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

《被驯服的森林：在杉木的纹理中窥见文明的演化逻辑》 当我翻开这本由孟一衡（Ian M. Miller）所著的《杉木与帝国》时，窗外正有一棵不知名的树木在风中摇曳，它的叶片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绿意。这种日常的景象往往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然界是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静谧而永恒的背景。然而，这本书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这层表象，向我展示了森林并非仅仅是自然的造物，更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极其活跃、甚至可以说被深度“驯化”的参与者。阅读的过程，恰似在显微镜下观察切片，那些原本被视为静止的树木，竟然在宋元明时期的漫长岁月中，随着帝国的脉搏一同呼吸、生长、被砍伐、再重生。作者并没有沉溺于枯燥的数据堆砌，而是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一个资源看似有限的封闭生态系统中，一个庞大的文明体是如何通过某种近乎生物进化般的适应机制，解决了木材危机，并以此支撑起其辉煌的上层建筑？ 绿色的演化：从掠夺到管理的适应性突变 在自然界的演化史中，物种为了生存会不断调整自身的形态与习性；而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史中，制度的演变往往也遵循着类似的逻辑。书中最为引人入胜的论点之一，便是对“森林革命”的剖析。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接受一种线性的、悲观的叙事——即人类文明的扩张必然伴随着森林的毁灭，正如伊懋可（Mark Elvin）在《大象的退却》中所描绘的那样，环境在不可逆转地恶化。但孟一衡通过对大量契约、家谱等微观史料的考证，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图景：在华南地区，森林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一种“功能性突变”。 读到此处，我不禁为这种精妙的社会适应机制感到惊叹。面对木材的极度短缺，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演化出了一套极其复杂的林业管理制度。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植树造林，而是一种高度成熟的商品化运作。人们开始像种植庄稼一样种植杉木，甚至发展出了跨区域的木材交易市场、复杂的产权制度以及长周期的资本投入模式。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与生物界中某些物种从野生状态走向家畜化的过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杉木不再是荒野中自由生长的植物，它们变成了帝国经济机体中的一个个细胞，被精准地输送到需要它们的血管——无论是建造紫禁城的宫殿，还是打造下西洋的宝船。 帝国的养分：木材流动的社会生态学 如果我们把帝国比作一个巨大的生物体，那么木材就是维持其骨骼强健的钙质。作者在书中花费了大量笔墨去追踪这些巨木的流动轨迹，这种视角的转换令人耳目一新。通常我们关注历史，目光总是聚焦在帝王将相或战争条约上，却很少去追问：那些宏伟建筑的原料究竟来自何方？ 书中对于木材供应链的复原，让我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这不仅仅是树木的物理位移，更是社会关系的重组。从贵州深山的伐木工，到穿梭于江河的排工，再到江南的木材商人，无数个体的命运被这一根根杉木串联起来。这种跨领域的视角——将环境史与社会经济史完美融合——揭示了环境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它反过来也在塑造着社会的结构。例如，为了适应木材运输的需求，水利设施被改造，市镇因木材集散而兴起。这种相互作用让我联想到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传导效应，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在顶端引发巨大的震荡。 挑战“大分流”：环境史视野下的重新审视 在阅读的后半程，作者将视野拉高到了全球史的高度，试图回应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或是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这部分内容的思辨性极强，读起来颇为烧脑，却也极具启发性。孟一衡认为，中国在早期近代所展现出的这种“森林革命”，实际上证明了其内部存在着强大的自我革新与资源调配能力。 这种观点是对传统“停滞论”的有力反驳。它提醒我们，在评价一个文明的兴衰时，不能仅看其是否产生了蒸汽机，更要看其如何在其既有的资源约束下，通过制度创新来维持系统的运转。这种对“内卷化”的另一种解读——即在有限空间内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效率最大化——虽然最终未能导向工业革命，但其本身的复杂性与有效性不容小觑。这让我陷入沉思：也许历史的演化并没有单一的方向，不同的环境压力筛选出了不同的生存策略，而杉木林，正是中华文明在那个特定时代筛选出的最优解之一。 合上书页，窗外的树木依旧静默，但在我眼中，它们已不再仅仅是植物。这本书以一种冷静、客观却又充满洞察力的笔触，为我们重构了那段被遗忘的绿色历史。它不是一本枯燥的学术报告，而是一部关于生存、适应与演化的宏大叙事。对于那些不满足于表层历史故事，渴望探究文明底层逻辑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样本。它教会我们用一种更长远、更系统的眼光去审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毕竟，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人类与森林的博弈，从未停止，也远未结束。

