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旭烽
以时间为序,从琢玉为剑的古越人一直到当代杭州,系统梳理了杭州的形成和发展:从一个大海湾、一片沼泽地,经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历世代居民的百般努力,沧海变桑田,到如今已成为人们向往宜居的人间天堂,不仅环境优美,风物宜人,在历史、国学、文学、艺术、美术、园林、宗教、大数据等众多领域里,这座城市都走出了自己的大师,誉满全球。作者以史家之笔钩沉城市往昔,亦以诗意之笔凝神其间人物;既写家国疼痛打在这座城市身上的烙印,更写国家振兴对这座城市的激励和鞭策。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全方位了解杭州的人文佳作。
从刀郎《花妖》中看穿杭州的千年变迁 刀郎的《花妖》并非一首简单的情歌。它像一把钥匙,更准确地说,像一面错置的“罗盘”,用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悄然打开了杭州这座古城尘封两千多年的“时空之门”。 乍听之下,这不过是一个关于“错过”的爱情悲剧。但当你仔细咀嚼歌词中那些看似平常的地名时,会发现其中暗藏着一幅完整的杭州历史变迁地图。歌中没有一句在直白地描绘西湖的烟雨、雷峰塔的夕照,却用地名的更迭与错位,将杭州从远古传说时代一直到南宋的千年演变,不动声色地串联了起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座被刀郎写得凄婉迷离的城市,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却有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字——“人间天堂”。从“余杭”到“钱塘”,从“泉亭”到“临安”,杭州的地名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城市变迁史。而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墨客、帝王将相用诗文为这座城市的“封圣”不断添砖加瓦,直至七百多年前的一位意大利旅行家,更用“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这样极致的赞美,将杭州推向了世界的视野。 及至今日,杭州已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蝶变为一座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这所有的沧桑巨变,都可以在《花妖》那短短几句歌词中找到回响。 一、开篇的“千年之错”:钱塘与临安 “君住在钱塘东,妾在临安北。” 故事的开篇,便是一场错位的开端。表面上看,这不过是男女主人公分居两地——一个住在城东,一个住在城北。但若放在杭州的历史坐标系中,这两个地名本身就携带了不同的时代信息。 “钱塘”二字,承载着杭州从秦朝到唐朝的漫长历史。公元前222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这是史籍中最早出现“钱唐”之名的记载。彼时,西湖尚未形成,钱塘江潮水直拍山下,一片苍茫。到了唐朝,为避国号“唐”之讳,加“土”旁改为“钱塘”,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近代,见证了杭州从一个小县走向东南名郡的全过程。 而“临安”,则是杭州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名字——南宋的都城。公元1129年,宋高宗南渡,升杭州为临安府,取“临时安顿”之意,却不想这一“临时”便是一百五十余年。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杭州由此迎来了城市地位的巅峰——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临安代表了杭州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人口逾百万,商业繁荣,文化鼎盛。 开篇这一东一北的位置,不过是一座城的距离,却因为命运的罗盘错拨,演变成了千年的隔阂。更精妙的是,刀郎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男女主人公的时代背景本就不同——一个活在钱塘的时空里,一个活在临安的盛世中。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根时间轴上。 若将这两个地名背后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我们会发现,杭州的“故事”——那些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僧道隐逸留下的印记——远比地名本身更加动人。 二、西湖烟雨:一座湖与一座城的千年情缘 杭州的故事,离不开西湖。而西湖的故事,要从一个人说起。 白居易:西湖的“发现者” 公元822年,在朝中失意的白居易请求到外地任职,担任杭州刺史。他或许不会想到,这一次“外放”,竟让他的名字与一座城市永远绑在了一起。 彼时的西湖,还只是一个未经疏浚的野湖。