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

格鲁金斯基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全球化”的重新定义，他被视为“连接史”（Connected Histories）研究路径的先驱之一。

可以看看，虽然有点枯燥，但字里行间经常会有收获。作者的视角从殖民地被征服者的史料展开，视角独特，观点也很有启发。

作者知识丰富，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让人佩服的。不愧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但由于读者我对于这一领域缺乏知识积累，感觉读起来很累，干巴巴的。或者也和译者的能力有关。

这本书似乎总是把西化和全球化混淆在一起，作者坦言“西化是一种外生运动，它旨在复制欧洲制度与生活方式，使其适合地区现实，并对其进行改造。全球化则相反，它是一个内生运动，投射到欧洲以外的封闭空间，围绕着一个硬核展开，这个硬核由智识储备、罗马正统的天主教教义、表达体系与规则组成。”这样的定义在我看来，外部形态趋向一致，而无法是内生动力不一样而已。同时作者又说“全球化的实际目的是什么？它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西化只能部分地掌控各种混生与混合，伊比利亚全球化所固守的不可逾越的领域则保护了欧洲与西方精英的成果与见解。”如果按这一阐述，作者的全球化说到底还是西化。正是作者概念的自我混乱，导致这本书多少有些不知所云，把墨西哥作为世界的连接点，来探讨十五世纪的世界，多少使本书想象多于史实了。

这是一部探讨全球化早期历史的著作。作者聚焦16至18世纪欧洲殖民扩张时期，分析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文化、经济及社会互动，揭示世界如何逐步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这为理解我们当今全球化的历史根源提供了深刻洞见。 书中，格鲁金斯基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为切入点，探讨欧洲在美洲的征服如何影响当地社会，同时也关注亚洲、非洲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他强调，全球化并非现代现象，而是在大航海时代就已开始，殖民扩张促进了商品、技术、信仰、艺术甚至思想观念的跨区域流动。

一、 何为全球化？霸权下的分区域流动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在学界内外各个领域都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议题。但其定义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对其的界定和应用存在各种概念。格鲁金斯基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中关注到的16-17世纪，在西葡帝国菲利普二世统治之下的伊比利亚全球化，被其认为是全球化的第一股力量。且格鲁金斯基在全书的尾声部分将伊比利亚全球化与20世纪末一直延续至21世纪初期的美国主导之下的好莱坞全球化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具有密切关联和相似性。在笔者看来，讨论何为全球化的实质以及其具体表现，对于理解《世界的四个部分》一书的核心观点，并从而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本质具有突出意义。 1. 格鲁金斯基眼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还是Mondialisation？正如前文中对于混合性和西方化的探讨，格鲁金斯基在书写本书时始终将全球化的概念与二者相联系进行探讨。换言之，在他看来，混合性是全球化的模式，但混合与全球化的关系存在矛盾；西方化是全球化的模板，但西方化是该矛盾的核心争议。也就是说，全球化是混合性与西方化的最终所指。但是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政治性的，霸权性的。他在书中如此直接表述： 全球化的实际目的是什么？它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西化只能部分地掌控各种混生与混合，伊比利亚全球化所固守的不可逾越的领域则保护了欧洲与西方精英的成果与见解[1]。 这种以混合为基础的全球化在词汇使用上已经展现出其独特性。格鲁金斯基在写作本书时，对于全球化的词汇采用的是Mondialisation，而非普遍使用的Globalization。最初笔者以为是法语与英语的语言差异，但通过比较其词源，发现这两个词汇的选择可以反映作者想要强调的全球化的核心内涵。 Globaliza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中的阳性名词globus，意为球体，球状物。在16世纪进入英语，最初指代地球的球体模型——地球仪，从而引申到地球、全球这一概念。Mondialisa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中的阳性名词mundus，意为人类栖息的宇宙、世界和天堂，人类文明的。因此这一语词在进入法语之后，依然带有浓厚的人文和社会属性。所强调的世界是人类文明总和的世界。 