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常识(套装共3册)

2022年12月10日 星期六 祝福早安 天气晴朗 气温-2℃ 《世界文化常识》 19世纪和当代文学 但丁采用中世纪的世界观和宇宙观，而莎士比亚追随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秩序。歌德不做任何假定。他是一个很现代的人，他拼搏奋斗，让生活本身凝聚成艺术。他是一流的抒情诗人，他是《浮士德》的作者，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与我们紧密相连，等同于《神曲》与14世纪的人们之间的联系。 第三十四章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复兴 黎明尚在的时候是多么幸福啊！ 但复兴，是另一处天堂！ ——华兹华斯 1798年，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出版了《抒情歌谣集》，其中包括柯勒律治的《老水手》，这是他非常出彩的一部作品，还包括华兹华斯最好的诗歌《丁登寺》。这本书因其革新性被称为英国诗歌的转折点。浪漫的元素并不新鲜，一百年前德莱顿就很清晰地用作品说明了这一元素。真正新鲜的是，它带来了两位新诗人，两位非常伟大的诗人。 华兹华斯写了数不清的诗，其中许多作品看起来很蠢，可读性不强，而且最好的一部作品和神有关。他崇拜上帝和自然，他觉得星星和雏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崇高的复仇中，上帝、自然、星星或雏菊有时也会掌控他手中沙沙写着字的笔，意图把自己写进他的诗里。我们回忆一下他的几行诗，这也许能激发我们阅读的欲望。 在《孤独的割麦人》中： 《抒情歌谣集》插图 没有人能告诉我她唱些什么吗？ 也许是悲伤的音符在流动， 对于古老的、不幸的、遥远的事情， 很久以前就发生过战斗。 一首完美的十四行诗《作于加莱附近海滨》的开头： 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平静而自由， 圣洁的时间像修女一样安静， 静穆得让人屏息。 另外一首十四行诗《威斯敏斯特桥上》的第一行： 地球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公平。 选自《不朽颂》： 瀑布在陡峭的地方吹着喇叭； 我的痛苦将不再扰乱季节； 我听见声音回荡在群山之中， 风从睡眠地向我袭来。 华兹华斯 但是，仅仅引用这些诗中的一段是不公平的，爱默生认为华兹华斯的诗代表19世纪诗歌的高潮。华兹华斯的作品质量并不总是这么高，不过他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佳作写得很美。我们可以摒弃一些他欠佳的作品，这些作品确实可以忽略不计。他试图在诗歌中赋予人类、自然和社会的伟大计划从来都没有实现过。但在他的一些较短小的作品里，比如《迈克尔》，他就像彭斯和狄更斯一样，触及了普通人的命运和心灵承受的痛苦。他的自然的诗歌亲切又美妙，以至于后来那些离开英国乡村到荒蛮异域的诗人，每一位英国作家几乎都以散文或诗句的形式谈论自然，形成了所谓的华兹华斯派。 《抒情歌谣集》的作者之一华兹华斯旨在使平凡的东西变得不寻常，而柯勒律治则意图使不寻常的东西具有可信度。柯勒律治的意图在《老水手》中展示了一部分，这是一首神奇的民谣，之所以可信只是因为它具有魔力。它的结构和节奏以古老的英国民谣为基础，柯勒律治赋予了其奇妙的辞藻。 太阳的边缘低垂，星星奔涌而出： 黑暗忽然而至； 远在海面上的耳语， 唤醒了幽灵。 他在描绘奇妙意境方面颇有天赋，比如在《老水手》（他从未完成的神秘故事）中，或者在《忽必烈汗》梦境的片段里。 但是啊！浪漫的深渊倾斜着， 漫过雪松覆盖的绿山盘铺而下！ 一个野蛮的地方！神圣而迷人。 残月下的梦魇中， 女人为她魔鬼般的情人哭泣！ 柯勒律治是一位重要的文艺评论家。他教育并激励了同时代的人，是德英两国浪漫主义精神的重要联络人。他的《文学传记》内容丰富，不仅表达了柯勒律治的个人观点，而且概括了那个诗与哲学的时代。 与柯勒律治相比，沃尔特·司各特虽然才华不及他，但在新诗的普及化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世人欣赏他散文中的浪漫主义元素更甚于他诗歌里的叙述。不管他为什么写起了小说，或许因为拜伦的诗歌的日渐流行，或者小说比诗歌更赚钱，这都是文坛的幸事。他是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但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不过他有能力以押韵的形式写出朗朗上口的故事，大部分人都能读懂。对于这些人来说，柯勒律治和雪莱作品的美感一样曲高和寡，难以理解。