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

提到修昔底德，连喜欢关注国际新闻的老爸都能脱口而出：“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到底是谁？修昔底德陷阱最初来自哪里？这些问题倒是很少有人打破砂锅纹（问）到底…… 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虽然早已耳闻它的重要性，却一直只有个连模糊都称不上的印象。最终，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张新刚老师的这本《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里，给了读者一个最完整的概念。 “修昔底德陷阱”，在书中一开始就给出答案——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既有大国的地位，而守成的大国会主动进行遏制乃至不惜发动战争。而它最初的来源——伯罗奔尼撒战争，张新刚老师用400多页的体量、12讲的篇幅，深入浅出为读者娓娓道来。 围绕着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每一讲的内容大致一开始简要明了的讲述战事的一个发展阶段，会有对原文的引述；然后会指出这段事件里值得注意的关键点，间或有研究者对之的不同意见和评论；最后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又会在下一讲给出答案。 一直以来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印象都是简单的“民主的雅典输给了专制的斯巴达”，然而，越是通过作者抵近修昔底德的叙述展现出的种种纷乱如麻的细节，越深入，事情本身就越有一种模糊感，而绝不是简单的判断哪里好或哪里坏，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雅典的确是民主的，但她在联盟之内却是“帝国主义”的；而斯巴达，她真正的实行的混合政体也远比想象中复杂…… 喜欢历史的读者看外国史总无意识的做做对比，就会觉得有点像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同样的“合纵连横”、“尔虞我诈”，但在古希腊世界的城邦之间、城邦与联盟之间、联盟与其他联盟之间，那些竞争与合作，在细节上又是如此不同。一个城邦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总会有正反两方展开激烈的辩论，然后无论何种政体，都会由民众或者执政者做出决策并执行，张新刚老师在这些地方让我们看到的是：面临决策失误的时候，雅典民众是如何做出反应的。 “代际关系”，虽然不是张新刚老师首创，但是第一次在书中看到这个概念，为什么战争总是惨烈，但惨烈的战争总是频频发生？——经历过的一代已经老去，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残酷，他们还怀着在战争中可以获得利益和荣耀，于是…… 一场战争如何开始，只要彼此没有正式宣布成为敌人，各种合作就可以正常进行。张新刚老师没有直接提出我的疑问：那么一旦开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应对“敌人”？是“不惜一切代价”、“战到最后一人”的决战到底；还是本来发动战争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在达到大部分目的之后，要不要结束、如何结束战争（虽然似乎结束比决定开始一场战争更加不受控制）？ 这些问题，都由张新刚老师的叙述和评论，在修昔底德笔下240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里给出了古代人的经验和教训。 关于修昔底德的“人的境况”，和书友讨论了西西里远征，结论是：一场悲剧。人性如何在战争中体现光明或者阴暗的一面？雅典的政体——民主，在这场漫长的战争过程中暴露了太多的短板，也被判断为失败的原因，“民主的失败”也是“人性”的失败。但是作者指出，修昔底德让读者看到了雅典民众和民主政体的韧性和活力，教训也是后来的人民指出了改革或者说修正的方式。 2400多年前的“故事”，处处在在都为当今世界的“大国博弈”的国际局势做着某种注脚和分析，隐晦的……也许历史无法预测，但人性似乎可以。 “对那些想要了解过去事件真相的人来说，由于人总是人，过去的事件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再次发生，或者发生类似的事件，如果他们认为我的著作还有所助益，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想赢得听众一时的奖赏，而是要成为永恒的财富。”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维持帝国是不义的，但放弃帝国是危险的”，人是社会的基础，而社会是人的集体表现，马洛斯需求理论中第一层是生理需求，其次是安全需求，再往后才是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对人和对城邦都一样，为了生存一切皆合理，所以对雅典而言也是如此；其次，正如雅典使者的直言不讳，政治的真相始终都是以实力作为道德的尺度，作为盛时的雅典，年轻的国民从出生开始就没有经历过失败，将雅典的强大视为理所应当，对他们而言给弱小城邦投降的选择，以免造成整个城邦的覆灭就是道德，这是上位者的傲慢，也是代际效应影响；再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表面上是缘于修昔底德陷阱，但修昔底德陷阱下是各个城邦的民主派和寡头派权利之争的暗流涌动，各方都以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为出发点做出选择，甚至雅典内部也深受其害，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向，好像形成了一个莫比乌斯环，最终一切又回到了起点，时间在向前，过程始终循环；最后，正如书中所讲，人都有立场，再客观的理性判断也只是个人根据成长的文化环境和认知下的产物，这是人的局限性，不可逾越，但是总有比较，总有优劣，而修昔底德的著史是公认的佳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战争之初就认识到其重大意义，也对各城邦的权利之争和两大阵营的斗争关系，利益考量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这对后来读这段历史的人无疑有极大的帮助。