从词源出发，可以发现虽然二者都是指代全球化，但是所涉及的外延带有细微但关键的差异。Globalization指代的更多是理性的、客观的世界存在，因此Globalization指的全球化主要涉及客观、物质性的全球化，例如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等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交通网络等技术全球化。Mondialisation更倾向于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宗教、艺术、观念等精神性的全球化，例如文化要素融合与身份认同的社会文化上的全球化，国际组织和全球性机构建设等政治全球化。由此可见，格鲁金斯基从其词汇的选择上就已经显露出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中想要重点关注的是以艺术、文化为核心载体的，以观念形成、思想建设为核心目的的，一种更加人文主义的全球化。按照学者李雪涛在本书最后的解说部分所述，“Mondialisation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历史的禁缠，而Globalization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化结果。”[2] 本书在史料应用上更加能够体现出格鲁金斯基对于艺术、宗教、文学等纯粹精神性的内涵中揭露的全球化的关注。在本书中反复被提及的葡萄牙医生加西亚·达·奥尔塔1563年在果阿出版的印度植物学概论《印度草药与药理对话录》便是这种纯粹精神性的全球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借由这本书可以初步揭示格鲁金斯基笔下的伊比利亚全球化的实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精神性的全球化依然是以物质的客观的全球化为基础的。 在语言上，该书最初由葡萄牙语写作。虽然并非是土著语言，但却是早已在西葡帝国的各个地方被广泛应用的地方语言。之后，该书在1567年被翻译为西方官方的，已经被传播至全球的拉丁语版本，以便将其内容传回欧洲并广泛传播。在内容上，奥尔塔医生关注的是印度当地的草药，大量获取来自亚洲的地区性的医学知识和观念。但这种知识在传播回欧洲后，立马被欧洲市场所应用。其中涉及的“异域药物”立马成为了全球殖民的其中一个环节并被大量掠夺。在进行内容解释的理论应用上，奥尔塔医生采取的仍然是西方古代思想（主要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范畴与框架进行诠释。他在解释他们采集并研究的当地植物产生的治疗效果时，都谈论到盖伦（公元2世纪古罗马名医）所提出的四种情绪理论[3]。 通过观察奥尔塔的《印度草药与药理对话录》，我们足以发现这种全球化有着一种怎样的基本样貌。以西方化为模板：拉丁语作为传播版本所用语言、古罗马知识作为理论解释框架；以混合性为模式：融入印度当地的医学知识、关注亚洲的药理和植物；以服务于帝国建设为最终目的：所发现的“异域药物”成为伊比利亚全球化中的重要商品，为西葡帝国获得大量商业利益。 因此，在笔者看来，全球化后的世界虽然似乎将全球联系在了一起，且拥有了一种得到全球各地普遍认同的带有多样性地区特征的统一观念，这种观念似乎也已经涵盖了全球，是一种从各地区收集素材进行混合而构建起的全球化。但是事实上，这仅仅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种全球联系只允许在一些无伤大雅的表层事物上带有地区元素，从而构成“全球性”。最核心的价值观、思想，甚至是关键领域的载体却必须都是西方化的。以主导国（在15-16世纪的伊比利亚全球化中是西葡帝国）的思想为思想，以主导国的利益为利益，以主导国的目标为目标。这其实是一种霸权下的全球化。正如格鲁金斯基在书中所述： 伊比利亚全球化(Mondialisation iberique)进程中更加具有潜伏性的动力——全球化(Globalisation)，它不那么引人注目，与新的现实格格不入，它是西方纯粹主义的创造性的追随者。这一动力并没有与西化所导致的各种转变、混合的后果正面对抗，而是不断地限制这些影响，防止可能引起混乱的各种反应，同时阻止那些有可能消除欧洲的规范、颠覆其霸权地位的变革[4]。 2. 全球化（Mondialisation）的具体体现：艺术、思想和语言的全球化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中的第四部分“水晶球”中，格鲁金斯基从艺术、思想和语言三个精神性的代表领域出发，详细阐释了他眼中的全球化。 16-17世纪伊比利亚帝国的艺术全球化进程其核心策略是利用人力和技术的混合来实现唯一欧洲艺术形式的标准化，同时借助西方化的机构和人员系统性地掩盖或限制混合的痕迹，以维护欧洲模式的纯粹性和霸权地位。因此这种全球化是有意识的管理和控制的结果，服务于殖民精英的文化需求和权力结构。 在地区创造艺术产品时依靠的是不同来源的劳动力与混合的工作组织方式[5]。例如，墨西哥城大教堂的修建依赖于非洲和奇奇美加奴隶、纳瓦特尔与阿兹特克工匠的混合人群的劳动。但修建出来的大教堂却是欧洲天主教样式的，且从未提及混血儿工匠们的劳作。这种对欧洲规范的严格遵循依赖于西葡帝国参照自身式样在当地设立的西方化机构：总督、墨西哥天主教会与行会及其巡视官的监管。由此可见，这种标准化的实现并非是自发的，而是由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但其中并非核心的外省修道院的绘画的创作手法却有时采用的是墨西哥城地方式的。