读了纸板，发现了电子版，也读了国内的大明神木，产生了很多感受，其实人类在生态系统之中影响演化的力量，即使在没有太多科技手段，改变自然循环状态的情况下，也是使得生物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最为典型的巨大生物体不断的减少和灭绝，不仅仅是动物植物也是如此，在大洋航行之前陆地上猛兽灭绝了很多，而且各种高大的树木也是如此，因为动物本身生长周期比较长，一旦种群规模下降之后，就会逐渐灭绝，在孤立的岛屿之中，如马达加斯加岛上巨大的鸟类，已经灭绝，但是还存在着若干鸟蛋的壳，巨木则是平均寿命可以达到数千年，而且会以成林的方式存在着，一旦被砍伐之后，似乎恢复起来几乎不大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人类的寿命大多短于巨型生物的寿命，对于灭绝的感受不是那么真切，但是每个民族似乎都存在着巨兽的传说，当然其中的真实性不完全确定，但是曾经存在着还是事实。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存在着很多知名的建筑，而我们使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木头，到了故宫看到了大梁的建筑发现木材占据主导，当然一方面取材容易，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需要不断的维护，在我们国土之中超过千年的木质建筑还是非常稀少，或者毁于战火或者毁于自然灾害，可能也是我们失去了过去的留存。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何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历史上植树造林似乎还是不多的，似乎只有不断破坏，但是在南宋开始就开始有了树木的种植，还是让自己非常吃惊的，森林的种植在宋元时代可能不知道生态价值，但是产生的经济价值还是非常明显的，可能唯一的就是我们传统的哲学是如何来理解短期和长期的受益。其实商品化往往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在我们国家真正减少了森林的消耗，使得森林覆盖率增加还是在两千年之后，一方面不在使用树木作为燃料，另外一个方面大量尽快木质纸浆和树木，因为国内已经产生了价格的益处效应，使得在两千年后，世界上大多数的森林增加都在中国，甚至引起了西方的羡慕嫉妒恨。对于我们来说发展工业也能够保持环境，还真是具有挑战性。

