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

法国知识分子因“恐犹症”而兴起，是否将在右翼转向中迎来衰亡？ 法国知识分子曾被世人视为效仿的楷模，无数次体现了文人勇敢介入公共空间的责任担当。然而，从左拉时代的知识分子到当下的维勒贝克之流，历经了法西斯主义、反殖民主义、种族冲突等层层冲击后，著名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看到的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断衰落和“伟大”的终结。 桑德从19世纪末左拉等人公开对抗“恐犹”氛围开始，细致梳理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及其结构，揭秘文化领袖们鲜为人知的思想人格“幽暗面”，并借助伏尔泰、卢梭、托克维尔等代表人物剖析这一群体的本质。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文化创造活动和社会介入行为累积声望资本，追求独立自治的同时，又难以摆脱“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的角色。在社会科学领域不断细分，信息碎片化、知识浅薄化、娱乐至上，知识分子与权力所有者关系已然改变的当代背景下，似乎再难产生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法国知识分子已死？知识分子精神已亡？”这是桑德面向现代社会的两大叩问。

首先先中立的概述：因为作者是以色列人，哪怕他一直在说“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以色列人，我并不觉得自己是犹太人”（在书中也能看出他一直在试图让自己在某些和犹太人相关的论点，论据，论证上保持中立），但是这种底层逻辑般的“骄傲”还是存在在书中的，尤其是第一章之前的前言部分（27页之前）。但是这并不代表后面的内容不好，实际上后面的内容很精彩。 我在《法国史学革命》这本书中也看到了年鉴学派诉说在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衰落，在这本书里也是能找到答案：并非只有法语文学，法语知识分子衰落，实际上全世界的文学，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衰落。 所以如果要读这本书的话，可能会在27页之前有点不满或者不愉悦，不过还请坚持读下去。只要读到第一章，后面的内容便会好很多。 尤其是二战之后的知识分子处境，这本书花了不少的笔墨去描绘，也是十分建议大家慢慢的阅读。但是总归还是那一句话【不要尽信，如果可以的话去阅读平行时间的其他书籍讲述这件事情的】 —————以下是我个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观点————— 【为什么知识分子可以在17世纪到20世纪初地位上升，并且有众多话语权？】 在我看来，这个是因为在这几百年中，人类社会经历着“大航海时代后的迷茫 + 文字普及化的显著提高 + 工业革命 + 宗教影响力的大幅衰落 + 殖民地体系逐渐开始崩溃的恐惧”。以上这五点在这几百年中同时or彼此的发生，并且由于这五件事情都并不是小事+很难被定性。这也给予了知识分子表演的舞台。 在这当中，【宗教影响力的大幅衰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个人有一个暴论，也就是“在这几百年中，知识分子之于社会思想 = 传教士之于宗教思想”。宗教也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和传教士在做同样的事情，也拥有“传授知识给无知之人”的自我感动。 而二战以后，【宗教的影响力】实际上是在上升的，但是这种影响力并非来自人民的皈依，而是政治上的考量和需求。比起唯物主义的知识和理论，唯心主义更加适合统御人民，从而造成一个武断但是有号召力的倾向。 所以其实可以得出结论，知识分子地位提升的时候，其实正是【宗教】和【国家】两大“通过唯心主义来稳固，号召群众“的群体争夺话语权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双方都需要知识分子作为唯物主义代表来给自己增加【客观】理论上的支持。那么其实可以这么说：知识分子实际上一直都是被利用的工具。 而如今知识分子的境地其实是回到了【宗教】掌控话语权的时候，并非是不可理解的。

这是一部越读越起劲儿的书，尤其是最后的三分之一。又有几打必读的书目亟待被清空了，很令人兴奋。研究历史必须同期对照，笃信任何一家，都有被带偏的可能。其实我一直有一种想要推翻他的论点的冲动，但到了后边，基本上还是被他理智又中性的态度说服了。尤其在穆斯林的问题上，我向来充满了忧虑。最终让我放下忌惮的原因是，伊朗什叶派原教旨极端主义的信徒必定是少数，绝大多数的阿拉伯穆斯林，尤其是世俗化派别都是平和的，它们只对自身的权利既有感兴趣，不像霍梅尼这种野心勃勃的神棍输出仇恨，祸乱世界。尽管他们普遍在思想和经济上保守滞后，对人类而言，这自然是好事。拿不到绝对的核心科技，拥有再多的野心，也只能望洋兴叹，一事无成，对人类主体的安宁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过，我唯独对法国对待移民问题的态度上，始终丢不下遗憾的包袱。从作者写作这本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年，我相信本作者能看到这十年来的变化。穆斯林移民普遍拿着来自政府的补贴，却从来不参与社会工作，他们甚至不学习当地的语言，与各种先进文明格格不入，每家只是拼命生孩子，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话，五十年以后的法国，还是不是法兰西共和国，这事很难说。说到近期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请领导先走的战斗式，非常鼓舞人心。它为未来战争的发展动向提供了极富人性的价值定义，所以我向来以为恐尤症是一厢情愿，根本不会成为现实，而穆斯林的宗教特性决定着它才是必须正视的大问题。

