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

对女性来说，宋代是一个悖论的时代。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土地私有制深化、科举制完善，给女性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权利：独立财产权的确立，离婚制度的成熟，再嫁的普遍化，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女性的经济自主性增强了，活动空间扩大了，男性士大夫才会更刻意地强调男女之别，倡导贞节观念，推广缠足习俗等等。他们要重新划定性别边界，抵消女性经济地位上升带来的冲击。也就是说，当硬控制失效时，就用软规训来补位，当女性在经济领域获得空间时，就在文化、道德、身体领域收紧枷锁。 宋代女性一生中最大的权力（母权）是来自父权的，而女性获取权力之后，又会成为父权最坚定的维护者。作为母亲（尤其是寡母），宋代女性到达了她的权力顶峰，但这种权力有一个根本前提：它必须服务于父系传承。母亲只能是父亲的代理人，是儿子的监护人，是家族血脉的守护者。她必须维护宗法制度、维护儿子的利益、维护夫家的传承，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吊诡的一幕：最严苛执行礼教、最严厉管束儿媳、最看重家族名声的，往往是婆婆，那些曾经的儿媳，那些同样受过性别压迫的女性，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的执行者。男性并不需要亲自下场执行所有压迫，他通过赋予年长女性权力，就实现了女性对女性的治理。 社会把女性内部划分成不同的等级，让一部分女性获得凌驾于另一部分女性之上的权力，从而瓦解了女性的共同立场。妻妾对立、婆媳矛盾，本质上都是父亲们“分而治之”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之间的差异，有时比男女之间的差异还要大。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1-《内闱》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中国女性在宋朝的婚姻家庭状况，立足于研究女性在在社会生活，家庭伦理以及宗教与艺术方面所扮演的公共角色，以及作为每一个女性个体具体的处境。学者们之所以选择宋朝研究，是因为不同于文化的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宋朝是妇女的处境开始明显地变化的一个时代。在中国古代，很多妇女都活在家庭领域之内，这本书搜集资料的困难之处在于，人们似乎并不把家庭生活当成重要的文化信息对待，而且家庭里男人女人的经历十分不同，多数史学家所研究的家庭其实不过是男人所定义的家庭。 中国古代的女性从择偶开始，就免不了受到家庭姻亲的影响。古代个人幸福和社会秩序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纽带为核心，待嫁女性常常处于被动且不利的地位，无法自主选择伴侣。中国古代女性的性格品性也被男性以及世俗价值观所评判，她们被要求顺从，最好在重要事物上一言不发，在结婚后生育孩童（最好是男童），丈夫去世之后社会世俗鼓励女性保持对丈夫的忠贞，但在丈夫想要纳妾的时候又能够不嫉妒以宽容的心接纳。男性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以及在家舒适程度为标准去衡量一位妻子的真实价值，而中国古代担任文字记载工作又常常是男性，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花费更大的心力去看见每一个女性个体究竟经历了什么。当少数的女性拥有了写作的权力之后，因为礼教的束缚，她们书写的内容又常常拘泥于男性写作的形式，这使得中国古代女性身上有很多不可见的品质没能通过文本记录下来。 婚姻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来说，嫁人之后她们便失去了自由之身，她的身份是从属于丈夫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龄一定需要婚配，不然会带给家族极大的羞耻感。适婚的女性对于家庭来说被当成可以交换金钱利益的资产，家境较好的家庭会因为婚嫁关系攀缘，让自己的家庭得以照拂，而穷人家里的女孩子被父母卖掉做妾做艺人甚至奴婢的也不计其数。嫁过去的女儿所受到的待遇完全取决于娘家给的嫁妆，即便是官宦家的女子如果没有嫁妆可能也会被卖去当做奴婢。 夫妻关系—— 在宋朝男性的文字记录中，很难找到描写夫妻关系的内容。相比于与妻子相处的日常，宋朝男性更爱写与妓女分别之后的伤怀之情。在婚姻关系中，殴妻致死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将这种行为当成是某种训诫的方式便被视为理所应当。传统女性在日常的婚姻生活中也被鼓励牺牲奉献。当丈夫去世之后，妻子如果选择再婚会被视作自私的行为，而男性不会遇上再婚女性的问题，在社会制度的很多方面他们都被善待。 ...