白居易到任后,大规模疏浚西湖,修筑湖堤,重修六井,引湖水入城,解决了杭州百姓的饮水问题。他还写下了大量赞美杭州的诗篇:“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但白居易留给杭州最珍贵的遗产,可能还不是这些政绩和诗篇,而是那句不经意间的“品题”——“江南名郡数苏杭”。正是由于这位文坛领袖的推崇,“苏杭”并称开始深入人心,为后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奠定了基础。 离任时,白居易写下了充满眷恋的《杭州回舫》:“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从这首诗中,我们能读出这位“杭州老市长”的深情。杭州的山水之美,因白居易的发现与品题,第一次为天下所知。 苏东坡:西湖的“灵魂注入者” 如果说白居易“发现”了西湖,那么苏东坡则为西湖注入了灵魂。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到杭州任知州。彼时西湖已淤塞严重,湖面缩小,葑草蔓延。苏东坡上书朝廷,疏浚西湖,用挖出的葑泥和湖草筑成了一道横贯东西的长堤——这便是今天的苏堤。 但他留给杭州最伟大的财富,是那首千古绝唱《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将西湖之美与西施之美相提并论,从此,“西子湖”成了西湖的别称。西湖不再只是一汪水,而是有了“人格”、有了“灵魂”。一个“西子”的比喻,让西湖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审美记忆里。 苏东坡为杭州做的远不止这些。他还计划开凿新运河、改善杭州航运,可惜因调离杭州而未实现。但他与杭州的缘分,已足以让这座城市永远记住他。 秦观:月下的杭州,另一种美 西湖白日之美,有苏东坡写尽;西湖夜色之美,则由秦观补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丰二年(1075年)中秋后一日,秦观从吴兴来杭,应龙井寺辨才大师之邀,夜访龙井。他与友人沿着湖边而行,出雷峰,度南屏,在惠因涧濯足,入灵石坞,上风篁岭。他写道:“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之境。” 这段文字被后人誉为“文中画”,与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并称。月光下的杭州,褪去了白日的喧嚣,草木的剪影、流水的悲鸣、远村的灯火、草丛中一闪一闪的萤火虫……一切都像在童话世界里。秦观为杭州留下了这帧绝美的夜景照片,让后人知道,杭州的美不止一面。 杨万里:荷塘边的告别 杨万里写杭州,最动人的是那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首诗名为《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写的是清晨从净慈寺出来,为友人送行时的所见。 他写的是雷峰港的荷花,而非通常所说的“曲院风荷”。那片荷塘,到夏天挤满了莲叶藕花,一湾静谧,农民坐着小船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杨万里与友人从净慈寺出来,往东走,折而向北,在雷峰港口告别。 这首诗本是送别之作,却无意中定格了西湖夏日的另一种美——不是精致的园林之美,而是野趣盎然的自然之美。 陆游:深巷明朝卖杏花 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春天,陆游在杭州孩儿巷的寓楼中,写下了一首《临安春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陆游此时已被皇帝召见,授严州知府。但他志在恢复中原,并不想在这“山水胜处”赋咏自适。诗中的“小楼听雨”,表面闲适,实则暗含着壮志难酬的无奈。 然而,经诗人一写,那“小楼听雨”“深巷卖花”的意象,却成了杭州春天最具诗意的写照。杭州本来有卖花者清晓歌叫于市的风俗,陆游的诗让这一画面永远定格在文学记忆中。“卖花声里卷珠帘”的生活场景,为杭州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市井诗意。 柳永:一首词引发的“亡国”传说 在杭州的故事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北宋词人柳永的《望海潮》,将杭州的繁华写到了极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据说这首词流传到金国后,金主完颜亮看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描写,顿时起了“投鞭渡江”的野心,竟因此举兵南侵。这个传说虽未必可信,却从侧面说明了柳永笔下的杭州有多美——美到能让敌人动心。 三、五代的奠基:钱镠与吴越国 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杭州在唐宋以前,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南小城”。杭州的真正崛起,始于五代时期的吴越国。 公元907年,钱镠被后梁封为吴越王,建都杭州。