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本书的译名应颠倒过来，为《人力车夫的北京》（直译本应如此）。北京，一座如此庞大、复杂、宏伟的城市，它是谁的？从首都而言，它属于权贵、军阀、高知、有钱的商人们。但它能不能是人力车夫们的呢？又是如何属于人力车夫呢？这或许是本文的问题意识。 本书从北京的人力车夫这个微观的历史切口出发，人力车夫、警察、商会、电车公司和工人、军阀、国民党员陆续出场，共同组成1920s的北京，从而展现了这一时期复杂的城市生活与政治生态环境。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各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不同形态的爱国主义、后起的工会主义，以及各大组织内部的争权夺利等。我想，这本书所要表达的观点主要是中国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是非线性的，其中有各种力量交织，以及城市居民本身所具有的自组织能力（这个主题与罗威廉的汉口较近）。 也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有能力组织和管理我们自己的城市，要有勇气去使用自己的能力。 「始于1920年代的中国现代城市传统中，冲突与一致作为其主题和原则而互相交织在一起。中国的城市既无法孕育一场大革命，也不能产生一个有能力阻止其（革命）在农村崛起的国家。不过，它们一方面通过产生阶级冲突、政治激进主义、现代公众舆论、政治暴力风气以及大众民族主义的核心图案和符号，另一方面还通过建立警察队伍及其他干部场域Cadredom要素、社会团体法人化、正式与非正式调停和控制社会冲突的手段，以及对社会安定和经济保障的强力支持感，为1949年前后的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没有一座城市或城市势力的联盟，曾经被证明能够把这些互相矛盾的趋势转变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的城市政治秩序。相反，城市已成了一个储藏着政治手段、策略和情感的仓库，对任何能够理解它、开发它和利用它的人们都敞开着大门。」 2025年1月29日周三补充： 或许探讨近代中国的城市与革命，农村与革命，是这本书比较关切的宏大问题。城市点燃革命，但革命无法在城市发展壮大。

很多时候，我们看历史，看历史人物，看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我们习惯性的忽略了底层人民的视角，我们似乎忘了历史是由底层千千万的人民构成的。我们太多的沉浸在了激情岁月里。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那部网络电影，太极。里面的人们用功夫来抵抗铁路的建设，摧毁火车这个庞然大物，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为村民的胜利而欢呼，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背景设定。好搞笑，看完发现，是我自己狭隘了。站在当时的历史时代，电车风潮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科技进步必然引起的阵痛。 另外，也会让我想起很多电影中的脚行，他们每次的出现也必然是江湖的举足轻重的团体。 全书从北京城市的观察开始，通过对人力车的描写，穿插着那段历史的进程。城市的治理，警察，军阀，商行，工会等等一系列人物之间的博弈，让那个时代时刻处于动荡状态之中，又保持着一定的前进速度。让政治意识，团体意识有了萌生的土壤。更加深刻的让我理解了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军阀割据等等历史事件。 一台小小的车，行进在历史洪流中，卑微的骆驼祥子，也是历史的一份子，他不应被忘记。

阅读过程中不太容易抓住重点的一本书，标题似乎主要在讲民国时期北京人力车夫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但中间用几章内容写了警察、商会、工人等其他群体，最后才回到人力车夫的暴动事件。但回过头来看，对这些市民群体互动的叙述构成了这一激进事件的社会背景，复杂的政治生态实际上反映了本书最为关注的重点即民国迁都后北京城市政治权力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的“边缘化”过程，以及政治运动本身的弹性。最后一章总结较好，但全书稍显零散，可能也是国外学者的一种写作风格。值得一读。

《北京的人力车夫》这个名字有点不太贴切，实际上这本书并不是专门再写人力车夫，而是从人力车夫开始，逐渐叙述北京1920年代的城市政治生活，重点是地方政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倒应该成为真正的标题。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的首都从北京变成南京，这种南北转换对北京的政治地位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虽然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在1920年代仍断断续续在北京执政，但与那种毫无疑问的政治中心相比，北京实际是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衰落了。北洋时期，中国政治局势几度轮转，北京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实现军阀政治抱负、进而挟制全国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蒋介石等人不断的争权夺势，使得北京几度易手，整个的外部局势难以稳定。 