我小就喜欢读历史，从初中开始就偏爱宋朝的历史，但由于我接触的历史著作几乎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叙事结构，我从前只知宋朝女性地位因程朱理学兴起而骤降，而无从知晓她们的生活状态，内闱之中女性的生存处境既是我知识储备中的一个盲区，也是父权社会数千年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被层层迷雾所覆盖的盲区。正如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之所言，数千年的父权社会一直都建立在对女性的层层抹煞之上，被抹煞的女性宛如一座冰山，始终隐没于历史地表的海平面之下，只在极为偶然的时刻露出冰山一角，直至近代，这座冰山方才徐徐浮出历史地表。然而，女性自身数千年以来的历史和独特的性别经验，仍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作者伊沛霞女士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引述了大量史料来重现宋朝女性在不见经传的家庭私领域中的生活状态与生存处境，力图从史书残卷中捡拾一些碎片，拼凑出一幅宋朝女性完整的生活画卷。她的用心固然可嘉，但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不得不说她的性别意识并不符合我的立场预期，并且她在书中过分强调宋朝女性的主体能动性，对父权制下女性面对的结构性压迫着墨不足、论述也不够充分，在我看来未免太过于新自由主义。不过在史学界绝大多数研究宋朝的史学著作均以男性为主体视角的父权文化氛围之下，作者的女性视角显得尤为可贵。在本书最后一章“父权制的持续”中，也能看出她并不十分强烈但十分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及以女性为主体视角的难得之处。 这本书对我最有启发之处在于它重新阐释了父权制tong治女性最有效的策略“分而治之”。父权宗法将家庭中的女性分为妻、妾和婢女三个界限分明的等级，正妻有权随意处置妾室和婢女，后两者则可以被随意买卖，形如奴隶。“无论上层阶级妇女无意中在嫁资增多和受教育程度提高的情况下，获得了什么样的权利或自治权，无论下层阶级妇女怎样从经济发展中获益，享受到什么样的权利或自治权，它们都被买卖婢女、妾和妓女的女人市场的扩大及强化父权制的普遍趋势抵消了。”正如上野在《厌女》中所言：“分而治之是支配Tong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使其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 同时，另一个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伊沛霞提到了“父权体系内的激励机制”，“尽管女性受到很多限制，但她们很少处于完全不可能让自己改善境遇的环境中”，婢女可以寄希望于吸引主人与生子后成为妾，妾可以专注于赢得并保住主人的宠爱，妻子可以通过悉心料理家务和养育儿女获得称赞，这种激励机制也颇值得探讨：它赋予女性以微小的改善境遇的机会，并施舍给愿意为奴为婢的女性一口残羹冷灸，若她们的行为有利于男权便赏赐给她们一点男权的蝇头小利，从而操纵她们走上预先设置好的、有利于巩固父权制的道路。另一位女性史学家高彦颐在她的代表作《缠足》中也指出，父权制的延续与强化，与女性的共谋与合作是分不开的：缠足能在宋朝之后盛行，离不开女性自身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之后女德的建构，同样也使许多女性将儒家父权意识形态，尤其是“自我奉献”内化于心。父权制的性别结构因此得以强化和再生产。 此外，宋代士人阶层的妻子多半将男性对贤妻的要求内化于心，为此她们甚至刻意隐藏自己的才华，但与魏晋南北朝和唐朝不同，大多数宋朝女性宁可将精力投向佛教以获得一份精神鸦片式的自我麻醉也不曾质疑男性的既得利益与不对等的性别权力结构，这种麻木也导致了女性在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失权。即使锋芒外露、才华横溢如李清照，也不曾抱怨身为女性受到的限制，尽管从《才女之累》中可见，她受到的来自男权的结构性压迫并不少于底层女性。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值得研究的现象。 最后，我想用伊沛霞女士亲撰的一段文字作结：“感谢在我之前的诸多女性史学家，若无她们荜路蓝缕，我至今定还深陷在棘木蔓草之中。”感谢伊沛霞和高彦颐女士，若无她们，我定看不到这些被湮没在残卷中的珍贵的女性声音。