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杭州从一个县级治所跃升为国都所在,发生了质的飞跃。 钱镠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事:他兴修水利,引西湖水入城,为市民提供清洁水源;他用“石囤木桩法”修筑钱塘江海塘,抵御潮患;他凿平江中石滩,使航道畅通;他扩建杭州城,建“子城”(皇城)和“罗城”(外城),奠定了杭州的城市格局。 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这样描述钱镠治下的杭州:“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这是一个“不烦干戈”的和平时代,钱镠的治理为杭州后来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到钱镠,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值得一提。他的王妃戴氏每年春天回临安省亲,钱镠思念她,便写信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田间阡陌上的花开了,你可以一边赏花,一边慢慢回来了。短短九个字,情深意切,成为千古名句。这位吴越王的柔情,似乎也为杭州这座城市注入了温婉的底色。 四、南宋临安:一座王朝的背影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三年后,宋高宗南渡,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 临安,意为“临时安顿之所”。南宋君臣本无久留之意,却在江南的温柔乡里“临时”了一百五十余年。临安成了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彼时的杭州城,人口逾百万,商贾云集,市井繁华。柳永的《望海潮》虽是北宋时期所作,却是南宋临安繁华景象的最佳注脚。皇宫建于凤凰山,外城跨吴山、抵钱塘,气势宏伟。街坊地名、皇城宫殿、市集店铺、西湖景观等大量涌现,仅据南宋《咸淳临安志》统计,城区地名多达500多个。这些地名中的许多,至今仍在沿用。 然而,临安的繁华之下,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叹息。南宋统治者在西湖歌舞中消磨着恢复中原的壮志,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像一支刺破繁华表象的冷箭,揭示了这个时代的另一面。 五、杭州的“封圣”:历代名人的集体创作 杭州之所以能获得“人间天堂”的至高赞誉,绝非一日之功。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从官方认证到民间传颂,无数人在这座城市的“封圣”之路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帝王的“官方认证”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赵祯在为梅挚出任杭州知州所作的饯行诗中,写下了千古名句:“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这短短十个字,既是皇帝对杭州山水之美的官方认可,也是对这座城市地位的权威背书。梅挚到任后,取诗中“有美”二字,在吴山建造了“有美堂”,并邀请欧阳修撰写《有美堂记》。欧阳修盛赞杭州“钱塘兼有天下之美”,将这座城市的魅力推向了新的高度。 此后,历代文人吟咏有美堂的诗文层出不穷,苏轼的《有美堂暴雨》更是传诵千古:“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南巡至杭州,不仅留下了大量御制诗篇,更为西湖十景逐一定名、立碑,将杭州的知名度推向了新的高峰。 文人的“诗意加冕” 若要论对杭州“封圣”贡献最大的人物,白居易与苏东坡当仁不让。他们不仅是杭州的父母官,更是杭州的“首席形象大使”。 白居易品题“苏杭”,为后世谚语奠定基础。苏东坡则以“西子湖”之名,为西湖注入灵魂。从此,杭州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民间谚语的诞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一谚语至少可追溯至宋代。南宋时期,苏州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记载了当时的民谚:“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到元代,奥敦周卿在《双调蟾宫曲·咏西湖》中完整表述为:“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明清时期,《水浒全传》《喻世明言》等通俗文学进一步推动了这句话的广泛传播。 为什么偏偏是苏杭?答案在于两个关键词:风光秀丽与经济繁荣。《水浒全传》在描述杭州城时写道,之所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是因为城市“江山秀丽,人物奢华”。柳永的《望海潮》同样强调“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正是风景优美与人物繁盛的并重。 