但是在城市政治生活中，这一时期也是北京建立现代管理制度、采用近代管理方式的转型事情，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改变：一是人们的交通方式发生变化。19世纪末期兴起的人力车成为北京中产阶级代步的重要方式，养活了北京相当多的人口。但是20年代又兴起的电车存在剥夺人力车夫生存的嫌疑，引起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二是城市管理方式的变化。清末在京津地区建立了模仿西方的警察制度，在20年代成为北京底层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力量。这些警察作为城市秩序的管理者，不仅卷入军阀博弈之中，也进入像人力车夫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冲突与合作，并且警察与这一时期兴起的爱国主义运动也存在矛盾。三是城市自组织有所进步。像商会和工会这样的组织是在现代思想的鼓励下成立的，但这种自组织也与中国传统的城市行会文化相联系，成为城市管理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力量。在20年代这样一个漂浮不定的时代，即使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也面临不确定，在这一时期，商会与工会实际上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城市管理的职能，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有利于城市的稳定和各项功能的运转，并且成为影响城市内部生活、并与外部力量展开竞争博弈的重要组织。 这本书涉及到的内容相当丰富，人力车夫只是作为一个引子切入进去，从而展现了这一时期复杂的城市生活与政治生态环境。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各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此起彼伏的爱国主义、后起的工会主义，以及各大组织内部的争权夺利等。我想，这本书所要表达的观点主要是中国传统城市向现代转型中的各种力量交织以及城市居民本身所具有的自组织能力。

内容很好，翻译实在是不敢恭维。从书名忠实度到文本流畅性，都让此书蒙尘。中间几章民间商社领袖的斗争很精彩，可以拍电视剧；最后的人力车夫暴动也很精彩，总能让人联想到这些年“零工群体”的政治化/入政策过程，并想象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的剥夺与抗争。

作者通过刻画五四运动前后，失去政治地位的北平城中的车夫，警察，工会等各个阶层，职业，身份人物的状态，活动，描绘了新旧状态思想交替下的普通工人卷起的一幅城市政治图景。 人力车夫就像今天的外卖员，他们出卖苦力，为人所轻视，素质参差不弃，也有着他们的辛酸苦楚。看见他们集体走上街道罢工游行时，一开始也很感动，觉得是他们政治意识的觉醒。但很快，作者也提出来他的疑惑，车夫们罢工真的是为了所谓的民主，三民主义吗？显然不是，是城市现代化让他们失业了。各方利益的缠斗最终引发了电车暴乱。 正如作者最后总结的，始于1920年代的中国现代城市传统中，冲突与一致作为其主题和原则而互相交织在一起。中国的城市既无法孕育一场大革命，也不能产生一个有能力阻止其在农村崛起的国家。不过，它们一方面通过产生阶级冲突、政治激进主义、现代公众舆论、政治暴力风气以及大众民族主义的核心图案和符号，另一方面还通过建立警察队伍及其他干部场域要素、社会团体法人化、正式与非正式调停和控制社会冲突的手段，以及对社会安定和经济保障的强力支持感，为1949年前后的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没有一座城市或城市势力的联盟，曾经被证明能够把这些互相矛盾的趋势转变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的城市政治秩序。相反，城市已成了一个储藏着政治手段、策略和情感的仓库，对任何能够理解它、开发它和利用它的人们都敞开着大门。

协调、冲突、混乱：交融中的城市公共区域变迁史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评介 前言 《北京的人力车夫》一书原名《Rickshaw Beijing》是美国狄金森学院政治学教师史谦德（David Strand）以人力车夫为切入点，探究1920年代北京市民与政治的一本力作。原书早在1989年便宣告问世，由于其关注了相关研究较为稀缺的北京城市史研究而受到了广大海外学者的关注。原书作为关注民国“公共领域”以及北京城市研究的一本标杆性作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冉枚烁（Mary Rankin）、鲍德威（David D.Buck）、贺箫（GailHershatter）、韩起澜（Emily Honig）和汪荣祖等著名学者纷纷为之撰写书评，论其长短得失，易劳逸（Lioyd E. Eastman）、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等学者也不乏赞誉之词。[]并于1991年获得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列文森”奖。 本书虽在海外享有盛誉，但遗憾的是，一时间国内学者并未关注到《北京》一书，仅仅只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节译了原书《北京的人力车：一个由机械造就的迷茫时代》的一部分内容，并发表在《北京党史》期刊以供学界参考[]。此后，在很长时间内，本书在国内学界未曾受到关注。直到2019年才由周育民、周书垚、袁剑等学者通力合作完成译稿。