“苏轼声称他很乐于与第一个妻子王弗聊天，结婚时她才16岁。‘其始，未常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敏而静”这三个字，大约是很多宋代女子的画像，她们的身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显得贞静而模糊。今天再版的《内闱》这本书在诚恳的、努力的恢复她们消失在历史中的面目。 对宋代很感兴趣，毕竟它是中国封建帝制阶段内政治生态的巅峰，但之前几乎全部注意力都在以男性世界为主要表述的范畴内。毕竟历史风云变幻、兴衰罔替，是男性在主导，唯一牵扯到女性角度的，只有以前听过的一句评价“宋明多贤后”。 但一段历史的构成、一个王朝的构建、一个社会的构筑，并非只有王侯将相，还得有贩夫走卒。 《内闱》这本书就给我们描摹了一幅那个时代的女性群像。唯一的制约处在于，这本书虽是对众多女性群体的表述，但还是偏于中上层女性更多，因为她们才有被丈夫、儿子、后辈等传扬、记录在史的机会。 记得有部电影火了之后，网络一度有句流传甚广的话“不好看的女生没有青春和爱情”；放在宋代的话，“没有钱的女性没有故事和一生”。 但就这相对中上层女性的生活，在我们如今看来都是人生多艰、命运多舛。尽管她们的处境要放在历史语境中去看待，但那依旧是个庞大的、被缚的、不忍卒读的很多女性的人生。第一次在看一本历史性的书籍时，时不时忘记这是历史，时时都不由自主的感同身受，百感交集。 一个宋代女人的一生 本书作者伊沛霞（Patricia Ebrey）女士说：“宋代妇女生活的语境既包括权力的结构，也包括帮她们给自己定位于这些权力结构之内的观念和符号。它嵌在历史之内，其特征由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塑造并反过来影响那些进程。” 从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的第一刻起，她就在经历着被这个社会的塑形。人生要面临的第一关就是杀女婴。当然，这本书中大多数的女性出生于富裕阶层，几乎可以逃过这第一关。 不仅可以逃过被扼杀于诞生之时，甚至还有可能受双亲的喜爱，富贵人家，人生顺遂，儿子可延续传承，女儿娇嗔可爱绕于膝下，确是一番天伦至乐。 书中有例：苏绅（1019年中举）晚年得女，甚宠爱。觉得自己的女儿怎么看怎么好，“以其秀且慧，故特抚爱之。始稚而孩已能言，渐诵章句。少长而承礼义之训，又能秉笔为词语。”所以等这个心头肉的女儿到了年龄后，“及笄，择配且久……” 但好光景实打实是有限的，女童到了4、5岁便面临第二关——缠足。 这种隐秘的、起源于卖艺舞姬和青楼女子的风俗，慢慢的迎合了男权社会的审美，而后时间缓慢却弥漫的遍及了整个中上层社会的内闱之中。用作者的解释是，家庭中的妻子们懂得这种三寸金莲对男性的冲击力和挑逗性，妻子们自持身份、不愿就范，但她们内心深处却由衷的希望自己的女儿具备这种魅力，以便将来女儿的婚姻和人生可以更加和谐一些。持这种想法的越来越多的妻子们，情愿或不情愿的塑形了她们的女儿和这个社会。 至于，缠足后的宋代女性，作者还有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因为宋代理想的上层男人形象是内敛、温和和优雅，除非女性更优雅、沉默不语、呆在家里不走动，否则男人就像是带着女人气。” 足裹好了，年龄也慢慢到了如花绽放的光景，“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如花的少女要走进婚姻了。 有宋一朝，是历史上来说嫁妆最丰的时期。究其背后的原因，自然脱不出经济的高度发达，整个社会的变革。自唐王朝的贵族世袭之后，宋，起码宋朝初期，算得上是一个打破阶级壁垒的时期。读书进仕，大量的士人苗子出现了，当这些人出现在婚姻市场上时，男方有未来，女方有现财，自然就出现大量的、带着丰厚陪嫁的、以得到佳婿为目的的婚姻。 丰厚的嫁妆既可以说是父母对女儿的慈爱之心，也是一个家庭对获得新的另一个家庭助力的期盼。总的来说，宋朝是历史上厚嫁之风最盛的朝代，且女儿有权分得父母的财产。就唐来说，女儿有权获得她兄弟的娶妇花销的三分之一，而在宋代，女儿可以获得她兄弟所能得到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而且，法律支持和保护女儿这种获得父母财产的权利。 豆蔻女孩带着她丰厚的嫁妆出嫁了，这些是她以后一生的吃穿嚼用。她的陪嫁财产也受法律保护，但这些钱能不能使她过好这一生，却不是法律可以决定的。 这本书的名字《内闱》，就是意味着一个女人的一生，从这一个院落转移去了另一个院落，从父到夫，两个院落的转移就是她们隐蔽、幽微的一生。 蒙着盖头的一个转身，背后就是漫长的、只能看到院落里天空的一辈子。 接下来她们还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关卡：作为贤内助，既要帮助丈夫应酬别的家庭，又要侍奉公婆舅姑，“洗手作羹汤，先遣小姑尝”；要主持家务；要侍奉好丈夫；要经历生育的生死难关；要面对丈夫的纳妾等等，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甚至这还是中上层的贵妇人阶层，要是下层的女性面临的可能是更悲惨的境地，被卖做妾、做婢。不忍细说。 30年前写就的这本《内闱》，真好。我们今天看这本书不只是为了看完道一声“当初的女性太惨了”，空悲切没有意义，这本书只是为了叫我们知道那些消逝在时间中的女性是什么样子，她们每个人那渺小、没有颜色的一生，本也该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份子。