本书详细介绍了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了解构，并结合当时时代的城邦和各人关系进行了分析介绍，加深了对修昔底德笔下对各城邦精神的特色和认识，也让人更好的理解了希腊的文化，非常非常棒！

2023.05.11～（37） 开卷有益。 翻开这本书就是源于“修昔底德陷阱”不止于耳。不让可能的敌人强大，可以主动出击。但“被敌人”的一方是否这样认为或已表现出咄咄逼人呢？还是对方的误判？按照代际理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陷阱”之说在近几百年经常被提及并有实战不断验证。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历史在于创造，怎么就不可能跨越“陷阱”？或者虽然跨出了惊人一跳，发现脚下根本就没有什么“陷阱”。如果加强沟通、交流、理解，形成共识，或许可以证明“陷阱”仅是一种思维乐趣而已！ 读懂这书还是要从原著上下功夫，别人脑袋重新加工过的东西，读起来总是不过瘾。（细雨山脚下）

正义是以实力相当的双方为基础的；实际上，强者主宰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而弱者则忍受他们所必须承受的。 希波战争以后，雅典取代了斯巴达，成为抗击波斯新联盟的领导者，在希腊世界的地位骤然上升。在此期间，雅典与斯巴达以及伯罗奔尼撒联盟发生了断断续续的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三十年和约”的达成，实际上确立了斯巴达和雅典分别对陆地和海洋的主导权。公元前446年双方订立了这一和约，15年后，雅典人便和伯罗奔尼撒人爆发了长达27年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4。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过去事件真相的人来说，由于人总是人，过去的事件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再次发生，或者发生类似的事件，如果他们认为我的著作还有所助益，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想赢得听众一时的奖赏，而是要成为永恒的财富。 在这一问题上，我更偏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康纳(W.R.Connor)的观点，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点出：“修昔底德清晰阐明了雅典人做出冒险的决策，甚至有时会犯致命错误，但是民主的文化又能使这些错误帮助人们具备令人惊异的适应性和韧性，而这韧性又拖长了战争，加剧了苦难。” 希罗多德曾评价说：“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言论的平等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这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成为最优秀的。” 希波战争决定性地改变了雅典，既改变了雅典的政体，也改变了雅典在希腊世界中的地位。从城邦内部政体来看，雅典从平等的秩序进一步发展为民主政体，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军力量的增长。 今天看来，雅典的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制，其标志并非选举，而是抽签。选举在古代希腊被视为是贵族制的制度，因为选贤与能是选出更优秀的人，而抽签才是真正平等身份的体现。当然，雅典的军事将领是由选举产生的，每年10位，可以连任，伯里克利就连续多年当选为将军，在城邦中拥有显赫的影响力。 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us)的记述：“伯里克利把缰绳交给民众，向民众实行讨好政策，在雅典不断地为民众设计很多节日看戏、会餐、游行，用‘粗俗的娱乐哄孩子似的’哄着民众，而且每年派出60艘船，载着许多平民，出去航行8个月，都付给工资，让他们学习和操练航海的知识。” 公元前478年（或前477年）冬天，盟邦代表在提洛岛(Delos)开会，成立新联盟，旨在蹂躏波斯领土，为希腊的苦难报仇，还要将那些仍在波斯统治下的希腊人解放出来。这个联盟被现代学者称为“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 概览整个西方思想史，会发现直到19世纪前，欧洲的思想家大都将斯巴达而非雅典视为希腊城邦政体的典范。 人应该向真正的自然学习，强者获得他能得到的，弱者则承受他必须承受的，这就是世界运行的法则。在修昔底德记述的一些对话中就能看到类似的主张。 修昔底德这里用的是συγγράφω(ξυνέγραψε)，直译是“把材料收集起来写下来”。