并于2021年成功收入到由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并作为丛书第一批精选版出版，方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本书的出品方式及其宣传路径亦与其他丛书不同，堪称学术出版作品宣传出圈的典范之作。 打造一本出圈的优质学术译著，首先应当有优质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另外还需富有问题意识以及积极回应时代要求，同时还应有面向时代、面向读者兴趣的意识。而《北京》一书的选题恰恰是符合以上诸多要求的。 作为一部政治史研究领域的著作，《北京》一书的出彩之处恰恰在于“眼光向下”，能够关注到普罗大众有切身体会的微观史学领域。他将叙述的焦点对准了1920年代社会底层的一群“小人物”。同时从他们的视角出发，阐述了民国北京的政治和社会变迁。通过种种吸人眼球的奇闻轶事，跌宕起伏的事件发展历程，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弦。此外，《北京》一书的描绘，还原了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小人物的激情、憧憬与命运，在我们当下这个人人都渴望表达自我的时代，这一点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也恰恰是《北京》一书接地气，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要点之一。 在选题足够精彩的基础上，叙事的方式更能决定文章的出彩程度。而《北京》一书则通过史料的选用与剪裁、故事情节的取舍以及叙述语言的运用转换，使严肃的历史叙事同样能够达到精彩的艺术效果。作者通过报刊报道的种种奇闻轶事，结合多个喜剧性或戏剧化的历史事件的叠加叙述最后达到“捣毁电车”这一底层互害的历史悲剧。将历史的多元、个体的复杂与社会的矛盾相交融，以社会协调的追求、群体冲突的爆发以及城市公共领域整体的混乱为叙述逻辑，通过人力车夫这一叙述的主体视角，展现了北京社会公共领域中警察、商会、劳工、学生、军阀等等人物的历史群像，最终将故事导向高潮部分。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北京》一书选用了由近代著名社会经济学家和摄影家甘博在北京期间取得的大量的真实历史图片和调查笔记，可以说是图文并茂。另外，杜克大学收藏了甘博拍摄的5000多张照片（Sidney D. Gamble Photographs Collection），且将其全部数字化，并提供开放下载，这极大地方便了近代史研究的使用。[3] 此外，作为一部译著，翻译的水准决定了能多大程度地将作者的思想传递给异国的读者。历来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水平都为学界所重视。信、达、雅是翻译的至高追求，而合译的著作则还需重视全书翻译风格的统一，否则便会使读者感到突兀。幸运的是，《北京》一书拥有一流的翻译阵容和编辑团队，周育民老师是一流的近代史学者，能够保证译著的学术严谨性。而袁剑老师丰富的翻译经验也使全书的译文语言非常成熟老练。而编辑团队能够在高水平的译文的基础上反复把关打磨。最终面向社会呈现出一本语言优美流畅且有趣的读者友好向著作。 好的内容和信雅达的翻译固然是学术著作的第一评价标准，但笔者认为：在新时代下，学界不应当敝帚自珍，只寻求圈子内的认可。在学界认可的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应当面向社会公众和学界新进，去争夺他们的注意。也不应当捧着“内容第一”的金科玉律而封闭眼界。内容固然是最重要的，但以“写文章”安身立命的文科学人，也应当面向市场，加入竞争。 在这一点上，《北京》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它打破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传统朴素、简单、千篇一律的封面模板。第一版便以精装的面目示人，其干净、简洁、美观、时尚且与内容相称的封面，也得到了广大读者乃至作者本人的认可。[] 本书宣传营销的方式也可圈可点，出版方一方面邀请了周育民、孙洁、季剑青、张一驰等专业的文史学者撰写了书评，并发表在《中华读书报》“澎湃新闻”《新京报书评周刊》等权威平台上，为读者介绍这本书的学术背景、写作特点、价值和贡献等。同时特意邀请专业读者进行史谦德的专访并发表在公众平台上，从作者的视角又介绍评价了本书，扩展了读者的视野。 在学术交流的框架之外，出版方还面向一线城市的广大文史爱好者，举办面对大众而内涵丰富的新书分享会。并结合多种新媒体渠道矩阵，全方位推广本书。这种方式值得学界思考如何让历史学的学术研究乘上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东风，在网络公共空间争夺更多的关注。 全书脉络：对内容结构的梳理与概括 《北京的人力车夫》一书共有12个章节，根据作者自述全书的的章节编排基本按照“五四运动”之后10年内政治意识和参与度提高的时间顺序来描述市民。[] 第一章概述了本书的中心主题，即城市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折中反应。警察、政党、商会和工会等新组织开始产生并逐渐发展，而行会、水会、民团、善会、工帮和精英调停等旧组织也得以幸存且欣欣向荣。在这个新旧的大杂烩里，市民能用上的政治策略和战术也是花样不断翻新。 第二、第三章，将人力车作为混乱年代的象征，并以人力车夫作为一个具体实例，考察北京作为一个区分阶级、发展不平衡又被同一种城市文化所拉动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尽管这一行业有其特殊性，人力车夫依然可以被视作城市劳苦大众中不那么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表。 第四，第五章集中讨论警察和商会，这可以说是城市中最重要的两个维护秩序的机构。什么样的“秩序”才可以且应该被维持？在协调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价值观和利益的竞争与冲突时，警察和商会都经历了大量内部纷争。 