更有趣的是,若细究起来,“天堂”的苏杭之间还有微妙的差别。明人《七修类稿》中说得十分明确:“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杭州靠的是西湖山水的自然禀赋,苏州则以繁华的市井商业取胜。这一差异延续至今——西湖与西溪“双西合璧”,山水之韵光鲜十足;苏州的经济总量在地级市中独树一帜。 六、马可·波罗眼中的“天城”:杭州的世界级声誉 在刀郎的《花妖》中,杭州是一座让人魂牵梦萦却又永远错过的人间之城。而在七百年前的欧洲人眼中,这座东方都市则是一个近乎神话般的存在——这主要归功于马可·波罗的《游记》。 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四年来到中国。他在中国期间,受忽必烈大汗指派,多次来到杭州巡检岁课、检校盐课,可能在这座城市居住过一段时间。1298年,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向作家鲁思梯谦口述东方见闻,遂成《马可·波罗游记》。 在这本游记中,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描述最为详细。他称之为“行在”(Quinsay),并告诉欧洲读者,这意味着“天城”。 马可·波罗的描写令人惊叹。他写道,杭州“方圆约有一百哩”,“城内除了陆上交通外,还有各种水上通道,可以到达城市各处。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12000座”。这个数字明显有所夸大,但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临安确有桥梁347座。 他特别详细地描写了西湖:“城中有一大湖,周围广有三十里,沿湖有极美之宫殿,同壮丽之邸舍,并为城中贵人所有。亦有偶像教徒之庙宇甚多。湖之中央有二岛,各岛上有一壮丽宫室,形类帝宫。”他对于西湖游船的描写更是细致:“舟长十五至二十步,底平宽,常保持其位置平稳。舟中饶有桌椅及应接必须之一切器皿。舟顶用平板构成,操舟者在其上执篙撑舟湖底以行舟,拟赴何处,随意所欲。舟顶以下,与夫四壁,悬挂各色画图。两旁有窗可随意启闭,由是舟中席上之人,可观四面种种风景。” 他对杭州商业繁荣的描写,更是让欧洲人震惊不已:“行在城每日所食胡椒四十四担。”在中世纪的欧洲,胡椒是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而杭州一天就要消耗掉如此巨大的数量。 马可·波罗毫不吝啬他的赞美:“它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从此,“行在”(Quinsay)这个地名,在此后数百年间一直是欧洲地图上的东方明珠,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代表符号。可以说,早在七百年前,杭州就已经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成为西方人想象东方繁华的核心意象。 七、杭州名字的形成 说完了这些动人的故事,让我们回到“杭州”这个名字本身。 杭州在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名字:余杭、钱唐、泉亭、钱塘、临安……每一次更名,都对应着这座城市身份的一次转变。 “余杭”是最古老的名字。传说大禹南巡,在此造舟渡海,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后讹“禹”为“余”,乃名“余杭”。这个传说将杭州的起源与华夏民族最古老的记忆联系在一起。 “钱唐”是秦朝正式设县时的名字,这也是史籍中最早记载的杭州之名。王莽时期短暂改为“泉亭”,仅存在了17年,犹如历史的一个注脚。 “杭州”这个名字,诞生于隋朝。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标志着“杭”字正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识。隋朝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运河的开通,更让杭州一跃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交通枢纽。 唐朝时,“钱唐”改“钱塘”(加“土”旁),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近代。 南宋时,杭州升为临安府,取“临时安顿”之意。这个看似“临时”的名字,却成了杭州历史上最辉煌的记忆符号。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形成于南宋,此后杭州便与“天堂”紧紧绑定。明人《七修类稿》说:“杭州以湖山胜”,一语道破杭州之美的核心。 八、罗盘错拨:冷门的“泉亭”密码 “寻差了罗盘经,错投在泉亭。” 回到《花妖》,这是整首歌最为精妙、也最见功力的一句。如果说“钱塘”和“临安”还算常见的历史地名,那么“泉亭”二字,即便是很多杭州本地人也未必知晓。 “泉亭”是杭州在西汉末期短暂使用过的一个名字。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推行了一系列复古改制措施,将“钱唐”改名为“泉亭县”。