这一地方性能够被允许存在是因为该地区并不认为该地区是核心，且能够借助这一特殊的创作手法将不同地区的修道院等级化。以墨西哥城大教堂为代表的在新西班牙地区的艺术生产严格存在于欧洲艺术谱系中，成为标准化的西方产物，并深刻影响了新西班牙地区以及其它地区的艺术创作，成为伊比利亚全球化中的重要一环。 思想上的全球化更是如此。因为思想观念在统治中起到意识形态塑造的重要作用，对于在全球中强调西方化的程度要求更高。此处西方化的核心是欧洲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核心的欧洲哲学。它在新西班牙的传播是一种几乎完全单向的、封闭的知识移植。严格复制欧洲模式，几乎完全忽视并排斥了美洲本土的知识体系，如阿兹特克思想。即使欧洲哲学本身在内部进行着争论和变革，也未能与美洲的新思想资源产生实质性的互动或融合。这种隔绝源于欧洲中心主义、经院哲学的封闭性、语言障碍、宗教优越感以及制度监管等因素。格鲁金斯基直接指出： 经院哲学是一种工具，无论如何都具有有效性。在美洲，欧洲血统的精英的智识训练建立起一个重大挑战，它排斥任何对时间的浪费，也排斥一切无用的训练，​“只要去除并避免无用的、多余的东西，学生就不会丢掉有用的、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不是要介绍新事物、新东西，而是要将各种旧的东西加以组织，以使青年人可以在短暂时间内成熟起来并富有生产力。”[6] 由此可见，此处被要求全球传播的内涵是绝对的西方化的经院哲学。借助的媒介是欧洲血统的精英在地区进行的智识训练。最终的目的是要使得当地的混合人口成为能够服务于西葡帝国的利益，成为重要生产者。 拉丁语在殖民地的传播进一步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是欧洲制度强制推行的文化标准化。而这一标准是西方化的产物。纳瓦尔特贵族在新西班牙主动采用拉丁语进行写作。因为经历西葡帝国长久统治后，西方化的事物已经在他们潜意识中代表了高贵和权势。虽然在口语中出现了拉丁语化了的以巴西图皮语为代表的土著语言为基础的混合性口语，但是在书面语和官方语等正式领域，西葡帝国借助天主教会与教会学校严格维护拉丁语在写作中使用的纯正性。混合被限制在了非权力领域，无法挑战主流规范。 3. 绝对的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另一种现代性”的存在虽然根据笔者在上文中阐述的格伦金斯基笔下的全球化，应当被理解为是在霸权主导下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格鲁金斯基是欧洲中心主义、欧洲霸权的拥护者。相反，他的写作目的是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从墨西哥城、果阿、日本乃至中国的全新地域出发，实现视角偏移，观察欧洲之外的全球化世界，尽可能去展现全球化世界的全部参与者和样貌，给出一个多元的解释。对此，格鲁金斯基给出一种全新的解释现代世界的观点“另一种现代性”。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于现代性的全新解释是对于全球化之外的世界的一种探查。但是，“现代性”与“全球化”问题一致，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具有复杂性。因此，首先需要对“现代性”进行界定。 根据学者赵景来的理解，作为现代生活中一整套经验和行为模式的现代性，最为突出的本质上的价值具有两重性，是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7]。现代性带有一种展现现在与过去明显差异的内涵，所指的是一种复合性对象。但是在学界现代性的核心意涵通常被认为体现在西方启蒙思想[8]中。传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采取的理论范式是现代性—传统性两分法、以西方现代社会基本特性为标准的一元现代性观、倡导西方现代化模式、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内因论分析[9]。是一种以西方思想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特征。因此，对于现代性问题的重新界定也是一种对西方的全球性话语方式的挑战。“现代性问题浮出水面无疑也是当代全球化问题的延伸或展开。”[10] 部分学者认为，如今世界史的全球史转向是对现代性重塑的一种体现。从原本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的书写的世界史，转变成为一种谨慎地反思和防范自身“西方中心论”倾向，向“全球性”靠拢的全球史书写，以“现代性”取代原本“西方性”的史学理论思路[11]。 以格鲁金斯基为代表的学者能够从艺术、文化、宗教等纯粹精神性的范畴重新解释现代性，源自现代性概念从提出之初自身其实就已经充满内在冲突和矛盾的特性。吴梅云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在政治经济层面表现出来的现代性，与文化和审美上的现代性以完全的背离走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12]在她看来，传统的以欧洲思想为核心的理性主义的现代性主要涉及政治经济范畴，而文化和艺术上的现代性是对这种现代性的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按照她的观点进行理解，格鲁金斯基选择艺术、文化等领域反思现代性具有其突出价值。 《世界的四个部分》第3章采用“另一种现代性”命名，直接揭示了格鲁金斯基在对欧洲中心主义反思中对传统现代性观念的批判与修正。