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华民国

本书虽专注于民国时期中德双边关系，但也并未忽视中德之外其他国家的因素，也正是中德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影响下，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深度且密切的合作关系，为彼此的战前准备提供了支持。 总体看下来，这本书不仅仅描述了德国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发生了什么，也写出了双方对彼此意味着什么。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建政时间的努力及其重要的外交基础。虽然仅用不多的篇幅写了二十多年的国民党政权与德国的关系史，但这本书详略得当的安排，使得这本书有很好的可读性。 另外，这本书的绪论和结语极具有启发性，可以结合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多次阅读。

从另一个视角去看近代历史。很多部分读来让人心跳不已。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西行漫记》中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在祖国中心所谓精英分子们争衢之时，它在同一个时空中偏居一隅，在古迹的残垣上共计国之黎明，领导人和少年兵卫行路共欢唱。那是一段清新却筚路蓝缕的时光，少年共和国在青纱帐的草木间成长起来，血雨腥风的黑夜中清亮的希望和善美正被唤醒壮大起来。 又想到或许观念和思想才是最重要和根本的issue，其他各种行动都以其为基。而今国民党大厦已倾，回顾那段历史更觉慨叹。

中日德俄，古老帝制的专制主义精神图腾-强权崇拜

了解那段学习德国以及自强之历史，令人不胜嘘唏。

202534 中华民国和新中国都与德国有过成功的合作： 中华民国与德国的合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德之间开展了一系列军事经济合作。1928年，南京政府派出代表团赴德考察，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贸易合同。同年11月，德国顾问团来华，鲍尔成为第一任团长。此后，佛采尔、塞克特、法肯豪森等先后担任顾问团团长，他们协助中国训练军队、改进军事教育体制、制定国防计划等，中国也从德国购买了大量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 新中国与德国的合作：1972年10月11日，中国和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1999年起，中德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04年，两国宣布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并建立两国总理年度会晤机制。2014年，中德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在经贸方面，中国连续第八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孙设想吸引私人资本时，出现在他脑海的可能不是那些决定中外贸易的进出口公司，而是欧洲大的工业公司和卡特尔，孙对于它们走向集中与垄断的趋势很欣赏。在孙看来，进出口公司之间的竞争具有“浪费和毁灭性”，而大公司及卡特尔之间的竞争则是最现代化，最有效的。孙对西方垄断资本的钦佩是如此强烈（尽管不是出于利润的动机），以致他提出，要将“中国全部的国有工厂”改建成一个由国际资本“出于共同的利益”而资助的，所有权属于中国的“大型托拉斯”。 孙的发展战略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它富有预见性。正如侯继明所说，它强调重工业、社会基本资本的积累（或形成整体系统的各个部分：港口、铁路、公共事业），承认从事这些工作要求资本，这一战略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不发达国家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是相似的。其次，孙的基本纲领在他死后成了国民党工业发展的纲领。当然，他那明确而详细的计划超过了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十年期间所取得的成绩，他“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主张基本被忽视了，而且当孙成为崇拜对象后，他的计划被用口号拙劣地夸大了。然而，他的诸如将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利用国际资本和顾问，有选择地强调重工业和“基础建设”的原则——是国民党工业化的最基本成分。 撰写完《实业计划》后，孙中山再作努力，以图获取德国在工业项目与军事帮助两方面的援助。他在1921年后坚持不懈地寻求与德国合作有若干理由。美国对援助他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府明显的不热心，而英国则更充满了日益增长的敌视。只剩下苏联和德国还有可能性。但在1921年与莫斯科的联络不易，且苏联当局正为国内的重重困难所困扰。孙在1917年与德国人有过成功的接触，此时，德国在华已经不再拥有帝国主义强国的特权了。德国本身也对孙产生了吸引力，因为德国战败后的状况可能比其他国家更符合孙对战后西方工业变化的描绘。凡尔赛条约加剧了德国处理剩余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能力及市场萎缩的困难，但它可以在中国找到新出路。正如孙坦率地对德国官员说的，“你们德国人已被解除了武装。现在你们必须武装中国，这可能是你们唯一的自救方式”。孙中山的政治哲学也深受其对西方认识的影响，他从德国人那里找到了推动自己军事统一和物质发展的动力。孙在战前曾数次访问过德国，他坚信这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俾斯麦政权则是欧洲“最有竞争力”的政府，一个“真正的万能政府”。他钦佩俾斯麦用武力统一德意志各州的方法，及通过“各州不断增强的支持与社会福利的增加”来巩固帝国的手段。 孙在大英博物馆阅读时，曾研究过德国的经验，后来将其心得融会到了“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主义”理念中去了。在他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演讲中，孙赞成“社会主义”和“实用的共产主义”，但强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他以西方“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为理由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预言，这些发展包括：社会和经济改革、运输和通信系统的公共占有、直接税及“社会化了的分配”等。这是一条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道路。在孙看来，德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已走在了前头。它已经实行了保障工业的健康与安全规则的“社会进步政策”，“最先了解”国家控制铁路和电报事业的“优越性”，是有效地执行直接税收计划的先行者。孙钦佩俾斯麦不顾资本家们的反对，限制工作日，提供老年救济金和工人保险，“用国家权力来缓和工人的贫困”。根据张其昀的记载，孙中山就此发挥道：“俾斯麦实行的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原则就是我所说的民生主义”。孙中山对德国的信任并未因德国战败而有所改变。德国的战时动员能力充分显示出“现代国家的社会政策在德国达到了其最佳状态”。它使得德国能够“通过社会化和细致的利用”来应用其珍贵的资源。孙的结论是，德国人知道“如何行动”。他更愿相信德国人的失败“只能暂时地阻碍其发展”，因而，孙在1921年重新转向德国就很容易理解了。

资料翔实，句句有出处，如能耐心啃完，在这个领域可以说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