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3500年

—— 政治学家李普塞特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他的意思是说，没有比较，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和制度运作进行分析和判断。只有通过全面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现象，才能避免偏见的产生。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想要看清楚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世界史。 世界史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是欧洲史，而了解欧洲史，要从古希腊开始。 罗德里克·比顿认为，从克里特岛到雅典，从马其顿到君士坦丁堡，希腊是一个漫长的故事，甚至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这就是何谓“3500年”。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知识盲区。 中国人在阅读中国史学读物时，一般不会感觉太困难，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那些知识点早就在我们的脑海中，只需要用史论去将他们激活，便可以形成系统地认知。 但阅读欧洲史，你会发现，你原本所知，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点点孤帆，有太多陌生的人物、事件，所以形成系统认知的难度便大了很多。 万里长征，总要起步，慢慢来吧。 以下是阅读后梳理出的笔记。 公元前1900年，在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米诺斯人建立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米诺斯人拥有自己的文字、宗教，建起了庞大的建筑群。 公元前1500年，在后来希腊区域出现了迈锡尼文明，但与米诺斯人相比，他们还处于未开化的状态。 公元前1450年，在一场大火之后，克里特岛上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原本米诺斯人并不特别重视先祖，但在此之后的克里特岛上的墓葬风格变得华丽起来，还埋藏了包括大量武器的丰富陪葬品，这与与同时期的迈锡尼贵族葬俗很接近。 所以，很多学者猜测，当时迈锡尼人已经成为克里特岛的主人。克里特岛上一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考古发现，原本米诺斯人使用的线形文字A突然进化成了线形文字B。 到了公元前1300年左右，迈锡尼人已经建立了一套严明的职官等级制，当时的迈锡尼世界，如果还不能称其为王国，也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一系列小邦组成的松散联邦。 公元前1200年前后，迈锡尼人的盛世走向终结。考古发现，迈锡尼人的宫殿一座座化为废墟，其中大多数毁于火灾。 迈锡尼人的故事形成了民族的集体记忆，被记录在古希腊的史诗与神话之中。 【在这之后，希腊先民的传说故事仍将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口耳相传。在某种程度上，迈锡尼时代产生了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由于被记录下来而焕发新生，这一过程的延续性之强罕见于其他大多数史前社会。在那之后，这些起源于迈锡尼时代的故事（也即今天所谓的古希腊神话）将被无数后人阅读、传抄、增改、评鉴，经久不衰。 以忒修斯与弥诺陶洛斯的传说为例。这段故事说，雅典国王本应定期向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进贡七对童男童女，以供一头居住在宫殿地下迷宫中的半人半牛怪兽弥诺陶洛斯食用。在米诺斯之女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忒修斯杀了这头怪兽，与伙伴们一道逃回了雅典。逃亡途中，他把阿里阿德涅无情地留在了纳克索斯岛上，还消灭了克里特人的追击舰队，从此终结了献祭活人的制度，也间接打破了米诺斯王的海上霸权。】 公元前1180年至前720年，整个希腊语世界分崩离析，成千上万的人在饥荒、瘟疫或战争中死去。西方史学界将这段文明衰败时期称之为“黑暗时代”。 大名鼎鼎的特洛伊战争就是爆发于那一时期，战争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迈锡尼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为了寻找新的家园展开远征。 公元前850年左右，希腊字母文字诞生。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大体成形。 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地中海沿岸已经遍布希腊人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就是后世人口中的城邦了。这些城邦之间，常常只有海路连接。城邦之间遇到问题就需要进行争论，通过交涉来寻找解决方案，这就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政治学”（城邦事务）。 