他的《最后一个行吟诗人之歌》《玛米恩》《湖上夫人》大获成功，当很多诗人被忽视的时候，他依然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浪漫传奇大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学校里都读过《玛米恩》，我们依然记得这是我们阅读过的最简单真实的作品或者说杰作之一。这部作品的优点正在于此，轻松、清晰，故事没有中断，诗句虽然稍显单调，但并不影响作品的魅力。关于司各特的散文，我们将在下一章简述。 拜伦是司各特的继承者和竞争者，一夜之间饱受英国人的欢迎，也受到了欧洲人民的崇拜。他说，二十四岁时，随着《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前两章的出版，一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成名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是一部描述去非洲大陆冒险的诗歌，诗歌描绘的所见所闻壮观、别致、活泼。他的诗采用的是斯宾塞体，这一点显示了浪漫主义回归的迹象。拜伦的诗歌中带着一种速度和热情，不同于斯宾塞的庄重优雅。他对自己的作品满不在乎，自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写下一首诗。他的即兴创作信手拈来，作品质量常常好得令人咋舌。他对诗歌艺术的热爱远不及雪莱，他的成功在于他的精力、热情和机智。他曾在希腊独立战争中为希腊人而战，他愿意马革裹尸，这是他动荡的人生中的一个高潮。不幸的是，他在希腊死于发烧，年仅三十六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创作了大量的叙事诗、戏剧和抒情诗，比如《异教徒》《锡隆的囚徒》——仅仅是那些广受欢迎、百余年来仍有受众的作品名单就能填满一页纸——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几乎从来都无法撼动其作品的质量。他最后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唐璜》，他还没写完就去世了。这部作品包含了拜伦的各种思想，有许多对幽默、讽刺、人性、景物和哲学的描写，这些都曾被认为是阴郁的悲观主义，但我们可以相当愉快地忍受这一切，因为拜伦本人很喜欢。在所有英国诗人当中，拜伦在欧洲受到的赞誉最多，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而且有迹象表明，在过去五十年间，他在英国的声誉又提高了。 拜伦的巨大影响既直接又持久，部分原因是他的思想直截了当，或者说至少是易于掌握的，而且这些思想可以被迅速翻译成其他语言。他的力量与那个时代最脆弱的抒情诗人雪莱相比，是粗鲁和残忍的。谈论一位伟大的诗人比另一位更伟大很不合适。但是，承认他们的优点不同并不愚蠢。和拜伦一样，雪莱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属于那精神震荡的一部分——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几乎是徒劳的。来势汹汹的法国大革命被拿破仑主义耗尽或者说摧毁了，剩下的只有梦想。拜伦多少带有愤世嫉俗的嘲讽，他像他那个时代的记者和政治家一样，看穿了整个阴谋，并切实地为自由事业做出了牺牲。 雪莱梦见一个模糊的未来，人们在梦境中得到了自由。在雪莱去世五十年后，马修·阿诺德称他为“无能的天使”。他是如此，阿诺德本人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1914年以后的几年里痛苦地了解到的那样，所有的诗人和梦想家在现实世界中都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我们可能已经从历史资料中了解到了过去的故事，比如说大约公元33年发生的事。但诗歌超越了事实。最重要的是，雪莱是一个天使，一个像天使一样吟唱的人。他就像自己的云雀，他祈祷成为《西风颂》中的那把七弦琴。他的七弦琴上有一根松散的弦，幸运的是，他很少尝试去弹奏它。他像弥尔顿一样缺乏幽默感。他其余的琴弦很真实，不断地响动着。也许他在三十岁时溺水身亡的原因是，众神无法包容一个有着如此无穷无尽诗歌才能的年轻人。他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即人性的反叛）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即人类的解放），其中许多抒情片段可能会让读者阅读时忘记，雪莱充满激情的描述是有目的的，是前后一致的。而他的戏剧《钦契》则充满了优美的诗句，以至于淡化了戏剧性——这是唯一不如莎士比亚作品的地方。《阿童尼》是一首描述济慈之死的挽歌，然而这首诗并没有使济慈不朽，却使雪莱流芳千古。只有最伟大的诗人才写得出来这样的诗句： 生活就像一个五彩玻璃的圆屋顶， 玷污了永恒的白色光辉。 