还是比较佩服作者的勇气和梳理史料的能力，几乎所有的文明史都是男性写成的，而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也都是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的资料，而作者在广袤的正史、墓志铭、传记、传闻轶事等记载中，试图进行对宋代婚姻和女性生活进行相对客观地还原，而没有被男性立场带偏，也没有纯粹夸大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我想作者应该是做到了她在自序中所说的“给予妇女应有的描述，同时不背叛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 作者自己也认同宋代是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观点，那么宋代作为管窥妇女历史处境的背景无疑是好的选择，同时也要警惕这其实也是一个过渡的复杂的时代，缠足的流行、财产权的扩张、女性识字率提高、更多把男女分隔开等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宋代，这种关于女性地位含混的现象反而使当时的世界变得流动、多元。但是总体上看，在宋代这一传统社会结构中，女性依旧被天然看作是弱势的被压抑的，甚至她们可能会将以男性需求和趣味为主的社会习俗、秩序内在化，主动参与并且迎合由男性制造、判定的游戏中，缠足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时如果我们转换角度，从反性别本质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结构，尽管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差异被强化（作者一开篇便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女性在家庭内部结构中即她们身处内闱的重要性，有史料证明她们是该领域的强有力的主导者，她们在女主内的过程中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她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素养教孩子读书，可以用人类天性和社会关系方面的知识教给孩子基本的道德准则，这是不是意味着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明的传承者。 也就是说重新从女性主义角度认识女性被压抑被建构被塑造的历史，也许我们会发现她们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力量，她作为生育者、教育者、资源提供者的新的价值，这也是历史累积出来的新的文化表述的可能性，所以作者强调妇女的能动性意味着将她们看作行动者，她们占有权力大不相同的位置，她们做出的选择促使家庭体系更新并产生细微的变化，比如说如果母亲不舍得女儿出嫁或者远嫁，可能会导致入赘婚增多或者跨地区的联姻减少，这样说也许会高估微小因素带来的结果，但也不得不承认当这些案例被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中时，可能会反作用于这些进程。 我们不必以现代女性心理去妄议揣度当时女性的想法，读史无非是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借鉴，那么我希望现代社会不是历史的倒退，我们也不要被社会主流观念扭曲了对自我的认知，而抱着解构建立在权力和利益基础之上的两性文化文化的态度，去尊重个体差异，更具有包容性。

《内闱》聚焦于宋代（960-1279）妇女的婚姻生活，试图打破传统史学中女性“隐形”的困境，通过挖掘史料还原宋代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真实面貌。 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援引了海量“普通古代人”的生活片段，包括洪迈的笔记小说《夷坚志》中虚实相生的轶事与法律文书《名公书判清明集》等，诸多案例涉及南北宋的精英女性、平民女性以及妾与婢女阶层，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和枯燥感，只关注结论可以直接跳转最后一章中对女性角色变化的枚举。 伊佩霞批判一种压迫——解放的思维范式，反对将宋代妇女简单视为父权受害者，而是强调她们在制度缝隙中寻找生存空间的能力，她以宋代婚姻制度为切入点，从订婚、婚礼、嫁妆、夫妻关系、妾室、离婚与寡居等环节，系统分析妇女在婚姻中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权利。