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家礼之助
作者用简洁流畅的语言总结概述了中国与日本两国自汉代开始的交流史。全书按时代和标志性事件或人物划分章节,全面展现了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将中日两千年互动中的交流、融合、挑战、动荡浓缩于薄薄的书页之中。在叙述之余,作者还严谨地考证了几个学术上颇有争议的问题,包括邪马台国在哪里、倭五王是谁、国书事件真相等。
《以邻为师:作为方法的他者》 国际关系著名学者亚历山大·温特曾经强调,身份的塑造将决定国家利益及其行为。例如,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其原因在于朝鲜是其敌人、英国是其朋友的身份认知。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然而彼此之间却如雾里看花,其中夹杂着太多的想象与误解。然而藤家礼之助在《中日交流两千年》一书中言道,“中日近代百年的历史虽然主要是对立、侵略和反抗,但在此之前却有着长达两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中日彼此作为朋友的时间无疑远大于作为敌人的时间。鉴于此,《中日交流两千年》一书抽丝剥茧,选取倭王金印、遣唐使、入宋僧、蒙古来袭、甲午战争等事件串联起中日两国两千年的互动往来。不可否认,正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彼此以邻为师,将对方作为一种方法,通过他者塑造我者,通过学习成就我者。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破解当下中日关系困局的方法。 日本:师从中国 《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藤家礼之助就此强调“他们之所以跨越大海、奔向西方,恐怕是出于一种欲罢不能的愿望,即从先进国家吸收文化,以及借进贡的方式进行经济交流。”这无疑是中日两国交往历史中最早的典籍记载,也是日本师从中国的开始。公元60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隋使,前后共四批;公元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直到公元894年日本废止遣唐使,前后多达12批。这意味着中日交流史中黄金时代的开启。遣隋使和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中国佛法和典章制度,并且直接推动了日本大化革新。这些僧人与学生“对创建新王朝及随之而来的制度和法制的改革、整顿等充满了旺盛的求知欲,并贪婪地吸取。这一切都是大化改新后日本国家建设的重要参考。”正如《旧唐书·日本传》所记载,遣唐使们“所得钖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他们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中国,以无畏的勇气和开阔的胸怀学习中国文化,创造了中日交流史中的辉煌篇章。不过有必要指出,日本对于中国的学习是有选择的学习,例如科举制并未在日本推行。进入宋代,日本以邻为师的典型案例是入宋僧。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学习禅宗。因为日本武士们在不立文字、提倡绝对认识、主张死生一如的禅宗中,找到了其他宗派所不能给予的打动人心的精神共鸣。因而,禅宗作为受到武士政权支持的代表性宗教,在镰仓时代迎来了兴盛期。与此同时,入宋僧们学习建筑、纺织技术,以及引入喝茶的风俗,荣西和尚即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茶艺最终在日本演化出茶道,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师从日本 进入19世纪中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中国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期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开启了向“他者”学习的进程。与此同时,日本吸取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经验教训,开启明治维新,一举成为列强之一。尤其是1894年中国遭遇甲午战争惨败后,随后于1896年派遣13名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这是中国前往日本的首批留学生。藤家礼之助指出,“两千年来,一直是日本向文化更为先进的中国学习。至此,可以说中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随着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黄种人的日本打败白种人的俄国,使世界为之一动。中国赴日留学生进而在1905年达到8000人,1906年突破1万人。不过严格来说,中国赴日留学生并非学习日本历史和文化,而是探究日本何以实现近代化,何以避免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这也就使得时隔一百年以后,日本依然是我们最陌生的邻居。《中日交流两千年》虽然出版于1977年,但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即迎来了第二次学习日本的高潮。这一次主要学习日本如何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并开创了二战以后中日关系发展的“蜜月期”。例如,中国高铁技术快速发展与学习日本新干线技术不无关系。 纵览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人是一个从无到无的过程,国家或许亦然——基于这样的宏观视角,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的一系列摩擦和争端看起来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问题是,二战以后中日两国彼此都存在选择性的角色塑造:亦师,亦友,亦敌。藤家礼之助的《中日交流两千年》一书通过历史梳理,使我们重新思考中日彼此间的角色认知,以邻为师,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即从日本以中国为师到中国以日本为师,两国形成了水乳交融的文化形态,当前这一互相学习的进程仍在继续,如何强化这一角色认知或许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