所以，古希腊是由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城邦构成，并不是一个国家。古希腊城邦的状态也是各式各样的，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平民制、民主制，几乎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各种制度，都同时存在。 能够代表古希腊伟大的绝不仅仅是雅典。西方哲学奠基人泰勒斯是米利都人，认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提出了逻各斯概念的赫拉克利特是以弗所人，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泰戈拉出生于阿布德拉城，认识到“存在”意义的巴门尼德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爱利亚，第欧根尼在是科林斯对亚历山大说出了那句名垂千古的“不要挡住我的阳光”，阿基米德守卫的城市是叙拉古…… 同时，需要澄清的是，不应该将希腊文明视为纯粹的海洋文明，农耕在希腊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怎样处理土地和农民问题，一直非常重要。 【亚里士多德曾让学生们将当时约150个城邦的现行政制汇总并记载下来，但只有雅典政制保存至今。但最晚到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希腊城邦的政体已可大体分为三种：一人统治、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统治。[插图]不久之后，这三种政体在希腊语中将分别被称为“僭主制”(tyrannis)“民主制”(demokratia)和“寡头制”(oligarchia)。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这三个词的具体含义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都延续至今，其含义也仍一目了然。】 大约公元前776年，奥林匹亚开始举行四年一度的体育竞技大会（大约是周幽王时期）。同时期，古希腊还有其他类似的竞技大会。 【起初，参会人员的规模可能并不大，但在公元前5世纪，扩建后的奥林匹亚竞技场可以容纳多达4万人。到那时，希腊其他圣所也已把体育竞技活动当成了宗教节日的一部分，其中在德尔斐举办的运动会被称为“皮提亚竞技会”，在科林斯地峡（连接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半岛主体部分的狭窄陆地通道）附近举行的运动会被称作“伊斯米亚竞技会”，在伯罗奔尼撒北部还有尼米亚竞技会。[插图]就这样，希腊语世界形成了一种既全面连通、又高度破碎的格局。各城邦对自主权的坚持维持了希腊世界的碎片化，而提洛、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则是跨境往来的关键节点。】 公元前491年，雅典将波斯使者投入深坑，斯巴达人将波斯使者推入深井，让他们自己去找水和土。最早的世界大战，希波战争由此爆发。 希罗多德记载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波斯出动了近300万大军，包括由1200多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这样的战争规模，前所未有。 温泉关斯巴达300勇士，马拉松平原上伟大的奔跑，希波战争当中太多动人的故事。 希腊人的民族意识在希波战争的过程中被塑造，一个超越城市与地区的理念开始逐渐形成。 【虽然在马拉松战败，波斯舰队仍毫发无损。波斯人正从海路经过苏尼翁角，在次日即可抵达雅典的主要海港法勒隆。此时，雅典全军仍驻扎在马拉松，波斯人只要抢先一步袭击雅典，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这座城市。为阻止这一局面发生，雅典人必须立刻回师，翻越彭特利库斯山（今彭代利山）。于是，这些重步兵（很可能全副武装）沿最短路线强行军26英里，赶在波斯舰队出现前回到了雅典。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办时，人们正是为纪念这一壮举，才设置了马拉松长跑项目。】 【剧中的希腊人虽然在兵力上远逊于大国波斯，却愿意为一种此前很可能从未出现，但会在之后千百年里不断传承的理念而战斗：自由。剧中的波斯人对希腊的抵抗大惑不解，询问为什么这样一支弱旅敢与帝国军队抗衡，如果那些希腊士兵有自由的意志，能自行表达观点、做出判断，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上战场，而不是拔腿就跑。在萨拉米斯海战的场景中，希腊人从战船上发出的“呐喊”给出了答案：冲啊，希腊人的子孙，解放你们的家园，解放你们的妻儿，解放你们世代尊崇的神殿，解放你们列祖列宗的坟茔。我们为了这一切而战！到公元前472年，希腊人已形成了一种超越城市与地区的理念，足以让人为之牺牲生命。观看戏剧的雅典人本来世代以自己的城邦为优先考虑对象，而在此刻，他们也愿意相信，自己正出于更重要的原因而战：他们已不再只是雅典人，而是“希腊人”，这个族群统一在共同的身份认知之下，为了“自由”的理念走到一起。因为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在当时极为风靡，直到70年后仍在雅典脍炙人口，我们由此可以确信，这种新的自我认识已在雅典人的心中扎下了根。】 【公元前479年，一些希腊城邦准备结为同盟，与波斯人决战。