我们今天把这本书称作史书，但严格来说不能直接翻译成“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ia)实际上是“探究”，“历史”成为historia的确定义项是公元前4世纪的事情，所以在修昔底德写作的时候，历史写作还不是一门确定的行当。 这场战争直接的诱因是一个小城邦埃庇达姆努斯(Epidamnus)发生了一场内乱，就把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大的城邦，乃至所有城邦都卷进去了，小城邦想中立而不得，所有的城邦都必须选边站。简言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强度高、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灾难深重，既撕裂了希腊世界，也撕裂了每一个城邦，这些都是修昔底德选择记述这场战争的原因。 现存铭文材料显示，被镇压的优卑亚的卡尔基斯人Chalcideans要向雅典人宣誓： 我不会以任何方式或手段叛离雅典人，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上，我也不会服从任何造反的人；如果有人造反，我将向雅典人告发他，而且我将向雅典人支付我劝他们同意的任何贡品。我将成为最好和最公平的盟友。如果有人对不起雅典人民，我能够并且将帮助和捍卫雅典人民，我将服从雅典人民的命令。 雅典和斯巴达虽然都是希腊城邦，但一个是平等的秩序，一个是混合的政体，两种政体之下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政治制度不只是外在的制度，它会塑造人的观念，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雅典处在平等的秩序下，他们过的是一种斯巴达人无法理解的生活。雅典人如此自由散漫，把斯巴达人影响了怎么办？所以斯巴达和雅典第一次公开的分歧，不是他们的利益之争，而是城邦品性的分歧，是生活方式的分歧。 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城邦开始与雅典爆发正面的冲突，并导致拉凯戴孟人与雅典人直接交战，史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0年—前445年）。 德尔菲是希腊最神圣的地方，希罗多德的《历史》写到，希腊的王要干大事之前，都要去德尔菲求神谕。德尔菲的事务并非由一个城邦负责，而是由安菲提温尼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负责。安菲提温尼同盟有诸多权力，甚至可以号召对某些城邦进行神圣战争，所以控制这个同盟也就拥有了实际上的政治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了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在海陆两方面扩张所导致的希腊安全困局，斯巴达和雅典通过一系列冲突和试探确立了双方各自基本的势力范围。但是，希腊世界两极之间的均衡并未通过和约得到确立，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在10余年后爆发。 21世纪初以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名词逐渐成为热门词汇，被用来界定大国间必然冲突的规律。……这一切都来自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雅典人实力的上升引起拉凯戴孟人的恐惧。 雅典人直陈自己的行为动机：恐惧、荣誉和利益，这3个动机构成了雅典人行为的基本逻辑。后来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个完整英译本的翻译者，对这三重动机高度重视，并用在《利维坦》(Leviathan)一书对人性的分析之中。 接下来，雅典人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他们的“现实主义”主张： 弱者受制于强者，是永远通行的。还有，我们认为自己有资格统治盟邦，而且你们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现在你们盘算了自己的利益之后，才开始大谈正义。然而，人们只要有机会用强力获取利益，野心就不再需要正义的掩饰！如果有人依据人的自然统治别人，并能展示超出他们的权力所能允许的更多的正义感，那这些人是值得赞扬的。如果别人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认为，相形之下必将能凸显我们的温和程度。但是我们所表现出的公正却给我们带来了不公正的批判，而非赞美。 这段话将“恐惧、荣誉和利益”3个行为动机背后的原则进一步明确，那就是权力原则，或者说实力原则。 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第二卷开头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吕底亚(Lydia)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巨吉斯(Gyges)，是给国王放羊的。有一天地震了，出现一个地穴，他下到洞穴里头，看到了一个巨人的尸骨，尸骨上有一个戒指，他拿了下来戴到手上。在拨弄这个戒指的时候，他发现只要把戒指转向自己，他就能隐身，转向外面又会显身。巨吉斯就利用这个神奇的戒指，杀了国王，娶了王后，自己当了国王。这枚戒指实质上指代一种绝对的权力，即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受惩罚的权力。 通过辩论演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不同的群体眼中呈现出多重面相。