现代知识分子（不仅限于法国）安身立命的工具包括祛魅、解构、批判、谱系学等等，其逻辑本性就是无差别地刺穿一切神话。从启蒙理性拆解宗教神权，到左拉揭穿国家主义，再到福柯拷问所有权力话语，解构的利刃是永远不会主动停下的。当它把所有神圣性都消解完毕时，最终一定会调转矛头，指向“知识分子”这个神话本身：知识分子越忠于自己的批判精神，越彻底地贯彻理性的祛魅，就越会瓦解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没有任何神话能经得起彻底的批判，包括“批判者”这个神话。 按照桑德的逻辑，法国知识分子自批判anti-Semitism（德雷福斯事件）得以确立，到Islamophobia（查理周刊事件）导致“终结”，但这个他想象出来的闭环并不能说明知识分子的逐步堕落，反而展现了同一套逻辑的必然演化。法国知识分子信奉的所谓普遍主义，本质是一种强制的同一性：所有个体都必须抹平差异，被同化为抽象的“共和公民”，才有资格被纳入“普遍”的范畴，这种“包容”从一开始就自带暴力属性。 如果这个他者可以被同化（譬如愿意世俗化的Jew），普遍主义者就呈现为宽容正义的面孔，知识分子便站出来为他者发声，彰显自己的普世良心；如果这个他者拒绝被同化（譬如坚守宗教与文化身份的Muslim移民），如果差异无法被共和叙事吸纳，普遍主义者就会立刻从“包容”转向“排斥”，从“普世价值”转向“保卫文明”。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在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共享同一个底层前提：法兰西的同一性是不可动摇的绝对标准。当普遍主义无法再用“同化”吸纳异质，它就只能用“排斥”来守护自身，这便是知识分子最初“普世价值”承诺的反义词。不是某个外部的他者“终结”了法国知识分子，是他们自己的价值内核在遇到边界时自动地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 —— 黑格尔

历史不接受空白页也不接受黑洞，在“时空”之外，有一种不可见的知识关联。 一旦权力倚靠科学，科学就必须具备一种反—权力。——布尔迪厄 不应该任由知识分子玩火。 在哲学著作中，似乎总是思想在引导世界；这样的一种世界观总是会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现代社会，这种对独立文人的想象促使社会乌托邦主义思想的诞生。 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社会学事实：在法国其他地方，知识界几乎总是作为来自巴黎的思想产物与文化象征的汇聚地得以存在并展开行动，然后它再把这些思想与文化传播到更加广泛的阶层。与政治家不同，左岸的知识分子不需要与法国另一个知识分子中心共享他们的绝对权力。他们的霸权不受任何其他群体的威胁，他们不满足于占据最高地。他们就是平原上的高山。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S.福耶尔(Lewis S. Feuer)一直都坚持这样定义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区别：前者掌握影响，后者掌握权力。 有必要指出，在“专制民主国家”（这是伯特兰·德·茹弗内尔和雅各布·托曼创造的一个表达，久远但是很贴切），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需要一个有学识的阶层，它不仅能让知识制度化、系统化，而且能生产国家意识和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同时还为之辩 护。缺乏稳固的传统来赋予政治冲突一种合法性，同时，学者在经济上绝对依赖民族—国家而不是市场，这一切抹除了知识分子集体为取得一种独立地位、获得更多影响而进行斗争的全部可能 性。 应该注意，不要把批判的或者反政府的文人视作整个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典型代表。19世纪初以来，西方自由世界大部分有学识的人—— 哲学教授、历史教授、作家、诗人、评论家、记者，等等，都曾支持过殖民主义征战，也曾为他们所属的权力国家所获得的领土利益感到骄傲。大部分英国或法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反殖民主义者，同样，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也不是反纳粹主义者，总体而言，“明智的”西方知识界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不反对极权主义 知识分子，以及整个有学识的群体，并不比其他人更不道德，但也不要期待他们更道德。文化程度的高低与道德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不可以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与他政治上的“卑劣”之间存在简单而直接的关系。 伟大的左派人物乔治·奥威尔，根据重要性对推动他及其同伴创作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类：首先是“纯粹的利己主义”（即想要显得聪明，想要获得名声，想要进行清算）；其次是“美学热情”（作品完成后的满足感、美的感受与愉悦感）；继而是“历史冲动”（想要弄清楚一些事，并把它们留给将来的每一代人）。在这些原因之后，奥威尔才最终提到了“政治目的”（想要推动世界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约翰逊继承了埃德蒙·伯克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思想，他以这一观点为原则：单一的个人无法判断、评价历史的进程。因此，最好还是依靠权威机构、确实而稳定的国家组织以及扎根于漫长经验中的习俗与信仰。