雪莱是空灵的、有远见的，尽管他对人性充满了怀有敌意的爱，却仍然星光熠熠。 济慈是属于大地的，是大地上最美丽的、色彩斑斓的和芬芳的存在，是当下的青春和永恒的青春。他唱着欢乐的歌： 美的东西是永远的欢乐—— 还有悲伤： 她与美丽相随——这份美丽即将凋零； 快乐也即将逝去。 他的手永远放在唇边轻轻说着再见。 《希腊古瓮颂》《秋颂》《夜莺颂》这三首完美的颂歌，让人难以相信出自一个在二十六岁时便去世的人之手，他竟然掌握了如此整齐的诗歌形式和具有修饰性的短语。诗歌和音乐属于年轻人，对于很多诗人和音乐家来说，当他们还是孩子时，他们已经做了许多奇妙的事情。济慈一夜成名。如果他还活着，他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我们不得而知，而未完成的《赫披里昂》可能仅仅暗示了他的天赋所在，但我们不需要为此而悲伤。他的诗不是幼稚的承诺，而是完美的成就。马修·阿诺德坚信，在英国诗人中，济慈一定是被铭记的一位。阿诺德的评论很简单：“没错，他堪与莎士比亚比肩。”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是那些大师的同辈，他在《希腊古瓮颂》中写了这样的颂词： 哦，文雅的形状！唯美的形态！ 渲染着大理石雕刻的男子和少女， 还有树枝，和践踏过的野草； 沉默的形体啊，你让我们失去了思考， 如永恒一般冰冷的牧歌！ 当这一代人年老时， 你依然如故；在其他悲哀中， 你会对后人说： “美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美。”仅此而已。你们知道的，也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一切。 济慈英年早逝。沃尔特·萨维奇·兰德，比济慈早出生了二十年，与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都生活在19世纪，年轻的诗人勃朗宁和史文朋都知道他，也很钦佩他。他把诗歌带到了另一个时代，他属于两个时代，因为他并不像华兹华斯那样在年迈时衰落，而是终其一生都作为诗人而存在，一直那么活跃和耀眼。《假想对话录》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当然，这本书应该受到更多人喜欢，它以诗歌的方式呈现，描述了历史和传奇人物之间的戏剧性对话，其中包含各个时代智慧的精髓。兰德是好战和暴力的，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他被卷入了欧洲的大动乱中，这一场动乱始于法国大革命，并没有随着拿破仑的垮台而结束。的确，除了拜伦，兰德在政事上比其他诗人都更活跃，他在西班牙成立并领导了一个组织来反对拿破仑。但他的诗歌平静而纯洁，带有一种从希腊人那里学到的奥林匹克尊严。在他引以为傲的四行诗《写在七十五岁生日之时》中，还原了那个风雨交加的时期： 我不与任何人争，因为没有人值得。 我最爱自然，然后爱艺术； 我在升腾的火焰前温暖着双手， 火焰沉寂，我准备离开。 第三十五章　19世纪的英国小说 人的生活不是小说的主题，而是被选主题中取之不尽的材料。它们有很多个名字，每一个新的主题，真正的艺术家都会改变自己的方法及切入点。 ——斯蒂文森 英国小说是一个整体，也可以说是一个群体，因为作家们能够娴熟有力地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汲取灵感，所以它也是很引人注目的。19世纪，英国创作了各式各样的小说，不同类型的小说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相互排斥。司各特和简·奥斯汀生活在同一时期；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和亨利·詹姆斯是朋友。菲尔丁之后的英国小说一度衰落，但还是有许多人去尝试写作小说，取得了些许成功。随后，1814年司各特出版了《威弗利》，这是他的长篇小说系列中的第一部，它开启了英国小说的新篇章，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数百万读者。对于从未到过苏格兰的人来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出生在苏格兰的人来说，那个国家就是沃尔特·司各特的故乡。 他熟悉且热爱故事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他的视野不仅在于故事华丽的外表，而且在于故事扎根发芽的岩石和土壤。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为他的小说提供了素材：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和传统的英雄形象。