第六章分析了技术革新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一套预示着进步与盈利的新电车系统，激起了围绕着“民生”观念的政治对立。尽管有着像电车这样壮观的另类存在，北京大部分经济本质上依旧处于前工业化状态，因此大多数工人与现代机器或生产关系几乎没有直接接触。 第七章中讨论的罢工、斗殴和长期斗争揭示了受传统束缚的工场中的矛盾与合作是如何反过来抑制和促进现代工会主义的形成的。 贫穷作为一种推动警察管理城市生活的新动力，提高了团体和阶级意识，变革的希望和资本主义的威胁也让市民有充足理由参与政治。因群众民族主义的迅猛势头而形成的新兴公共领域也为他们提供了途径。第八章追溯了“五四运动”式群众政治的发展过程——从学生带头，直至成为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特殊城市现象。 虽然群众性民族主义周期性地为城市敞开政治之门，但军阀主义也以同样的频率威胁关闭和切断城市生活的正常功能。第九章概括了战争对城市社会与政治所产生的多重影响。研究这种围城状态，是为了从中找到应对军事危机而产生全市领导权的相关证据。 到1920年代末期，又一轮战事使城市政治的改组成为可能。国民党分裂成左右不可调和的两大派系，左翼党干部于1928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群众动员计划，他们同转向右翼的南京中央和桀骜不驯的华北军阀之间貌合神离。第十章主要讨论这些外部压力，再加上内部派系纠纷是如何推进城市工会运动，之后又是如何脱轨的。 最终，一个始于“五四运动”理想主义的、与精英分子休戚与共的激情十年，却在一场几乎毁灭整个电车系统的人力车夫暴动中落下了帷幕。在1929年的电车风潮中，之前章节中着重指出过的所有要素——人力车、城市贫民、警察、商人政客、电车公司、公共舆论、士兵、无产阶级和政治干部——统统登上了舞台，再加上佛教僧侣等其他角色的登场，表现了民国时期现代城市政治的复杂性与生命力。高潮一幕中的卢德主义色彩，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反思中国对城市现代性的特殊贡献的能量和脆弱性。 回顾全书，笔者认为可以用协调、冲突、混乱：交融中的城市公共区域变迁史的标题来对全书内容作一个逻辑上的梳理与总结。 从北京城内各方势力的相互接触，基本维持了一个协调主导下的秩序社会。不论是车厂主与租车人、乘客与车夫、警察与市民、商家与行会商会。都基本在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秩序下运作着。 但是由于技术变革的发展，车夫与电车、水夫与自来水厂、商会与工会等新旧事物之间相互冲突，最终难以继续协调在旧秩序的运行框架内。便导致了全书高潮部分的“捣毁电车”运动。这是全书由秩序发展为冲突的部分。 随着国家政局的倾颓和时局的愈发混乱。这座城市的市民政治也在混乱中走向聚合与交融。 见微知著：微观史学与城市研究下的市民生活 《北京的人力车夫》一书从个人或者是“草根”的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入手展开叙述，最终落到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和制度这一宏大问题的探讨上。诸如此类以小人物、小视角探究大历史背景的叙事手法，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认识和观点。 关于城市史研究，许纪霖教授便指出关于民国北京史的研究实在是太少了，非常薄弱。相比而言，上海城市史的研究热潮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这是全球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美国的学者很认真地做了这样一个研究，所以这本书就显得很珍贵。而周育民老师则提到回顾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有两本书特别具有代表性，其一就是《北京的人力车夫》，其二，是我们国内学者可能比较了解的罗威廉先生的《汉口》。这两部著作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是比较超前的，因为我们后来看到在这两本书出版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史的专题性研究，比如讲警察、妓女、卫生、工人阶级等等。[] 同样的，从北京这单一的城市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研究讨论，虽然能够精细入微地去观察社会的具体变化。但是仅仅研究城市史，无法展现当时大历史背景下的中国革命史。同时，北京这一地理概念也不仅仅包括城墙围绕着的那一座城池，史谦德在探讨这座城市历史的同时，似乎忽略了与之紧密关联着的城市郊区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如果关于北京这一城市历史的研究能够加入城乡互动，城乡联结这一叙事角度，或许能够使研究更加饱满近年来，地方区域史研究、城市史研究在一些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城市方兴未艾，而微观史学研究也逐渐得到学界认可，以上两个新兴的史学领域研究颇有蔚为大观的景象。 理论范式：“公共领域”及现代化史观 《北京》一书的写作运用了很多理论范式，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哈贝马斯探讨了公共领域以新闻媒体和咖啡馆辩论为载体，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发展过程，认为早在选举实行以前，人们就能够问责政府的作为。