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社·日本的历史02：从大王到天皇：古坟时代-飞鸟时代

精彩程度不输于上一本，且主线更为清晰、集中，流畅好读。自公元4世纪末前后（古坟时代中期）至公元7世纪后半（天武天皇即位时期），倭王权从王中之王成为“治天下大王”，进而建构为天皇。因此，本书以倭王权为核心，围绕以下几条线索的展开与互动加以论述：（1）东亚国际秩序与战争；（2）内部社会变革与政治改革；（3）人、物、技术、思想的流动；（4）建筑、仪式、观念对权力的塑造等。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段，日本列岛的发展一方面与朝鲜半岛以及整个东北亚的形势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作者指出，对日本列岛的统治者而言，中国王朝的册封制度并非必需品。奈良时代以前，半岛交通线始终持续，而大陆交通线几次中断，每一次退出册封体制后，恰恰都是王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双重性质使得倭王权建构起日本式的有限的天下观念。另外，在天武朝以前，倭王权虽始终以在中央与地方建立起一元化统治秩序为目标，但从“王权的诞生”到律令体制的建立，仍需要借助外界的刺激加以推进，且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的博弈与妥协。 相比于之前看过就忘的通识书，可以说这本书第一次给了我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清晰的线索，因此下面是关于全书的流水账式读书笔记： 公元4世纪开始，通过掌控半岛交通线的外交及其人员（渡来人）、物资与技术，大和与朝鲜半岛南部的“加罗”（以金官国为中心的伽倻诸国）形成紧密往来，并与百济结为同盟。421年开始，倭五王向南朝宋朝贡，并获赐官爵，到倭王武时期，王权大为强化，但始终无法获得半岛除高句丽以外的军政权，因而选择脱离册封体制走上自主道路。 公元5世纪，为扩大统治基础，倭王权将政治与生产中枢扩张至河内，作为王权中枢的主要氏族也随之迁移。此时的倭王权仍然通过维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直接、相互的人员和物资往来，支撑倭王与地方豪族间的互酬性关系，但另一方面，也通过垄断与分配介入地方豪族动乱，重塑地方社会。在478年前后的幼武大王（倭王武）时代，由于倭国在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外交关系中凭借军事实力掌控了外交主导权，形成小世界盟主的观念，“治天下大王”就此诞生。 公元6世纪，即继体朝、钦明朝时期，国际形势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新罗的崛起和百济的南进政策，倭国在朝鲜半岛的据点—伽倻诸国，接连遭到新罗、百济的吞并，最终全部走向了灭亡。倭王权马上打出复兴任那计划牌，在安罗设置任那日本府，并在失败后执着于要求新罗献上“任那之调”，作者指出，“海北之屯仓—任那”的权力建构性存在支撑着大王的“天下”。其次，中央、地方统治机构得到飞跃性发展。地方的国造（倭王权的地方官）、屯仓（倭王权在各地设立的政治据点）、部（倭王权承认各氏领有的民众）等和中央的氏（构成倭王权的实力派豪族）作为倭王权统治机构的主干，均于六世纪前半形成。“部”的二重性质体现了此时的王权尚未实现君臣一元化统治秩序。对倭王权而言，部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王民”；对于领有“部”的王族和各氏族而言，“部”是隶属于己的私有民。而从倭王权的中枢权力结构来看，大和与河内的臣姓、连姓氏族形成的是具有排他性的地域权力集团。另外，在这一时期，新王的即位仪式表明此时的王仍需获得群臣推戴，并获得天神的“委任”方具正统性。 自公元600年（推古朝）派遣遣隋使起，倭国重新开启对华外交，形成了不接受册封的前提下，继续同隋朝维持朝贡关系的外交形态。但因受到文明的冲击，倭王权为脱离“蛮夷之国”而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包括营造小垦田宫、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度与《十七条宪法》。其中，小垦田宫的营造为王权创造了处理政务、举行仪式的礼仪空间——“朝廷”。 公元七世纪中期的大化改新，是倭王权面对诸多内外变动与挑战下的政治改革，目标为统治阶层内部的君臣关系和全国的统治体制走向一元化，构筑起以大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首先是苏我氏的专权。其次是部民制陷入危机。各氏族分割、领有“部曲”的体制导致伴、部对伴造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化，同族排他意识增强。最后，是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矛盾激化，内部政变，走上集权道路。因此，大化元年(645)中大兄皇子等人实施铲除苏我入鹿的“乙巳之变”。其后实施的政治改革分为两个层面：①在地方，废除国造的“国”，取消“部”，设立崭新的地方行政组织“评”；②在中央，剥离掉氏族领有“部”的权力，设立新的政治机构，将氏族官僚化。其中，第①项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而第②项并不彻底，保留了氏族阶层的既得权益。同时，孝德朝建立了庞大的前期难波宫，其朝堂院成为从视觉上彰显王权受天神委任，实行一君万民统治的象征空间。 到了齐明朝时期，齐明天皇为巩固和神化王权，一方面大兴土木建设“倭京”，如后飞鸟冈本宫、“石之王都”、须弥山像（三次建造）、漏刻（水钟），倭京成为了举行虾夷、肃慎等化外之民臣属仪式的礼仪空间，虽然在齐明朝以后神圣空间发生转移，但其性质仍然不变，且臣属仍需以向神起誓为中介。另一方面，阿倍比罗夫三次远征北方，使虾夷在任那之后扩张倭王权的“天下”领土。 不仅如此，因660年百济灭亡，齐明天皇不惜与唐朝为敌，也要复兴百济，这一继续扩张“天下”的渴望以白村江战役（663年）的惨败而告终。在外部危机之下，继位的中大兄皇子实行甲子之宣（664年），进一步推进大化改新的中央机构和氏族改革政策，重新分配了氏族传统的经济基础—部曲和奴，当然氏族改革仍然只是氏族的重组和等级化。尽管天智天皇九年(670)制作了最早的户籍庚午年籍，但直到天武天皇四年(675)，倭王权废除了部曲（=民部），将它们编为公民，并建立起食封（封户）制度；持统天皇四年(690)制定庚寅年籍重组家部，并通过律令制定良贱制，由此“公民制”才得以最终建立起来。而官僚制的建设则更为缓慢，要等到《飞鸟净御原令》（689年）才得以实现。 最终，随着大海人皇子在古代日本最大规模的内乱壬申之乱（672年）中击败近江朝廷，这一惊人的胜利使得大海人皇子升格为神，“天皇”这一称号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制作出来作为他（天武天皇）的尊称，天武天皇进而成为快速推进律令体制建设的卡里斯玛式统治者。其后，于持统朝时期，随着《飞鸟净御原令》的制定，“天皇”称号作为统治者称号被法定化。 在意识形态上，“天皇（スメラミコト）”作为一种在政治上、宗教上圣化的具有神圣超越性的特殊尊称，其作用在于肯定王权的存在。其包含着两种观念：“延续天神系谱的神”以及“与皇帝同级的统治者”。与之相配合的是，这一时期围绕“天”与“日”进行了种种意识形态上的建构：如伊势神宫地位上升、王权神话进一步系统化（《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开始编纂）、天照大神地位拥有了天日合一的神格、天日嗣观念的形成、反映日式中华思想的日本国号同时诞生、创造大尝祭与大极殿、兴建第一个都城藤原京并开始编纂《飞鸟净御原令》……在天皇即位仪式上，天皇即位的合理性转而来源于其“日之御子”的血统和先帝主观的意愿。 就此，作者详细讲述了倭国大王由“治天下大王”升格为“现神”天皇的历史过程。从互酬性并需由神的终极权威委任的王中之王，转变为“作为降世之神统治天下的圣人”，天皇并非人们信仰的对象，而是作为“现神”的天皇是赋予王权统治正统性的终极权威。当然，作者最后指出，在外部表现与支撑“天皇”的日式“天下观”，不过是一种在孤芳自赏的小世界里得以实现。