硬实力很重要，但人们的观念、利益、情感等掺杂其中，也会影响事情的走向。 代际的革新是理解人类政治、战争等事务的重要角度，人类的经验似乎不可能直接遗传，总是要靠自己的亲身体会方能觉知。 更为严重的是，当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时，人们对所有的法律都开始持轻蔑的态度了。修昔底德评论说： 瘟疫也第一次让雅典人目无法律。过去他们偷偷摸摸做的、不能恣意而为的事情，现在敢大胆做了。他们目睹了人的命运的突然转折：吉星高照的富人转瞬不在人世了，从前不名一文的穷人立即得到别人的财产。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朝不保夕，财富一样是过眼烟云，所以应该及时行乐。没有人热衷于继续追求人们所认为的嘉德令名，因为人们认为，能不能活到得到那一天都很难说；眼前的快乐以及一切能带来这一快乐的东西，都被看作是既美好又有益的。人们不害怕神的和人类的法律，因为一方面，人们看见不论敬畏还是不敬畏神明，都一样是死，所以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另一方面，没有哪个犯了过错的人指望自己能活到受审和被惩罚的那一天。一个比这严重得多的判决已经悬在人们的头上，在它落下来之前，不应该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吗？ 克里昂告诫民众，不要被新奇的说法和观点所蛊惑，甚至直接批评民众在听取辩论时的心态： 有什么比朝令夕改更加可怕呢？我们不要忘了，一个虽有劣法却笃守不移的城邦，要比一个虽有良法却无人遵守的城邦强大得多；知识不多却谨慎克制胜过聪明伶俐却无所不为；平庸之辈治理城邦往往要强于精明之士。因为精明之士想要表现出自己比法律更聪明，想在所有公民大会的发言中盖过任何人，好像每次发言都是他们显摆自己才智的最好机会，因而不肯放过。就是由于这一点，他们常常毁了城邦。而平庸之辈不相信自己的智慧，认为法律肯定比自己高明，自己没有能力批评那些聪明人的发言。他们是公正的裁决者，而不是竞争的对手，所以常常取得成功。我们正应当如此行事，不应该受伶牙俐齿和斗智逞能所鼓动，而去规劝你们——雅典群众——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想法的决定…… ……事实上昨天你们全都投了赞成票；或者为贿赂所动，试图精心编造貌似合理的言辞去误导你们。在如此一番唇枪舌剑中，城邦授予了别人桂冠，却给自己带来了危险。对此，你们难辞其咎。……追寻一个所谓的理想世界，它不同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却没有能力认识现实世界。头脑简单，过于轻信；就像闲坐看智者表演的观众，而不是商议城邦大事的公民。 克里昂区分了言辞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告诫民众新鲜的言辞容易吸引听众，但是花言巧语未必能反映现实世界的规则和逻辑，民众在公民大会上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为城邦找到最有利的决策。 那么狄奥多图斯的建议是什么呢？他说：“对我们而言，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有罪，而在于我们是否明智。”这一句话就将讨论的层面提升了，……对于雅典人来说，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怎么做才是最有利于城邦的。 法律的存在意味着有违反法律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悖论呢？狄奥多图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因为人会受希望和贪欲的引导：“‘希望’和‘贪欲’无处不在，‘贪欲’领头，‘希望’紧随其后。‘贪欲’设计出阴谋，‘希望’建议能交上好运。这两种东西最有害，而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比看得见的危险更加厉害。” 《高尔吉亚》是苏格拉底与当时希腊最为著名的修辞家高尔吉亚等人的对话，对话的主题是修辞术的性质和能力，以及政治生活与哲学生活的关系等。在对话中，对话者卡里克勒斯(Callicles)有一段讨论力量与正义问题的话： 自然和礼法基本上是彼此相对立的……我认为制定我们这些法律的人是大多数弱小的人。所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来制定法律，规定荣辱。他们害怕自己中更强大的人，即有能力获得更大的份额的人，比他们自己拿得更多，就将获取比自己份额更多的行为说成是“可耻的”和“不义的”，行不义就是试图获得多于自己份额的行为……但是我认为自然本身告诉我们，更好的和更有能力的人获得比更坏和更弱小的人较多的份额是正义的。自然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彰显的，既在其他动物中也在人类所有的城邦和种族中，自然揭示出这就是正义所在：较强的统治较弱的，并拥有比后者更多的份额。否则当薛西斯入侵希腊的时候，或者他父亲入侵斯基泰的时候，正义是什么呢？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认为这些人是依据正义的自然来做这些事情的——是的，以宙斯之名，符合自然之法则，而不是按照人所立的法律。 如修昔底德就曾借叙拉古民主派领袖阿特那哥拉斯(Athenagoras)之口，提到了时人对民主制和寡头制的一些认知： 也许有人说，民主制既不贤明也不平等，财产拥有者最适合成为统治者。我的看法恰恰相反，首先，民主制中的demos一词包括全体公民，而寡头制，即少数人的统治，仅代表其中的一部分。