他将国家和社会看作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这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在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而史谦德在本书的描绘中将1920年代源自社会底层的各种职业群体共同参与和彼此互动的场域定义为“新公共领域”，其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不同之处在于，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咖啡馆和沙龙，民国时期的公共领域更多地集中在报纸、学校和社团中。“新公共领域”概念的创新，打破了原先将公共领域群体集中在资产阶级和地方精英的看法。而将诸如学生、人力车夫、自来水厂工人等底层平民也纳入这一群体。这一理论的创新对我们理解市民的政治参与和近代中国的政治运作空间有一定的贡献。 史谦德认为，民国时期虽然定期选举在1912—1913年第一次国会选举后就销声匿迹，但类似的公共领域是存在的，由各种抗议、各种事件的新闻报道和各种公众集会共同组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界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诸如魏斐德等史学家便不认同民国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 关于城市下层公共领域的研究，还可以参见王笛对成都的研究和董玥等学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 另外，许记霖老师认为用“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来诠释这本书更为合适。杜赞奇教授在他的那本经典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中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华北农村，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极具生命力的概念。这个概念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发是说，哪怕是权力在推行过程当中，它也必须借助传统的和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网络。例如文化网络，我们常常讲五缘关系，这些就是在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网络，权力要借助这种文化网络才能一竿子插到底，权力是渗透性的，用台湾的王汎森教授的话说叫权力的毛细管，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虽然史谦德教授并没有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但是他在书中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北京存在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商会、行会、一些社会自治组织、公投行会等等，这些权力的文化网络，形成了一个所谓地方的自治。[5] 此外李俊领研究员对本书的研究范式也作了非常详尽地介绍： “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运用。《北京》一书讨论民国北京的人力车夫，典型运用了“现代化”研究范式。在史谦德看来，民国北京是通过学习西方城市发展模式而走向现代化的城市。“当欧洲的城市模式被全部或部分地引进到第三世界时，20世纪早期在北京建造的这类街道便构成了一个新型城市有机体的骨骼结构和神经系统。”从西方引入的新技术与新行业，逐渐改变北京城市生活的节奏、范围和发展方向。20世纪 20年代，北京这样古风依然而带有现代西洋都市风情的暧昧状态“表明了民国时期不平衡和不彻底的社会转型”。在这一时期的北京社会中，“人力车不但提高了城市交通的现代化程度，还提升了人们在市内交通的速度”。不过，人力车夫对“官僚资本主义”与警察行政权力的反对呼声，“形成了一场对城市现有社会秩序中现代化一面的反抗”。他们甚至“以市民身份捍卫他们的生计，通过操纵现代政党政治对抗现代化”。无疑，史谦德是在民国北京现代化的进程中观察人力车夫，同时也借由人力车夫透视北京的现代化，包括整个城市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运作方式。不过，史谦德心中的城市现代化是西方城市化。对此，费正清评论称，史谦德援引了诸如 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葛兰西等人的西方城市化理论，但是没有结合中国本土的城市经验；这种单纯运用西方模式来研究中国城市的做法，反映出西方知识帝国主义到了强弩之末的态势。可以说，费正清的评论指出了《北京》一书在研究范式上的局限性。 事实上，在史谦德之后，“现代化”研究范式（或称为“近代化”研究范式）深刻影响了学界关于民国城市人力车夫的讨论。20世纪 90年代，史明正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 ——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书中引述了《北京》一书。其注意到，“在一个近代化的社会中，技术的胜利很少能施惠于城市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在“西方技术和城市化经验对近代北京的变迁有着不可争辩的影响”的情势下，这座城市虽成功改造了日本人力车，“却未能吸收西方的大多数科学技术”新成果。在 21世纪前 20年中，王印焕分析民国北平人力车夫阻拦、毁坏汽车的行为，提出“他们的此种行为阻碍了交通近代化的进程，但他们同时又是社会衰败的无辜受害者”。