此外，他对平凡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笔下的玛丽·斯图亚特女王远没有普通女孩那么精彩，比如《密得洛西恩监狱》中的艾菲和珍妮·迪恩斯。而在《待嫁的新娘》中，我们不仅记得高调的雷文斯伍德，也记得老迦勒·鲍德温。司各特学识渊博，创作极其丰富，虽然有时仓促粗心，但总是精力充沛，即使在他生病或者过度劳累的时候。他生来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故事中的情节和风格全凭他的自由发挥。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尽管这种评论偏离了我们的目的），他欠了出版商的钱，而在法律方面这本是可以避免的，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偿还了。但他从未使读者厌烦，不管是无忧无虑的小孩，还是成年的读者，他们若带着一些批判性的质疑，可以试着去阅读威弗利系列小说：《盖伊·曼纳令》《罗布·罗伊》《艾凡赫》《护身符》《昆丁·达沃德》。这些小说开门见山的主题，打开了记忆和想象之门。 司各特生活在小说和诗歌处于浪漫主义盛行的大世界，而从他个人的生活来看，他还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并享有名誉、声望及财富，被封为“一个不靠谱的爵士”。 简·奥斯丁是司各特同时代的小说界最伟大的一位作家，她是一个内向、羞怯、默默无闻的女人，住在远离喧嚣的地方，她的作品直到她去世之后才广为人知。司各特读过她的小说，对她的赞美是毋庸置疑的：“那位年轻的女士有一种描绘平凡生活中的情感和品格的天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与众不同的。我可以像任何人一样，做好自己，但是，从描述和情感的真实性来看，我并不喜欢那种使平凡事物和人物变得有趣的细腻手法。” 司各特 简·奥斯丁写了六部小说：《诺桑觉寺》《劝导》《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花园》和《爱玛》。每一部都很完美，对于一个喜欢她拐弯抹角的嘲讽方式及她对性格的简单微妙的分析的人来说，实在是无法做出选择。她的小说没有英雄人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诺桑觉寺》是一部温和的讽刺小说，它讲述了幽灵城堡的神秘故事。在她所有的小说中，她笔下年轻人的爱情虽然庄严神圣，但还是被幽默所征服，达到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感情层面。她是描述无足轻重的中产阶级的小说的奠基人。她的文风轻松自如，很好地诠释了德·昆西的言论，我们应该多读读这位文雅的贵妇人的作品，她的作品未被世俗的俚语和陈词滥调所腐蚀。 大约在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和司各特的《威弗利》出版时，狄更斯诞生了。在所有继司各特之后的英国小说家中，他是最受爱戴的一位。二十五岁时，他凭借《匹克威克外传》一跃成名，这部小说包含了他后来小说中的所有元素——滑稽荒唐的故事、动物的精神、感染力与行为意识。他博得了公众的好感，也使批评家们哑口无言。他写了一部又一部小说，创造出许多怪诞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至今仍然栩栩如生。他以杂乱无章的情节以及冗长的篇章将读者牢牢抓住。狄更斯天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有他对它的滥用才会最终耗尽它。 狄更斯热爱生活，喜欢写作（为了打发时间，他写了很多私密的书信）。他非常喜欢他笔下的人物，且很信任他们。他们是一个庞大而人口众多的集体，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都很熟悉他们。但是，年轻一代知道他们（韦勒、佩克斯尼夫、斯诺德格拉斯、邦布尔、斯威夫勒、佩格蒂、波德斯纳普、卡特尔、赛克斯、南希、内尔、艾米莉以及所有其他人）吗？ 据说狄更斯的肖像画廊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贵族画像，比如司各特、莎士比亚和萨克雷作品中的贵族。他对上层社会的了解是有限的。他的世界是普通人和只存在于人脑中浪漫宇宙的混合体。他最好的小说是《大卫·科波菲尔》，其中包含了他所有的优点和大部分缺点，真实性与戏剧性、真正的悲情和感伤、漂亮的文风和如同暴风骤雨般的景象。通过这一切的驱使，即使他处于最脆弱的低谷，其源源不断的写作兴致也不会长时间地低落。他对我们情绪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只需一页纸，他就能让你捧腹大笑，而接下来的一页，他又可以用真诚打动你的内心，让你眼眶湿润。狄更斯的小说有暗黑，亦有温情。