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写给年轻人的生命礼物：时间从来不语+ 日子不慌不忙（全2册）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读自己喜欢的书，读能让自己心情愉悦的书😄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 ▶︎《季羡林写给年轻人的生命礼物》一书通过多位文学大师的散文，围绕时间、亲情、友情、人生意义等主题展开，呈现了丰富的人物群像与深刻的生命哲思。

挺好看的散文集，各个回事都很深入生活，像鲁迅的三味书屋一样，值得阅读，

《季羡林写给年轻人的生命礼物：时间从来不语+日子不慌不忙》 时间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岁月从来不言 却见证了所有真心 火车风驰电掣，顷刻数里，一刻也不停。 而太阳也是一刻也不停，穷追不舍。 她仿佛是率领着白云、朝霞、沧海、苍穹， 仿佛率领着她那些如云的随从， 追赶着火车，追赶着车上的我， 过山，过水，过森林，过小村。 做真实的自己 辛稼轩的词：“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自然规律，用不着嗟叹。

2023年1月14日 星期六 祝福早安 天气阴雨 气温2℃ 《季羡林写给年轻人的生命礼物：时间从来不语+日子不慌不忙》 时间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岁月从来不言 却见证了所有真心 火车风驰电掣，顷刻数里，一刻也不停。 而太阳也是一刻也不停，穷追不舍。 她仿佛是率领着白云、朝霞、沧海、苍穹， 仿佛率领着她那些如云的随从， 追赶着火车，追赶着车上的我， 过山，过水，过森林，过小村。 做真实的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绝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绝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绝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绝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1995年3月18日 百年回眸 我们眼前正处在一个“世纪末”，甚至“千纪末”中。所谓“世纪”是人为地制造成的。如果没有耶稣，哪里来的什么公元；如果没有公元，又哪里来的什么世纪。这种人工制成的东西，不像年、月、日、时，春、夏、秋、冬这些大自然形成的东西，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对人类和世界万物有其必然的影响。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一想就能明白的。 可是人造的世纪，偏偏又回过头来对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影响。19世纪的“世纪末”中，欧洲思想界、文学艺术界所发生的颇为巨大的变动，是人所共知的。然而，迄今却还没有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 现在一个新的“世纪末”又来到了我们身边。在这个20世纪的“世纪末”中，全球政治方面的剧烈变动，实在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在哲学思想、文艺理论等方面的变动，也十分惊人。今天一个“主义”，明天一个“主义”，令人目不暇接，而所谓“信息爆炸”，更搅得天下不安。这些都是事实，至于它们与“世纪末”有否必然的联系，则是说不清楚的一个问题。 也有能完全说得清楚的就是，眼下全世界各国政府，以及一切懂得世纪和世纪末的意义的人士，无不纷纷回顾，回顾即将过去的20世纪，又纷纷瞻望，瞻望即将来临的21世纪。学术界也在忙着总结20世纪的成绩，预想下一个世纪的前景。几乎人人都在犯着神秘莫测的世纪病。 有人称我为“世纪老人”，我既感光荣，又感惶恐，因为，我自己还欠一把火，我只在20世纪生活了89年，还差11年才够得上一个世纪，但是，退一步想，我毕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百分之九十，虽不中，不远矣。回忆一个世纪的经历，我还算是有点资格的。因此，我不揣冒昧，就来一个“世纪回眸”，谈一谈我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亲身感受。 我一向有一个看法，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拼搏。人的降生，都是被动的，并非出于个人愿望。既然来到人间，就必须活下去。然而，活下去却并不容易，包括旧时代的皇帝在内，馅饼并不从天上自动掉到你的嘴里来，你必须去拼搏。这是一个人生存的首要任务。我从1911年起，就拼搏着前进，有时走阳关大道，有时走独木小桥。有时风和日丽，有时阴霾蔽天，拼呀拼，一直拼到今天，总算还活着，我的同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现在的情况可以拿一句旧诗来形象地描绘出来：“删繁就简三秋树。”我这一个叶片身边老叶片不多了，怎能没有凄清寂寞之感呢？ 再谈这一百年来我亲身经历的世界大事和国家大事。我经历过清朝帝国，虽然只有两个多月，毕竟还得算是清朝“遗小”。我经历过辛亥革命，经历过“洪宪称帝”，经历过军阀混战，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经历过日寇入侵，经历过抗日战争，其间我在欧洲住过十年，亲身经历了“二战”，又经历过解放战争，经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革开放以后，松了一口气，然而人已垂垂老矣。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科技的发展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极大的福利，无远弗届。这我们决不会忘记。然而跟着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灾害和弊端，举其荦荦大者，如环境污染，空气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出洞，人口爆炸，新疾病产生，淡水资源匮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面列举的弊端，都与工业生产有紧密联系，哪一个弊端不消除，也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现在，有识之士，奔走惊呼，各国政府也在努力设立专门机构，企图解决这些问题。“天之骄子”的人类何去何从？实在成了“世纪末”的一大问题。 再说到我自己。我从1911年就努力拼搏，拼搏了一生，好像是爬泰山南天门。我不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只是不得不爬而已。有如鲁迅《野草》中的那一位“过客”，只有努力向前。我想起了两句旧诗：“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哪得不回头？”