约翰逊继续说，破坏现代世界的巨大不幸就来自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是左派，他们不愿意满足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既有成果，因此想出一些危险而抽象的口号，这些口号已经导致了流血冲突以及大屠杀，西方伟大的“笔杆子”对此应当负部分责 任。 “德雷福斯事件”常常被看作知识分子意识行动的理想形式。但是，对“事件”的神秘化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方面，知识分子在事件中的行动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纯粹”、那么统一；另一方面，关于法国和其他国家大部分知识分子“事件”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上升、麦卡锡主义等等）都表明，将支持德雷福斯的人视作“知识分子”的绝对象征是错误 的。 1898年的第二个事件奠定了知识分子介入现代政治生活的方式，埃米尔·左拉所写的《我控诉》成为西方民主制度抗议文化中典型的知识分子宣言。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世俗犹太人发动的一次全国性的、独立的政治运动，这也是学识渊博的精英分子第一次以有组织的、自主的群体形式出现。“犹太复国主义”与“知识分子”，这种偶然意味深长！几番变化，这两个词在19世纪90年代以名词的形式出现。 就像古典时期的希伯来先知以及卡拉斯事件发生时的伏尔泰，埃米尔·左拉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这样的作家认定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所以他们起身反抗不公正。道德责任是知识分子自我定义的内容之一，也是其标志之一。认为知识分子可能是由某种人性的慷慨所推动，随时准备为普遍的价值而斗争，这样的观点源自一种对其社会地位的独特理解。知识分子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人，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或者某个政府组织没有任何利益上的依附关系，他常常看起来像是现代世界一种“正义”的代表以及一位道德旗 手。 托克维尔：这些作家的处境使他们可以理解与政体相关的普通理论与抽象理论，并且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与实践相距甚远，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平息他们本性中的那种狂热；没有什么可以预先告诉他们：已有的现实可能会让最令人期待的改革遭遇多少阻碍…… 这种抽象的观点没有考虑到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但是它被视为教育大众的典范，正因为如此，后来革命时期出现了许多不幸，哲学家应当对此负 责： 整个国家的人都在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最后都接受了他们冲动的观点、思想的变化以及个人的倾向，甚至是作家本人天生的怪癖，以致国家最终开始需要行动时，他们把所有著述中的习惯移植到了政治中……多么可怕的景象！因为作家身上的优点一旦到了政治家身上有时就变成了缺点。 皮埃尔·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非常明确，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资本的所有者，是统治阶级中某个（被统治的）部分……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立场是由他们在统治阶级中被统治这一模糊的地位所决定的。” 过去，成为政党同路人或者有机知识分子的文人总是认为普遍性斗争要高于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一时间忘记了“捍卫普遍性的捍卫者其实就是捍卫普遍性”。布尔迪厄解释说，从此之后应当坚定地捍卫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共和国。但是捍卫它是为了反对谁呢？ 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阶层形式，他不可以加入一般的工会，他只能够加入一些行业协会。从他们的内心状态来说，现代知识分子更接近手工艺人，即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行会中的成员，而不是现代工业中的工人。知识分子总是保持着职业的独立性，他的工作也赋予他一些特权。考虑到他所享有的特权都源于他自身的才能，他总是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些特 权。 因此，考茨基最后得出了一个非常严苛的论断：“主宰他们的是竞争和以损害同行为代价的欲望。没有哪个职业像艺术家与学者这两种职业一样，存在如此多的职业嫉妒、排挤、顺从与傲慢。” 一直以来，知识赋予所有者以力量。但是拉法格认为，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和其他消费品一样，知识的不断传播使其贬值，降低了其价格。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能力，因此形成了对市场震荡的依赖。如果说18世纪存在一些革命的文化人，比如百科全书派，那么19世纪以来，文人变成了所有新体制忠诚的服务者。他们当然在不断发展科学，但是他们用科学服务于现有的秩序。必须意识到这一点：科学不仅是一种解放的手段，它还可以变成一种阻碍与限制的力 量。 有必要指出一点，现代国家已然落入了知识分子专家之手。拉加戴勒认为：“他们是为其他阶级进行统治的，但的确是他们在统治。所以，公共力量属于政治专业人士。” 索雷尔、拉加戴勒这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所创立的革命无产阶级神话虽然具有某种意义与价值，但是它不可以构成一种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知识分子维护它只是为了激发他们对权威的文化渴望。