司侦查的创新对象，是各类民众运动追求平等主义的一个诉诸对象，还能在社区中提供金钱购买不到的邻里服务。 # 第五章 这一章讲政治，但这个政治似乎并非我们惯常讨论的政治，而是指一种公共讨论。在开篇，作者再一次吐槽了应试教育与标准化考试。而这种标准化是看似客观实则机械的。这些标准都将质的衡量转化为量的衡量，从而通过一套貌似单一、客观的尺度实现了案例之间的比较。它们在最高意义上是一种宽领域、具有欺骗性的“消除政治的机器”，用来把政治合理性方面的疑问转化为专家操作下中立、客观的管理规程。这种去政治化的把戏掩盖了一点：对政治中的互助与试错之可行性的信念在深层心理中已经缺失，而这一信念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深深珍视的。量化标准的第一个问题是是缺乏准确性，作者以科学引文索引中的各种问题来说明此点，量化标准的第二个问题是会产生“标准对行为的殖民”而消解其自身的有效性。可以用古德哈特定律来说明：当一个衡量标准成为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衡量标准。类似的还有坎贝尔定律：若一个社会指标被用于社会决策的程度越高，这指标就越容易受到腐化的压力影响，也越倾向扭曲和损害这指标所测定的社会过程。作者认为质量化测量的宏大诉求有两个源头：第一，提倡机会平等且反对特权、财富、头衔世袭的民主主义信仰；第二，相信价值可以被科学地测量的现代主义信念。所有行政管理技术（如SAT考试）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们以平等和民主之名，行“反政治机器”之实，将广泛存在的合理公共讨论从公共领域中清除，把管理权交到掌握技术的管理机构手中。它们压制了可能会兼容并包、卓有成效的争论，社会政策、技术智能的意义、精英的选拔、平等和多样性的价值、经济增长和发展之目的等议题原本都可以付诸这样的争论。 关于应试教育，阅读时我产生了一个相反的想法：应试教育针对特定能力的培养固然会牺牲掉其他的人类天赋，但一个可以为之辩护的点我觉得是人类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已然让知识分门别类细化到一定的门槛，要进入某一细分领域必须具备相关的基础业务知识，而获取这些知识的能力便建基在这一应试教育模式之下。换句话说，如此「孤注一掷」式的应试教育它可能不是最优解，却可能是人类渴望再次进步的一个最不坏的解。当然，这种进步的视角是落在数学、科学、技术之上，而不是人文、艺术之上。 ## 第六章 这章是关于具体和流变。开篇作者用一法国反纳粹小镇上的居民保护犹太人的事例来说明人们行事是行动在先，然后再为行动找到一套逻辑。抽象的原则是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小镇居民一开始处于自保而不愿答应收留犹太人，但见到具体的犹太人的惨状后，作出了改变，这一事迹在反纳粹活动中被歌颂。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员的研究摆脱了亲历者的局限性，知道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不可避免地会受事件走向影响，从而漠视事件的偶发性。结论导向的研究往往忽视历史亲历者的真是感受。如果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被程式化，在传播之中成为一个精简的符号、一种虚假的逻辑和秩序，那么它在第一时间被经历的方式就会被极度歪曲。作者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即通过电视观看篮球比赛转播。在屏幕上一切动作都比现实放缓，为了观赏方便甚至导播还会加入慢镜头，这与现实球场上的对抗完全不同，带着上帝视角让观众简化了球员比赛的难度。清理、简化、浓缩历史事件的习惯不只是人类的自然癖性，不只是编历史教科书时的必然要求，更是一种具有高度利害关系的政治争夺。也许许多历史变革并非人们刻意计划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抗议和示威的产物，而非其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成果。

读完，培养了我对自由、内驱力、自主性、主体性的进一步的肯定！ 也对我那些曾经有过的困惑，某种反思，甚至某种微观的反抗，给了更深刻的理由。 尊重某些无序、尊重生物多样性人生存环境的多样性人的多样性、人的自发性、游戏性、对宏大叙事和宏大的象征性秩序保持某种自觉的警觉、对客观化的评价指标持有的某种审慎和批判（看似客观其实评价指标的政治性藏在它对指标的制定上）、尊重公共讨论来分配税收的空间。 全书最底层的关怀，指向普通人的生活处境，指向自由。上佳。

