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建波
从为科学知识系对自然客观真实的反映进行辩护,到把科学知识贬低为人们主观建构的关于“自然”的神话,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科学观之间,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发生在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看上去荒谬无比但却充满逻辑性和合理性的奇妙故事。本书既不力求全面介绍20世纪形形色色的科学哲学思想,也不着眼于对其中某个观点深入细致的考察,而是试图清晰地勾勒出上述看上去完全对立的两种科学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线索,以期为人们把握西方思想史的脉络提供一个有趣而富于启发性的视角。
作为科学曾经的虔诚信徒,我之所以看到书名就打开这本书,中途插队看得津津有味,是出于这种心理: 我因为发现文学无用而转向心理学,我发现心理学也不太可信而转向生物学,我发现生物学竟然更像是文科现象学而转向物理化学,然后我用我学到人文社科知识稍微留意一下牛顿、爱因斯坦的经历和心理动力,我就高度怀疑物理学之于他们不就是过度理性的心理防御机制吗? 物理追求确定性,否认化学、生物的偶然性;生物研究复杂系统,拒绝被物理模型约束;心理学、社会学被自然科学批为“非科学”,人文学科反过来指责科学“非人”。 自然的全貌是怎样的并不重要,自然对科学家来说必须是确定的非常重要。同样,世界的真相是怎样的并不重要,世界对文学家来说必须是荒谬的非常重要。
异常精彩的一本书,言简意赅地从逻辑实证主义想为科学奠基的过程开始讲,说他们找到科学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基础,最后反而越来越找不到所谓的基础;直到反科学的建构主义者们发现找不到就算了,因为科学本身就包含了社会因素,并最终走向极端——科学根本没有所谓的客观性,全是主观的。最后科学家都看不下去了,下场批评这些指手画脚的哲学家们,最终引发科学大战。最终不了了之。脉络非常清晰,感谢作者!!! 科学死没死,确实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当做理论问题来思考,足够有趣。
尼采在19世纪晚期高调地宣布说上帝死了,在西方世俗化的浪潮之下,人们用锋锐的理性之刃谋杀了他。借用尼采的这一说法,在20世纪,人们用同样的工具谋杀了上帝之后人类最伟大、最神圣的图腾——科学。 《科学之死:20世纪科学哲学思想简史》这本书闯入我的视野纯属意外——她在我是微信读书上用AI问书时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出现的。微信读书支持对所有参考文献的跳转,于是我快速地浏览了她的序“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序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作者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包含的三个单元问题确实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主题: 第一个问题是“科学知识为什么是合理的”,第二个问题是“科学知识的结构如何”,第三个问题是“科学说明和预测的模式是什么”。 尤其是第一个问题有一个派生问题,也就是“科学与非科学有无明确界线”的划界问题。这确实是困扰很多中医人,尤其是中医科研工作者的问题。之所以中医人会特别地因此而感到困扰,应该还是大家渴望被主流科学世界接受的意愿导致的,而这一点在本书给科学大战做点评的时候意外地cute到了。 “在科学家眼里,如何观察自然、如何评价和检验一个科学理论,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们需要的是实践训练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探讨。” 也就是说科学家们认为按他们习得的方法实践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科学的,他们根本不用去关心“空洞”的科学划界问题。只有那些无法只沿用科学家们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才会纠结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科学”,比如社会人文学者,或者中医科研工作者。而中医科研工作者的两难处境是如果象所有其它科学家那样完全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虽然可以保证结果是“科学”的,但又会陷入研究不够“中医”的陷井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中医科研工作者应当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这本书从18世纪怀疑论者休谟对因果必然性的质疑讲起。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思考表明,试图从人的经验中为超越经验的知识寻找证据是荒谬和不切实际的。“这实际上消解了人类知识的所有根基。如果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那么人类将何以自处?” 面对休谟挖下的“大坑”,人们采用了两种策略。一种是迎难而上,比如康德和黑格尔,他们试图能重新“连通人类理性世界和经验世界”,但未能成功。而一种则是“逻辑经验主义”。