社会主义思想应当成为一种工人自己所承载的神话，因为如果不这样，未来这种作为意识形态动员力量的思想就会消亡。这种理论逻辑最终使这两位思想家切断了与社会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 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很有道理的话：“用刺刀可以做任何事，但不能坐在刺刀上。”要长期稳固自己的政权，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需要一套文化与法律规则，并让全社会的人都能遵守这些规则：只有这样一个机制才可能创造主导性生产关系并使之长久发展。准确而言，在任何阶级社会，知识分子的出现都是因为这种基本的历史需求，知识分子组织文化、教育与司法体系，创造了一种必要的意识形态共识。这样一个核心阶层是一切稳定等级结构的基石，它四周一直都聚集着其他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能完成技术—经济任务的专家以及成员遍布政治权力机构的补充群体。 《共产党宣言》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依然可以确定，即使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他们中也几乎没有人发现或者能够重新认识到这一事实：知识资本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被一些人当作统治其他人的一种工具。 历史就像实验室里的青蛙尸体，大家切开它、解剖它，好让它符合变化的环境。 没有人能够代表“所有”其他人，因此，福柯提出的新型知识分子要为自己、为同类发声。他绝对是非专业化批判型文人的对立面。他不是“卓越的天才”，而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或者技术人员。特殊知识分子在他自身的科学工作或者大学工作中变得政治化：在这个范围内，他表达对现存秩序的反对意见。这就是为什么相较于文学家与艺术家群体，研究机构与教育机构对统治文化的不满大大增加 了。 从福柯的角度看，“真相”并不是研究过程中揭露的事实的整体，而是能将“真相”与“谎言”区分开来、明确使“真相”制度化的权力机制的全部规则。新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真相”而战，而是为了捍卫“真相”的地位以及他在社会中的经济与政治功能而坚持战斗。因此，与普遍知识分子相反，特殊知识分子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是改变社会的良知，也不是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是改变生产“真相”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秩序结构。显然，他并不是要彻底把权力机构与真相剥离开来，因为任何真相都已然是一种权力，而是要重新思考意识形态生产的等级秩序。 雅各比的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村”中，大学已经又变成了现代时期最初的样子，即一种生产知识的封闭机构，它生产的知识主要为了服务现存的权力机构以及保证知识生产者的垄断地位。然而，我们都知道，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自由等思想同《百科全书》一样，曾诞生于18世纪的沙龙，这些沙龙既不授予博士学位也不颁发任何文 凭。 集体身份一直以来都倚赖共同记忆，而共同记忆本身又是历史构建的结果。集体记忆是一天一天构建起来的，在法国，它深受偏执的想象的影响，这种想象就像是前代进步主义分子所痴迷的“美好未来”的反照镜。但是，与关于未来的想象不同，想象的历史主要是为了创造、强化一种排斥“他者”的身份，而不是为了要理解他，并与他融合。 问题是直到现在，知识分子的功能几乎一直都是传播一些明晰的信息，其中不仅包含知识还包含价值评判。没有机构，没有政治组织，没有社会运动，或没有想要通过货币交换获得他们作品的忠实顾客，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这就是“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定义，它被这些新人物—— 这些因为互联网而出现的“告密者”—— 所损害。 我一直都觉得道德思想不会单独在街上游荡，它们本身并不会改变世界，但它们可能会对现实产生影响，前提是它们满足了能够接受它们的群体的需要。关键问题是，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团结基础的集体利益的社会范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价值的属性和品质。 芬基尔克罗和泽穆尔一样，也梦想一个将永恒存在的唯一、统一、集权、同质的法国。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如此确定地说道：“国家不仅限于维护友好、世俗和平等的原则……它还必须维护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生活形式、一种社会性类型，简而言之，不妨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身份。”这正是新“国家主义”作品的核心观点。