以“聘礼”与“纳妾”两个片段为例： ——于聘礼与嫁妆中，女性将自身从“被交换的客体”转化为主动的资本经营者。丰厚的嫁妆是她们带入夫家的独立财产和权力杠杆。她们通过积极经营这份资本，资助夫家、培养子女，从而将经济权力转化为家庭话语权，成为婚姻中隐形的“投资者”与“合伙人”。 ——于妻妾关系中，女性从“礼法的受害者”转变为精明的生存策略家。正妻会“主动”为丈夫纳妾，将此行为从情感屈辱扭转为策略性的管理手段，通过挑选可控者来巩固自身地位。而妾室则竭力利用“母以子贵”的规则，将生育作为核心的上升策略，争夺资源。 本质上，她们无法颠覆制度，却极尽所能地 “利用规则” 。无论是通过经济资本还是母职身份，她们都在父权的缝隙中，为自身开辟出不容小觑的能动空间。 1993年出版的《内闱》被誉为海外中国妇女史的开山之作，后续从研究视角、核心议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大有后继者，如许曼的《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探索女性在家庭之外（如宗教场所、市场、旅途中等）的活动空间。柏清韵《宋元时期女性、财产与儒家应对》等聚焦女性财产权的法律实践及其在宋元时期的变迁。高彦颐《闺塾师》利用女性诗文作品，研究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的写作、结社与出版活动。 越来越多的边缘纪录研究，向我们展示出曾经的她们的声音。

非常一般，像读完了一本文献综述，然后从浩瀚的案例里抠出一点点作者的结论和观点来读，也有可能是翻译太差劲了，可读性很低。 但这些史料即使是不带任何技巧的平实叙述也足够让人胆寒，看着我千年前的女性同胞们是怎么在夹缝中闪烁一点能动性的光辉，又迅速的被更加稳固的父权制体系磨灭；看着她们像困在井底的蛙，囿于后宅，被男性挑拨着分而化之、和同类自相残杀，试图在错误的轨道上找到人生价值，结果注定得到的只有痛苦；看到她们辛勤的劳动却创造不了任何属于自己的价值，日夜不休的养蚕缫丝纺纱织布，赚到再多的收入都无法变成自己的资产，只能化为父系家庭里男人的资产，再抽出部分赠予她作嫁妆带到另一个家庭，成为另一个家庭的资产，从头到尾只是资产的载体。 但我也看到她们绝不是单纯可悲的受害者，她们带着镣铐起舞，在高压下也聪明的拓展自己的边界，在方寸之地也努力把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总是要生活的呀。女人的能动性不应该因结构的问题被忽略，她们是能够创生的神灵，她们创作的诗词、女红、劳动、发明乃至最大的造物——人，都应该冠上她们的名字，得到应有的赞美。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女王闻奏，满心欢喜，对众文武道：“寡人夜来梦见金屏生彩艳，玉镜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众女官拥拜丹墀道：“主公，怎见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东土男人，乃唐朝御弟。我国中自混沌开辟之时，累代帝王，更不曾见个男人至此。幸今唐王御弟下降，想是天赐来的。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众女官拜舞称扬，无不欢悦。” ——《西游记》 圣僧取经到西梁女国，道是纯阴少阳之国，师徒一行误食子母河成胎水，饮了黄婆吊水才消胎气。甫一入城，就听见妇女们直呼“人种来了”，所住的使馆，叫做“迎阳驿”，娇美的女王闻说御弟到来，也是春心荡漾、喜不自禁。 女色之难，亦是修行，美得不可方物的一国之主，要将王位与欲望奉上，即便是圣僧也得迂回婉转，骗得国王将他们放走。此番际遇世人称奇，有心人甚至想循着西行路的蛛丝马迹，找到女儿国的历史原型。然而，女儿国不可能存在，或者说，它仅存在于臆想之中——一个从未见过男人的全女国家，可以饮用仙水孕育后代，怎会迫切地渴望男性、体验男欢女爱，甚至一国之主也失了智，要把权柄拱手相让？ 阅读《内闱》一书，我心中有了答案，如拨云见雾。玄奘是唐朝人，写《西游记》的吴承恩是明朝人，而夹在其间的宋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明清以后的小说，都不厌其烦地编造各种“美成欲望”的绝色女子与男人陷入爱河的故事？ 在儒学复兴的宋代，儒家将“男女有别”放在父子、礼义之前，女性应当足不出户，避免与男性有肢体接触，而男性则可以放心地走出家门，进入朝堂、军伍、商行……通过内外有别的思想，古人将女性的活动范围控制在小小的内闱之中。同时，阴阳互补的宇宙观擅自将女性归为柔顺、服从的下位者，让人无须克制自然繁衍的本性。这样看似矛盾的性别关系，恰恰塑造了一种不可言说的道德习性，一样糅合了礼教与情欲的复杂身份认同。以前文为例，不曾见过男子的女儿国人氏，是符合“男女有别”的价值观的，女孩们终其一生都保持着纯洁与贞操，而一旦纯阳之力侵入，她们就必然且必须按捺不住阴阳交融的渴求，纷纷献身拜倒其下。 