他们的想法是既然“真理是人类不可企及的东西”,那么就直接承认科学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这样就把科学的真理性辨护转化成为了合理性辨护,也就是说知识不必是真理,只要合理就可以了。 例如卡尔纳普和赖欣巴哈提出“可验证性”与“置信度”原则,试图用经验准则取代真理的崇拜。而波普尔则认为科学成长在于大胆猜想与严格反驳,改以“可证伪性”划界科学与非科学。这个可证伪性在近年来科学博主短视频里出境率相当高,常常用来指摘中医不科学。但其本质不过就是当我们检查一个科学理论时,并不是为了判断它是对的(因为做不到,这一点休谟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述),而是为了证明它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错。但和波普尔同时期的艾耶尔却说:“一个假设不能被确定地否定,犹如它不能被确定地证实。”毕竟让科学家们仅为一次实验的证伪就放弃他们的理论是不可能的,他们通过对该实验的各个环节来进行指责以捍卫其理论也是完全正当的。那么人们要进行多少次这样的证伪实验才应该确实地放弃这个理论呢?况且,排除掉不对的,剩下的未必就对。 对于这一困境,蒯因指出一次证伪在一个理论的辨护过程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重要。既使一个检验蕴涵被实验断定为错误,“最多影响到与方直接关联的陈述,而不会对其他离得很远的陈述产生多大影响。人们总能找到办法恢复整个理论体系的平衡。”“只要还不愿意更换一张新的,再大的破洞也不会让渔夫丢弃目前的这张网。” 逻辑经验主义对知识/科学合理性辨护的失败使得历史主义有机会闪亮登场,他们的口号是“科学的合理性不是一个关于逻辑和事实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文化和心理的历史问题。” 历史主义其实源自科学思想史传统,“历史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交替,是两种不同传统在科学哲学中话语仅的变更”。库恩指出哥白尼革命的成功,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经验事实在其中只是一个因素,甚至说不上是决定性因素——因为人们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前,早就已经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于是库恩引入的“范式”的概念。 库恩说,如果人们对下面的问题一无所知,“有效的研究是很难开始的”:宇宙是由什么样的基本实体构成的?这些基本实体是怎样彼此相互作用的?这些基本实体又是怎样与感官相互作用的?对这些实体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合理的?在寻求问题解答中应使用什么样的技术?这就是范式的核心,所以范式有类似世界观的功能,浸润在一个范式中的人,很难设想会出现一个跟自已理解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在库恩看来,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因此是不可通约的,其进步也所谓绝对的顺序。费耶阿本德进一步宣称科学与迷信并无本质差别,倡导“方法论自由”,并且喊出了他那句响亮的口号:“怎样都行!” 拉卡托斯对库恩的“极端危险”后果深感忧虑,试图用“研究纲领”重建科学合理性。他认为只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才是纲领,其中有些基本原理特别重要,居于整个纲领之核心,称为“硬核”,而除此之外的其他理论和经验陈述都属于辅助性假说,称为“保护带”,以阻止硬核直接面对经验事实的反驳。有了保护带的存在,一个研究纲领是不可能被即时性地判定为错误而被人们放弃的,一个纲领在出现新的替代物之前是不会被证伪的。具体来说,新纲领只有在满足下面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取代(证伪)旧纲领。第一,新纲领能带来更多旧纲领无法预测的新类型的经验事实;第二,新纲领能够解释旧纲领起作用的所有经验事实;第三,新纲领预测的新事实至少部分得到确认。这样,拉卡托斯就为科学的进步找到了客观性的凭据,从而排除库恩给科学带的相对主义因素。这样的话,科学之所以是科学,或者说人们之所以赞同科学,仅仅是因为它有用,而且必须越来越有用。所以一个伪科学完全可能比一个科学理论更接近真实,而只是不够有用而已。况且有用这个经验事实并非客观中立,它本身就具有主观性和约定性,所以不同研究纲领的经验事实是没法客观比较的。不能比较,又如何体现科学进步的客观性呢?这样,拉卡托斯的理论就失去了自洽性。 既然逻辑经验主义者和历史主义者都充分说明人们无法证明科学知识为真,也无法证明它为假,那么能否不要拘泥于知识的真假,只关注知识的成败呢?于是,20世纪晚期,科学知识社会学横空出世,它强调科学的社会性,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某个理论并不是因为它最真实、最客观,或者最好、有用,而且因为它最成功。这个“成功”取决于人们的约定和协商。当科学知识社会学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之后,科学被看作利益协商与社会建构的结果,科学知识不再是客观镜像,而是一系列“最好的赌注”。他们用田野调查等方法在实验室中没有发现科学家的行为方式与普通人的任何不同之处,实验室只是人类社会无数名利场之中的一个。名声、地位、财富、权力这些理解人类行为合理性的基本范畴,在其中同样起着主导的作用。科学因此被彻底地拉下了神坛。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科学在本质上成为了一种跟政治主张、宗教信仰一样的毫无依据的观点和意见。