其次，如果说最好的财富保护者是富人，最好的顾问是贤明人士，那么，他们都不能像大众那样善于听取意见并做出明智的决定；在民主制下，所有这些有才能的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寡头制会使人民大众分担苦难，而寡头党人自己坐拥好处且搜刮别人的利益，意欲独占全部。 阿特那哥拉斯赞美了叙拉古的民主制度： 有人会说，民主政体既不明智又不公正，有钱人才最适合做统治者。我说，首先，“人民”顾名思义指的是全体，而“寡头政体”指的是部分。其次，富人最善守护财富；明智之士最善谋划；民众听了讨论后，最善评判。这三类人，部分地或者全体地，都在民主政体里享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寡头政体让大多数人分担危险，不满足于最大的一份好处，还夺取和占有全部。这就是你们当中有势力者和年轻人孜孜以求的，但在一个大邦里不可能实现。 如果我们相信《雅典政制》的作者的确是亚里士多德，那么联系他的《政治学》就会知道，重装步兵政体（也就是politeia）是亚里士多德比较支持的政体形式，是适合于大多数城邦的最佳政体。 雅典的民主政体以及生活方式也显现出了自身的力量，在四百人政权建立后，修昔底德曾有一简短的评价：“在废黜僭主统治以后的大约100年中，雅典人民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这期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习惯于统治其臣民的；要剥夺雅典人民的自由，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插图]自由与爱国构成了雅典民主政体的两项正面素质，成为修昔底德在第八卷中撰述的主题。在战争特别是战败的大背景下，雅典显示出政体的调适能力。 修昔底德说：“雅典人觉得，只要全力以赴，他们将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正如著名的修昔底德学者康纳在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修昔底德清晰阐明了雅典人做出冒险的决策，甚至有时会犯致命错误，但是民主的文化又能使这些错误帮助人们具备令人惊异的适应性和韧性”，而“这韧性又拖长了战争，加剧了苦难”。 修昔底德对代际的观察和评论揭示出在雅典民主帝国不同阶段生活的公民群体以及政治人物的基本面相和动态演变。民主和帝国作为两个变量相互交织在一起，塑造着不同代际的雅典民众，而代际视角的本质是民众以及政治人物的品性，这是决定着战争走向和政体演变更为底层的潜流。时代与民众品性相互影响。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战争是个暴戾的老师，在战争这个老师面前，一切城邦与人物都要在起起伏伏中展示出自身的底色，修昔底德通过自己的撰述将人与事的本性展示在读者面前，而这可能就是他希望并且有信心自己的著作能够成为永恒财富的原因吧。

因“修昔底德的陷阱”慕名而来。看过张老师写的第一部“希罗多德”篇，接着又看这本。对战争史不感兴趣，还是硬着头皮看完了，算是能与知道这个词语的人，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拉凯戴蒙人”产生一些共鸣吧。 另外感受就是，战争一点都不好，不要一腔热血挑起战争。

读完作者的《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以后再来读的这本书。 书中对于这场战争过程的描绘，最能感受到的就是雅典民主制的优点与缺陷被同时放大。它的优势在于开放、参与和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雅典能够容纳不同意见，通过公开辩论迅速调整政策，也能够依靠公民参与凝聚出惊人的战争潜力。对于米提列涅判决的辩论中，雅典人甚至可以在已经作出屠城决定之后重新讨论，并最终改变决议，这体现出了这种政治机制所具有的自我修正能力。但民主制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当公民大会受到恐惧、愤怒、野心和雄辩术支配时，集体决策并不天然意味着理性。伯里克利之后，政治越来越依赖对民众情绪的迎合，克里昂式的强硬、阿尔喀比亚德式的煽动，都说明民主制度既能放大理性，也能放大欲望。西西里远征尤其反映出了这种制度性危险的集中爆发，一个拥有充分讨论程序的城邦，最终却在集体狂热中作出了近乎毁灭性的决定。 伯利克里认为，雅典成长壮大背后的原因不仅在于它的政体，还在于民众品性。我对书中科林斯人对雅典国民性的评价印象极深：雅典人勇于创新、行动迅速、永远想着获得更多；即使已经得到，也不像别人那样享受已有之物。他们似乎生来既不给自己安宁，也不给别人安宁。这段评价几乎概括了雅典整个五世纪的命运。正是这种不满足、好冒险、敢于行动的性格，让雅典从希波战争后的城邦迅速成长为爱琴海世界的霸主。放到现代社会，这种精神仍然是科技、文化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并被不断称颂。 在书的末尾作者提出的代际视角应该是作者最想让读者去体会的一种独特视角，雅典的兴衰史是雅典每一代人在自己的处境中做出的抉择的总和，经历过希波战争的一代雅典人，亲眼见证城邦如何在危亡中获得自由，又如何凭借海军与民主政治走向强盛；到了伯里克利时代，这份历史记忆转化为一种高度的政治自信——雅典人相信自己的制度、生活方式乃至城邦本身具有值得捍卫的优越性。然而随着战争延续，瘟疫、死亡、财政压力与不断扩张的帝国野心逐渐消耗了这种共同记忆。后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没有经历过雅典实力逐步上升的过程以及帝国逐渐成型的过程，从小就生活在处于实力巅峰的雅典，并且非常好地遵循了伯里克利“爱雅典，还要爱帝国”的教导，他们不再满足于保守的帝国战略，开始积极地扩张帝国，最终反噬了伯里克利的政策。 雅典政体与其国民品性就是不断在代际境况的差异中相互纠缠与相互塑造，在这场战争中，雅典所面临的内忧外患越是困难复杂，就越是彰显出了雅典的强大和坚韧，然而成也萧何败萧何，最令人唏嘘之处或许就是在于推动雅典走向巅峰的力量却最终将它推向了深渊。

