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智识分子

我认为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是应加以区别的。以其知识影响社会的是知识分子；以其技术建造机械，使用机械的是技术人员。当然，有许多知识分子而兼技术人员，也有许多技术人员而兼知识分子，以致二者的分别并不明显。但只要想到技术的效用是无颜色的，所以技术人员，可以为各种形态的极权专制者所容，甚至为他们所需要，而知识接触到实际问题时，经常是以批判之力，发生推进的作用；所以知识分子必然被各种形态的极权专制者所排斥，他们经常运用阉割大脑的手术，以一批被阉割大脑的人来冒充知识分子。由此便应当了解把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加以区分，实有其重要意义。更由此可以了解，凡不是生长在民主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带着悲剧性的命运。而此悲剧性的命运，也成为真知识分子与假知识分子中间的检证器。—徐复观《论智识分子》

--- 一、徐复观的核心批判：从“独立”到“依附”的士人精神沦陷 我这次思考的起点，是徐复观先生对科举制度的沉痛批判。他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科举制度在打破门阀、促进社会流动的同时，也从根子上摧毁了士人阶层的独立性。 1. 汉代至隋前：士人的“黄金时代” 徐先生指出，两汉直到隋以前，士人是相对独立的。他们可以“耕且读”，在乡里教书、耕种，自食其力，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他们入仕靠的是地方推举和名节，与朝廷的关系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共治”关系。他可以不出山，也可以自由来去。这种独立性，是士人气节与风骨的制度保障。 2. 隋唐以后：科举的“垂饵”与“入彀” 科举制度改变了这一切。表面上，它更公平了；但实际上，它把士人与政治的关系，从“由下向上生长”的共治，变成了“被天朝黄榜吊下来”的乞求。 · 经济上的依附：读书人不再“耕且读”，而是脱离生产，成了“游手好闲之徒”。除了入仕，别无谋生之道，只能“以义受禄于吾君”。这是最根本的束缚。 · 精神上的阉割：考试“着眼于文字”，与品行无关。读书人只需揣摩朝廷的好恶，便成了“投牒自进”的乞食者。徐先生用“垂饵”与“入彀”来形容，指出这已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渔猎者与动物的关系。独立思考的骨气，在不自觉的揣摩中被消磨殆尽。 · 社会价值的单一化：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质是“惟有做官高”。所有其他行业都成了不得已才去做的“贱业”，堵死了士人在其他领域实现价值的所有可能。 --- 二、《儒林外史》：徐先生批判的文学印证 我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为徐先生的理论找到了最鲜活的文学注脚。我不是在照搬，而是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1. 吴敬梓的真相：控诉不公，而非制度本身 我指出，吴敬梓不是在控诉科举制度，他是在控诉不公平。他塑造的周进、范进，是他自己的“理想型”。他太想中举了，这恰好印证了徐先生的话：士人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他不是跳出了体系去批判，而是身在其中的悲鸣。 2. “理想型”的证明：得势后的善行 我进一步指出，周进、范进中举后，都做了他们认为官员该做的事——以能力公平提拔后进，不失人情味。他们把当年自己得不到的公平，给予后进。吴敬梓写他们，是投射了自己理想中的读书人模样：历经苦难，仍存善念。这证明他批判的不是制度的初心，而是现实对初心的背叛。 3. 病态社会的浮世绘 我分析了书中各类人物，拼凑出一个病态社会的全貌： · 鲍家小子（鲍廷玺）：善良的底层人被世道一步步逼得守不住底线。 · 相府公子（娄三娄四）：不学无术之徒把持社会资源，徒增笑柄。 · 贪官（王惠）：科举选拔出的败类，证明了制度运行中的巨大漏洞。 · 马二先生：有能力、有担当的好人，却因走不通科举这条窄路，一生穷困潦倒，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 三、我的核心洞见：社会的“另一种不公” 我将讨论推向了最深的一层。我指出，这些士人的悲剧，不仅是制度的束缚，更源于社会的另一种不公：价值体系的极度单一化。 他们本可以： · 像马二先生那样，成为杰出的教育家； · 去经商，成为推动一方经济的儒商； · 去研究物理自然，成为科学家； · 像吴敬梓自己这样，成为伟大的文学家。 但这些路，在当时的社会全都不被认可，都是“贱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一个社会，把“官”定为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其他所有领域的才华都无法兑换成体面的生存和社会的尊重，这是对人才最大的浪费，是对精神最深的窒息。 那个把马二先生逼成穷酸选家的时代，是贫瘠而悲哀的。 --- 我的结论： 这次思考，我在徐复观先生的批判中看到了思想的锋芒，在《儒林外史》中看到了文学的印证，在我自己的思考中看到了历史的审慎与对人的关怀。 