4世纪初畿内地区的大和取代了北九州势力，完成了日本列岛主体部分的政治性统一，作者认为这是倭王权发展的原点。不同于上本书《王权的诞生》认为日本早期国家形成于弥生时代，作者认为政治性统一才标志着国家形态的形成。而这本书探讨的重点在于4世纪到7世纪，倭国王权如何从“治天下大王”转变为神格化的“天皇”，进入律令国家时代。公元7世纪，在天武朝时期才正式确立了“天皇”的称号和“日本”的国号，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并组织编撰了日本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往倭国王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大臣们的拥护和天神委任仪式，经过壬申之乱夺取政权的天武天皇被升格为人们崇拜的“神”，天皇被赋予了终极权威，新天皇即位的合理性转而变成来源于“天照大神直系子孙”的血统和先帝主观的意愿，兄终弟及的继承制也逐渐让位于父子传承。有意思的是目前的日本皇室之祖可能是入赘过来的继体天皇，应神天皇五世孙，和之前的大和皇室直系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当时武烈天皇没有子女，为了延续皇室血脉，大连大伴金村等人拥立继体天皇，并让其娶武烈天皇的妹妹手白香皇女为大后以增强继位的合法性，继体天皇的血脉一直传承至今。还有日本皇室近亲结婚的传统，虽然一直耳闻，但还是很震惊。敏达天皇和推古天皇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也是夫妻，天武和持统既是叔侄，也是夫妻，为了维系皇室血统的纯正，这样近亲结婚真的难以理解。飞鸟时代出过三位女天皇，弥生时代也出现了第一位女王，虽然其中可能是男性主权者博弈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但还是好奇当时日本社会的女性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可惜书里这方面的描述比较少，不过还是涨姿势了。