我深有同感的是，女性被放置在这样水深火热的环境已久，其历史渊源也深，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在中国流传甚广、载入正史的，就有夏因妹喜而亡、商因妲己而亡、西周因褒姒而亡三个如出一辙的亡国故事，《尚书》为此专门记载了“牝鸡司晨”的谚语，告诫世人女性越权的祸患。虽然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女性地位有了提升，女人也能治国理政的思想却没能刻进士大夫的脑子里去，随着王朝崩裂的尘埃和世家大族倾颓的砖瓦块一道，被宋朝儒学复兴的浪潮踩在脚下。 在阅读正文前，作者重申“不应将宋代女性视为形象单一模糊且固定的群体”，要着眼于她们如何在重重高檐下营建自己的人生。一言以概之，想要了解宋代女性的生活，就需要遵循“内外VS阴阳”的思维动线，从男性如何压抑束缚和赋权安抚女性，到如何把女性的生命铸入家族再拆吃入腹，逐步明确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生活轨迹和斗争方式。 宋代“缠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如果说把佛教里雌雄莫辨的观世音塑造成女相，是为了从宗教信仰上让女性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那么“裹小脚”就是以身心残疾的方式变相地让女性无法走远路。《白鹿原》里，白老太太固执地要给孙女白灵缠足，还让儿媳帮忙瞒着儿子，闹出一桩桩风波。“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三四寸的脚实则不美，年幼起被折断未愈的骨头和畸变的血肉，让余生的每一步都变成漫长的折磨，可是在男性亵玩的目光中却成了纤巧的美，最终又反栽赃到女人“爱美的天性”上。不过，裹足现象在当时劳动人民中并不多见，“女无外事”的教条并不适用于广泛从事农桑、纺织、经商的基层劳动女性。 《孔雀东南飞》里，焦仲卿的母亲不满刘兰芝，让儿子休掉再娶，这中间有许多值得深思的细节。比如焦母作为一家之主，可以决定儿子的正妻，而后文刘兰芝违抗母命，却不堪长兄的责问，匆匆再嫁；刘兰芝陪嫁的绣腰襦、红罗帐，居然都留在了焦家，没有带走；兰芝的母亲见到女儿，竟拊掌大呼“不图子自归”，完全没有欢迎出嫁女儿的意思，随后又马上给她说媒。我们大致可以摸清这样一种状况：婚姻关系，因为禁止发生在同姓宗亲间（所谓乱伦），当在不同氏族间发生时，可以起到一定的联结作用，双方以子女的名分地位、性缘关系、生育缔结、族间义务为交换，不断增进姻亲的关系。尤其是宋代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得婚姻和财产往来强相关，男女结合成为双方家族的重大事业。那么，女性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简单概括，就是从一个家族的附属，成为另一个家族的附属。 可以看到，虽然不能说宋代年轻人没有婚姻的自由，但父母对于结婚对象有关键决定权，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是其代言人，可以决定焦仲卿的婚姻，在刘家，长兄则接过了父亲的权力，所以他的话语权甚至比母亲对兰芝还有压迫力。所以，女性在男权，或者精准表述为父权的时代，永远都被视为附属品，男人可以用女性的品德标榜自己，可以用女性的欲望美化自己，可以用女人的钱财成就自己。虽然一夫一妻制赋予妻子很大的权利与自由，但这都建立在她“不得冒犯长辈的权威，不得排挤丈夫的妾与妾生子，不得逃避执行宗族礼仪的义务”种种枷锁之上。 这个社会最看重女人的地方，除了财产，就是性价值。由于在自己父亲的家里，女性就不得与堂兄弟、表兄弟等过度接触，等嫁人后，她就最好不要与丈夫之外的同辈人接触，丈夫不在了，这层意志就由儿子、叔伯继承，女人时时刻刻处于这种监控之下，其性欲若得到控制，或许能得到“贞洁烈妇”的褒奖，后人若有兴致为她作传，除了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一定要郑重地讲述她从几岁开始守寡，一直到与丈夫合葬，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贞操。纵使惊才绝艳如谢道韫，随口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得到祖父的夸奖，书籍里也未曾写她的姓名，而是以“某某的女儿、某某的妻子”来介绍。女性虽然不应被视为弱肉，不知反抗，面对这样密不漏风的包围，难以绽放真正的光彩，未免让人郁闷。 不过，生活在这样一个近乎吃人的社会，宋代女性并不一味地任人攫取，她们将嫁妆作为立足之本和全身而退的“蝉蜕”（虽然法律上允许女性带走自己的嫁妆，但很多时候贪婪的家族不会放过榨干其价值的机会）。同时，没有再嫁的寡妇也不一定会自甘落寞，收养、过继、强势回归亲族，或者另觅良缘。