“当人们心目中的圣像轰然坍塌之后,要想把它重新天衣无缝地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意义上,原来的科学确实已经死了。” 这样一股强劲的反科学浪潮在20世纪70年代席卷全球,甚至导致政府科研经费的减少。科学家终于决定奋起反击。1987年,《NATUREA》在10月份刊出一篇评论文章《科学哪儿错了》,认为反科学思潮导致了包括科研投入减少,极端宗教激进义活跃等严重社会后果,并且点名批评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四位科学哲学家。很快,生物化学家格罗斯和数学家莱维特响应了《科学哪儿错了》,推出《高级迷信》,痛斥那些人对科学理论断章取义,不懂装懂,甚至不惜大量使用诸如“白痴”“胡说八道”“厚颜无耻”等词语来攻击对手,炮火猛烈,效果良好。但两位科学家对人文学者的轻视也毫不掩饰,称得上是当前“文科无用论”的鼻祖了。 反科学人士的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期刊《社会文本》决定反击。他们策划在1996年组织一次专刊,定名为“科学大战”。美国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深感自已的职业生涯和价值观受到反科学言论的极大侮辱,因此故意向《社会文本》的专刊提交了一篇名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力学重力理论的转换诠释学》的论文。这篇论文表面上批判科学主义,实际上充满了科学错误和逻辑混乱,但却被《社会文本》发表。随后,索卡尔在《大众语言》杂志上发表了《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一文,自揭谜底,称前一篇论文是他故意撰写的 “诈文”,目的是为了揭示某些文化研究学者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科学的误解和滥用。 “科学大战”因此被推向高潮。这场大战最终并没有胜利方,事实上是双方最终都部分地接受了对方观点,至少反科学者和人文学者不再肆意引起他们并不了解的科学前沿知识,而科学家们也比以前更重视社会和人文价值。 那么,科学真的死了吗?作者没说。我想死去的,是代表真理的,神坛上的科学,而没死的,是人类永完追求进步,向往真实和敢于解决各种现实困难的精神。当我们认识到真理并不存在,对错亦不唯一,我们就能更全面地分析、看待这个世界,当然也就能更好地与这个世界相处。 所以回到前面的问题,中医科研工作者其实既不用纠结是否科学,也不用纠结是否中医。只要你的研究本身是真实的,符合学术规范的,那么这个研究就是有价值,至于价值是落于中医,还是主流科学;是人文社会,还是自然科学,只是在于研究者自已的选择而已。毕竟,我们永远都有选择的机会,而我们也永远是我们选择的产物。
今年读完的第26本书。 本书对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做了简明的介绍,算是一本一般的科普作品。开头指出,所谓“科学之死”,指的是发生在20世纪西方思想中,科学形象的断裂式变化。我认为这更像一种文学性的描述。 该书的序言部分对我算是最大的吸引,作者指出,相比于其他教科书,本书采取的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即打破学科间的隔阂,以此研究科学哲学的问题。但实际上作者处理的不尽人意,不少论述流于表面,并在后半部分中几乎完全忽略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算是虎头蛇尾。 在第一章,作者简单总结了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转型过程,以休谟问题作为科学哲学产生、发展的引子。在本章作者犯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错误,称“高尔吉亚之后的两个大牛级形而上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此(即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命题)视而不见”,实际上柏拉图的《对话录》在后世最著名的一篇之一就是《高尔吉亚篇)。 第二章的主题是逻辑经验主义,以物理学革命作为切入点,集中讨论卡尔纳普、赖欣巴哈、波普尔处理证明问题上的三条进路,并在文末提到迪昂—蒯因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冲击。与很多教科书不同,作者在此并没有给科学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第三章的主题是历史主义转向。本章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详细论述了伯特、洛夫乔伊、柯瓦雷三人的开创性工作及其对库恩的重要影响。在其他书籍中,这三人经常被淡化主流叙事将这段思想脉络的演进简化为了逻辑实证主义—波普尔—库恩的进路,这使人们潜意识中认为库恩的思想是对波普尔的批判性继承,然而这是站不住脚的。 第四章则介绍了默顿的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的科学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哲学的建构主义转向。 第五章简单介绍了科学大战,即科学家对相对主义的反击。
