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与他的时代（历史学堂）

芝加哥的所谓新马克思理论与日本考据学传统结合的一个优秀范例，从书中很容易读出Harootunian、查克拉巴蒂、普殊同等芝加哥大学学者的影响。作者用翔实的考证作为血肉填充了这几人的理论骨架，同时又做到了日本史学家极少能做到的-较为娴熟且不令人生厌地使用理论提纲挈领。总体上来看是一本优秀的、值得一读的作品（虽然在口吃和短歌的两节上对后殖民主义批判有入戏太深之嫌）。 对本书的疑问主要有两点： 一：从历史学和理论出发 我们固然不能把时间作为线性的均质进化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早期社会主义者只是日本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之前的不成熟阶段，但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又何以成为我们现在的解药呢？幸德秋水与大杉荣固然对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其独异的批判，但是假设回到Harootunian的看法，假设借助传统超克现代性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传统在被现代性制造，幸德与大杉的理论又是否能免俗呢？假设资本主义时间是不均质的，前智有可能胜过后智，那么为何不回到水户学、公羊经学、甚至远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学问宗教呢？幸德等人的思想和以上的思想资源区别何在？ 二：从社会主义者角度出发 纵然马尔托夫、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与列宁分道扬镳者对列宁有多少正确的批判，十月革命由布尔什维克党主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列宁指导建立；同理，不管幸德和大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批判多么鞭辟入里，成立日共的还是荒畑寒村等科学社会主义者们。怎么说是轻易的，怎么做是艰难的；当有一个靶子时你可以任意开枪击中它，但是竖起一个靶子恰恰是最难的事情。 批判或许是有价值的，但是批判如果不能带来对“怎么办”的回答，那么本书的意义也只能停留在Arif Dirik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意义的尴尬回答上：“作为一个批判的原点。”而历史的终结后最可悲的恰恰是批判的原点太多，竖起靶子的人太少。

回到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史，“退一步海阔天空”。比我想象中有意思很多。作者的意思是运用后马（对马进行内部批判）的资源，从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不均衡多样性发展这一空间维度而非时间性的阶段论出发，在丧失了标准答案的今天，重新阐释早期“不成熟”社会主义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当下的批判激活想象力。当然实际上作者这“后退一步”首先激活的是对明治末年以来相关历史和思想的理解（也可以看出这本书是论文的集合，前面解释方法论时候的重复尤为明显，后面第四章开始分析大杉荣开始大量使用材料的时候渐入佳境）。具体比如第一章中对亚洲主义的“传教士”定位、平民社的“非战论”在天皇制国家对殖民地与国民的重新隶属与排除中才迎头遇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大逆事件”与安重根的勾连），第二三部更是涉及大杉荣对于自我/身体被权力规训维度的重视从而把主体理解为在抵抗中形成，幸德秋水和石川啄木文体选择背后的“时间政治化”问题，这些讨论更背后的是“国民国家”与线性时间观同构、“叙事性自我”等问题。但作者借助这一步重新打开的视角想要反过来支撑起早期社会主义的论述，尤其是体现全球性的不均衡的所谓资本主义地理学，其努力最终达成的效果则是见仁见智了。

最初了解到日本社会主义是在看金一南的《苦难辉煌》时，在那本书里金一南提到了北一辉这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鼻祖竟然是一名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对于北一辉的思想，我认为是把马克思看到狗肚子里去了。但是也因此，我对日本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兴趣于日本竟然也有社会主义者，却最终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有次在微读上偶然看见了这本《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于是饶有兴致地翻看起来。但是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并没有觉得这本书有什么诱人的或值得称道的地方。首先，作者自称用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实际情况是本书的内容和大卫·哈维的那一套不能说毫无联系，只能说毫不相干，只有在章节标题上用了些诸如“鸟瞰图”这类地理学表述，堪称“学术碰瓷”。其次，本书以“大衫荣与他的时代”为副标题。但大衫荣这一人物在全书的结构中并没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足以串联起整本书的解释逻辑。最后，本书观感之一大特点就是“模糊”。尽管作者在许多细小的地方做了严谨的考证。但是整本书并没有一个大架构来支撑历史叙事，而只是一些比较零碎的、细小的所谓历史的“还原”。看似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但我认为没有收到从总体上把握历史研究的效果。特别是有关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诞生环境、发展脉络、灭亡结局的科学分析十分薄弱。 但是，看完本书还是有一个收获，那就是对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事实上跟马克思主义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立足的现实基础导致其有多种思想来源，除了马克思主义还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同时，由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第二国际考茨基主义的影响，表现出议会斗争的倾向，反而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诉诸暴力。这种种表现出日本社会主义发展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脉络：例如无政府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彻底否定政治社会的。而对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就必然要重新发现并肯定政治社会的存在。这种肯定的极端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通过杂揉进种族主义的调味料，不仅给本民族的市民社会以“希望”的规定，还给其他民族的市民社会强加了一个“恐惧”的规定，并在此之上烧出了一个令法西斯统治阶级迷醉的国家的“天堂”，而这个“天堂”的美好遮蔽了社会主义本身给国家塑造的“地狱”。我认为这就是给人类带去二战灾难的意识形态基础。

北村语录 了解一下大杉荣，日本左派，无政府主义者。他死在了甘粕正彦手里，后者后来执掌满州映画株式会社（长影前身）直到战争结束。老教授认为：即便大杉荣活着，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最终结局也同样是虚无主义，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群魔》的三个代表人物别无二致。

从明治社会主义、大正无政府主义和昭和马克思主义中我们竟能如此提前地看到后来欧陆哲学明星的思想，譬如幸德的“新共性”和对移民社区的关注（马尔库塞、霍米巴巴）、平民社的把国民当做主体的“呼吁”（阿尔都塞）和“多的平民”（奈格里）、大杉荣的“肉”和“身体”（梅洛庞蒂）、石川三四郎的“土民生活”（海德格）、石川啄木的“短歌时间”（布洛赫的“痕迹”），很多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解决，今天看来一些最新的理论无非是一些强迫症式的重复； 总体而言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著作，但是在大杉荣和堺利彦的争论之中有明显地偏向大杉荣的倾向，可能是因为整本著作都是从大杉荣的视角延伸出去的； 总之向日本的同志们，向在大逆事件的隆冬中改变世界的先驱们致敬。亚洲主义者中的宫崎滔天深刻影响了孙文，李大钊直接受到幸德秋水的影响，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又在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陈独秀对山川均的背弃又撰文回应，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就算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也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