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曾祺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盛产天才,影响深远。1939~1946年,汪曾祺在昆明求学、生活长达七年,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在此后的人生中,他时常深情回望这七年联大时光。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那些走过历史长廊的脚步,在汪先生笔下仿佛又在缓缓朝我们走来; 那些淹没在历史长河的面孔,在汪先生笔下仿佛又鲜活着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本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很多人在那个年代里疾病缠身、穷困潦倒、S于非命,汪先生却换了视角,述说了一段段感人肺腑、有笑有泪的故事。 他没有在苦难里着墨太多,更多是以悠然淡定的姿态、幽默风趣的语言,讲述着那些年联大里的师生舍友“闲赏庭前花开花落,淡看天上云卷云舒”的从容。 有人评价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比清华北大过去三十年培养的都多,归根结底,是因为“自由”——教授讲课的自由,学生研学的自由。 正是这份自由,让联大的师生,在常要“跑警报”、在两人一床四十人一屋、在四面漏风雨打铁皮屋顶仍安然上课的日子里,成为了文理兼修、才华卓绝的大师,创造了独属于那个年代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也正是这份自由,让联大八年,影响了中国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