这个名称仅仅存在了17年,随着王莽新政的覆灭而迅速消亡,成为一个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浪花。 刀郎选择“泉亭”,绝非随意为之。它的冷僻和短暂,恰恰烘托了罗盘错拨带来的荒诞感——一个人想要追赶心上人的脚步,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差错,被抛到了一个几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西汉的泉亭,与南宋的临安之间,横亘着整整三百年的光阴。 九、寻寻觅觅:杭城与余杭的宿命循环 “奴辗转到杭城,君又生余杭。” 如果说前三组地名已经构筑了一个跨越秦汉到南宋的时间图谱,那么最后这两句,则将时间线拉向了两个极端。 “杭城”二字,在杭州地名演变史中正是隋唐时期定名建城的写照。而“余杭”,则指向了更为遥远的过去——大禹治水的传说时代。从“余杭”到“杭城”,从传说到隋唐,这中间经历了大约两千年的岁月。而歌中的男女主人公,却在这样的时间跨度里反复错过。 十、现代杭州:从“西湖时代”到“国际大都市” 从《花妖》的旋律中走出来,我们眼前的杭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入21世纪,杭州的城市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跨越。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正式提出“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战略目标,城市发展的重心逐步从西湖边转移到钱塘江边。 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将这座千年古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2023年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天下再识新杭州”。杭州的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GAWC《世界城市名册》排名跃居全球第65位。 今天的杭州,拥有三张世界文化遗产“金名片”——西湖、大运河、良渚古城遗址。这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极为罕见的殊荣。 在经济上,杭州以数字经济为引擎,阿里云等企业引领全球云计算服务,2023年GDP突破2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5675亿元,占GDP比重为28.3%。杭州连续18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并荣获“中国领军智慧城市”称号。 杭州市委市政府已明确提出目标:到2030年,总体上达到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水平;到2035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从“人间天堂”到“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杭州正书写着新的传奇。 十一、凄美底色:何以要用地名来写“错过” 当我们走完了杭州从远古到当代的千年变迁之路,再回过头来听《花妖》,这首歌的意蕴便更加深沉了。 《花妖》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南宋:一位书生与富家小姐在临安相爱,因门第悬殊,书生被害,血染褐衣,小姐殉情。阎王被他们的爱情感动,允许他们带着记忆投胎转世。然而罗盘被拨错,小姐回到南宋临安,书生却错投到了王莽时期的泉亭。小姐辗转到隋唐杭城,书生又生在了更古老的余杭……历经三世,永远错过。 刀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杭州的地名变迁,将这种“时间上的错过”具象化了。他不是在说教,不是在写历史教科书,而是让地名自己开口说话。 而恰恰是这座让人在时间中迷路的城市,在历史的评价中却获得了“人间天堂”的至高赞誉,在马可·波罗笔下成了“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在当代又蝶变为世界一流的国际大都市。这个有趣的对照,或许正是《花妖》更深一层的隐喻——杭州是人间天堂,却是爱情的炼狱;这里有最美的风景,却容不下最痴情的人。 所谓千年变迁,在《花妖》里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名词,而是爱情的尺度,是思念的重量,是两个灵魂在同一片土地上无尽追逐、却永远无法相遇的宿命。 从余杭到钱塘,从钱塘到泉亭,从泉亭到杭城,从杭城到临安——两千年的杭州史,浓缩在了短短一首歌里。而这一切的串联者,不过是一个在时间里迷了路的痴情之人。当她终于抵达,他早已转身离去;当他回首寻觅,她又不知流落到了哪一个朝代。 杭州的千年变迁,就这样被刀郎写进了一段永远追不上的爱情里,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忍不住想问一句—— 那个错投在泉亭的人,后来,找到回家的路了吗?