这时，马多尼乌斯遣使劝降流离失所的雅典人，以归还雅典城为交换，让他们向薛西斯臣服。希罗多德记载，雅典人不但群情激愤，拒绝了使者的条件，还解释了自己为何要在如此艰难的时刻舍弃私利，甘愿与斯巴达盟友站在一起，坚持抵抗。他们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为毁于敌手的故乡与神殿复仇——“政治”（城邦的事务）依然是他们的首要关切。但接下来，雅典人提出了拒不屈服的第二个理由：我们全体希腊人同文同种，在共同的圣所膜拜诸神，共守牺牲献祭的礼俗。对此，雅典人绝不会背叛。我使用的“全体希腊人”(Hellenikon)的表述在希罗多德著作的现代翻译中常被解作“希腊民族”。有不少观点认为，这一段落体现了一种原始的“民族”或“国族”意识。我们因此更需要审慎看待希罗多德这段文字的真意。在著作中的其他地方，“全体希腊人”都是一种对希腊人或希腊城邦的明确统称，而不是类似“国族”“种族”或后世所谓“希腊性”那样的抽象概念。“全体希腊人”的含义非常具体，它指代的就是如雅典人所描述的那般，所有拥有共同语言、血统、圣所、神祇与祭祀习俗的人的总和。其中，血统和语言的传承最为直接，而其他要素虽在希罗多德笔下略显松散，但在今天可被统一称作“文化”。】 马拉松之战两年后，雅典人开始使用著名的陶片放逐法。 【陶片堪称一种原始的选票，其中有很多实物保存了下来，为我们证明了早在大众投票发明之初，选举操纵的行为就已存在。考古学家发现，一堆约200片写有同一个人名的陶片上只有14个人的字迹。[插图]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些陶片所要构陷的对象——他就是希腊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地米斯托克利。】 公元前478年，雅典开始组建提洛同盟。现代史学家常常会把这一时期的雅典称为“雅典帝国”。 雅典帝国的存在，证明现代学者提出的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是不成立的。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27年，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波诡云谲，胜负的天平来回摆荡，直到波斯人出手进行了干预，斯巴达才最终战胜了雅典。 波斯人靠出动百万大军无法征服希腊地区，于是聪明地选择支持希腊内战，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科林斯战争，终于成为希腊城邦的最高主宰者。 伟大的亚历山大继承了他的父亲腓力二世的霸业，波斯帝国被踏平，希腊、埃及、腓尼基、印度、中亚……马其顿军团打下了庞大的疆域，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试图建立起一个超越族群、文化的世界性帝国，希腊的思想、风俗、技术和语言随之广泛传播开来，希腊化时代由此开启。 【旃陀罗笈多创立的孔雀王朝将在之后成为大半个印度次大陆的主宰，到其孙阿育王在位时，那些生活在孔雀王朝治下的希腊人与马其顿人已融入了这个帝国。阿育王皈依佛教，信仰甚笃，在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德里亚（今阿富汗坎大哈）发现的一块碑文曾用两种语言歌颂了这种新宗教的伟大成就，其中一种就是希腊语。显而易见，当时新皈依的佛教徒中已有说希腊语的人。约100年后，其中一位名为麦南德的君主（弥兰陀王）还将在印度佛教的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公元前323年，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逝世。因为没有明确的继承人，庞大的帝国很快就分裂了。 与此同时，罗马从意大利中西部崛起了。 罗马虽然被称之为共和国，但用希腊的标准来看，是个寡头体制，和高度军事化的斯巴达有点像。 伴随着不断扩张，罗马希腊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了奥勒留这样啊的哲学王。 “希腊人”这个概念不断衍化，已经指的不再是一个人出身于何处，而是取决于他是否接受过一个教育体系的熏陶。 公元前44年，伟大的凯撒被刺杀，他的养子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皇帝，罗马共和国就此终结，罗马帝国由此诞生。 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宣布，帝国境内所有未受奴役的臣民都可以享有完整的罗马公民权。于是，世界上几乎所有说希腊语的人都可以自称为罗马公民了。 古罗马帝国东西分治后，东罗马帝国比较好的融合了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东罗马帝国实际上成为“希腊语罗马帝国”。 随着基督教成为主流宗教，希腊的多神崇拜被禁止，希腊运动会，希腊哲学教育也渐渐被禁止。 【从公元6世纪30年代开始，帝国的新法律将采用希腊语而非拉丁语。就这样，由于一位以拉丁语为母语的皇帝的决定，希腊语终于跻身帝国法律体系的顶峰，成为官方立法语言。不难想象，查士丁尼积极的立法活动也对当时存在于帝国境内的最后一些多神信仰据点降下了最为严厉的制裁。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开始编纂第一部法典之后，帝国颁布了如下政令：我国治下所有臣民，都应遵从使徒彼得传给罗马人的正统信仰。帝国特此命令所有遵从此法之人以大公教会信徒自称。还有一些法律推翻了千百年来对同性关系的包容（古代雅典人甚至特别推崇同性关系），首次禁止了同性性行为。据马拉拉斯记载，同样是在公元529年——……大举镇压希腊多神教。