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

很喜欢《恐惧的自由主义》、《政治学与知识分子》和《学而不知》三篇，第一篇尤其好，反复读了几遍。 施克莱颇为怪异的写作风格为原本平实的思考制造了一些起初是障碍后来看着还有点迷人的意味：尽管以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家为对象，但是她却几乎从不引述，而是重述他人的观点。但是重述与她自己的分析往往界限不明，不知何时，我们已被她带到观念的矛盾之处。以至于难以分清何者是她自己的观点，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或是论证的层次。 相比于建构政治理论，施克莱更愿意从过去与同时代的政治学中寻找关乎人类“道德心理学”的刻画，这是一种更为平实的“人类情况”。她能得出的结论不多，往往只是澄清既有的政治观念中“希望派”的、乌托邦的、浪漫主义的、直觉式的或最终合理化暴力的诱惑，于是我们走到了“理智的执中”，因此我们仍然得到的足够多。正如她在《恐惧的自由主义》中做的那样，她的自由主义与许多我们熟悉的概念无关，和其他一些最多只有心理上的亲和性，也不同于其他的自由主义流派。她的自由主义专注于避免至恶：残忍及其激起的恐惧。她所设想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单元，乃是强者与弱者。而前者在现代主要表现为掌握了系统性、压倒性、不平等力量的政府。恐惧在其他人那里只是一种生物性的反应，但是强大的历史记忆告诉我们这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原则。对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稍加改造，加以使之成为可能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也就是公私领域、法治、限权、多元社会和民主，她便心满意足。而那些对于至善、崇高、自我、教化、社群的追求，在最好的意义上也要首先立足于立宪主义的保障。出于对弱者处境的敏感，对于不平等的痛苦，从没有哪位作者能够像卢梭一样，能够激起她的解读热情。因为“卢梭就相当于为失败者谱写史诗的荷马。”人类因自身之故为自己制造了不平等和奴役的牢笼，我们虽然可以想象每个人通过社会契约臣服于公共意志，过上了社会平等的生活，但是私人意志无时无刻不在腐蚀着社会，人类的本性无法改变。“实然的人类”无法被强迫以遵守“为应然状态”发明的良好法律。但是，卢梭的理论作为一种“颠覆性的谱系学”，其意不在追溯历史真实，而是以“自然状态”的起源来评判我们当下的社会，他为我们创造了一种神话般的记忆术，激起我们对于自身痛苦的理解。施克莱引用诗句“在痛苦的狂喜中/歌唱人类的失败”，正是为了说明其间以最激烈的方式体察到的关于人类命运的荣辱，悲喜交集。她“谨慎地解读卢梭，就是为了思考所有与政治哲学以及普遍的知性想象最相关之物”，因为再没有哪位作者，能够提供如此丰富的道德心理学的意象。 她与阿伦特同为那个时代最具分量的女性政治思想家，同为流亡者，同样将20世纪的暴力作为思考的主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她在《反思过往》与《作为贱民的汉娜·阿伦特》两篇论文中对后者的分析极为有力。阿伦特作为“纪念史学家”总是在处理具有摩尼教特征的对立结构，她所刻画的雅典公共空间在历史上其实充斥着斗争与战争。阿伦特对“贱民”身份的痴迷，对特立独行的强调阻碍了她对于犹太人的评判。她作为带着德国的“教化”流亡的犹太人，与美国犹太人社区高度疏离。 我们还可以在18世纪启蒙知识分子围绕政治学、历史学与知识分子自身角色的争论中看到自己。比如亚当斯代表的记忆派与杰斐逊代表的希望派。杰斐逊希望用教育取代政治，以知识精英组成的“自然贵族”实现共和主义，科学的进步将会化解一切来自愚昧的政治争端。但亚当斯却指出任何基于自然的贵族制都将导向权力滥用知识的不平等会腐化为权力的不平等，因此他主张审慎的制度化的权力分立。然而这背后却埋藏着更深的悖论，知识分子被教导推出社会与政治，回到象牙塔推进知识的进步，但如果“自然贵族”对政体的腐化不可避免，知识分子又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史学的悖论同样如此。对效用的渴望以及对治史术的怀疑使得史学家走向怀疑主义或者无用论，但是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历史学在不同的时代反复出现，并业已形成了一套关于证据、怀疑与自我约束的传统，对历史的兴趣也已成为教养意识的弥漫性组成部分。至于那些期望史学教育与民主化相辅相成的人们，施克莱表示，“而事实证明，学校课程与学校品格之间的关系远比他想象的复杂，事实上，亨利·亚当斯是正确的。哪一种教育可以帮助青年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不得而知。”她将这篇论文取名为《学而不知》，但知道我们不能做或者做不到什么，仍然是一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