（法国) 知识分子已死？知识分子精神已亡？ 长久以来，法国知识分子都是世界思想史上特殊的存在。从左拉执笔控诉不公，到萨特、波伏瓦主动介入公共事务，巴黎文人始终顶着真理捍卫者与社会批判者的光环。大众早已习惯将他们视作坚守正义、超脱世俗的理想群体。 本书有几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 1是自转特色 。桑德生于以色列雅法一座贫苦移民家庭，父母未接受过系统教育，却终身保持阅读习惯，父亲恪守“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人生信条，深刻塑造了少年桑德的求知观。十六岁的他退学进入工厂务工，在繁重的劳作之余，广泛阅读雨果、狄更斯、杰克·伦敦等作家的文学作品，海外文学的视野让遥远的巴黎思想界，成为他心中的精神圣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桑德读到波伏瓦作品的希伯来译本，书中以萨特、加缪为原型塑造的名士形象，让年轻的他心生向往。他一度渴望成为“巴黎的风流名士”，认同这批文人以写作立身、以思想介入政治、以人道关怀审视世界的人生选择。彼时的桑德，彻底将萨特与加缪视作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化身，坚信这批左岸名士是反抗不公、坚守普遍正义的精神标杆。 这份贯穿青年时代的崇拜，在作者深耕历史研究、复盘真实史料后，彻底走向崩塌。六十年代中后期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亲历经历，是其思想祛魅的关键节点。亲身见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现实后，桑德的政治立场转向极左，也开始以更严苛的道德尺度，重新审视自己曾经推崇的思想先驱。曾经深深打动桑德的加缪，其形象在史料考证中不再完美。加缪出身底层、秉持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鼠疫》中孤军抗争苦难的叙事，《反抗者》中对合理抗争的阐释，都曾深刻感染过无数青年。但真实的历史选择，暴露了其思想与行动的割裂。1942年《局外人》在巴黎出版时，曾取得德国宣传机构的正式出版许可，而加缪直到1943年才正式加入抵抗运动。在关键的国际争端中，他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诉求始终态度搪塞，将殖民地民众的抗争视作“纯粹情感表达”与“新阿拉伯帝国主义”。 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加缪坦言，“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正义之前，我首先会保护我的母亲”。这句表述让桑德深感失望，在他的认知中，真正的正义必然具备普遍性，绝不能因个人私情、族群私利而退让。作者特意将加缪与乔治·奥威尔对比，指出同为殖民地背景的写作者，奥威尔始终直面殖民体系的结构性不义，破解了荒诞背后的历史真相，而加缪始终无法挣脱个人身份与立场的局限。 相较于加缪的立场摇摆，萨特与波伏瓦的历史妥协，更彻底击碎了作者对巴黎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认知。青年时代的萨特，以精准的心理与政治剖析打动读者，其公开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的立场，曾帮助无数海外青年厘清国际政治认知，桑德也自认是彼时以色列“外省的存在主义者”。 但深耕史料后不难发现，萨特在纳粹占领时期的表现，并无后世建构的英勇色彩。波伏瓦的道德瑕疵则更为具体且真实。为保留巴黎高中的教职，她主动签署“非犹太人证明”，而坚守底线拒绝妥协的犹太教师亨利·德雷福斯-勒傅瓦耶，最终惨遭解雇，空缺的职位恰好由战俘营归来的萨特接替。1943年，波伏瓦主动参与维希电台的节目编撰工作，即便仅负责音乐厅栏目，依旧与纳粹傀儡政权形成合作关系。 更令人唏嘘的是，二人在战争期间对犹太恋人比安卡·朗布兰的彻底遗弃。作为萨特与波伏瓦三角恋情中的犹太女性，比安卡全程遭受纳粹迫害，其祖父与阿姨最终死于集中营。但在四年占领期内，两位名士从未给予半点关怀，甚至刻意切断联络。波伏瓦还在个人回忆录中刻意篡改史实，淡化自己的冷漠与逃避。直至二人离世后，比安卡出版《一个被勾引的姑娘的回忆录》，这段被刻意掩盖的历史才公之于众。战后的巴黎知识分子，始终在主动建构“抵抗神话”。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制造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期间，波伏瓦与克劳德·朗兹曼公开支持这场战争。朗兹曼日后拍摄的经典纪录片《浩劫》，刻意聚焦东欧集中营的灾难叙事，完全回避维希法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史实。桑德直言，这部作品的叙事偏差，本质是对历史的选择性遮蔽，更是对受难者比安卡群体的彻底辜负。 桑德由此总结，战后左岸知识分子的“可悲衰老”，彻底抹去了一代人建构的英雄光环，所谓的公共介入与道德坚守，大多是知识分子利用自身象征资本，刻意包装出来的公共形象。 法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形成全球独有的文化现象，根源在于巴黎极端失衡的文化政治格局。作者指出，自十七世纪绝对君主制时代以来，法国的行政资源、文化资本、教育体系高度集中于巴黎，“巴黎就是法国……整个法国都荒芜一片”，海涅的这句论断精准概括了法国数百年的城市文化格局。 不同于英国、德国、美国多中心的文化发展模式，法国所有顶尖出版社、名校沙龙、思想阵地全部扎根巴黎，外省人才唯有迁居首都，才能积累文化资本、进入公共话语场域。这种极致的集权性，让法国知识分子获得了远超他国文人的公共话语权，也造就了他们与权力之间既对峙又依附的复杂关系。【可参阅《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对representative culture 的论述】 2① 为什么“知识分子”问题在法尤其突出？② 伟大的知识分子时代是否已经终结？这两个问题是阅读完此书必须解决回答的。 作者着重澄清了大众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误读，世人习惯将知识分子定义为“反抗权力的真理捍卫者”，但真实历史恰恰相反。