大批多神教徒的财产被没收……皇帝传令雅典，严禁教习哲学、妄解法律，同时禁止各城赌博，拜占庭城内任何赌徒一经发现，即视同渎神，应被砍去双手，骑骆驼示众。 查士丁尼治下的东罗马帝国在语言上更加希腊化，在宗教上更加基督教化，在政治上则变得比之前更为集权化。】 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公元七世纪，古希腊地区城市衰败，人口巨减。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虽然同属于基督教世界，但拉丁语世界与希腊语世界充满了矛盾，罗马天主教与东方东正教互相绝罚，史称东西教会大分裂。 【在今天，我们将这场争论称为“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但拜占庭人自己对这场争论的称呼更为准确：“圣像论争”（eikonomachia，英语写作“iconomachy”）。关于这场论争的大部分细节已很难查考，自18世纪以来更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焦点。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754年到787年以及815年到843年间，拜占庭帝国曾两度禁止公开以人类形象表现基督、圣母马利亚、天使与基督教圣人，两段时期总长60年有余。公元754年的一场教会会议认定这种做法违反了《旧约圣经》中不可崇拜偶像的诫命。支持这一禁令的所谓圣像破坏派注意到，与帝国为敌的穆斯林便严格遵守《旧约圣经》的这条诫命；时至今日，伊斯兰教依然严禁“偶像崇拜”。圣像破坏派因此认为，正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不供奉任何人类形象，基督教的教堂也只能出现十字架，除此之外的一切崇拜都是对上帝的冒犯与亵渎。由此推论，信仰基督教的帝国在无意间犯下了崇拜偶像之罪，帝国臣民自然难逃天罚。】 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就此终结。拜占庭学者走出希腊，将希腊经典和希腊教育带到了世界其他地方。西欧踏上了启蒙的道路。 意大利开始了文艺复兴，希腊诗歌、戏剧成为运动的养分。 在基督教世界，希腊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受到了空前的推崇，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理性的源头被认为来自希腊哲学。 西欧收藏家对希腊古董趋之若鹜，第七代额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从帕提农神庙挪走了大量大理石雕，今天，这些石雕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烧掉圆明园的，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传承有序啊。） 18世纪80年代，希腊人开始谋求在故土建立自己的国家。希腊与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得到了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大批志愿者的支持，著名诗人拜伦就是在投身希腊独立运动的过程中病死在希腊。 1823年，英美政府公开支持希腊。 希腊人获得的支持，与西方文明世界对于古希腊文明的认同大有关系。 随着地缘政治的不断变化，1830年，英法俄三国在伦敦签署共同议定书，承认希腊成为独立国家。 希腊成为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 希腊政府决定在雅典建立都城，当时整个希腊已经被战争摧残的千疮百孔，雅典只有1.2万人口，雅典卫城和帕提农神庙还是一片废墟。 从18世纪到19世纪，希腊人在航运贸易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直到今天，依然是全球化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 1967年，美国策划军队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 1973年，军政府对示威学生展开血腥镇压，示威者在街头被狙击手枪杀。 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希腊受到严重冲击，经济体量萎缩了四分之一，国民失业率产期保持在25%以上，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今天的希腊，已经扛住了民粹主义的危机，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光，2019年11月，希腊加入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新冠疫情爆发之际，希腊和塞浦路斯采取断然措施，表现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 在希腊以外，有一个庞大的希腊裔群体，他们不断游说所在国政府，为希腊争取支持。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很多希腊人，仍然对希腊国家抱有归属感并以希腊人自居。 3500年，就这么过来了。 读广义希腊史，对于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这个世界上只有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同汉语一样，传承了三千年以上，考虑到希伯来语是被复活的语言，真正可以和汉语相提并论的，只有希腊语，这是一个同样未曾中断的文明。 对照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在大的历史尺度上，东西方向前走的步伐，节奏区别并不大。文字出现的时间，城市出现的时间，战争的规模，文明的高度，此高彼低，此低彼高，都常常发生。对于我们历史的盲目自信，与盲目悲观，都是一种偏见。