在大多数地区，学校是承担年轻人社会化职责的主要公共机构。追溯一下历史就可知道，上述工厂制度的问题也完全适用于学校。公立学校差不多和那种拥有大厂房的工厂出现在同一历史时期，而且这两种机构有高度的亲缘相似性。在某种意义上，学校就是一间工厂，训练学生掌握基础计算能力和识字能力，为他们进入工业社会做必要的准备。查尔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 中讽刺地刻画了葛擂硬先生精于算计、咄咄逼人的家长形象正是要提醒我们教育和工厂间的关联：工作时间安排、守时纪律、威权主义、对秩序的严格管制，还有那些“小工人”的消沉与反抗。当然，全民公共教育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为工业生产提供劳动力。它在作为一套经济制度的同时，也是一套政治制度。公共教育意在创造爱国的公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要超越他们对地方语言、族群、信仰的认同。在革命时代的法国，普遍公民权的对等物是普遍兵役义务。学校系统用来创造这种爱国公民的方式并不在于表面上的课程设置，而更多体现在授课语言、学校的标准化管理，以及暗中灌输的组织、威权和秩序观念上。现代的小学和中学系统相较最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改变的动力有不断革新的教育理念，但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富足和“青年文化”本身。不过，学校与工厂有历史同源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可否认，全民义务教育是民主而平等的社会的根基；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它也意味着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上学，少有例外。出席课堂并非可选，亦非自主，这意味着义务教育从一开始就在本质上是一套强制制度。因此它应为这种强制性所附带的一切异化作用负责，尤其要为少儿长大以后表现出的异化后果负责。放着上述负面效应不论，全民公共教育的最大不幸在于它大体上是一条产品单一的生产线。在最近数十年推进教学规范、学生评价、应试和责任制的进程中，这一趋势反而愈发严重了。结果，学生、老师、校长乃至整体的学区汲汲营营，争相让所有的努力都为教育产出的标准化服务，奋力迎合官方设立的标准。这种教育的产出是什么？它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狭义的) 分析型智能 (analytical intelligence)；按照规划，它可以通过考试来测量。众所周知，在一个成功的社会中，有价值的重要技能有很多很多，而分析型才能与成功社会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些有价值的才能包括艺术天赋、想象力智能、手工智能(也就是早期工人从田间带到福特工厂的才能)、音乐舞蹈技能、创造力智能、情感智能、社交技能和伦理智能。这些才能中有的可以在学校的课外活动(尤其是体有活动) 里找到席之地，但终究无法进入那些被检测、被打分的学校活动，计分项才是学生、老师、学校全力关注的对象。这种单调扁平的教育在法国、日本、中国、韩国等国的教育系统中被奉为圭臬。在这些国家，基础教育实践最终汇为一场决定学生未来社会地位和终身命运的大型考试。于是，在进入名校、报名课外辅导班、参加死记硬背的专门备考课程这些方面，争夺达到了疯狂的水平。我，本书的作者，可能还有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都是这你死我活的拼抢中的胜出者和受益者。这是何等的讽刺啊！我不禁想起我在耶鲁大学的厕所隔间里面看到的涂鸦。有人写道：“记住，即便你赢了这场耗子赛跑，你依然是耗子！”下面还有另一个人的笔迹，机智地回应说：“是啊，可赢家就是不一样。”“赢得”了赛跑的这部分人终身受益于随之而来的机遇和特权——没有这场赛跑，其人生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这场胜利也令人一辈子享受地位、优越感、成就感和自尊。