纵使士大夫们对讨论惧内的丈夫或者悍妒的妻子乐此不疲，也无可否认女性在家庭中承载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受儒风与科举的影响，女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即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孩子）。 在这样的探讨中，我看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性别议题，比如“性骚扰”的历史，因大多数女性足不出户，即使出门也要乘坐轿辇或以巾遮面，民间故事和衍生戏曲里往往安排她们在烧香拜佛时，突然被越墙而来的书生“冒犯”，为其魅力所折服，成一段佳话。即使女性不常见到陌生的年轻男子，出于一见钟情或屡屡见犯、锲而不舍的追求也是极大的困扰，之所以成为美谈，也得归咎于上文提到的奇怪的“道德”，一种全然出自男性臆想的自恋和对欲望的不加掩盖。为了维护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秩序，宋代的法律对于同姓婚姻、以妾代妻、出逃改嫁的行为都有规定，在非法性关系上，也对男女以及细分为出嫁或未出嫁的女性处以不同的惩罚，还能看到，对于迟迟不能生育的妻子，也能比照七出义绝之例将其休掉。宋代对在室女如何继承父母财产、如何使用嫁妆以及女子改嫁后如何处理财产和子女作出规定，总体在礼教宽严并济下呈现出较为活泛、开放的格局。 波伏娃这样描述已婚女性：“她们的顺从总是夹杂着拒绝，她们的拒绝又夹杂着接受”。顺从在当代或许是对独立人格的背离，但承认并意识到自己的顺从，才有争取自由的空间。我想，宋代女性对自己的命运有复杂的理解，并不会少于现代接触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我们。意识到自己被困在内闱中，有人选择在深宅里运筹，亦有人选择头也不回地出逃，最后明白女人的天地绝不在圣人片语半句之中。

✨🍒2025读完第八本💐 在历史的长河中，宋代以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著称，但关于这一时代女性的生活状态与婚姻状况，却往往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通过这本《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一书，让我得以窥见宋代女性鲜为人知的生活世界，感受她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挣扎与抉择。 《内闱》一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通过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了宋代女性从出生到死亡，从家庭到社会，从婚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将宋代女性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不仅展现了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女儿的传统角色，更揭示了她们在商品经济发展、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独特地位和复杂心态。 书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宋代女性在婚姻中的处境。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女性的婚姻往往由家族利益所决定，个人意愿往往被忽视。然而，作者却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宋代女性在婚姻中并非完全被动。 如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故事，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志同道合，婚姻生活美满幸福。然而，随着金国入侵，北宋灭亡，他们的婚姻生活也遭遇了巨大的变故。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再婚张汝舟（当然，这一点目前还存在争议，不知道学界有没有公论），却遭遇了家暴和财产纷争。在那个年代，女性主动提出离婚是很难如愿的，但李清照却勇敢地站出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了自己的权益。这一案例不仅展示了宋代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和无奈，更体现了她们在逆境中的坚韧和智慧。 此外，书中还详细探讨了宋代女性的财产权与改嫁自由。宋代政府认可并保护女性的财产权，女性在婚姻中可以拥有并管理自己的嫁妆，离婚或丧夫后也能带走嫁妆。