暗黑的一面是恶棍中的恶魔，总是以恶报怨；而温情的一面则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和一个勇敢的年轻人，他们享受着尘世的繁华，一同走向美好的结局，或者一种宁静而悲悯的死亡。因此，他虽然热情地讲述了这些可怕的谋杀和流氓行为，但不妨碍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这样评价他：“我很感谢《大卫·科波菲尔》的作者，感谢他那纯洁的文字给我的孩子带来欢笑。” 狄更斯 另一位小说家是萨克雷。萨克雷的早期作品包括喜剧、小品和讽刺诗歌，其内容非常精彩。如今我们铭记萨克雷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了解。《名利场》使他名垂千古，令人难忘。这是一部被他称为“没有主角”的小说，然而其中还是有一位女主角的，名叫蓓基·夏普。 萨克雷笔下“完美无瑕”的女人很没意思，他作品中不够完美的女人反而很有吸引力（尽管萨克雷对其笔下的女人向来很温柔）。蓓基·夏普如此，《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中那个任性、被宠坏的女孩碧爱崔丽克斯亦如此。萨克雷对过去戏剧浪漫史的感受和司各特一样深刻。在《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上，他不仅构思了激动人心的情节，而且赋予了那个时代智慧的基调。在《潘登尼斯》和《纽可谟一家》中，他用饱经世事的眼光看待他身处的那个社会。萨克雷对人生喜剧的看法比简·奥斯丁更为全面。这些故事以一种悠闲随意的方式展开，如同生活本身，只有当萨克雷用道德评论去打断事件的进程时，人们才会打破这种幻觉，认为事情本质上就是这样的。萨克雷很会描绘年轻人，比如亚瑟·潘登尼斯和克莱夫·纽可漠，他对他们有一种慈父般的关爱。他笔下的老年人更好：潘登尼斯少校，见过世面的好人，萨克雷可能在伦敦的某个俱乐部里遇到过他；纽可漠上校，一个很好的老绅士，也许是太过纯真，尘世间很难遇到，但他否定了曾一度风行的说法——萨克雷玩世不恭。 萨克雷完全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坐在一把舒适的扶手椅上，赞赏人性，并对它一笑了之。萨克雷的天赋和菲尔丁一样，结合了散文作家和说书人的优点。他的短篇小说写得很好，虽然会出现一些常见的错误。在对情节和人物性格的熟练掌控方面，他是一位大师。我们不妨列举几个他笔下的精彩情节，比如艾斯芒德将剑折断，发誓要放弃他与生俱来的权利；罗登·克劳利打垮了浪子史丹利。 对英国小说有突出贡献的作家中有几位杰出的女性，简·奥斯丁是她们中最年长的一位，或者可以称其为未婚的阿姨。女性是否在其他艺术形式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无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她们在小说上的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真的需要解释，其实是很好解释的。小说的基础是人物的性格特征，有智慧的女人和男人一样能理解其含义。 此外，语言的运用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她们和小孩说话时传授语言；她们口齿伶俐、思维清晰是尽人皆知的。在这个时代，我们将女性视为文学艺术家。对于一部新的小说，我们并不因其是否由女性所写而去质问一些宽泛的问题，但若是由梅·辛克莱、伊迪丝·沃顿或者格特鲁德·阿瑟顿写的，我们也许会去质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在我们祖父那个时代，女性会比现在受到更多的限制。尽管在简·奥斯丁之前就有其他女性写作并出版过书籍，但她以匿名方式出版小说的原因不同于司各特，而且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谦虚。夏洛蒂·勃朗特、艾米丽·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三姐妹的情况也是如此，她们以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为笔名出版了她们的小说。艾米丽和夏洛蒂都是极具天赋的女性，尽管她们在施展天赋的过程中一直遭受挫折，但她们至少留下了一篇佳作。比如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呼啸山庄》是一部感情色彩极为强烈的作品，它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任何小说，给人一种沉闷阴郁的感觉，而且它情节中描绘的孤寂，与它在英国小说中一样孤独。