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他的意思是说，没有比较，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和制度运作进行分析和判断。只有通过全面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现象，才能避免偏见的产生。 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想要看清楚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世界史。

翻译的不错，把全本翻译成通俗读物一般朗朗上口，但是对于引用的古代诗句就像牛嚼牡丹，还加了不少意思在而不能细究的内容，比如鸟变成老鹰，虽然这不耽误本书的可读性

希腊通史，只不过对读者要求比较高，如果无法熟知希腊、罗马、基督教、拜占庭、奥斯曼历史的话，可能读起来有点吃力

是不错的比较全面了解希腊历史的书，非常适合对希腊历史了解不多的人阅读，能够建立起对希腊从古至今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此书不仅是一部希腊历史的箸作，更是一部关于人文明发展、身份认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思考箸作。

读《希腊3500年》书评 读完《希腊3500年》，最大的感慨就是：这是一个文明极度早熟、国运却极度坎坷的国家。放眼整个人类史，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像希腊这样，巅峰光芒万丈，后世却持续沉沦、高开低走三千年的国度。 希腊是公认的西方文明源头、民主制度的摇篮。近代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罗马，足以见其文明地位之重。这片土地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大先贤，还有毕达哥拉斯、斯多葛学派等无数思想巨人。哲学、科学、逻辑学、民主政体皆发源于此，它是整个欧洲文明的灯塔，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思想根基。 可辉煌只属于古希腊时代。鼎盛过后，希腊的命运就是一部持续被征服、被统治、被消耗的苦难史。先是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吞并，随后纳入罗马版图；西罗马灭亡后，又先后被阿拉伯帝国、拜占庭掌控，最后被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数百年。千年更迭里，希腊始终丧失主权，没有自主发展的机会，古老文明的创造力被反复压制、层层磨损，辉煌文脉逐渐断层，再也没能复刻昔日荣光。 好不容易挣脱奥斯曼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希腊依旧没能走出困局。空有厚重文明底蕴，却始终难以建立稳固、独立、可持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它不像英法德有完整工业积淀，也缺少大国体量与自主发展底气，长期依赖外部输血与旅游经济，发展根基极度薄弱。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年的欧债危机。加入欧盟后，希腊享受着一体化的红利，却没有匹配的产业实力支撑国力，过度透支财政、高福利、低产出，最终债务崩盘、经济瘫痪，一度成为欧洲发展最差、负债最重的国家。 看完整部历史终于明白希腊的宿命：文明早熟，不代表国运早熟；思想璀璨，不等于国力强盛。古希腊最大的短板，就是自古城邦林立、地缘破碎、缺乏大一统凝聚力，常年内耗，难以形成统一强权。这种先天结构性缺陷，注定它只能创造思想，很难守住国运。 很多国家是前期落后、后期奋起直追，而希腊恰恰相反：少年封神，中年落魄，晚年乏力。祖宗留下了最顶级的文明遗产，后世却无力转化为强盛国力。它告诉我们一个深刻道理：文明底蕴、思想高度、历史光环，都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化实力。一个国家想要长久发展，最终靠的是统一稳定的治理、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与脚踏实地的内生动力。 希腊三千年起落，是文明的传奇，也是小国命运的悲凉缩影，足以让所有后发国家深思警醒。

