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启蒙：以《启蒙辩证法》为核心的启蒙反思

纠偏了《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于《奥德赛》里奥德修斯形象与尼采的观点。就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程度与两者之间的力量较量，分析了极端启蒙与合理启蒙的界限。反对极端启蒙里，完全抛弃自我、差异性、独立性、主体性、个体性，以同一性吞并差异性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但也强调反对仅仅推崇个体性，把个人自足视为最高生活目标的人，是一种需要高度提防注意的启蒙。此外，论证了三重辩证法，解析了现代虚无主义的发展。 也肯定了《启蒙辩证法》在此前基础上的发展。《启蒙辩证法》不但推进了马克思、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对虚无主义的思考，把虚无主义从“上帝之死”的含义，与到“上帝死后什么都可以做”的含义整合起来；而且，还进一步把虚无主义的西方发生史从尼采的苏格拉底延伸到荷马，把科学主义对艺术的蚕食导致的虚无主义，延伸到文化工业体系中对艺术再一次的粗暴践踏所导致的更严峻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和当代消费文化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展现。 所谓“后启蒙”思想，就是要颠覆启蒙推崇的现代价值，解构启蒙的神话。“肉”对“灵”的辩证关系的确立被理解为前者对后者单向度的胜利。这意味着，启蒙转化为野蛮与欺骗的启蒙辩证法注释被当成了正面的东西来理解了，也就是说，它被当成了拥抱感性、拒斥理性、迎合身体、燃烧欲望、解放冲动的论说工具，而其中的批判意蕴被忽视和遗忘了。在这样的意义上，启蒙辩证法的发展向着经验、感性、冲动、欲望、情感获得至上地位与权威的方向进行着。启蒙辩证法的结局就是后现代主义的逻辑指向。这一理解的大面积传播得到认同，成了开启中国虚无主义的一颗重要理论种子。 真正合理的启蒙的标志如下。 第一，勇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 第二，合理的启蒙不是走向极端与偏执，而是力主和解。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推崇的启蒙是在同一性之下凸显差异的存在的，在众多他者之间建立一种互不妨碍的和解。 第三，对于尼采而言，启蒙的彻底化能接受的底线是，彻底的启蒙仅仅是对极少数未来哲学家而言的，而辩证的启蒙才是针对所有人的。尼采明确把人分为三个层次：创造者、解释者兼组织者、大量的执行者。 总之，完全消解同一性，完全解构形而上学，把差异无限推广到结构普遍规则、一致性的程度，引发一种什么也不值得信奉的虚无主义局面，是一种对启蒙的极端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不需要这种极端化、彻底的启蒙，它需要的是一种合理的、辩证的启蒙。这种辩证的启蒙首先指向的是指主体的自主性，以及主体的高度自觉，以至于行为的道德、法律、社会合理性都不成问题了。 “辩证法”在这里具有两种含义： 其一，通过自身的不断否定不断地达求自主性的目标，每一次否定都是走向更高的理性反思、调整自身进入更高阶段的中介。 其二，走向与他者的和谐共处。通过揭穿自主性的欺骗性而迈入与他者的共处一体之中。 《启蒙辩证法》的启蒙反思是标准的以自我为反思对象的真正启蒙。它象征着典型的、真正的启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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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看来，霍克海默、阿多诺与尼采一样，“是主张合理化启蒙的。真实的尼采跟他们一样，对启蒙的解释力图与反启蒙区别开来，也与极致化启蒙区别开来，力图展示和回归一种真正的、合理的启蒙”。

这不就是当今一些后现代升级版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真实写照吗？再这样下去，我们远超日本的“楢山节考”，什么基本道德伦理都不需要考虑，只要满足自己的自由文艺浪漫风尚即可：“奥德修斯的虚无主义是对生命的杀戮（后来法西斯主义对犹太人的杀戮与之一脉相承）。不仅仅是对觊觎他的王权、土地、财富、王后的那些人的杀戮，在《奥德赛》中获得了显明的合法性，以返乡为目的对具有迷人歌声的塞壬、独眼巨人、卡吕普索的工具性利用也同样如此。这种工具性利用，俨然比现在的精致利己主义还要严重。因为它无视生命，无视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对其返乡目的构成阻碍、威胁甚至不予支持的那些个体，不但没有基本的尊重，不惜牺牲，甚至还要有意识地铲除和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