桑德明确提出【文化程度与道德判断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联】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殖民主义等关键历史节点，大多选择依附权力、迎合主流，而非坚守普遍正义。 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是法国知识分子群体正式诞生的标志性节点，也为后世文人的话语博弈埋下伏笔。这场事件被作者拆解为两个独立的历史进程，1894年的军事冤案是一场典型的反犹主义事件，直接推动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兴起，而1898年左拉发表《我控诉！》，才真正开启知识分子集体介入公共事务的时代。 “知识分子”一词也在此次舆论博弈中诞生，最初由反对派用作贬义嘲讽，用以指代跨界发声的文人精英，最终被左翼文人主动接纳，转化为正面的身份标识。针对学界惯用的道德正义论、真理追求论、意识形态论三种解读，桑德全部予以反驳。他借助布尔迪厄“文学场”理论与夏尔的社会学研究指出，文人介入公共事件，从来不是纯粹的理想驱动。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法国文学场域分为主导派、边缘派与中间派，身处文化边缘的象征派、先锋派文人，主动介入公共议题、挑战官方权力，本质是为争夺象征资本、改变文化场内的权力格局。即便是支持正义的公共发声，依旧混杂着个人地位焦虑、场域博弈与利益诉求，绝非单一的道德选择。 纵观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全球思想界，知识分子的妥协与盲从是普遍常态。德国大批顶尖学者在1933年后主动依附纳粹政权，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等知名思想家纷纷为极权体制背书。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三十至五十年代陷入“斯大林主义同路”的困境，萧伯纳、布莱希特、聂鲁达等知名文人，纷纷对苏联体制予以美化，无视其内部的暴力与不公。 六十年代的巴黎知识界更是掀起狂热的毛泽东主义浪潮，巴黎高师青年学者渴望发起“塞纳河两岸的文化大革命”，大批思想家激进介入政治，却始终跳脱不出意识形态的偏执。这群文人后续大多转向新保守主义，立场反复摇摆，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纯粹的批判立场。 为厘清“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核心定义，作者系统梳理了十八至二十世纪代表性思想家的对立思辨。伏尔泰主张文人依附开明君主，以学识教化大众、辅佐权力，建构了“国家化知识分子”的雏形。卢梭则尖锐批判理性的异化，直言哲学家面对他人苦难只会冷眼旁观，彻底否定文人脱离人性的抽象思辨。 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提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追求超越世俗的普遍价值，“我的王国不在此世”，绝不追逐世俗权力与政治激情。尼赞则在《看门狗》中直接回击这一观点，直言体制内知识分子本质是服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看门狗”，不介入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妥协。【曾有政治看家犬的蒋廷黻何尝不是如此呢？】 萨特与阿隆的对立，更是冷战法国知识界的真实缩影。萨特以“普遍主义”为内核，建构介入型知识分子的理论体系，主张文人联合工人阶级改造社会。阿隆则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尖锐批判，指出巴黎知识分子的公共发声，大多是脱离现实的弥赛亚式自恋，所谓的正义叙事，本质是文人美化自我、追逐声望的工具。 布尔迪厄的研究最终完成对知识分子神话的彻底祛魅，其经典论断指出【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资本的所有者，是统治阶级中某个被统治的部分】他们手握文化话语权，却始终受制于政治与经济权力，其所有的公共发声与理论建构，都难以脱离自身在文化场中的位置局限。 除此之外，作者还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长久存在的知识分子困境。从考茨基提出知识分子只存在“职业利益”而非阶级利益，到索雷尔、拉法格警惕知识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再到马哈伊斯基“白色之手统治”的颠覆性论断，层层揭开一个核心真相。即便推翻资本私有制，掌握知识特权的精英群体，依旧可能成为新的统治阶层。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虽完善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却也为知识精英掌控话语权、主导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辩护。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的纠葛，进一步印证了其立场的功利性与摇摆性。不同于德意知识分子深度绑定极权意识形态，作者将二者的关系定义为短暂的“调情”而非深度皈依。二十年代法国首次法西斯运动带有亲犹特质，几乎未获得主流文人支持。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部分仕途受挫的边缘知识分子，开始拥抱极端民族主义思潮。 1940年法国战败后，德里厄、布拉西亚克等文人主动依附维希政权，抢占文化话语权。他们的合作并非源于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更多是出于个人失意的报复心理与权力渴望。值得深思的是，同为极权风潮席卷的时代，依旧有部分坚守底线的文人投身抵抗运动，充分印证知识分子群体从未拥有统一的道德底色。 