上个月我在读奥康纳大法官的传记《优雅与公正》时，看到这样一段： 好多年后，回忆起他对桑德拉·戴的求爱，安迪·坎贝尔说：“在那第一个夏天，我问她喜欢什么，她回答‘西方文明’，她就喜欢这个。” 当时我心想：“狠人呐。斯坦福不养闲人。” 也许是一种注定？3个月前在静安区图书馆，随着那本传记，我一并借了这本伦敦国王学院教授罗德里克·比顿的《希腊3500年》。 那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根，就在希腊。 在阅读这本书时，最令我着迷的是这种此前从未接触过的视角：希腊、希腊文明、希腊人作用下的“全球史”。 只要我们把时间拉得足够长，就会发现很惊人的一件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尽管其中有相当一段时间是A不知道B在、B不知道有C，但在各自的文明中，总会有不少对相同问题的思考；某些概念亦惊人的相似。 地域、文化，从来不能阻止人们这么做：对永恒追求、永恒命运的永恒思考。西方的博雅教育教的就是这个。怎么实现呢？读古典著作、人文经典著作。 从这一意义上看，我的确，从来不认同某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论调。 Some books can't be ignored. 同时—— 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 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这就叫《全球文明倡议》啊。 注：2026/6/9—6/10，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

条理非常清晰，可读性很强。不拘泥于土地，从希腊语族群的角度讨论迁徙和发展。欧洲和亚洲的冲突，欧洲中西方和东方的不同，嵌在两个世界中的希腊人变化出现代民族国家的样子。非常适合作为入门读物。

古老的文化遗产：既是民族复兴的源动力，也是社会现代化的障碍 “希腊总是在路上，永远在路上 我们意识不到，意识不到我们都是 被困在岸上的水手 意识不到当所有船只出海 港口是多么令人痛苦 还对那些意识到了的人报以嘲笑。” 1936年，来自士麦那（Smýrna ）的希腊诗人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 ）如此感叹希腊现代化进程的艰辛。 1919-1922年的希土战争，希腊作为“一战”胜利国，不仅丢失了巴黎和谈上的战利品士麦那，并被土耳其重新命名为伊兹密尔（İzmir），而且丧失了英法列强的支持。 而战败的屈辱，使整整一个世代的希腊知识分子都为一个问题苦思冥想：在这个新世界里，“希腊性”的民族复兴和社会“现代性”能否共存？ 自公元前2世纪为罗马所吞并以来，希腊就成为罗马帝国及其继承国拜占庭帝国核心组成部分。而公元1世纪东正教会的建立，塑造了现代希腊的文化认同。哪怕自15世纪中叶之后奥斯曼帝国一直统治着希腊地区，世俗教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希腊东正教会的赞助和主导。 以苏格拉底为首的诸多希腊思想“巨擘”和温泉关、萨拉米斯等抗击专制的传奇故事不仅令编纂《百科全书》的狄德罗等人景仰不已，也让西方世界重新找回古典城邦民主思想的源泉。启蒙运动，让古代希腊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受到了空前的推崇，由此，一个模糊而缺乏界定的“希腊”概念已成为欧洲公众关切的重要对象。 1812年，年轻的诗人拜伦（George Byron）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猜想，一个古老的文明有没有可能借现代的后人之手死而复生？ 得益于拜伦这部作品的惊人成功，复兴希腊的想法传遍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欧洲各民族正在用古希腊城邦的理念定义自己的集体身份，生逢启蒙时代的希腊人难道不应该抓住机会，继承这一来自祖先的传统吗？如果法国革命党能以古罗马共和国的继承者自居，希腊人中的革命者也未尝不能复兴雅典民主制度的古老荣光。 18世纪末，希腊复兴的启蒙运动开始展开，当时的教育学家卡塔齐斯(Dimitrios Katartzis)自信满满：“我们可以再度成为一个文明开化、受人仰慕的民族，甚至在教育上企及我们祖先曾经抵达的高度。” 然而，现实比这个想法本身更为复杂。由于东正教的绝对主导地位，传统教会与启蒙思想针锋相对的局面并未在希腊出现。当时绝大多数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仍以【罗马人romioi】自居，而【古希腊人】仍被专门称为属于异教徒的【Hellenes】。 从宗教的角度看，对信奉东正教的现代希腊人来说，古希腊异教徒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或者西方的天主教徒/新教徒一样属于【外人】。 希腊人自己斩断了与苏格拉底/伯里克利等先哲的古典民主的城邦命脉，而代之以东正教的宗教文化传统。 1821年底，希腊寻求独立的各地代表第一次结成“国民议会”，订立了第一部希腊临时宪法“埃皮达鲁斯宪法”。会议决定以古代的“Hellas”（希腊）一词为新国家的名称，将其公民激进地称为“Hellenes”（希腊人）。至此，Hellenes成为新政治环境下的官方说法，其地位便再无动摇。但在民间，至少到1980年之前，依旧普遍以romioi自居。 1830年，在英法俄的支持和强力安排下，希腊国家终于以君主政权方式独立，并在1844年颁布了第一部正式宪法，但显然，这与民主启蒙的意愿仍相去甚远。比如宪法在制度上赋予公民以颇为广泛的选举权，但这部宪法的大部分条款基本没有落到实处，女性公民更要等到1952年才能参与议会选举。 在底层社会，当时大多数独立起义者是以捍卫东正教信仰的名义拿起武器反抗奥斯曼的伊斯兰统治，因此，希腊独立战争普遍被视为是一场宗教战争，他们对敌人的定义是以宗教而非族群身份为基础的。 东正教文化，既是希腊争取独立的信仰源动力，但也正是因此，却把它与同为东正教的俄罗斯和首都为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紧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希腊复兴的“伟大理想”，本质就是妄图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复兴拜占庭帝国。 