让我们暂且不论这种制度红利是否正当，也不论它究竟如何影响着我们对自身或他人的价值评判而将注意力投向教育所代表的那种社会资本，它使得财富和地位的机遇向“赢家”倾斜。这是赋予大约前20% 的胜出者的终生特权。其余人又怎样了呢？剩下的那 80% 输掉比赛者的结局又如何？他们享有较少的社会资本，机会并不青睐他们。或许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他们可能终生怀着一种挫败感，认为自己的个人价值、智力和地位都低人一等。这样的制度性后果进一步疏离了社会机遇。只在一个狭窄的方向上评价人类智力，并且只用考试技巧来衡量这一方向上的智力水平——我们还有什么理性的理由可以支持这种评价体系吗？在测量分析型智能的测试中得不到高分的那些人，可能在学校系统不看重的诸多智力形式中的至少一个方面是天赋出众的。浪费了五分之四的学生的天赋，让他们背上持久的污名，使他们在社会守门人眼中乃至在他们自己眼中成为失败者一一这是怎样一种制度？这种视野狭隘的教育赋予“分析型智能精英”丰厚的特权与机遇。这么做有什么正当的好处？是否值得社会承受如此巨大的人才损失与浪费？—詹姆斯.斯科特《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

头一次读斯科特的书，从无政府主义的透镜看去，工作生活中对小事随性的深入剖析和探索让我受益匪浅，二十九个思想碎片，简单却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与政治间紧密结合的互动互现。通过对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的探究，对个人塑造的理解、对小资产阶级的辩白，以及最后又回到对国家政治的探讨中这一系列的论证与评析，精彩地如同看了一场百年巨变的世界观察影片——全是微小的镜头，却又总能以小见大。让我深有感触的一段内容是对个人塑造的阐述："流水线上的劳动分工的背后逻辑是时间和动作的细分，其全部意义就在于把工作流程拆分为上千个微小的、可以轻易学会的工序。流水线的设计意图恰恰就是消解工匠-工艺知识，同时也消解这种知识赋予劳动者的权力，让它们统统去为那个失去的手工打造四轮马车的时代殉葬。无技能的、标准化的劳动力是流水线的前提，流水线上的一个''人手可以轻易被另一个'人手'取代"。这一如马克思韦伯的"铁笼"说，现代社会理性秩序下，人逐渐向"零件化"、"非人化"发展。这么说来，应试教育培养目的也是符合巨大社会机器运行所必要的"螺丝钉"吧？除此之外，人的价值也被扭曲的测量方式和充满不公平手段的晋升制度所吞没，有很多人甚至做螺丝钉也不够资格。以一己之力向庞然有序无差错运转的巨大机器挑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有国家和社会的桎梏，人还是有自发性——自古以来也都是如此。降至个人与家庭，"通过教育和就业改变人生的社会抉择"也是行得通的。在打破鱼缸之前，得先意识到自己在鱼缸之中，发现自己具有自发性，已经算是拥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了吧。

斯科特对“自发性”的阐释，与罗莎·卢森堡的“群众自发性”原则形成深刻呼应，当个体摆脱外部规训，其本能凝聚的行动逻辑，正是威权秩序最恐惧的力量。这种力量无关理性设计，而是每个个体在压迫下的本能反抗，其存在本身就是对“秩序合理性”的质疑。 强制性统治的本质，是威权主义者以“安全”为借口的权力垄断。当教育成为驯化工具、“共识”需要暴力维系、社会生活被严格监控……每个个体乃至社会，都在标准化的控制中逐渐腐烂生蛆。历史反复提醒我们，每一次以“稳定”为名的强制规训，都在为更深层的危机埋下隐患，被压制的自发性从未消失，而掌权者往往只看到裂痕，却忽视其背后长期积累的反抗力量。 书中对无政府实验的肯定，并非理想化的乌托邦设想，而是对“权力合法性”的根本质疑。古今中外，那些基于自愿协作的社群始终存在，这恰证明人类秩序的基础并非自上而下的律令，而是自发生成的互助规则。当威权主义者质问“无强制何以成序”时，恰恰暴露了他们的愚蠢，他们的大脑无法理解，真正支撑文明延续的，是社会底层自发形成的协作网络，而绝非威权构建的强制体系。 斯科特以冷峻的批判视角，揭示了现代性规训的本质：所有关于“规划必要”的宏大叙事，实质都是权力对自发性的系统性压制。可悲的是，在算法监控日益精密的当下，“自愿服从”被包装成自由选择，自发性正逐渐丧失生存空间。我们明知捍卫自发性可能徒劳，却无法“甘愿”成为下一个服从者，甚至连保持“悲观”，都已是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