杭州,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以东南名郡著称于世。跨湖桥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早在八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距今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杭州历史悠久,三吴都会,人文风采,英雄史章,灿烂文化,集天地人之大气象。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打开每一个城市的历史,也都有着很长很长的画卷,杭州这座美丽的历史名城,更是目不暇接。从三吴都会到南宋的临安府,杭州真正的繁华还是始于南宋。杭州的美丽离不开西湖,西湖的美景离不开李泌白居易苏东坡这些曾经为官杭州治理过西湖的唐宋大文豪大诗人。李泌的六眼井,白居易的白堤,苏东坡的苏堤。讲到西湖自然也会讲岳飞的爱国和秦桧的卖国。杭州还有美丽的白蛇传的传说故事。康熙乾隆下江南在杭州留下了行宫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讲到杭州也自然会想到京杭大运河以及那个短命奢侈的隋炀帝。杭州的美钱塘大潮自然也是少不了。还有杭州的美食。
作者的观念比较老,感觉还是停留在1980年代之前。例如,介绍在杭州出生、工作、居住的名人,范仲淹、苏轼、沈括这种正面的名人多介绍是正常的,但对蔡京避而不谈。蔡京多次在杭州较长时间工作、居住,还曾是苏轼在杭州期间的同事。蔡京被贬,居住杭州时,用杭州的物产向童贯送礼,才得以回到开封。杭州的物产对蔡京升迁非常重要,作者故意忽略了。作者还故意忽略很多杭州的战争史,例如,太平天国的惨烈和淞沪会战的失守,也都被作者故意忽略。如果说作者故意忽略反面的人和事,却有大量文字专门介绍司徒雷登,而对司徒雷登的弟弟曾任之江大学校长,而且之江大学也是浙大的一部分,只字不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者不是浙大的本科生,才对之江大学怀恨在心。
坐在西湖边的椅子上,面对近水远山发呆,你会觉得世界是最美的。
之所以来阅读这本书,是因为连续几次周末的杭州之旅,对这个城市熟悉又陌生,回头来看它的历史。少时读书,中国刚开始改革没多久,用度还需粮票,那时升上高中,老师组织杭州游,真是大事一桩,那是与杭州的初接触。后屡次到杭州,都从不同的侧面来接受暖风熏染。最近读了作者的茶人三部曲,由此也想再把这座城市的历史梳理一番。但其实有些遗憾,这本书是类似纪传体,而非编年体,所以从断章里搜索城市的脉络。最后部分,若政府工作报告。开卷有益,读书时,又看到作者在导览Citywalk,看来真是爱杭州啊!
杭州是平民的杭州,他没有北京那种男人的权力欲,也没有上海那种女人的名利心,她是平民的杭州。 笔记附下,向杭州致敬! 杭州传 一、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湖 西湖与钱唐江相连,但由于钱唐江带来的泥沙,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堤坝”。这道堤坝在涨潮时被淹没,潮退时则将西湖与钱唐江分开,使西湖成为一个潟湖。汉代,华信等人组织将这道天然堤坝进行了改造,彻底将西湖与钱唐江分开,从此,江与湖各自独立,互不干扰。 由于西湖水源来自山泉和小溪,经过几百年的自然循环,西湖的水质已完全淡化,达到了可以饮用的标准。 二、钱唐从此唤杭州 隋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朝代,但对杭州而言却至关重要。杭州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隋朝,且隋朝时期建立了杭州的城墙。隋朝自581年杨坚即位,到隋炀帝杨广被杀,仅有三十七年,若从589年统一全国算起,更是只有短短二十八年。然而,隋朝的历史意义不可小觑,它结束了汉末以来的群雄割据,统一了中国,成为了盛唐的前夜。 隋文帝杨坚是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凭借卓越的政治眼光和雄才大略,他在开国初期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实施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府兵制等一系列重要制度,推动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他还推行了“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政策,简化了行政层级,将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 杭州在隋朝之前一直是一个较为不起眼的小县,随着“永嘉南渡”带来的大量人口迁移和先进的农耕技术,江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钱唐逐渐摆脱了小县的局面,开始崭露头角。 三、从钱塘少年至《梦溪笔谈》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沈括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丰富,自幼便对科技有浓厚兴趣,早年阅读了大量书籍。