格鲁金斯基在书中如此写道： 如果我们从西葡帝国的疆域出发探讨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内涵本身就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似乎这个“另一种现代性”与它的摆渡人及其所在的中间地带是相互关联的。在那里汇合了地区力量与全球力量、世界的象征与观念体系、占领与适应或抵抗的策略，产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与群体以及大量的混合，也形成了阻止这些混合的各种障碍。[13] 在笔者看来，这种“另一种现代性”的观点是格鲁金斯基的全球化观点中霸权之外所涉及的内涵，是一种对于地区性的赞扬，以及对于全球化其实并未能真正涵盖全世界的探讨。 具体表现为，这种现代性把欧洲之外的其它地域、其它政治形态、其他想象和其他参与者都卷入其中，大大超越了西欧的界线。几乎毫无质疑的，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之后世界成为一个逐步联系紧密的整体，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促进了人类大踏步地迈向现代世界[14]。按照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说法，“无限的流动”是“现代的一个基本进程”[15]。此后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全球流动，也由此世界之内出现了“三空间”结构[16]的划分。这种对世界的划分方式强调了帝国中的人们的流动者身份，强调身份和视角的转换，打破传统的“本土-他者”的二元对立。 这一方法展示出欧洲殖民者在地方时也带有对祖国思念的情感，带有与其定居地人们的共情，带有对迁移目的地的好奇与想象，并出于这种想象而进一步发生全球流动。使得欧洲中心主义下的现代性容易强调的绝对理性被一种情感共鸣所取代，有助于推翻传统史学界在研究被殖民地现代性起源问题时容易采取的“冲击-反应”范式。格鲁金斯基在书中强调，伊比利亚全球化中展现出的现代性源自其殖民帝国下所彰显出的全球视野、洲际联系、人与物的无界限流动，而非如同通常所指的现代性中认为的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发展，被殖民地区学习这一逻辑并最终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或走向专制发展出理性主义来实现。 格鲁金斯基在书中采用的这种现代性的逻辑是对欧洲现代性“独一无二”地位的挑战，是对呼吁构建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尝试。这一思路顺应了20世纪末兴起的由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克（S.N. Eisenstadt）等人提出并发展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该理论在2000年《代达罗斯》杂志中出版了一期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专辑后被广泛传播开来[17]。旨在挑战传统现代化理论中的"单一现代性"假设，强调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 格鲁金斯基所述“另一种现代性”的内涵完全顺应了“多元现代性”中对“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西化”[18]的强调。在笔者理解中，格鲁金斯基的“另一种现代性”强调现代性不是欧洲理性与进步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种多方的与过去存在明显差异的社会发展模式，以及获得这一模式的历史经验。在欧洲的现代性之外，地方经验、混血个体中存在着“另一种现代性”。 同时，笔者认为“另一种现代性”的存在与否以及其效力的强弱受到该现代性的发源地区与主导国，特别是西方世界，距离远近的影响。换言之，越在全球化范围中心越难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另一种现代性”。相反，越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越有创造出“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 举例来看，《世界的四个部分》中展现出的伊比利亚全球化虽然已经传播至亚洲，但是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仍然影响不大。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真理只来自于他们的传统，这才是唯一的“正道”[19]。因此对于以天主教观念和经院哲学为核心的思想全球化而言，在中国的传播具有较大阻力。且在佛教与道教的双重影响下，已经获得了宇宙论与形而上学的维度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人普遍的思想乃至信仰。虽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进入了中国，但是想要以西方观念取代中国观念必须在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利玛窦选择的方法是试图宣告后世对孔子思想的诠释都是一种曲解，希望将孔子的思想回到最初的样貌，并强调孔子的思想与欧洲信仰中的思想源头具有一致性。