邱国盛认为，民国北京人力车夫的工作与生活体现了该地“城市结构、功能早期现代化转换的迟缓”。王煦分析称，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的维权抗争“对城市新式公共交通的发展起着破坏与阻碍的作用”，但也体现“底层社会群体在城市改造和市政管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影响力，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另外，孔祥成以人力车夫群体为切入点，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化”进程。郭世强在考察人力车夫生存状况的基础上，分析民国时期西安城市近代化过程的曲折与矛盾。整体而言，近 2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民国城市人力车夫的研究主要采用“现代化”研究范式，但在基本结论上有相似之感。 其三，“现代性”研究范式的运用。2014年，美国华裔学者董玥在其《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一书中认为，在研究民国北京史的既有著作中，史谦德的《北京》一书最为重要。该书以“现代化”为分析框架，将 20世纪 20年代北京的经历描述为“不平衡和不完全的社会转型”，“仍然是对未来而不是对当下赋予了更多的重要意义”。她还进一步论称，“如果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是终极目标，当地人的文化和价值便都成了毫不相关的东西”。这种分析确实切中了“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于民国北京社会研究的要害，即将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而这并不符合民国北京社会的实际情形。基于这种认识，董玥提出，“这段历史要求我们不是在一个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起来的框架中去思考现代性，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既包含了外来资源也包含了本土传统的叙述”。这种对“现代性”的定义并不否认民国时人对新旧事物的区分，但拒绝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理解历史。由此，可以重新考虑中国在“现代性”创造过程中的参与作用，重新评估“中国的过去”在现代的角色与价值。在此视野下，“民国时代的北京需要的是一个无霸权的现代性定义，结果是创造了一个对于人民而言意味深长的有关未来想象的空间”。可以说，董玥在研究范式上深刻反思了《北京》一书的偏颇。在讨论 1929年人力车夫暴动时，董玥对这一群体抱有深切同情，认为他们“除了聚众闹事以外”，“再没别的渠道可以伸张自己的权利”，并未将其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 其四，“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运用。2021年，杜丽红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深入讨论民国北京的人力车夫问题。在其看来，“人力车作为落后交通方式，与现代交通方式产生冲突，成为城市不文明的标签”，并形成突出的社会问题；民国北京“是人力车夫问题最严重的城市”。其探讨近代北京人力车夫问题的“城市治理”视角包括两个层面，即“政府管制”与“社会治理”，其中“社会治理”指市政当局在管理之外采取的政策扶持、基础设施与互助组织建设等服务性的救济举措。可以说，她所采用的“城市治理”视角仍含有“现代化”视角的成分，但更强调“近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机制和运作逻辑”及具体成效，因而大体可视为社会史学界提出的“社会治理”研究范式。此前，有学者提出，“考察何种因素参与社会、以怎样的方式综合发生作用，以及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效果，由此探索如何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形成良治社会，概括这一过程的一个理论概念就是‘社会治理’”。这种“社会治理”研究范式，不仅涵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还重视其他多种因素参与下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具体应用上包括乡村治理、城市治理、治理制度与社会问题治理等方面。其一大长处在于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立场，注重多种并存元素的综合作用及其实际效能。无疑，在“社会治理”研究范式下，对近代北京人力车夫的进一步讨论当会有新的发现与收获。 整体而言，《北京》一书对 20世纪 20年代北京人力车夫的研究，拓展了近代北京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有力增进了人们对这一时期北京城市风貌、运行机制与演进逻辑的理解，成为后来相关研究者不能绕过的学术标杆。该书对社会底层群体的关注与“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均体现社会史研究的特色与魅力。同时，该书促进今人沉思，技术进步会给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带来复杂多样的影响；社会变革如果不能兼顾效率与公正，必会造成社会的撕裂和动荡；民国以来的中国需要参与创造“现代性”模式，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走出自己的道路。