对于树，所有人都不会陌生，植树节也成了中国固定的节日。而我们能成长的过程中，树木成林也是耳熟能详，我们去玩儿的地方也是小树林。 但真要追究起来，关于林地的经济概念，我则是来自一本关于投资周期的书——《资本的秩序》（英文版书名《THE DAO OF CAPITALI》）。我当时对德国的林地经济模式深深折服。 没想到，新出现的《杉木与帝国》是专题研究中国森林革命的最新力作，甚至让我把宋的南迁杭州与罗马帝国裂变出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联系在了一起。这本书，大大颠覆了我对中国古代经济的既有认知。 中国的景观既不是全新的，也不是完全旧的。大约在1000年到1600年之间，中国南方的林地从一个包含人类的生物群落——一个由火耕流种和择伐改造而成的混交林——过渡到另一个具有更多人类影响的群落，即以杉木人工林为主的景观。 18世纪中叶之后，很明显，中国南方林地在1750—1980年之间经历了另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受到战争掠夺和激进社会政策的制约。但1980年以来的景观变化更像是回到了18世纪以前的形式，而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趋势的延续。这表明中国还没有完全走出它在宋朝进入的森林时代。 木材利用形式历经千年，其持续重要性表明，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对森林和林业的理解。即使像“森林”(forest )和“木材”(timber)这样的词语，也代表了行政管理上反映和改造生物生长模式的尝试。考虑到人类聚落对中国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强度，生物群落，即使被认为是野生的生物群落，也受到人类规则、规范和行为的制约。鉴于林业和农业产品在物质上的持续重要性，即使被认为属于人类的制度机构，也与它们赖以建立的生物群落密切相关。 在过去二十年，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国际化，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这样涌现出如此丰富的学术成果的地方。中国作为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档案记录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中文水平，就可以发掘人类与环境互动的深层历史，这是在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方都难以复制的。另一方面，矛盾的是，当代历史中急剧加速的环境变化，巩固了中国在新兴人类世(Anthropocene)叙事中的中心地位。今天即使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很快意识到，就像我2019年夏天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一样，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得惊人，又崭新得惊人的地方。关于中国近期的急剧转变，包括其深刻的环境转变，任何令人满意的历史叙述必须建立在理解其深厚历史的基础之上。 公元前5000年，亚洲象几乎分布在中国所有的森林，但是森林植被的消失迫使它们退却到今天西南部的几个避难地，紧邻缅甸和老挝的边境地带。伊懋可把这个过程叫作“大毁林”(Great Deforestation)。他的权威著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将野生大象数量的减少作为一项指标，证明中国环境史的决定性趋势。 在《杉木与帝国》一书中，米勒创新地使用当地和民间的新材料，分析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揭示了中国南方的森林历史，修正了伊懋可关于前现代中国持续毁林的叙事。通过这项工作，他认为在公元1000年到1600年之间，即伊懋可所说的“中世纪经济革命”所导致的森林危机期间，以及从17世纪开始的另一场全面爆发的森林危机期间，在中国南方地区主导的趋势其实是造林(afforestation)。米勒揭示，这一时期更应称之为“大造林”(Great Reforestation)，而非伊懋可所言的“大毁林”。 公元1000年至1600年之间，中国南方地区通过种植杉木和其他经济林木，实现了重新造林。不仅如此，米勒还认为这几个世纪里中国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森林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传播到世界，堪称现代林业制度的先驱。《杉木与帝国》不仅颠覆了我们把中国历史看作森林锐减的故事的认知，它还表明，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管理具有惊人的创新史。 这个故事始于南宋初年（1127—1179）税收政策上一个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变化：原本只对农业土地征税的政府，开始对山林土地征税。国家通过使用差役，从采伐公有林转变为对木材工人强制性征收银税，而这些工人必须在私人木材市场挣取工钱来交税。他认为，这是从天然林过渡到人工林的清晰证据，这一变化意味着公有林对木材市场和其他资源采集的开放程度要低得多。徽州是这场变革的中心，米勒利用徽州的林契和租佃合同，揭示了人工林地及其成长周期长的树木作为私有财产，在这几个世纪里是如何以复杂的方式发展的。他论证了国家如何通过对一部分流通到市场的私人木材供给征税，实现间接管理人工林，以此代替国家主导的木材行业。 这个新的森林群落唯一难以胜任的就是明朝时期帝国首都北京的建设，它需要巨大的原始木材，而这些原始木材只有在长江峡谷的深处才能找到。 这一体系及其造就的约2000万英亩人工林地，在17、18、19世纪解体和消失，而此时欧洲国家、日本、美国正在发展现代的、国家的林业管理机构。中国19世纪的森林危机是可怕的，没有林业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一种保护失败。 在过去千年的中世纪，中国远非唯一面临木材需求高峰或经历森林治理革命的早期近代帝国。中国在11世纪木材危机期间的状况，包括城市化、军事竞争和海外扩张，与1500年左右欧洲的状况惊人相似。为了应对木材短缺，无论是真实的或感知到的，许多欧洲国家也加强了对森林的监管，在此过程中创造了新的环境治理形式及其专门知识。反过来，欧洲的经验又是我们认识现代林业、官僚体制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核心。 “forest”（森林）一词，以及与它具有亲缘的forst、forêt 和foresta ，都源于贵族或城市庄园控制的森林管辖区的行政术语，其中有些地方甚至并没有特别茂盛的树木。 在北欧和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宫廷只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才调查其王室领地以外的森林。正是这种监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森林调查的扩大，使行政术语“森林”(forest)几乎变成了描述性术语“林地”(woodland)的同义词。 从莱茵河开始，木材采伐的边界沿着波罗的海向北和向东移动，然后向西到达美洲，最后达到非洲和亚洲。但是，无论他们代表的是科学团体、官方垄断企业，还是私人利益集团，欧洲的调查员都在寻找同样的东西——木材，以便替代更熟悉的国内供给。在此过程中，从挪威云杉(Norway spruce)到里加冷杉(Riga fir)、美洲白皮松(American white pine)和印度柚木(Indian teak)，他们把一系列树种分类并转化为商品。欧洲人，尤其是受过训练的德国和法国林务员、苏格兰外科医生和博物学家，在林业、植物学和环境科学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插图]英国植物学家甚至将中国南方主要的造林树种以苏格兰外科医生詹姆斯·康宁汉(James Cunningham)的名字命名，他于1702年将第一批标本从浙江送回国。他们提出的术语、概念和原则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剥离过去两百年的发展，回到公元1800年前欧洲的森林监管，中国的经验看起来就不那么陌生了。 当欧洲国家扩大官僚机构来监管国内森林并在海外进行殖民以扩张木材供给时，中国基本上没有这么做。但是，官僚林业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完全放弃了对森林的监管。相反，管理者通过土地税收、劳动力和商业等多方面的监督来监管森林。他们在12世纪就开始调查森林，比欧洲类似的调查早了500年。他们对市场上的木材运输进行征税和管控。在14世纪，他们将“山”统一为应纳税森林的官方用语。 虽然几乎没有官僚式的森林管理，中国多功能的财政政策仍然使木材和其他林产品贸易产生了惊人的生产力。通过实践和偶然性事件，行政管理改革促进了专有的土地所有权，规范了木材的等级和价格，取消了卑微的伐木徭役，使农民能够自由地在商业劳动力市场上从事工作。虽然这都依托于非常不同的规则和制度，但他们可能已经建立了欧洲思想家所称道的“自由市场”——一个由独立木商竞相满足广泛需求的竞技场。官员干预这个市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偶尔也会用严厉的规则和过度的压榨扭曲市场，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监管控制在最低限度，并逐渐将税率降至象征性的水平。在这些条件下，木材生产暴增。公元1200—1600年间，杉木人工林面积和长江地区的木材贸易量都增长了许多倍，这几乎完全是由私人伐木工、林农和木商自发实现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然涌现的木材市场看似惊人的现代。正如周绍明所指出的，森林所有者形成了复杂的机制来划分风险和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木材期货市场。 中国的森林体系是创新的，它对国外尤其是朝鲜和日本，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力。鉴于日本在其他许多制度上都采用了中国的模式，因而在林业方面也可能同样如此。朝鲜和日本都使用中文词语“山”（朝鲜语：san，日语：san/sen/yama）来表示其行政上管理的森林。 尽管与众所周知的欧洲经验，甚至日本传统有很大不同，但中国有一个有效的森林监管体系，提供了大量商业木材产品，防止了灾难性的退化，这一体系提供了超过六个世纪的制度和环境变化的充分证据。 作者自南宋开始，延申到元、明，涉及到了建都和郑和的造船业，这都需要大量木材，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迥异的中国。