我想把这诗改为：“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哪得肯回头？”我的“马前”当然指的是21世纪，“马后”就是即将过去的20世纪。“马后雪”，是可以肯定的。“马前桃花”，却只是我的希望。我真是万分虔诚地期望着，21世纪将会是桃花开满了普天之下，绚丽芬芳，香气直冲牛斗。 1998年10月15日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二十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是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了一笔清楚的账。 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有段时间，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绝不会是知识分子，只有像刘邦、朱元璋等这样一字不识的，不顾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胆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为开国的“英主”。否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什么单单推他当头儿？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们儿，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从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我还想进一步谈一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没几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绝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同“面子”一样，“骨气”这个词儿也是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要举实际例子的话，那就可以举出很多来。《三国演义》中的祢衡，就是这样一个人，结果被曹操假手黄祖给砍掉了脑袋瓜。近代有一个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外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只好钦赠美名“章疯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点面子。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在外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和中国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种姓，为首的是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最高种姓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封的。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实在出人意料。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却受到极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梵文只允许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级男士们说，妇女等低级人物只能说俗语。可是，每个剧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罗门，他们插科打诨，出尽洋相，他们只准说俗语，不许说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的地方。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识分子——的地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是这种人物。为什么中印都出现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我在上面写了我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写历史，连鉴往知今一类的想法我都没有。倘若有人要问：“现在怎样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变成历史，不在我写作范围之内，所以我不答复，如果有人愿意去推论，那就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干。 最后我还想再郑重强调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当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只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知识分子这个行当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1995年7月18日 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 吴继路同志写信给我，要我给《启明星》写一篇序。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推掉。但是看到附来的《启明星》的目录，按年龄顺序排列，我的名字赫然站在首位。在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我只好屈服了。不屈服又怎么能行呢？我拿起笔来。 我拿起笔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有人给我机会让我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我简直觉得是莫大的幸福。我也是有过少年时代的；但是，到了今天，再回忆起那个时代来，云烟渺茫，真是恍如隔世了。 当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少年特别幸福，特别可爱。有时候，反而有些愤愤不平之意，很想赶快长大成人，好同大人分庭抗礼。以后进入青年、中年。辛稼轩词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他这里说的“少年”，据我理解，实际上是指青年，甚至是中年的一部分。我在青年时期，愁滋味识得颇为充分。但我不赋新词，因而也不爱上层楼，只是觉得人生艰难而已。我对别的青年或中年，除了至亲好友之外，几乎是漠不关心的。