该书对人力车夫之外的警察、政客、商人、工会等方面的分析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期待着学界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百家争鸣才会有真正的学术进步。[1] 史料运用：报刊运用的典范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对史学研究的推进发挥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著作史料运用的探究也是构成书评内容的重要部分。 由于本书主要关注的视角是1920年代北京公共区域中的市民与政治，研究对象也集中于北京社会中较为基层的普罗大众。因此作者在史料的选用上也有所偏好或者说是有所受限。作者主要是运用了报纸、档案、社会调查记录等一手史料。同时恰当的在文章内容中引用了老舍关于北京人力车夫的著作《骆驼祥子》。 在全书史料运用比例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报刊史料，书中绝大部分故事内容都是来自报刊报道。报纸作为近现代史不可忽视的一种史料来源，具有内容丰富、板块齐全的优点。同时报刊编辑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会对重大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因此有利于为后世史家提供对事件的系统完整的认知。 史谦德教授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诸多地方报刊，诸如《益世报》《晨报》《京师警察公报》《顺天时报》等，从中选取与人力车夫、警察、商人等群体相关事件，并运用自身强有力的叙事和清晰的框架将其联系起来，真实、客观、顺畅地为读者展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官方档案更注重记载特定的法律法规、诉讼案件记录等，是研究政府对基层群体的行政管理及法律社会史的珍贵资料。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大量运用了《北京工运史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关于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建立与活动》等官方资料，既能作为本书研究过程中的参证，又能增强文章可信度。社会调查的调查者多为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者、历史学家或者是诸如日本满铁调查人员等，他们会基于特定的研究目的或政治目的，作出关于某一社会群体的调查记录，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史料。在本书书写过程中，作者借鉴了社会学家李景汉有关人力车夫的诸多调查，运用相关统计数据为读者展现了人力车夫的真实生活和悲惨境遇。除此之外，说起人力车夫，大家肯定首先想起的就是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对人力车夫的形象塑造。史谦德教授在写作中，充分重视小说中人力车夫的描写，但又不过分依赖。作者选用的部分内容，让我们更能体会人力车夫有血有肉的生活，为他们的喜怒哀乐、世事无常而唏嘘感叹。 丰富的报纸、档案、社会调查记录史料，再加上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情节，既保持了严谨性，也增强了叙事性和可读性，为读者展开了一段生动的1920年代的北京社会史。[] 但是对于报刊史料的运用，尤其是以奇闻轶事居多的地方性报刊，在选择刊发内容时便会受到市场导向以及编者喜好的影响，往往会与历史事实产生偏差。因此笔者认为，在运用报刊史料记载的内容时，应当尽可能地与档案、日记等史料相互印证。或者比较通过不同报刊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尽可能接近历史现场的事实。 正如作者在采访中所言，他的博士论文便是研究1920年代的北京的，但是其写作期间使用的一直都是美国和日本的档案资料，而从未到过北京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直到工作后才能够赴北京进行一年的档案研究，得以查阅中国本土的档案并骑着车实地探索北京。因此本书的史料运用虽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也必须指出，其未能全面地相互印证地去使用应当使用的所有史料，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白璧微瑕：阅读感悟与些许思考 史谦德教授《北京的人力车夫》既细致地描摹了1920年代北京的生活，又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是迄今为止关于动荡中的民国城市的最佳描绘。[]但是本书也并非尽善尽美，仍然给学界留下了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在全书史料运用上，构成文章主体的各类历史事件部分过于依赖单一报刊报道，缺乏同时期相关史料相互印照。从文章可以看出，大多事件 来源于《益世报》《顺天时报》等报刊。报刊史料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场景，带入时人的思维和视角。但作为面向市场的报刊，在内容采编上多少会以读者兴趣为导向，对事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很难说会不会对后人还原历史真实的努力产生干扰并导致偏差。