张新刚《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2400多年前，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55-400/396）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今天这位古代历史学家忽然名声大噪起来，原因来自于一个名词“修昔底德陷阱”。这是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概念，一言蔽之就是新兴大国崛起会挑战原有大国的地位，于是被遏制乃至爆发战争。 修昔底德就是如此判定当时的雅典人与拉凯戴孟人（主要是斯巴达人）之间紧张关系的。修氏原话： “我相信，战争真正的原因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是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凯戴孟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 这让我想起大刘说的“黑暗森林体系”，带枪的人在丛林中，忽然发觉有危险，最先做的是开枪，而不是摇橄榄枝。这是互不信任体系的结果，难以调和。 与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获得了更多史家赞誉，因为他写的历史按他自己的要求要“符合道理的真实”，即追求材料的准确。他说：“我的著作不是想赢得听众一时的奖赏，而是要成为永恒的财富。”因为“人总是人”。修昔底德认为人性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要“以史为鉴”，所以他认为这本书就是一面镜子，让历史照进未来。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31年，雅典联盟与斯巴达联盟之间的征战，持续27年，到公元前404年结束。这是两个帝国之争，也是海上霸主雅典与陆上霸主斯巴达的海权和陆权之争。 这场战争是怎样打起来的？一句话肯定说不清楚。我们经常是，当你试图去弄清小到“一个纠纷”，大到“一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时，总是发觉那是一团乱麻，无数个因素叠加的结果，而我们称之为原因的，往往只是导火线。 导火线是科西拉内乱、波提代亚争端、麦加拉禁令、埃吉那自治。简说主要的科西拉内乱，母邦科林斯前去攻打，败而归。双方求助雅典。 1、科西拉和科林斯的辩论。本书的第一次辩论，非常精彩。双方求助雅典，雅典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决议。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各方陈述理由，最终投票表决。科西拉奉行的是“对外不结盟”政策，与雅典并无互助盟约。而科林斯却是雅典强大的对手拉凯戴孟人（斯巴达）的盟邦。所以两科要说服雅典倒向自己何其难。 很有意思的是科西拉对“不结盟”外交政策的阐述：“对外不结盟以免因外邦的决策而同遭祸患，以前被我们认为是明智之举，现在看来则是不智的表现和势单力薄的缘由。”“不结盟”政策古已有之。另外他还把矛头扣在雅典的痛点上，说科林斯是拉凯戴孟人的盟友，拉凯戴孟人由于害怕你们的势力壮大急欲开战。科林斯人向我们下手，我们若败，下一个就要轮到你们了。 这调调熟悉不熟悉？我们必须要支持谁，不然就轮到我们了。这忽悠的套路几千年都没变过。科西拉更拿硬实力说话，强调自己强大的海军和海上交通要冲地位。用实力和利益做诱饵，呼吁雅典人识时务为俊杰。 科林斯人陈述的角度是正义道义。一是雅典同盟与伯罗奔尼撒联盟有30年和约，不能破坏；二是科西拉不结盟是邪恶用心，怕被发现丑行，如现在他就不尊重母邦科林斯；三是科林斯曾有恩于雅典，雅典帮敌人就是忘恩负义。 雅典召开了两次公民大会，第一次倾向科林斯，第二次倾向科西拉。最终和科西拉建立了“防御同盟”，即一方遭攻击时，双方互相援助。这有点像今天的“**安保条约”。 雅典人的真实想法是让两科斗个两败俱伤，真到与拉凯戴孟人一战时，他的盟邦科林斯已经垮了，不费一兵一卒就消弱了敌人的力量，非常划算。雅典人的决定至少说明了在当时，雅典人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与拉凯戴孟人的战争不可避免。 2、斯巴达公民大会。各盟邦参加，到底与雅典开不开战的一次辩论大会。十分精彩。 第一仇敌科林斯发言，一指责斯巴达的绥靖政策使联盟失去了科西拉和波提代亚，造成雅典越来越强大。二分析斯巴达和雅典人的国民性，非常好玩。认为雅典人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胜不娇败不馁，富于革新精神。反观斯巴达，墨守成规、犹豫不决，总是患得患失，简直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总之，绥靖政策害死人。 雅典使者辩驳。切入角度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一希波战争中雅典的中流砥柱作用，雅典卫城被焚毁两次。二你不要的一帮小弟归到我这来了，让我强大能怪我吗？恐惧、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不能放弃现在的帝国。三弱者受制于强者，是永远通行的，你也是这么做的，正义只是幌子。 结果斯巴达内部讨论同意开战。前432年8月，伯罗奔尼撒联盟召开大会，科林斯人会前悄悄游说各邦投票支持战争，并且在大会上做了主旨发言，鼓动战争。最终，联盟投票结果是多数城邦支持战争。一年后战争打响。 3、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伯里克利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被后世称为“民主颂”，这一演说成为后人推崇雅典的重要依据。 