把倭五王对华外交努力、背后思想变化梳理得非常清楚，把治天下之大王向最终的天皇转变过程、统绪的几次迁移脉络都讲得很明，且与第一部承接柔和，看得出是基于事实而非虚无缥缈的某些传说。

鲜明的问题意识：如何天下？为何天皇？何以日本？ 作者回顾了公元4世纪末到7世纪后半的日本内外历史，描述了古代天皇制的确立，即倭国大王如何被有组织神化，进而由“治天下大王”升格为“现神”天皇的过程。 作者一直抓住不放的线索是日式的“天下观”形成的过程：从帝国意识的自我表征（加罗=任那）和执念（任那之调），到对外的顿挫（对隋唐的“对等外交”尝试和坚持不臣）、对内的勉力撑持（化外臣服的表演和渐进的政治改革），再到最后自成一天地的孤芳自赏。这是全书自觉最精彩的部分。 “天武天皇在壬申之乱中获胜，被人们尊称为“神”。而正是这样身负神权的天武天皇才是现神“天皇”与“日本”的缔造者。换言之，不论是“天皇”的称号，还是“日本”的国号，它们都是那个诞生了卡里斯玛式统治者的史无前例的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

本卷讲述倭国/日本从“大王”到“天皇”的转变（古坟→飞鸟时代）。日本的统治者并非自古以来就是“神”，至天武天皇在壬申之乱中获胜后被人们尊称为“神”，又通过一系列制度的设置（包括天皇称谓、日本国号、斋宫制度等），至此天皇超凡的神权通过制度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天皇是“神”，是日本的终极权威，这一思想长此以来存在于日本人的观念中。直至二战后，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否定天皇的“神性”，天皇仅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除了王→皇的变化，苏我氏家族是此时期重要氏族，众多后妃出身于苏我氏，天皇也与苏我氏有亲缘关系。苏我氏几代当家人（苏我稻目→苏我马子→苏我虾夷、苏我入鹿）长期掌握政权，甚至控制天皇的废立。

读完《倭五王》，顺便二刷下这本。 两条线互为表里。内：天皇制的形成。从幼武大王的治天下大王到天武、持统时期正式确立天皇制度。外：倭国的天下观。打肿脸充胖子也要拗任那的屯仓设定XD。半岛局势对这一时期的日本影响很大。and作者为苏我氏说了不少好话。

书绝对是好书，就是太学术了，里面经常会有大段的考古学内容。作为目的仅仅是初步了解日本史的我，实在是过于学术。但我又没有足够权威和认同的其他书籍备选，只能生啃，痛苦啊(┳◇┳)。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比第一册要好看的多了

有趣的历史，最后一章进入了新的时期

写得还是很好的，学到很多。从大王到天皇的日本史，与日式华夷秩序的建构、部曲到自由民的转型、大化改新的历史意义，宫庭空间与权力的关系等，都说了很多。虽然涉及到具体的史实考证就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