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

本书作者樊树志先生是晚明史研究的奠基人，他那本著名的《晚明大变局》获得国内多项图书奖项，同时先生也厚积于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经面世，就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城镇史以及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必读书，后在此书基础上修订成版《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上述“江南”两部研究著作付梓、传道解惑至今，先生再次修订内容，以“后记”中原文所述，“此次突出城市化的主题，探讨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和商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早期城市化。”于是有了本书《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 本书是置于国际史学视野下的论述。 首先须以数据来例证一个大的基调：19世纪以前是多中心世界。以15——18世纪为例，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地区就是中国东部和欧洲西部。1820年中国和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中国33.4%，欧洲26.6%。 以往有西方史学家忽略中国在近代世界变革中的地位和参与度。 学者彭慕兰在他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他撰写的目的是挑战以往世界史以欧洲为中心、东方隐去的写法，而实际上欧洲与中国的经济确实有相似、并重之处，且迟至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并不曾落后于西方世界。 而樊树志先生在本书中所举的详实数据，正是如实回溯、展示一个真实的15到20世纪初期的江南地区实貌以及该地区在当时世界范围的经济进程与地位。 全球贸易化与江南市镇 自全球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舰队将中国的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产品运往世界范围内舰队所到之处。 中国生丝的强优势使墨西哥本地生丝丧失竞争力，当地丝织业陷落；日本对中国生丝的巨大需求量，仰赖、衍生出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的贸易航线；中国丝绸夺取西班牙在美洲的销路，甚至西班牙本土的丝绸生产亦遭冲击，往美洲、欧洲、亚洲的远销使“太平洋丝绸之路”大盛。在这一切对外贸易中，中国保持了长期的、强势的贸易顺差，这种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美洲与日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贸易行为，被外国学者称为“丝——银贸易”。（可辅助《货币文化史：帝国时代殖民主义与货币大变革》此书一起阅读） “美洲1571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去中国。”——「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而使中国获得如此巨额贸易财富的，正是其时的江南地区，即丝绸业市镇集中之地“早期工业化”的结果，其中尤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为重。 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1350年至1850年间，长江三角洲在围绕着'棉花革命'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商品化。” 随着丝、棉纺织品的收益率几倍于粮食作物的收益时，江南许多市镇出现改稻为棉、改稻为桑的情况。以嘉定为例，甚至出现“棉九稻一”这种压倒性局面。 如此局面衍生数条新走向。一则，该地区生产的棉纺织品多为农家手工织机所出，即乡村工业产品。随着分工的细化，相关链条产业的形成，首先出现书中所述的“相当程度的商品化”。 二则，“商品化”进一步成熟，就带来雇佣工人群体与专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商品、雇佣群体、市场的完善带来初期的“市场经济”以及背后的资本。 三则，形成市场体量之后，人口结构和土地结构亦发生变化。江南市镇工商业人口激增形成经济中心地，生活水平在有节制的、稳定的提高。但同时，因工商业利润远超纯粹的农耕种植，所以土地所有权在这一时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很多“乡居地主”转化为“城居地主”，将土地资本转换成工商业资本；另一方面，有的地主将土地所有权一分为二，出售“田面权”给人耕种，保留“田底权”收取较低地租。这种“一田二主”现象是随着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和乡村渐次城市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这场巨大变革之所以发生在江南地区，首先是因为宋室南渡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发生了转移，其次江南地区尤其湖州一带的天然的种植环境最利棉桑，最后是便利的地理环境，以太湖周边为例，扇形的市镇网络分布带来便利的集散、运输、流通功能，这是全国其他经济区域所不能及的。 出口贸易与市镇兴衰 “1850年之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这导致了江南市镇兴也丝绸，接下来衰也丝绸。 曾经赚的盆满钵满，全汉昇在《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提及：马尼拉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报告，单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计4亿西元（比索）的白银，二分之一流入中国。但全汉昇认为该数字可能超过二分之一。 但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棉纺织业的机器化和工厂化，以及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意、法等国的产量锐减，导致中国生丝价格飞涨是最后的辉煌。接下来20世纪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国丝绸业出口贸易遭受致命打击，加之日本生丝市场的排挤，丝绸业市镇黄金时代宣告结束。 以一段当时的新闻为结束，“（民国）二十年以后丝绸业相继衰退，价格惨跌，养蚕户、养蚕数大减，二十年仅及十九年之半。农民掘去桑树，改种其他作物。”——1935年《中国经济志》 20世纪30年代初，江南地区改桑为稻，由先前的桑7稻3，退回到桑3稻7。当然，这是江南市镇历史中的另一个故事了。