步入二十世纪中后期，经典批判型知识分子正式走向黄昏。作者将这场衰落归因于三重历史变迁，工业工人阶级的瓦解，让知识分子失去了最核心的社会依托。去殖民化运动的现实落差，彻底击碎了文人的革命乌托邦想象。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终结了百年意识形态对抗格局，也让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体系彻底失衡。 随着福利国家与大众传媒的崛起，传统公共知识分子逐步被“媒体知识分子”取代。布尔迪厄将这类人讽刺为“快式思想家”，他们放弃深度思辨，依靠镜头曝光、舆论热度积累声望，以轻量化、娱乐化的言论适配大众审美。九十年代后，电视主持人的社会声望比肩顶尖人类学家，非作家身份成功跻身文学权威圈层，标志着媒体权力彻底碾压传统思想权威。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看似打破了巴黎单一的文化垄断，却并未重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信息碎片化、舆论娱乐化消解了思想的深度，阿桑奇、斯诺登等新型公共发声者，拥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却并不符合传统知识分子坚守普遍正义、理性思辨的核心定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法国知识界的保守化、排外化转向，标志着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彻底异化。作者借用尤涅斯库笔下的“犀牛化”隐喻，形容当下法国思想界的集体病态。冷战结束后，失去共产主义敌人的法国知识分子，刻意将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移民塑造为新的公共威胁，将社会经济危机、身份认同焦虑，全部转嫁到少数族群身上。 2015年《查理周刊》恐袭事件与维勒贝克《屈服》的爆红，是这场思潮转向的标志性事件。维勒贝克公开嘲讽萨特一代的公共介入，自身却通过充满偏见的文学创作深度干预舆论。《屈服》虚构法国伊斯兰化的末日图景，刻意渲染族群对立，却收获法国主流知识界的集体追捧，学界甚至诞生“维勒贝克测试”，用以划分知识分子的立场阵营。 曾经秉持多元包容立场的《查理周刊》，彻底沦为输出偏见的舆论工具。刊物以“捍卫世俗主义、坚守言论自由”为借口，刻意丑化全体穆斯林群体，奉行鲜明的双重标准。嘲讽犹太族群会被界定为种族主义，肆意羞辱穆斯林群体却被包装成公共批判。轰轰烈烈的“我是查理”游行，表面是捍卫言论自由与共和价值，底层却暗藏排斥移民、排斥少数族群的排外情绪。 芬基尔克罗《不幸的身份》、泽穆尔《法国的自杀》等畅销书，进一步放大了这套保守叙事。两位移民后代出身的学者，刻意虚构同质化的法兰西历史，无视法国千年以来的多元文化底色，将社会衰落归咎于移民与多元文化。桑德犀利指出，这套叙事是法国历史排外浪潮的复刻。从排斥意大利劳工、东欧犹太难民，到当下敌视穆斯林移民，经济困境中寻找外来替罪羊，始终是法国社会无法摆脱的历史循环。 值得关注的是我也看到了作者的坦诚。他坦诚自身的思想局限，坦言自己早年也曾为了阶层上升回避禁忌议题，在时代浪潮中保有知识分子的怯懦。同时，他重新确立了真正的知识分子标杆，西蒙娜·薇依、安德烈·布勒东、达尼埃·盖兰与乔治·奥威尔，是作者心中真正坚守普遍正义的思想者。 这群人在纳粹暴政、殖民压迫、极权思潮泛滥的时代，始终坚守独立批判的立场，不依附权力、不迎合主流、不盲从集体偏见，从未在历史关键节点做出道德妥协。基于此，作者发出最终呼吁，当代知识分子应当回归普遍主义基础上的批评方法，正视所有普遍性表达中暗藏的个人立场与时代局限，以透明、真诚、独立的视角审视历史与现实，坚守知识分子最本真的批判初心。 3阅读难点。三四五章对理论的输出很值得关注，重视理论探讨的，值得仔细阅读，觉得是一场深层次的思辨。 4最后一点想法，借用，某个杂志社的标题，作为一个当代回扣， 公知”退场后，战斗是否要继续?很难我对只是根子下定义，或许在作者眼中，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自带道德光环的偶像，也不是舆论场上的流量发声者。他们应当是时代的清醒者，敢于解构集体神话、直面历史真相，敢于对抗主流偏见、坚守普遍正义。但是也许我对知识分子也看法并不尽然相同，但是百年法国知识分子的起落沉浮，为当代所有思想从业者提供了深刻启示，总有几分感触，或许仅以目光投射到五十年代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向问题，又有几分参悟呢？

书是不错的，激发了很多思考。 但是！读的过程非常不顺——困难且枯燥，如果不是对“法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有着充分的好奇和了解的话，不推荐阅读！ 我觉得很不舒服的点是： 1. 牵扯的话题太多，都是散点，没有脉络——时间跨度从启蒙时期讲到最近；国家层面聊了法国、德国、英国；意识形态方面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人物提到了伏尔泰、卢梭、阿隆、萨特等等（而这些还算是我比较熟悉只少听说过的，还有大量完全陌生的人名）；社会方面涉及到阶级状况、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常常是上一段在谈制度，下一段就开始谈无产阶级的消失？但是又没有清晰的观点去说明这些点是如何跟知识分子的状态互动的，在一片混乱中我得到的信息仅仅是：它们都是互相关联的。这个我本来就知道。 2. 对很多抽象的词没有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大概感觉是：字我都能看懂，但是不知道整篇想表达什么，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抽象的概念都不熟，所以无法消化论据和论证，因此观点不能完全理解。 不过看到最后，倒是能够越来越理解这本书为什么会让我产生困惑。 首先是“知识分子”一词本身的定义就不甚明确，作者在第一部分也承认：“事实上，我不知道如何结束这本书。