23岁时,他依靠父亲的影响进入仕途,担任海州主簿,逐渐积累了政治经验。 沈括的成就跨越了多个领域,尤其以《梦溪笔谈》一书闻名,这是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这本书涵盖了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医学等众多领域,几乎涉及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里程碑。 沈括的数学才能尤为突出,在《梦溪笔谈》中,他介绍了自己的数学创新,如“隙积术”和“会圆术”,这些理论后来影响了元代的科学家郭守敬。沈括还提出了基于365天的太阳历,这一理论远超同时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为西方气象学界采纳。 作为天文学家,沈括对历法、天文观测有深入研究,并曾提出改进中国历法的建议。他还首次提出了地貌的形成理论,认为雁荡山的峰峦是由流水侵蚀所形成,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沈括还是中国历史上首位记载“石油”这一名词的科学家,他在《梦溪笔谈》中预言,石油将成为未来的重要资源,这一预见远超时代。 此外,沈括非常重视民间科技成就,他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录了活字印刷的发明,揭示了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过程。沈括的《梦溪笔谈》不仅仅是一部科学著作,它也透露出他的人文关怀。书中既有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也表现了沈括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展现了他超越时代的智慧与博大胸怀。 沈括去世后,葬于杭州的良渚镇,至今他的墓地仍存。他的科学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使他成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宋代天才的代表之一。 四、八千里路云和月 1142年1月27日,岳飞被害于南宋临安风波亭,也就是今天杭州庆春街口。他临刑前拒绝在伪造的供状上签字,只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既是他对清白的坚信,也是对历史正义终将昭雪的预言。如今,岳王庙正殿“心昭天日”的匾额,正是源自他这一临终绝笔。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南汤阴人,是南宋抗金名将、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也是一位书法家和诗人,被誉为“中兴四将”之首。 岳飞一生四次参军,从1128年遇宗泽起,至1141年兵败被诬,指挥过数百次战斗。他力主抗金,屡立战功。1134年收复襄阳六郡;1138年再次北伐,连克商州、虢州;1140年,金兀术毁盟来攻,岳飞率军反击,连战连捷,在郾城、颍昌大败金军,兵临朱仙镇,距离收复中原一步之遥。 然而,宋高宗赵构和权相秦桧一意求和,用“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最终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狱,1142年被杀,长子岳云与部将张宪一同遇害。宋孝宗即位后为其平反,追封“鄂王”,谥“忠武”,葬于西湖栖霞岭。 岳飞治军严明,纪律如铁,岳家军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的军纪,金人叹服:“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他主张联合北方义军共同抗金,力图收复失地,是南宋最具战略眼光的统帅之一。 如今,岳王庙肃穆依旧,铁铸的秦桧夫妇跪像仍跪于墓前,供后人唾骂。千百年来,岳飞已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忠诚与正义的象征,留给世人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五、鞋儿破帽儿破袈裟破 济公,出生在南宋初年的天台,因其独特的形象和行为,成为了民间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文人,都对他充满了敬仰和喜爱。济公的形象不同于传统的佛教僧侣,他既有大慈大悲的一面,又充满了狂放不羁、嬉笑怒骂的性格,恰如“济颠”二字所描述的那样。 济公的家世背景也非常显赫,祖父李涓是抗金英雄,父亲李茂春则因功被誉为“李善人”。然而,济公的出生却充满了神秘色彩,民间传说称他母亲吞食日光而怀孕,出生时与佛教中的降龙罗汉有某种关联。自小,李修缘(即济公)聪明过人,但他并不安于常规,常常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行为,这为他后来的“疯癫”形象奠定了基础。 济公年少时便开始在各地寺庙研习佛法,最终在杭州灵隐寺拜入瞎堂禅师门下,取名“道济”。然而,他天性放荡不羁,不喜打坐念经,反而更喜欢游历四方、行医济世,做事毫不拘泥。