《简·爱》也很有独创性，似乎与任何一位前辈的作品都没有关系，它是对传统女英雄的一种排斥，因为简·爱并不美丽，她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在英国小说中，一个不漂亮的女人去品尝生活的浪漫，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法国的巴尔扎克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这一主题，但不知道勃朗特是否理解巴尔扎克的小说。《简·爱》流传至今的部分原因是，一个既不是灰姑娘也不是特洛伊女孩海伦的女性，最后取得了胜利，让普通的女性找到了一丝慰藉。 夏洛蒂·勃朗特的朋友兼传记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写了至少两部佳作，而这两部作品在英语小说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玛丽·巴登》是一部讲述曼彻斯特劳动人民的故事，广受大众的喜爱，也赢得了卡莱尔和狄更斯的青睐。它是穷人的真实写照，没有卡莱尔的激愤，也没有狄更斯的多愁善感（如在艰难时期）。也许因为它很平和、很宁静，没有一点儿戏剧性情节，也没有过于冗长的情节，它的伟大已被遗忘。也许我们并不喜欢阅读那些将快乐建立在穷人身上的作品，而喜欢阅读《克兰弗德》里的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乡村生活的素描。这是一本充满乡土气息的书。在那个小世界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或者什么事都会发生。它是一种夹缝中的生活，或者是一种女人顶针里的生命。 英语小说中最强的女诗人是乔治·艾略特，因为她兴趣广泛，具有分析人物特性的能力——现在被称为“心理学家”，因其男性气概，她常被人称赞。她确实是一位心思缜密且敏感的女性。在她第一部佳作《亚当·比德》中，好男人亚当和塞司，以及罪恶的年轻人顿尼索恩等角色，都是以其雷厉风行的果敢风格创造的，且在人物塑造过程中，并没有暗示作者的性别。艾略特的感觉展现在对不幸的赫蒂·索蕾尔的母亲的同情上，也展现在对勃兰色太太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勃兰色太太以欢快精明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乔治·艾略特的能力在于她对人物的把控，她与它们生活在一起，视它们为敌，像狄更斯一样公开表露自己的内心。她很懂常人的心思，比如《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里的塞拉斯·马南和麦琪·塔利弗，以及《罗慕拉》中那个英俊的恶棍提托。她真诚的情感和聪慧的心智——在后来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倾向于表现情感——由于缺乏叙述的意识而受到阻碍，这种上天赐予的神秘感，可能是萨克雷轻快舒畅的气场，也可能是狄更斯的杂乱无章。 乔治·艾略特自己都没意识到她有多么受欢迎，她初步取得成就之后，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接着写了下一部小说，解决新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有时会淹没她的故事，掩盖她艺术家的身份，而我们最终从她那里学到的是如何用幽默和哲学去面对问题。 另一位对生活和整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以及该如何处理问题感兴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是查尔斯·里德。他对改造监狱和精神病院的热情不亚于狄更斯，但区别在于里德的热诚并没有被狄更斯的豪放幽默所冲淡。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与壁炉》远离现代英国，它讲述了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故事，部分取材源于伊拉斯谟的口述和其他著作。这是中世纪后期或文艺复兴初期的一次绝妙的盛会，故事情节非常戏剧化，其中还有两个令人心碎的优美情节：杰勒德第一次看到他的孩子，以及孩子的母亲去世。 另一位稍微逊色的天才是安东尼·特罗洛普，他是英国出书最多的小说家。他每年能写三四部小说，连续二十年不间断。他的作品清单，甚至用数学运算也无法算清。他的小说没有一部是一流的佳作，也没有一部是差强人意的二流作品。在狄更斯、萨克雷、梅瑞狄斯、哈代、乔治·艾略特和查尔斯·里德的作品中都找不到像特罗洛普作品中超越平凡事物的壮丽景象。他取得的成就和他精湛的写作技巧令人惊叹不已，如果他不时地触摸到神圣的火焰，他应该比任何其他小说家更适合去写英国《人间喜剧》。