流动的森林：一个会计写的环境史学 《流动的森林》，由北大金融统计学毕业，留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萌所著，基本上延续了她的导师孟一衡《杉木与帝国》的思路，肯定中国在宋代林业革命后的制度创新，起到生态灾难的延缓作用，更聚焦在清代在金融上的创制，其中林地的私有化，可分割流通的股权期货交易和牙行的作用，很有意思。 学金融会计的当然是人才，前一个这样的人才是《会计刺客》里的主演大本，自闭症冷酷杀手，兼会计强迫症，用专业计算主持人间公道。 写《左道》的万志英，写《杉木与帝国》的孟一衡，全是张萌的导师，据说他们有一个学术小组，“在小组会议上，预设被质疑，假设被推翻，假想的历史成为趣谈，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必须相互理解”，原来现在学术创作也是我们广告人那样teamwork了！普通个体，单打独斗，是根本不可能的，跟随导师的思路做点补充工作比较切实。 纯粹学术书籍，毫无阅读趣味可言，我粗略浏览还是有几个知识点颇感兴趣，说明我真是纯粹求知欲旺盛了。 1、作者澄清了一个我也一样关心的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并非现代经济上的所有权，而只是说明无主，待开发。唐宋变革后的大趋势是土地私有化，山林也不例外。谁开垦谁就拥有所有权。那些所谓公山，会变成寸木不生的童山，官员鼓励私有化。 2、作者毕竟是北大金融学的，特别擅长计算。她发现木材尺寸与价值之间有一套“龙泉码”，凸函数算法，乃明末江西进士之女郭明珠设计。 3、因为大运河漕运水手工资低，所以允许官员水手，夹带私货，沿途贸易！这就是青帮走私的起源。 4、赣江木排上可住100多人，搭板棚，养猪养鸡种菜。扎木牌需要特别的竹篾匠人。我正好在读《即将逝去的生活》浙江百工就有篾匠。关于走私和放牌，没有细节，要是写成马伯庸《长安的荔枝》那种漕运故事会很有意思。 5、明代开始牙行制度，有牙牌才能贸易，私牙叫经纪。类似买办或批发代理商，又作为信息与金融，将资本引入生产，控制木材种植业。 6、作者书中的杭州木材市场和运河，来自1918年《甘博摄影集》正好我看过，并关注过木材运输问题。 7、集体纳捐和市场准入。一方面，牙行牙牌控制市场准入，商人大发垄断财，另一方面，猪养肥了可以杀了，财政亏空要这些商人来填！这让我想起徽商胡雪岩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事，后来成为官府的提款机而财空人亡，这是杭州马的前车之鉴。 中世纪欧洲的行会性质的公司也是如此，比如东印度公司。但中国的行会，最终还得看政府脸色。 8、作者做了一些木材产量的估算，认为皇木7000根，相比18世纪运往南京每年500万根，不值一提。皇木不是问题，这我是认同的，想想就是。另外作者还做了南方木税阙关，杭州城内木商的统计，对诉讼案件分析，甚至对一个徽商詹鸣铎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小史》做了引用，但可读性不强。 后话： 不好意思，这本书还没上微信读书，我却读完了，无处安放我的评论，借她导师的书评宝地先搁一搁。