伯里克利说，品性、政体、民众的生活方式，使得雅典成为拥有巨大权力的帝国。以下演讲的两段： “我们的政体不是效法邻邦的礼法实践；而是他们的榜样。我们将之称为民主政体，因为城邦的治理以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依归。处理私人争端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共职位则依才能而定，并非按照等级而是按照个人的才能；贫穷从来不构成参政的障碍，公民无论身份有多低，都能为城邦贡献力量。……” 伯里克利还说“只有我们雅典人，才认为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不是闲适之人，而是无用之人。” 法、自由、平等是其精髓。个体具有社会意识才能称为合格的公民。 雅典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陪审员有津贴，民众看戏发放看戏津贴，平民出海训练、教育有资金支持，劳里昂银矿还给民众发钱…希腊的繁荣时代从政治到经济全方位发展。 4、雅典瘟疫。战争初期雅典发生瘟疫，最初发端于埃塞俄比亚，最终雅典成年男性民众因瘟疫死亡的人数在15000人左右。瘟疫持续了5年，给雅典带来的精神打击和人员损失是任何别的灾难所不及的。 从修昔底德对瘟疫的详细描述，可以看出古今人类在灾难面前的应对，雅典民众要求拆城墙，心理变化，瘟疫过后的爆发性消费，奢靡生活。在天灾面前，人们忽然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和不堪一击，任何美好的愿景，强大的鼓吹都不能阻止自然的惩罚。 5、米洛斯对话。公元前416年，雅典率领盟邦舰队围攻米洛斯。米洛斯是中立邦，这段侵略反侵略的对话非常精彩，摘一点： 雅典人：“正义是以实力相当为基础的；强者主宰一切，而弱者必须忍受。……把话挑明了，我们就想不费事地统治你们。保住你们的性命，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 米洛斯人：“你们统治我们对你们有益，怎么说我们受奴役反而对我们有益呢？” 雅典人：“因为服从我们以免遭受最可怕的命运，对你们是有益的；而不毁灭你们，我们也可从中获益。……通过征服你们，我们可以稳固自身的安全，也可以扩展我们的帝国。……这不是一场事关谁好汉谁孬种的平等的竞争，不要抵抗比你们强大得多的军队！” 米洛斯人：“对于还处在自由之中的我们来说，在陷入奴役之前不竭力一搏，就是卑劣之极、怯懦之极了！……对我们来说，立即投降，就没有半点希望；但如果作出努力，则还有希望挺立于世。” 雅典人：“我们确知人都会统治比他们弱小的其他人。……因为这一事实是永远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如果有同样的权力的话，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你我都知道，正义是以实力相当的双方为基础的；实际上，强者主宰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而弱者则忍受他们所必须承受的。” 最终米洛斯不肯投降，被屠城。 这段对话的精彩之处在于，一弱肉强食是世界运行法则；二正义只在实力相当时才被拿出来做摆设；三强力即正义，这是自然法则。 俾斯麦说：“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赤裸裸滴雅典话术。 一个思考点，雅典此次围攻米洛斯不是直接攻占，是带着条件的，在强弱悬殊的鸿沟面前，是战是降？考量城邦把什么放第一位，民众的生命还是城邦的自由？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太复杂。俄乌战争就是现代版“战降之争”，只是现代战争强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以小泽挺住了。希波战争，希腊自己也弱小，但终是战胜了强大的波斯，马拉松一役更是以弱胜强的典范。那么弱者该不该反抗，以牺牲那么多生命，谁来统治不是统治？当然必须要反抗，反抗，反抗！道理是，这世界不能让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强者想发动战争就发动战争，会形成强者永远的欺辱权。 6、科西拉内乱。内乱发生在战争初期，起因是雅典帝国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两大阵营争夺地理位置和海军力量都很重要的科西拉。导火索是科林斯让寡头派俘虏回城，将科西拉争取到科林斯一边。城内有寡头和平民两派的区分，由此争执发生暴乱，暴乱从夺权等政治因素扩大到私人恩怨，父子相残、神庙凶杀，人伦礼法、信仰法律全被抛掷，只剩邪恶和报复。雅典和斯巴达各派军援，使屠杀加剧。内乱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的对抗。 公元前429-410年，修昔底德共记录了50余次内乱发生。 7、远征西西里失败。公元前415年，雅典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远征西西里岛，最终以惨败收场。远征是重大决策失误，即战争期间不能扩张帝国。这件事公民大会决策通过是因为坐上的年轻人普遍主战，因为他们出生在希波战争后雅典鼎盛时期，从小目睹的是万邦来朝的场景，没有经历过弱小、物质匮乏。他们成为对远征最为热心的人群，“代际变化”成为影响雅典政局的重要因素。 8、400人与5000人政体。希腊各城邦的政体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寡头派与民主派斗争如火如荼，民主派领袖被处死，寡头派宣布实行5000人政体，但他们又挑选出400人进入议事厅，由400人召集5000人大会，这是披着五千人外衣的四百人政体。