我感觉很困惑、很犹豫，不仅仅是因为我无法正确地解读难以被定义的流变的当下，还因为此时此刻，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中的种种道德嬗变时，我被一种悲观主义情绪所缠绕”。 然后是作者自身身份带给他的精神拉扯：作为知识分子，在要不要介入政治之间徘徊；作为犹太移民，对法国政府及其他部分移民后代知识分子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态度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最后是这本书的意义和目的。其实研究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我们在怀念伏尔泰、萨特这样的典型人物的时候，我们所怀念的是什么？是他们所倡导的政治理想吗，还是仅仅是文人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观点影响大众的时代？他们就一定是我们印象中的那样正义、勇敢吗？政治和社会结构已经变了，现代社会不存在伏尔泰，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了，还是因为现有的社会环境已经孕育不出这样的人物了呢？当我们在指责当代知识分子喑声的时候，我们其实希望他们在什么样的舞台上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所以借用作者批判其他人对昔日法国的留恋所使用的话：“但是众所周知，很多时候，怀旧只不过是对一种并没有真正存在过的东西的忧伤遗憾之情”。 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是由个体构成的。每个个体当下遭遇着什么样的身份困惑、经济状况都会多多少少影响他/她对不同事件的看法与选择。 法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消失，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消失。群体都还在，我们怀念的是熠熠生辉的个体和我们自己赋予个体的理想、正义与勇气吧。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核心，也是桑德书里想要解释的：为什么过去的知识分子更独立，而现代知识分子容易被权力或市场收编。这里涉及到几个历史、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贵族”或“道德高尚”。我们可以分开来分析： --- 一、历史环境与社会结构 1. 公共场域的单一性与稀缺性 19世纪到二战前，公共讨论渠道有限：文学杂志、报刊、讲座等。 由于渠道有限，知识分子的声望（象征资本）本身就是稀缺资源，不容易被商业或权力收编。 这种稀缺性迫使知识分子必须以深度、严肃和道德正当性来维护声望，否则无法获得公众认可。 2. 权力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独立性 过去的知识分子（如左拉、鲁迅、托克维尔）处于一个国家化但相对松散的权力体系。 政府没有大规模控制媒体，知识分子有空间通过作品积累声望。 因此，他们的象征资本主要用于批判权力、推动公共正义，而不是被权力吸纳。 3. 社会流动和职业选择限制 现代社会中，学术、媒体、出版、演讲成为多样化职业路径。过去知识分子多依靠写作或教育为生，职业选择有限。 当时金钱、名声和权力相对“难以通过附庸行为获得”，更多依靠个人声誉和公共认可积累象征资本。 --- 二、文化与道德因素 1. 文化规范 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有明确的**“公共责任”文化**： 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冒生命危险发声； 萨特强调“普遍知识分子”责任。 道德规范和社会期待把批判行为与声望直接挂钩，独立性本身就是社会认可的资本。 2. 象征资本获取方式 过去的知识分子积累声望主要依赖深度创作、学术贡献和公共介入，而不是靠附庸权力或流量。 因此，即便有人追求声望，也必须以独立批判和深度创作为前提。 --- 三、贵族身份的影响？ 部分欧洲知识分子确实出身上层阶级或贵族，经济独立性较高，不依赖权力或市场生存。 但并非所有独立知识分子都是贵族： 左拉来自中产家庭，鲁迅出身官僚家庭，但主要靠写作独立。 核心不是出身，而是社会结构和象征资本获取逻辑使他们能够坚持独立批判。 --- 四、总结逻辑 1. 过去知识分子不容易迎合权力、市场或算法，原因不是道德高尚，而是： 公共场域稀缺，声望必须靠独立性和深度积累。 政治结构允许相对独立的批判。 职业和经济结构限制了附庸行为的诱惑。 2. 现代知识分子更容易迎合，原因是： 信息渠道丰富且商业化，象征资本可以快速转化为金钱和影响力。 权力和算法可以直接吸引象征资本方向。 文化规范弱化，独立批判不再是积累声望的必要条件。 总结一句话：过去的独立不是因为天生道德高尚，而是历史环境、结构逻辑和象征资本获取方式天然促成了独立批判。 ---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画一张**“过去 vs 现代知识分子象征资本获取与独立性对比图”**，把为什么过去独立、现代容易被收编用视觉化方式一眼看懂。 你希望我画吗？

很奇怪的一本书，它似乎具备着相当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它又好似在力求从客观的视角下观察，它对右翼思潮的考察详细到了极点，以至于令人不自觉的将作者推向了对立行列，而它又“完全根据”在进步的立场上，却是彻彻底底的糖衣炮弹……(;¬_¬)

阅读有时附带了一份绝望，怎么办呢? 尤尔根·哈贝马斯：《海因里希·海涅和知识分子在德国的角色》 安妮·麦戈文：《从浪漫的天才到坚定的知识分子：左拉知识分子观念的形成》 吉塞勒·斯皮罗：《作家的责任：法国的文学、权利与道德》 吉塞勒·斯皮罗《作家的战争（1940—1953）》 托德·谢帕德《1962年：独立如何改变了法国》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