他与世俗格格不入,经常与顽童嬉戏,吃喝无度,这让佛教界的许多人对他感到不满,直到慧远禅师说:“佛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从此,他被世人称为“济颠”。 济公的生活中充满传奇,他游走江湖,为百姓治病救人,乐于助人而不求回报。尽管他不拘一格,甚至与官府和佛法有所冲突,但他始终以正直和智慧赢得了百姓的敬重。济公的医术高明,常用草药治病,从不收取费用,酒肉不忌,衣着破烂,却常常笑对生活。人们尊敬他不仅因为他的佛法,还因为他那种无畏世俗、行侠仗义的精神。 济公的影响力逐渐扩展,从一位地方上的怪僧到成为了一个文化象征。他的事迹和精神也不断被后人演绎、加工,成为了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济公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象征着一种超越传统的自由精神和对世俗规范的挑战。 济公于1209年圆寂,享年60岁,葬于杭州虎跑。至今,济公的形象依然深植人心,他的事迹不仅影响了佛教界,还成为了广泛传颂的民间故事,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象征着一种不拘一格、反叛常规的精神力量。 六、牡丹花下一往情深 杭州以其浪漫的景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爱情的温床,其中的牡丹亭尤为著名。这座亭子与明代文学家汤显祖的经典剧本《牡丹亭》紧密相连,剧中的牡丹亭位于南安太守杜宝家园,故事讲述了杜丽娘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的凄美爱情。杜丽娘因梦中与柳梦梅相爱而死,然而柳梦梅在现实中找到了她的画像,迷恋不已。最终,他通过超越生死的力量复生了杜丽娘,两人终成眷属,这段爱情成为了古典爱情的象征——生死相依,情深似海。 然而,杭州的牡丹亭与汤显祖的故事并无直接关系,而与牡丹花的引进和盛开密切相关。牡丹自古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是唐代武则天钦定的皇家花卉。最早的牡丹进入杭州是在唐代,由开元寺僧人惠澄从洛阳引进。白居易也在自家种植牡丹,使得杭州成为了牡丹栽培和赏花的胜地。到了宋代,苏东坡亲自到吉祥寺赏牡丹,并写下《牡丹记叙》,介绍了杭州牡丹的盛况。 进入现代,花港观鱼的牡丹亭成为了杭州欣赏牡丹的著名景点之一。这里的牡丹亭坐落在牡丹园中,与牡丹相映成趣。游客可以在亭中赏花,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仿佛将梦境与现实交织,体验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 七、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本名光墉,出生于安徽绩溪,原籍非杭州。虽然他起初一无所有,但最终成为了杭州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商人之一。胡雪岩来到杭州时年少无知,靠在钱庄做学徒起步。当时的杭州,徽州商人活跃,胡雪岩作为一个“打工仔”,并没有显赫背景。然而,他凭借机敏的头脑和勤奋的工作态度,迅速在阜康钱庄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业务主管。 胡雪岩的发迹有多个版本,一说阜康钱庄老板无后,临终前将钱庄赠给胡雪岩;另一说则是他因擅自借贷军饷,虽被老板逐出,却因祸得福,后来成为富商;还有说法称,他在帮助一位落魄书生时,获得了重大的回报,这位书生后来成为浙江巡抚,并报答胡雪岩的恩情。 随着商道的逐渐走向成功,胡雪岩凭借聪明才智与官府关系日益紧密,阜康钱庄在他的经营下迅速扩展,短短十年便发展成29家分店,资产庞大,成为东南首富。尤其在太平天国时期,胡雪岩为军需筹集粮草,深得湘军将领左宗棠的信任,成为其得力助手,并参与了洋务运动的多个重要项目,如福建船政局的创办,得到了左宗棠的高度赞扬。 胡雪岩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清河坊的大井巷开设了胡庆余堂。作为江南最有名的药号之一,胡庆余堂成为了中药业的代表之一。此时,胡雪岩已经是杭州商界的领袖人物。胡庆余堂的建立,也标志着他商业生涯的巅峰。 然而,胡雪岩最终的失败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未能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尽管如此,他仍然是19世纪晚清最杰出的商人之一,堪称商界英雄。
看完后,我还是想推荐吴晓波的《杭州传》
这是了解杭州历史,了解杭州的城与人的好书(除了毫无感情,完全是文件汇总的最后一部分)。看完此书,又有再游杭州的冲动。
这本书让我们明白杭州的历史。杭州之所以能称为人间天堂。不仅是自然风光优美,还有历史上人们的艰苦奋斗,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曾经我对杭州的印象只停留在西湖,现在我对杭州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美轮美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