这一规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它极大地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使她们在经济上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而在改嫁方面，宋代社会与法律对寡妇再婚持宽容态度，甚至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这些规定和实践，无疑为宋代女性提供了更多的生活选择和人生可能。比起宋代，明清以后，对于女性再嫁的规定会更加的严格。 然而，宋代女性的生活并非全然美好。宋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张精心编织的网。书中详细描述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女性如何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年轻女子被迫离开熟悉的家庭，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婆家的严格管束下生活。书中也揭示了她们在父权社会下的种种束缚与无奈。缠足的流行、节烈观念的强化，都使宋代女性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们需要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多重角色，既要侍奉公婆、养育后代，又要内闺争宠、维持家庭和谐。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女性的生活无疑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读完《内闱》一书，我深感历史之厚重与复杂。宋代女性的生活状态与婚姻状况，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反映，也是女性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选择与挣扎。我常常感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惊人相似。今天的女性虽然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在职场、家庭中依然面临着种种隐形歧视。"剩女"焦虑、职场天花板、家庭与事业的平衡等问题，无不折射出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 宋代女性的生存智慧给予我深刻启示：真正的解放不在于彻底否定传统，而在于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寻求突破。现代女性需要继承的是那种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尊严、在压迫中依然追求自我价值的精神。 《内闱》一书不仅是一部学术研究的经典之作，更是一部让人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并非总是被动的接受者，她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当我们以更加平等和包容的心态去审视历史中的女性时，我们或许能够发现更多被忽视的美好与智慧。

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给“推荐”。 这本书引用的史料非常丰富，深入不同的历史（或者说文化和思想）载体来讨论相关问题，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①法律条文和实际判案记录的对比，让人看到宋代官员从相异个体出发、以及面对家庭婚姻这个特殊领域时候的不同观念与举措； ②笔记和民间传说中记载的故事，尤其是涉及鬼神的故事，反映出很多个人的愿景或理解，杀婴那里的民间传说尤其毛骨悚然； ③被记录下来的女性的话语（或者说男性文人记录家中女性话语的方式以及对这些话语的态度），能感受到社会环境下她们不仅失去自我表达、甚至直接失去对自我表达的渴望、并且通过教养子女方式影响到下一代的窒息感和悲哀； ④关于布、蚕商品化市场的相关讨论，作者指出妇女不能因劳动获得社会地位的根源在于家庭而非个人的经济生产方式，我认为是一针见血的。 不过可能是我毕业后疏于文献阅读且碎片化阅读的原因，史料过多或者细节过密的时候我容易被绕进无穷无尽的细节，从而忽略对章节主题或者整体视角的感知和思考，作者在很多章节里似乎也并没有紧扣妇女的主观能动性这条线索……所以建议是如果注意力或者阅读时间不能做到专注和集中，那么可以当纯粹的知识科普来看，还是很丰富且能引发思考的，但不要希望对宋代妇女史相关问题有准确的理解或清晰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