但是这一解释要求中国哲学传统存在不连续性，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20]。也就是说，在中国思想中西方化的尝试几乎以失败告终。中国此后的现代化路径虽然存在向西方学习的成分，但是更多采用的仍然是一种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4. 伊比利亚全球化与当今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的关联正如克罗齐所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格鲁金斯基的《世界的四个部分》同样存在着属于它自己的现实关怀。格鲁金斯基在尾声“从电影《黑客帝国》到卡蒙斯”中给出了他眼中的今天的全球化： 今天的全球化（美国的全球化）非常隐秘，它没有公开的纲领，没有不必要的影响，它隐藏在全球化最激烈的表现背后，被西化的喧嚣与反西化的喧嚣所遮蔽。今天的全球化使世界的一个部分对另一个部分的支配显得自然而然、不可抗拒，而且极其具有普遍性。今天的全球化涵盖了千篇一律的身体特征的诱惑力，涵盖了由先进技术、因特网与手机构成的不可撼动的威慑力，也涵盖了娱乐业的无限魅力。它无论是在削弱各种反应还是在挫败各种反击上，都对自身非常自信。[21] 虽然格鲁金斯基强调美国的全球化并不是伊比利亚全球化的继承者，但是二者在整体模式和特征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厘清格鲁金斯基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中写作的伊比利亚全球化有助于我们从侧面观察当今美国的全球化的样貌并提供应对的方案。 今天的全球化中所强调的核心的主导国的观念和内涵是“美国化”。按照学者王晓德的定义，在美国历史上“美国化”具有特定内涵，特指在美国历史上要求新移民放弃母国的文化传统，融合进美国的主流文化中[22]。而全球的“美国化”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与其具有共同的起源，特指在地区的当地文化内部，该文化受到了国外“美国观念”的强有力的影响[2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在其著作《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中同样对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的核心内涵进行了阐释。霍布斯鲍姆认为，从文化上来说，它依赖于丰饶的消费社会（美国是其先驱）的吸引力和好莱坞对世界的征服。在意识形态上，除开在那些它明显与自由敌人结盟的地区，美国无疑从反对“暴政”的自由的捍卫者和典范这一角色中获益良多[24]。 与伊比利亚全球化对比，二者的核心思想都是一种自身信仰和理念的观念：伊比利亚全球化的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的天主教观念；美国的全球化的已经深深地嵌入在其历史的文献和日常用语中对其身份意识构建最为重要的自由观念[25]。因此其实现全球化需要依赖于文化的媒介：伊比利亚全球化的图书；美国的全球化的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由此可见，源自自身历史的观念性的内涵想要实现全球化必须从人类普世信仰和追求中寻求工具。伊比利亚全球化中图书的流动借助了人们对于跨文化的好奇以及对西方殖民者在地区作为统治者身份而代表的优越追求的心理；美国的全球化中大众文化借助了人们对于消费、娱乐、自由等天然的追求心理。 此外，这两种全球化在传播的主要媒介上也都带有一种表面上纯粹文化交流但实际上背后由官方主导的性质。伊比利亚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专家们部分来自教会阶层，部分是混血儿。前者比较容易被关注到其行为存在被天主教教会主导的实质。但后者其实也是如此，虽然大多并未生活于宗主国，但是在其所在地区长期被殖民统治的氛围下，为王室服务获得天主教教会的认可已经成为普遍心理追求。因此他们的知识传播也是一种被西葡帝国引导的传播。美国的全球化也是如此。例如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迪士尼公司与迪士尼电影在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的故事讲述者与电影生产者。但是根据学者范广寅的研究，在1957年联邦调查局明确与迪士尼公司达成合作，这一时期部分电影生产是明确服务于美国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输出目的[26]。虽然在60、70年代后，迪士尼开始拒绝为美国政府提供过分的意识形态宣传，但是由于其价值观念以及爱国观念使然，迪士尼的电影仍然带有浓厚的美国希望对外输出的自由、民主、个人英雄主义等价值观念[27]。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了官方的直接主导，但是在长久以来国内的意识形态塑造下，人们自发的文化传播也成为了西方化主导下的全球化。 但是正如在伊比利亚全球化之外存在中国儒教带来的阻碍，对于美国的全球化也存在其它内容的抵抗。