一般般，不太好看。中国宋以来就有人工林了，确实出乎意料。不用工钱的徭役加上不需要钱的树木，再多的原生林也不够嚯嚯的，元明森林徭役伐木破坏最厉害，清时应该没怎么大兴土木，主要人口暴增，美洲作物抢占了高地林木的空间。

非常好的一部作品，通过独特的视角进行不同时期的社会分析，这对我们从枯燥的历史叙述中看待历史的发展着实有趣。军事，经济，民生等领域都离不开木材这一基本产业资源。陈从周的《品园》也能感受到，中国几千年来园林建筑这一独特的文人生活方式其中木材的精雕细琢也是比比皆是，2025年好书推荐👍

从制度变迁与财税调整的视角切入，本书试图探寻中国森林政策中的“现代性”特质。然而通读正文后不难发现，其论述重心大多仍落在制度演进与税务改革之上。虽然作者强调了木材市场监管在长时段上的连续性，但围绕林业构建的各项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似乎呈现出较强的随机性，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政策路径。历朝对林业的管控，更多是出于军事、营建或财政等具体的功能性诉求，而非真正聚焦于森林生态系统本身。此外，西南山区木材供给的显著衰减，也暴露出保护性开源并非官僚体系的核心关切；供应端的变革实际上仅局限于东南数省的商业木材领域，且基本由民间力量自发推动完成。那么，若要论证中国森林管理“早熟而奇特”，仅凭南方局部省份的森林结构重组与木材供应状况作为事实依据，是否足以支撑这一宏大判断？这一时期的森林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真正的生态学意义？对此，我仍存有不少疑问。

《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美国】孟一衡 著，书的细节，也就是材料上用的好，以小见大，但是又过分放大了局部，并且最后以偏概全，认为这一小点就是引起社会崩溃的原因。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所有的景象都是倒塌，你还分的清谁是最先的缘起吗？

这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古代的林业制度或者说在植树造林上所作的尝试，这有其成功和先进的地方。一方面原始森林不断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人们（主要还是民间）不断出于各种功能性需求建造人工林，杉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它长得快，能够提供木材以备使用。 归根结底，“中国大象的退却是过去千年里这种真实而深刻的环境变化的结果，中国失去了众多的原始森林及赖其生存的生物。从生态学角度看，由“大造林”形成的人工林生物群落，与消失的原始森林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大象的退却》中，将千年来中国森林的变迁称为‘大毁林’。《杉木与帝国》，虽然没有否认中国历史上森林衰退的长期趋势，但颠覆了过去人们对中国森林变迁的认知。它告诉我们，早期近代中国南方曾经发生过‘大造林’，不仅维持了宋代以降中国持续增长的木材需求，还保持了中国南方的森林景观，形成了一套独立于欧洲近现代林业的制度体系，堪称现代林业制度的先驱，至今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