2024年12月 在下周去日本之前读完了老师推荐的《中日交流两千年》藤家礼之助 感觉日本是一个极度慕强(欺软怕硬)的民族。因而选择读一下一直想读又未读的《菊与刀》。 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 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 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 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 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 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 极度勇敢又极度胆小; 极度保守又极度喜欢新事物。 《中日交流两千年》从日本立国(汉朝)进入中国古籍谈起,通过倭王金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隋朝)的国书事件、遣唐使、入宋僧、文永–弘安之役、倭寇(明朝)勘合贸易、甲午战争等事件及近代之后中日关系的起起伏伏。 ✔️(汉)自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汉朝皇帝,把对方视为“汉”的“委(倭)”的“奴国王”而授以金印,是对“奴国”很高的评价,即认为“奴国”是代表“倭”的强国。 ✔️日本在三世纪末叶诞生了以大和朝廷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除正所拥有的意义,不言而喻,是为了从当时作为东亚世界坐标轴的中国秩序中获得权,以压制朝鲜。 ✔️(南北朝)日本认为南朝继承了晋王朝的正统,是与魏王朝、汉王朝一脉相承,代表中国的唯一的正统王朝。 ✔️(隋)日本犯了不逊地自称天子的问题,而且对中国的君主也称天子,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唐)12批遣唐使(略去) (宋)大趋势来看,日本后来逐渐被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所影响,再加上本身体制内要求和内部矛盾,最终在接下来的时代(南宋时代)转变为积极的对外态度。 ✔️日本人不认可金朝为中国正统王朝的传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同日本人对汉族和汉族王朝的敬爱与亲近感明显互为表里,即日本人站在汉族一方,把汉族的仇敌夷狄也视为“夷狄”和异端。(并非敬爱与亲近感,而是是否强大)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日本人对中国人使用“清国奴”这一蔑称也始于清日战争——甲午海战)过去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抱有极端的自卑感,现在敌视与蔑视相结合,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看不起中国人。 日本国民擅于顺应形势的变化,信奉权势主义,可轻易改变价值观,以及一旦改变就一定要将其贯彻到底的癖性。
大致分成几个阶段:隋以前,日本没什么资料,从中国资料中搜寻只言片语(自称“奴国”还说这评价很高,有点迷);隋至明,得先花上大量篇幅介绍中国历史,然后从中国的资料里找日本,从日本资料里找中国,这一千年是日本“嚣张”与“挨打”的时期(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郑氏父子从日本借兵收复台湾的事,总觉得是在暗示点什么);清以后,实力反转,日本开始瞧不起中国(作者表示自己没有这个意思),双方的“交流”也变成了日本对中国的鬣视眈眈。整体感觉上就是挖掘不深的史料和不咸不淡地叙述。
能了解一点中日关系的东西,一点点罢了
基于丰富全面的史料,却运用平实的语言,用通史的方式进行论述,易读,也中立中肯,推荐
是一本主要以中国历史为主线的中日交流史,如果多少了解一些日本史的话,读起来应该会更加有趣。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近邻。诚如作者所言:“中日近代百年的历史虽然主要是对立、侵略和反抗的历史,但在此之前却有着长达两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是的,回顾中日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上古时代。而有文字记载的往来就已经有两千多年,可谓是渊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中日两国人民通过各种交往和交流,加深了了解,增强了友谊。虽然曾有过冲突和战争,但历代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互相促进是主流。 对于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作者并没有避而不谈,他坦承,战争是“中日交流史上只有流血和破坏的时段,是最糟的时段”。书中对长谷川照子的介绍,让我们知晓,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段,也会有追求两国关系和平友好的闪光。 “我们只有一心期待、盼望子子孙孙永远和平友好,只有在心里暗暗发誓为此竭尽全力。”
读完本书,感觉没新意,没说到,很平淡。如书名《中日交流两千年》,但书中简述的还只是人们熟知的鉴真、倭寇、侵华等事件。本书成书在1977年,那时的中日关系随看中美关系的解冻也打开了新局面,但期间可载入历史的许多人和事,书中并没有讲述。再则让中国人感兴趣的当属文化的异同,中国文字在日本的引入和改变。还有农耕、养殖、衣着、饮食以及教育、礼仪等等太多方面都没有讲到。从现在看这本书是旧了点,老了点。
本书精炼提纲挈领,阅后对古代中日交往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写得挺好
作者简单梳理了,历史上中日之间的交流。可以先看这本书,简单了解一下中日之间历史上的交流。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日古代时,官方之间的交流主要发生在隋唐时期。
史料详尽,立场客观,论证严谨,脉络十分清晰,与中国历代官修史料结合参考有十分生动的表现力,对了解中日交流历史有提纲挈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