仅从美国的全球化最为突出的代表电影领域来看，一些少数的地区性创作在抵抗这种标准化： 从日本电影中没有救世主的世界末日（黑泽清的《回路》​）到中国台湾电影中的没有英雄的、沉浸在倾盆大雨中的世界尽头（蔡明亮的《洞》​）​。它们使墨西哥历史破坏性地回归（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的《爱情是狗娘》​）​，还残酷地揭开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山区的一个偏远城镇深处的帝国“地区”及其骗局的神秘面纱（拉斯·冯·提尔的《狗镇》​）​。[28] 因此，在当今世界想要改变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下的单一话语，需要从各地区的自身特色出发，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以提供全新的模式和工具。 二、 总结综上所述，格鲁金斯基的《世界的四个部分》对于混血、西化与全球化的论述上具有突出价值。此外，本书在史料运用上表现也十分出色，采用包括齐马尔帕赫恩的《日记》在内的混血儿的一手史料、以藏于日本神户市博物馆的展现当时世界人们对于世界的四个部分认知的《里斯本、塞维利亚、罗马、伊斯坦布尔》绘画为代表的图像史料、以藏于伦敦博物馆的阿兹特克香炉为代表的实物史料，史料类型丰富。并且在史料分析上视角多样、全面。例如对于齐马尔帕赫恩的《日记》的使用不止关注到其内容的记述，更关注到其所使用的语言是土著语言。应用奥尔塔医生的《印度草药学与药理对话录》时不止关注到其中记载的地区性药物的内容，还关注到了记录知识的来源是亚洲医生所代表的地区知识已经不同出版版本所采用的不同语言所反映的全球流动。 但比较遗憾的是，本书的翻译在一些内容上存在不足，使得读者对于格鲁金斯基观念的理解有时难以把握。例如在全书第3章“另一种现代性”中阐述奥尔塔医生的《印度草药学与药理对话录》对于信息传播的积极意义时，错误的将“异域‘药物’进入欧洲市场，以及它们被西方药典接纳所引发的好奇心如此之大，商业利益也因此被激发，信息得以迅速传播”翻译为了“异域的‘蹩脚药’来到欧洲市场，而且被西方作为药用植物采用，激发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带动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使相关信息没有被迅速传播。”[29]其中对于信息有无被传播的错误表述容易给读者带来困惑。 另外，本书以对于精神性层面的全球化论述见长。但这也使得作者对于使这一全球化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的论述不够充足。例如在讨论天主教观念全球传播时提及耶稣教会、方济各会等教会的建立为此起到积极意义，但并没有讨论这类教会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实现观念的全球传播的。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格鲁金斯基的《世界的四个部分》研究视角上突出的创新性以及写作强烈的现实价值。从过去较少被用来讨论伊比利亚联盟统治下的世界的新西班牙地区出发，以“全球流动”为核心，文化、思想、艺术等精神性内容为关注点，给予了一个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多元的全球化解释模式。为我们理解全球化以及当今世界提供了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和思路。 [1]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574页。 [2]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697页。 [3]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307-308页。 [4]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512页。 [5] 参见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509页。 [6]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518-519页。 [7] 参见赵景来：《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26页。 [8] 赵景来：《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研究综述》，第29页。 [9] 安然：《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现代性的兴衰与困顿》，《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第八辑）》，第6页。 [10] 赵景来：《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研究综述》，第29页。 [11] 安然：《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现代性的兴衰与困顿》，第11页。 [12] 吴梅云：《论后殖民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22年，第16页。 [13]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108页。 [14] 参见王晓德：《“雷纳尔之问”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之争》，《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第4页。 [15]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109页。 [16] “三空间”结构划分是指经由伊比利亚人的流动所产生的世界上3个空间的存在：人与物来自的地方（有时也指回去的地方），即祖国；定居或固定下来的地方与迁移去的地方。参见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99页。 [17] S.N.艾森斯塔克、任斯·里德尔、多明尼克·萨赫森麦尔：《多元现代性范式的背景》，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任斯·里德尔、S.N.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页。 [18] S.N.艾森斯塔克《对多元现代性的几点看法》，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任斯·里德尔、S.N.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第27页。 [19]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600页。 [20] 参见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600-601页。 [21]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610页。 [22] 参见王晓德：《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23] 参见王晓德：《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第76页。 [2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顾晓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5页。 [25] 参见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页。 [26] 参见范广寅：《冷战中迪士尼与FBI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文学院，2013年，第20页。 [27] 参见范广寅：《冷战中迪士尼与FBI关系研究》，第31页。 [28]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609页。 [29]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第87-88页。

張倫教授的推荐，多读世界史对开阔眼界而不做偏狭论断有用，知识分子的鸦片，道术将为天下列

捏着鼻子看完了，内容很好，翻译好烂，大概不会想买这本书的纸质版了，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原文吧。

本书其实更适合打四星（五星满分）。作者展示了全球化初期世界四个部分交流的宏大图景，无论是人员流动、物资贸易、语言融合等领域的论述，还是传教士、艺术家等摆渡人的具体案例，作者显然想突破“欧洲中心论”视角，强调世界不同地区的互动，因为欧洲的宗教、器物、艺术、知识、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其他部分对欧洲艺术、生活等领域的影响同时存在。作者在最后三章的思考（相对于前面的部分是反差和转向）是给读者最大的启示：全球化下，欧洲思想文化的单向输出是顽强的、单向度的，全球化与西化并非同一概念。无论如何，作者写作本书花费了想多的精力，准备了十分充足的资料，从他对艺术史的深入论述就可以体会得到。本书可以作为了解早期全球化的重要资料库。

在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西班牙人征服了新大陆，葡萄牙人在非洲、印度和中国的海岸登陆。这不仅仅是商业或军事的扩张，伊比利亚水手、士兵、商人和牧师对外输出了宗教信仰、哲学思想、行为模式、经济制度、建筑、音乐及艺术风格甚至时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次全球行动理解为第一次欧洲全球化，并视为欧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伊比利亚的全球化扩张在美洲非常成功，部分美洲因此被改造成了“拉丁美洲”。由于奴隶贸易的存在，它在非洲并不是那么成功；由于遭遇亚洲帝国——印度、日本和明朝时期的中国的强烈抵制，伊比利亚全球化在亚洲也以失败告终。 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机制是什么，它对其他社会、文化和文明的影响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抵制的，以及它是如何在各地引发混合的，诸如此类在本中提及的问题，将为读者提供另一种分析欧洲现代性和看待我们当今世界全球化问题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