由于东正教的牧首自东西罗马分裂后一直位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虽然新生的希腊国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首都雅典，但大部分19世纪的希腊人仍视君士坦丁堡而非雅典为本民族真正的中心城市。 这样一来，进一步扩张希腊国家的疆域到君士坦丁堡，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办法，希腊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因此诞生。 流行的说法认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由曾参与领导希腊革命的资深政治家科莱蒂斯(Ioannis Kolettis)在1844年的一场讲话中率先提出，但这一主张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希腊独立时，且从希腊建国之日起就与这个国家不可分割。关于它在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手段可以实现，人们争论不断。根据最具野心的一种解释，“伟大理想”最终寻求恢复拜占庭帝国的疆域，以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为希腊国家的首都。 从183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初，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主导了每一届希腊政府的绝大部分与其实力不相称的对外政策，也影响了希腊的内政决策及历史进程： 1897年春天，希腊组成巴尔干小同盟对奥斯曼帝国开战，惨败。 1916年12月，西班牙首相Venizélos加入一战协约国，希腊终于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希腊在1919年5月获准出兵士麦那，并占领该城周边地区；希腊通过《色佛尔条约》，取得了奥斯曼帝国在色雷斯东部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大片领土。民族复兴大业看似距君士坦丁堡仅一步之遥。 但在1920年议会选举中，Venizélos落败，一战中赞同德国立场的国王康斯坦丁一世重归王位。英法随后撤回了韦尼泽洛斯时期对希腊的一切外交与资金支持，致使希腊在希土战争中最后惨败。 二战中，希腊参与反抗意德轴心国，结果却是让受苏联控制的希腊共产党坐大，占据了绝大部分的领土。要不是由于地缘政治，英美与斯大林进行政治交易加以干涉，希腊大概率会加入华约组织，而无缘受到马歇尔计划的资助而受益复兴。 1961年7月，希腊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就希腊成为该组织联系国事宜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于1962年2月被希腊议会批准通过。 1967年4月21日，希腊军人帕帕多普洛斯（Geórgios Papadópoulos）发动政变上台，成立了一个右翼专制的军政府（Colonels' Junta）。 当时，美国驻希腊的大使并不赞同军人政变，批评这是在“强奸民主”。然而中情局驻雅典分处的处长杰克·毛利则以“你要怎么强奸一个妓女”来反驳。 欧共体随即中断了希腊的加入进程，认为希腊违背了必须为民主制度的规定。 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即使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希腊的整个外交政策依然带有浓厚的东正教倾向，在适应北约和欧盟这两个组织的原则和道德观念时仍不时遇到很大困难： 希腊对马其顿的封锁遭到西方政府的强烈抨击； 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希腊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并公然违反联合国对他们的制裁决议； 由于“他们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甚至允许俄罗斯在希腊族人控制的南塞浦路斯建立重要的军事基地… 总之，希腊是一个异常的国家。希腊是是古典民主的家园，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泉，但在社会方面，却依然有待于观念现代化的跃迁。 同时，希腊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哪怕后人一次次在君主-军政府-民主等各种政体之间进行折腾，甚至有过三年内颁布三部宪法的乱象，遭受一次次的战争失败，才不得不承认民主复兴“伟大理想”的虚妄，却依旧一次次受到了命运的青睐，最终走上了制度现代化的正轨。 不得不说，这块产生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伯克利等先哲的土地，一直受到自由世界的恩典与补偿。 塞菲里斯有感于“希腊性”民族复兴的虚妄，呼吁今后的世代“不要一味追问自己怎样成为希腊人，而是坚信自己就是希腊人，然后去探求真理……这样一来，他们才能孕育出不折不扣的属于希腊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