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选择的史料过于关注奇闻轶事[]，作为一本研究城市社会公共区域的著作，引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去展现社会样貌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作为史学家，在选材上仍然应该注重代表性和普遍性，尽可能达到中正平和的态度。如若过于偏重特殊事例的展示，同样对真实的构建会产生干扰。也容易被学界诟病 另外，有学者指出，本书中译本在翻译上有一些小瑕疵，但是白璧微瑕，无伤大雅。译笔总体而言平正通达，堪称准确，个别地方或可商榷，但瑕不掩瑜。第7页“未擦干净的画布”对应的原文是palimpsest,这是城市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意象，通常译为“重写本”或“重写羊皮纸”，原指古希腊一种可反复刮去原有痕迹重新书写的羊皮纸，故用来形容城市变迁中历史痕迹的抹去与残留。第二章标题“人力车：老少咸宜的谋生方式”，原文为“The Rickshaw: Machine for a Mixed-up Age”。Mixed-up Age此处意指新旧混杂的年代，译为“老少咸宜”显然不太合适。第30页“令骡车夫无可奈何的是，人力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骡车”一句，原文为“But by the teens the rickshaw had overtaken the mule cart in popularity”，应译为“但到了1910年代，人力车在受欢迎程度上已经超过了骡车”。第42页“但与此同时，人力车不仅是简单地用机械装置替换畜力或者人力”，“不仅是”原文为“instead of”，应译为“不是”，虽然只差了一个字，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第74页“尽管车夫往往显得没什么规矩，给人的印象也不好”，原文为“Even though pullers tended to be poorly organized and represented”，意为车夫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和代表。第177页“这一争执不休的过程简直就是建邦立国的缩微版”，其中“建邦立国”原文为“state building”，显然应译为“国家建设”，这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常用术语。[] 此书中蕴含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意义令人深思。书中描绘的底层互害的普遍现象的成因、发展及最终导致的不利结果，不仅仅在社会史学界应该探讨。对于当今社会各界的研究相信也能起到启发意义。此外书中各方势力在公共领域的参与与治理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就人力车夫这样的行业所起到的就业蓄水池、社会保障的作用亦对今天的社会治理有借鉴意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书亦能对现实世界的人进行启发和激励。北京的人力车夫原本可以过着还不错的日子，他们和街头警察可能拥有同样的工资水平，也可以一年到头都吃白面馒头，他们离普通的舒适生活也不是望尘莫及，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轨电车进入城市，使得他们的生活遭受了严重的影响，甚至有些人不得不依靠城市福利的粥厂救济为生。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现代化进程中，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非常悲惨的，他们所赖以谋生的技术手段很快会随着社会进步被淘汰。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工智能的进步，被替代的工作者会越来越多，我们也是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常常会发出悲叹。 总而言之，《北京》一书无愧于北京城市社会史开拓之作，其小人物，大历史的历史叙述模式相信也会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越来越得到新兴学者的重视。 相信《北京的人力车夫》一定能够成为一本有学术底蕴的出圈之作，在探索学术作品的公共化道路上走得更远。

从西方人文社科教授的视角看二十年代的北京，褪去了那个时期国内文学作品中的朦胧和冷峻，多了份时政评论员的理性和同情。整个城市乱成一锅粥，老百姓不得不在各路政客攫取利益的缝隙里挣扎求生，其中能保留起码的尊严和良心的人已然不易，然而，当时还有一小撮理想主义者追求着遥不可及的救国梦想，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以人力车夫作为引子，引出1920年代北京各种势力，商会，政客，国外代理商等等，看起来很杂乱，但结尾收束到人力车夫暴乱引起的思考上来，对当时的社会形态的一个切面描述，还是令人佩服作者见微知著的能力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看起来离我们很远了，但若干年后回望当下，其实也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情形。

以人力車始以人力車終，敘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北京的社會史，有各方面的政治勢力和團體在其中互相作用，有不同階層互相影響，管中窺豹、具體地描述了以往作為背景的北洋政府時期的北京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