我没有简单否定科举制度，我承认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但我也深刻地看到，这份进步，是以几代读书人丧失独立性、被单一价值观束缚为代价的。看清这一切，不是为了审判过去，而是为了让今天的社会，能有更多元的价值观，能容纳更多不一样的“马二先生”们，让他们有尊严地，去施展自己的才华。 下篇：求稳之困——科举遗毒的当代变形 徐复观先生论科举之弊，谓其以“垂饵”诱天下士人“入彀”，使读书人尽失独立之精神，沦为利禄之徒。此论已逾半世纪，然今日观之，科举虽废，其心理惯性并未随制度一同消亡。它以另一种形态，蛰伏在当代中国人的职业选择与价值观念中。 一、现象：窄门之前的千军万马 今日之“考公热”，其盛况不让于科举。每年数百万年轻人投身公务员考试，竞争之激烈，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不上公，便考博；考不上博，便涌入大厂、大公司。总之，要稳定，要安逸，要一份可以托付终身的保障。 我曾与人讨论，他们并非没有才华，也并非不想创造，而是不敢。他们宁愿蹉跎岁月，年复一年地备考，也不愿踏出那一步，到社会中去闯荡。这让人想起徐先生所引杨龟山之言：“今是数者不能，将坐待为沟中瘠，而可乎。不然，则未免有求于人。”古之士人，除了入仕，别无谋生之技；今日之青年，手握大学文凭，心中所念，却仍是那一份体制内的安稳。 二、根源：千年惯性的三重变形 科举制度实行一千三百年，它所塑造的，不只是一套选拔人才的机制，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集体心理。这份心理惯性，在当代有三重变形。 其一，路径依赖。科举时代，读书人通过一场决定性考试，便可完成从“民”到“官”的飞跃。这份对确定性回报的渴望，如今转移到了考公、考编之上。一次激烈竞争，换取一个长期稳定的身份庇护——这几乎是“中举”心态的翻版。 其二，教育之断裂。科举使士人“不复耕且读”，脱离生产，别无谋生之技。今日之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仍在培养“考试之人”而非“社会之人”？一个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最擅长的技能是在既定规则下获取高分，而非在真实世界中创造价值。当他走出校门，面对不确定的社会风浪时，继续考试便成了最熟悉、也最安全的避难所。对稳定的极致追求，有时正是对自身谋生能力不自信的投影。 其三，单一评价之余毒。科举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经商再好，也是贱业；学问再深，不中举也是白费。今日之社会评价体系，虽已远较古代多元，但在许多人心底，仍有一条隐形的绳索：年薪百万的创业者，不如月薪五千的公务员“靠谱”；自由职业者再精彩，也不如一个编制让人心安。这份来自家庭、亲友乃至整个社会的无形压力，逼得无数潜在的“马二先生”们，不敢去成为教育界的翘楚，而宁愿把自己塞进一个稳定的格子里。 三、转折：门已敞开，诱饵已除 然而，若只言其弊，则有失公允。今日与科举时代，已有根本之不同。 科举时代，“天朝黄榜”是唯一的出路。朝廷以功名利禄为饵，天下士人争相吞之。今日之社会，则大不相同。大学毕业不能直接进公务员系统，这本身就是一道历史性的进步。一个年轻人，必须先成为社会人，在真实世界中磨砺，然后才有资格去争取那份服务公众的岗位。这在根源上，斩断了科举“投牒自进”的逻辑链条。 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大门确实敞开了。马二先生在清代只能穷困潦倒，在今日则可成为教育培训界的巨头；吴敬梓在科举中耗尽一生，在今日则可凭一部小说成为文坛巨匠。千千万万不走“官路”的人，在商业、科技、艺术、公益等无数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那个把“官”定为唯一价值标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四、结语：松柏不必再做松柏 徐复观先生论及科举时代，曾发沉痛之语：程朱陆王，是漫漫长夜中的松柏。他们证明了人可以不被制度异化，但他们无力改变整个冬天。“亭亭之柏、郁郁之松，其本身并不就是春天。”这是何等清醒的悲凉。 今日之我们，已不必再做那样的松柏。因为春天已经到来。 这个春天，是无数先辈用奋斗换来的。它尚有寒意，仍有科举余毒在某些角落隐隐发作。但它已经是春天了。我们今天的任务，不再是如徐先生那般在黑暗中嘶吼，而是在这片春光里，除草、施肥，让那些曾经只能在寒冬中傲立的品质——独立思考、自由创造、敢于冒险——能够成为寻常树木，生长在每一片阳光之下。 真正走出“入彀”之困，不是要废除一切考试和选拔，而是要让每一个年轻人，在面对社会那扇敞开的大门时，都有勇气走进去，都有能力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并且都能获得有尊严的回报。当“稳定”不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尺子，当千千万万个“马二先生”都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那才是对千年科举遗毒最彻底的告别。

愚见是全集的话，同一文章不宜重收，如〈国族无穷愿无极，江山辽阔立多时——答翟君志成书〉，就亦见收于《青年与教育》。此文固然重要，但宜点出当年成书时此类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