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比如镇上的办事员和乡下的牧师、国会议员和猎狐的乡绅、漂亮的姑娘和老妇人，其中有些人被他写进了一部又一部小说中，他总是把这些角色当成老朋友。在特罗洛普最好的作品——很难从他那基调温和的作品中选择——《巴彻斯特大教堂》《巴赛特的最后纪事》《索恩医生》《阿灵顿的小屋》《弗莱姆利教区》中，他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才华。 在小说（和其他文学形式）中，有三类作家值得从读者（他们可能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却是作者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角度考虑。首先，最幸运的是像萨克雷和狄更斯这样的作家，他们俘获了同时代人的想象力，也给后代带来了利益。还有一些人，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广受赞誉，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有些过时了，但他们没有也不应该被世人遗忘。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19世纪有一些作家的作品通俗易懂且一度很受欢迎。我们还得问一问图书管理员和再版书的出版商，现在有多少人仍在阅读威廉·哈里森·安斯沃思的《温莎城堡》、詹姆斯的《黎塞留》、杰出的政治家迪斯雷利的《维维安·格雷》《康宁斯比》、爱德华·鲍沃尔·李敦的《庞贝城的末日》、马里亚特上校的《海军军官》《新森林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如果不知道这些书，损失挺大）、狄娜·克雷克的《约翰·哈利法克斯先生》、布莱克莫尔的《洛娜·杜恩》、查尔斯·金斯莱的《希帕蒂娅》和《向西方》、威尔基·柯林斯的《白衣女人》、玛格丽特·奥列芬特的《塞勒姆教堂》以及其他小说家的作品，而我们父辈对这些作者的崇拜，不亚于那五六位被我们视为小说界巨星的人。第三类作家并不多，主要是那些等待被认可的天才。1859年，狄更斯的《双城记》和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出版的同一年，乔治·梅瑞狄斯的《理查德·费弗雷尔的苦难》也面世了。这本书和其作者注定多年不为人知，只有少数有见识的人，其中大多数是文学家，如乔治·艾略特和但丁·加布里埃尔·罗赛蒂，才能意识到英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位天才。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知道梅瑞狄斯在世界小说家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梅瑞狄斯可能永远都无法吸引大量的读者，因为他的故事多是悲剧，他的那些幽默无法将读者从沉闷抑郁的故事中拉出来。《理查德·费弗雷尔的苦难》是一出令人痛心的悲剧，男主角只剩下平静的死亡。他最著名的小说《利己主义者》也有一个可悲的结局，必须有勇气才能在沉默中对它莞尔一笑；《包尚的事业》以徒劳无功的悲剧而告终。此外，梅瑞狄斯的叙事方式令读者困惑，其思想的多样性致使他的思想向各个方向延伸。他的凌乱如勃朗宁（他在某些方面与勃朗宁相似），特别是他生活里的错综复杂。人类的思想是复杂的，而梅瑞狄斯更关心的是产生这一切稀奇古怪思想的主体——人；但也不乏“故事”，他的小说中那些经典的情节是扣人心弦的。在哪里你能找到比《罗达·弗莱明》更动人的故事，或者比《哈利·里奇蒙德的冒险》更富有戏剧性的奇遇？他需要那种能够充分理解他和懂得他内心的读者，就此而言，莎士比亚和其他每一位天才也是如此。 1909年梅瑞狄斯去世后，很多人都认为维多利亚时代就此结束了，然而伟大的时代并不会突然开始或突然结束。1925年，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仍然健在，他就是堪与19世纪的大作家相比的小说家托马斯·哈代。1874年，当他的第一部小说《远离尘嚣》在一本杂志上匿名发表时，一些读者还以为这是乔治·艾略特的作品，这也表明了哈代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是多么相似。但是，一些读者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的悲剧性讽刺和女主人公的反复无常并不是乔治·艾略特的风格，也不是世人之前听说过的任何其他作家的风格。哈代的文风十分明确，他的故事像通俗剧一样简单明了，因此他不必像梅瑞狄斯那样等待一小撮迟来的读者，尽管他冷淡黯然的哲学理论有时拉开了他与多愁善感的读者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