在政变风云面前，雅典人恐惧，人人自危，亲人邻里朋友都可能是敌人，这与任何时代的撕裂多像啊。 但不管怎样，政体变形依然还是民主政体，斯巴达趁雅典政局内乱大军压境，以为雅典会乱作一团、不堪一击。没想到雅典人在大敌当前，放弃前嫌，四百人政权与民众此时皆以城邦利益为重，没有只顾争夺权力而不顾城邦安危。反而派出大军抵抗，迫退敌军。 由于寡头制的政治目标各不相同，最终400人政体被推翻，被5000人政体取代。 修昔底德为认为五千人政体是他生平见过的最好政体。“至少在我的时代，雅典人好像头一回对城邦实施了良好的治理——因为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适当调和——这第一次让城邦从其所陷入的困境中振作起来。” 他认为这种混合政体避免了寡头制和民主制的缺点。 公元前411年，色拉叙布鲁斯在赫勒斯滂击败了敌军。修昔底德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而不是战争结束的404年。他的停笔留给人们一个希望的雅典。后面的战争由另一位史学家色诺芬续写。 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这场持续27年的战争，简单说就是由埃庇达姆努斯内乱引发的雅典—科西拉联盟与科林斯的冲突，以及雅典与科林斯围绕波提代亚的争端等事件使得科林斯积极主动地敦促斯巴达与雅典开战。至于战争的真正原因，修昔底德认为是雅典实力上升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 读修昔底德的这部史著，可以身临其境地参与到2000多年前的情境中，更真切地体会从国家到个人在其中的角色。城邦之间的关系、矛盾、战争的各种因素、政体的利弊、重要人物的特性、民众的作用、法律道德的真实状况，特别是大段的辩论，真实体现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哲学思辨等等。 （张新刚《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笔记）

‍‍这本书是对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解读，对完全不了解古希腊历史的我来说，是一本非常好读的入门书。 修昔底德与其他很多写历史的作者不一样，他不仅作为雅典人亲历了这场战争，也是因为他没有及时赶到安菲波利斯，后期被城邦流放。可以说他本就身在局中，但仍然尽力客观地将整个战争记录下来，他的结论都是严谨的，能够用举例论证等手法解释这个推论是由什么推导出，他的思维逻辑严丝合缝有理有据，我读的时候总是惊叹修昔底德知识储备和思想之广。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与斯巴达两大阵营的战争，也是民主和寡头派之间的战争，除了这两个实力强劲的城邦外，还有很多小的同盟国也自愿或被迫地加入这场战争。这些同盟的名字有点难记，再加上牵扯到太多城邦了，如果不用笔记标注很容易弄混，另外书中有很多各个城邦地理位置的插图，感觉更助于理解了。 因为耳熟能详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雅典人，我一开始对雅典城邦的好感还蛮高的，但当希波战争结束雅典崛起，把提洛同盟转变为雅典帝国时，它就失去了合法性，再加上代际的因素，年轻人没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对扩张帝国的热情高涨（“获得帝国可能是不义的，但当时帝国肯定是危险的”），所以即使是遥远的、保持中立的城邦，它也想要吞并。 战争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城邦内乱、领土摩擦、殖民地被侵略，签立了无数个合约，但两方总是不认真履行，就像修昔底德所写的：“战争是一位暴戾的老师，让人们的脾气性情与周围的环境常得一致了。”雅典已经没有了合法性，依靠强权的统治，终究不可能长久。

因为喜欢雅典的文明，喜欢雅典的自由之战，每次看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关的都很抵触，哀叹雅典的逐渐灭亡。看这本书也是越看越慢，但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理解了，我爱的是为自由而战，而雅典的灭亡过程也是因为他逐渐成为了曾经的波斯，而小城邦们成为了曾经的雅典，为自由而战从来没有灭亡。

弃了， “读到作者写的这一段”，引号里这句话尤为重要的，给我自己做个弃的记号，以下段落只是个类似书签的标记，我自己的书签🔖 这段话也为修昔底德赢得了科学而客观的史家美誉，因为看起来修昔底德会严格地对待材料，以事实为准绳进行筛选。这在文本中有所体现，修昔底德很少给出一个事件的多个版本，更多情况下是明确而笃定地进行叙事。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修昔底德甄选材料的过程和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想修昔底德会说：“符合道理的真实。”这其实是任何人撰述历史的必然过程，面对着不同的材料和说法，除了严密的事实核查与推理论证外，还需要对人、事、物有非常深入的理解，这其实就要求符合道理。此外，修昔底德是否真的如他自己所言，尽力地探究每一个细节呢？上文提及的牛津大学学者开创的历史研究表明，修昔底德的很多记述存在省略和错误，有一些很明显是故意为之。所以，相较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只是“显得”更追求材料的真实，一旦回到书写的元层面以及“符合道理的真实”维度，就会发现两个人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更像是同伴而非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