历史是永久的新闻。 《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分析1550一1850年间松苏湖地区江南水乡古镇的生活和贸易，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拓宽思路和认知，过去老百姓各自生活，何以发展，又怎样留给我们现在看到的古镇的模样？又怎样对通货贸易作出不朽的贡献。自由贸易通过广州口岸和欧美持续数百年。这样的乡镇很有活力，如今的乡村又如何发展？

改变对中国古代经济认知的一部书

内容杂乱、重复，似论文集，也没什么新鲜内容，基本可以看作一般的文献综述。关于各个市镇发展史的部分是不错的，但也不值得拉高本书的评价。 不过如果说华北关中地主是自耕农或经营地主，江南地主是建立在市民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的土地投资的产物，那么刘文彩、牟氏庄园等传统叙事中的大地产主究竟应当归于怎样的定位，这是值得深究的。

历史是永久的新闻啊。 书里充斥着各种我熟悉的地名，每次回到这些地方，总是觉得一年比一年萧条，看见它们在历史上的繁华景象，真是深切感受到沧海桑田呀。

书的作者樊树志先生是晚明史研究的大家，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的重要学者。他的《晚明大变局》、《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等与晚明史研究相关的书籍一经面试便广受好评；在社会经济史方面，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以及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江南市镇：传统与变革》两书都成为研究该领域的推荐书目。在上述两书完成十多年后，《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于2023年2月份面世。书中对明清至民国时期江南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探讨了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五府四十多个市镇的经济发展状况，对盛泽镇、南翔镇、罗店镇、朱家角镇、双林镇、南浔镇、乌青镇和濮院镇八个极为典型的早期城市化市镇进行了个案分析，在最后一章还对江南市镇的风土人情进行描述，旨在从另一个角度描写江南地区早期城市化的表现。 15世纪末16世纪初，世界贸易就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逐渐开始了，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葡萄牙、西班牙的商人都把与中国贸易当成牟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渠道，中国就这样逐渐进入到了全球贸易的网络中。而中国的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由于物美价廉，极受人们喜爱，加之所进口的商品较少，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甚至有的学者将西方国家这种结构性逆差称为“商业上的‘纳贡’”。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虽有较长的时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但是对外贸易方面依旧呈现繁荣的态势。 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刺激着江南市镇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在明朝后期，就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轨道。在五口通商之后，湖丝不经由广州而就近从上海出口，刺激了其出口数量的猛增。棉布亦是如此，来自江南的棉布早在晚明时期就畅销海外，发展到后期甚至被称为是“衣被天下”。需求量的增加带动了江南地区丝织业、棉织业的飞速发展，有很多市镇还出现了主副业颠倒的情况，即从事农耕的百姓减少，转而去养蚕织布，比如盛泽镇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是他们对农业并不重视，如果纺绸业兴盛，他们甚至可以让田地去荒芜，在“重织轻耕”的背景下，农田耕作雇佣外地客籍人也就比较常见了，这就逐渐推进了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早期工业化”带来的是城市内部的变革，雇佣工人和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农业人口减少，工商业人口增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繁盛的市镇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临近市镇的士大夫向市镇聚集，使得市镇有了相对优良的文化氛围，出现了人文蔚起、科第兴旺的局面，较为著名的有南浔镇、南翔镇、唯亭镇、乌青镇等。奢侈的风气也随着经济繁荣逐渐蔓延开来。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和语言习惯中，奢侈和浪费在很多时候是连用的，奢侈几乎是等于浪费，由俭入奢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书中，显而易见要表达的是另一观点，奢侈的社会风气是工商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社会生活富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文中阐述了时人陆楫《蒹葭堂稿》及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等人的观点，用以说明奢侈之风亦可带动经济的发展，奢侈性消费，对于生产和市场有着不可或缺刺激作用，亦可促进工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的进步，带动人们的就业，这些观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看实体书看完的，截了部分瞎写的读书笔记，12.21

比较注重资料收集，但分析归纳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