然而时间只是流逝，一转瞬间，自己已经进入老境，再引辛稼轩的词：“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我的心情完全不同。中间也确实识尽了愁滋味，但那只是暂时的现象。到了今天，尘霾已息，朗日重明，我没有什么愁可说，也用不着说“天凉好个秋”。只是对于少年儿童，感情却越来越深，深的程度可以说是同年龄成正比。这一点，在我青少年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大概是，自己一进入老年，想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我从不叹老，也不嗟贫，认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自然规律，用不着嗟叹。不过自己毕竟有了一把子年纪，迟早会向地球告别的。但是地球绝不停止转动，人类也不会停止进步，光明就在前面，希望在于将来。二三十年以后，担负起伟大建设任务的不就是今天的少年吗？因此，年龄增加一岁，对青少年的感情就增加一分。这种心情，我不说，青少年是未必知道的。而且我这种心情，我相信，也有一定的代表性，绝不会为我一人所垄断。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能有一个机会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我认为是一种幸福，不是很自然的吗？ 人人都有一个少年时代。本书的作者们当然不会例外。这些作者，很多我都是认识的。尽管年龄还有一定的差距，各个人的少年时代也不会完全相同。但是根据年龄计算一下，我们都在旧社会生活过一段时间。旧社会的那种情况，旧社会的“愁滋味”，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尝过而且“识得”。这种滋味，今天的少年，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今天的少年有福了。你们是在蜜水中成长起来的。这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是，你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发育正常而健康，没有受过挫折或打击。坏的是，你们社会经历太少，对好多事物，无从比较，难以鉴别。本书中所收的文章，有的记述了作者童年时代的一些经历我相信，你们从中可以了解一些过去时代的情景，也许能间接识得一些旧时代的“愁滋味”。你们可以拿这些文章当作镜子，从中照见你们和我们的不同，过去和现在的不同。这会有利于扩大你们现在的远远超过我们当时水平的知识面，对社会认识更深刻，对生活体会更全面。当然，这些优美的散文也会给你们一些艺术享受。 你们听说过“代沟”这个名词吗？看样子，这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意思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我同你们从年龄上比起来，已经不是两代人，而可能是三代或者更多的代。我们之间有一条“沟”，这是很自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只有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之间难道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了吗？我认为，还是有的。我一生在教育界工作，天天同学生接触。我一向自认为是了解同学的。可是最近几年以来，我却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彼此互不了解，特别是我不了解学生。我常常以此为苦。但是我在这里想着重说一句：也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互不了解。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是心心相通的，比如爱国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我同别的人一样，也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我常常剖析自己，剖析自己的优缺点何在。我认为有一点是值得提出来的，就是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我头脑里有时候也有一些畅想曲。我曾幻想，有朝一日，如果在祖国与个人生命之间非有所抉择不行的话，我究竟选择什么？我的回答简单而又坚决：祖国。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分子也是热爱祖国，决不变节的。这当然都是瞎想，不过也略能表达我的心情。在这方面，我同许多大学生是有共同感情的。一提到振兴中华，他们就立刻来了劲。这不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 你们少年同学怎样呢？我没有同你们谈这个问题的机会，我不敢说。但是我坚决相信，你们也会同你们大学生哥哥姐姐是一样的。你们也热爱我们的祖国。这一点是环境决定的。中国过去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国家，我们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之所以有强烈的爱国心，其根源就在这里。你们当然没有识得旧社会那种愁，但是你们从家长、老师那里，从父辈、祖父辈那里，也会了解到，感觉到这一点的，所谓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者就是。你们从这一集子中的某一些文章中也能领会到这一点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会感到无限的欣慰。我在本文开始时，写出的那一句话，“有人给我机会让我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我简直觉得是莫大的幸福”，就不至于落空。 今天我们的祖国，在克服了灾难之后，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幸福，前途越来越光明。这一点，我们老年人感到了，你们少年同学们也不会感不到。现在我想改一改辛稼轩的词：“而今尝尽喜滋味，欲罢不能。欲罢不能，频说喜事千万重。” 1983年7月31日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利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很棒的休闲散文，触动人心的感情体会

听完又买了纸质书回来，再读一读，分享给小朋友看看

“我的丈夫死了，但是他爱的牵牛花不能死！”丈夫虽然走了，但是小花园还在，十分简陋的小房子还在。这小花园和小房子拴住了她那古老的回忆，长达半个世纪的甜蜜的回忆。这是他俩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为了忠诚于对丈夫的回忆，她不肯离开，不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