本书从逻辑经验主义开始,由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引出对科学的怀疑,经休谟的怀疑主义对实体感受的质疑,展开了对“绝对”与“真理”围剿,可休谟的这种怀疑主义直到 20 世纪科学发展迅速的时代才广为流程,也正因此,人们不愿陷入混混沌沌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思潮也在此大爆发。 罗素与维塔克斯坦的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不再关注论点的真实与否,只在于其论证过程与使用语义是否有误,即同一律与无矛盾律,可这一方法却已绝对的方法论宣告失败。往后一种新的哲学观念伴随着近代科学的飞速进步而逐渐发展起来。赖辛巴哈沿袭卡尔纳普等人的叫法,将这种哲学称为“科学的哲学”。新哲学不是出自哲学著作,而是从科学著作中的前言后语而来。它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对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的哲学思考。新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要的是绝对的确定性”,而前者则“拒绝承认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科学家们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事物的终极因上,而是着力于现象的观察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可很快这种想法被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打击,人具有社会属性,就如康德同“先天认识形式”一般,人们对客体事物的观察先天带有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这个“有色眼镜”,难以绝对客观,既然如此,以客观观察得到的“现象”,主观因素究竟主导了多少?一个以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为切入点的相对主义思潮兴起了。 拉卡托斯套用来自康德的名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举起了“历史主义”的大旗,他们声称科学的合理性不是一个关于逻辑和事实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文化和心理的历史问题。伯特强调在对科学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经验事实并不是唯一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而后库恩认为与其说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的描述和反映,不如说科学知识是把得之于自然的感觉经验用来构建人类心灵中对这个世界的设计,而且新旧两个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生活在两个范式中的人就像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中,他们对经验事实的理解不一样,从经验事实中观察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无政府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迷信与科学相提并论,认为科学和科学知识,成为压制人的天性中自由和好奇心的罪魁祸首。人们需要按照医学科学的要求过健康的生活,人们需要按科学的方式提高学习和生产的效率,整个社会要按科学的方式组织成合理的结构,人是被指派和限定的,这在根本上是与人的天性完全相冲突的。显然这种说法过于武断,没有将社会群体与个人分开,强调群体对个体的规训,轻视个体意志的自由。 随着工业革命与学科知识精细化划分,科学知识社会学被提出来。布鲁尔认为“经验”不是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那种客观中立的事实,也不仅仅是汉森和库恩所说的那种渗透着理论背景的事实,而是既包含着感官成分,又包含着理论背景,同时还夹杂着社会文化底色的“社会意象”。布鲁尔提出了社会学的指导原则“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与“强纲领”,即社会成分始终存在,并且始终是知识的构成成分。它没有说社会成分是知识唯一的成分,或者说必须把社会成分确定为任何变化的导火索,它可以作为一种背景条件而存在。 曼海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随着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方式的出现,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成为知识社会学。首先,一个特定社会集团发现了它的对手思想中的“社会状况决定论”。然后,对这一事实的承认被详细阐述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每一集团的思想都被看作是产生于它的生活状况。这样,思想社会学史的任务便是:不带党派偏见地分析实际存在的社会状况中的一切可能影响思想的因素。如此,科学在本质上将会成为一种跟政治主张、宗教信仰一样的毫无依据的观点和意见。 巴恩斯进一步说,人们之所以理直气壮地认为神谕不合理而科学才合理,实际上是先在的就认定自己手中掌握的科学知识是唯一合理的知识体系的结果。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循环论证,今天的人们只是自恋地把自己当成了真理的尺度,然后用这种尺度去衡量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传统,根据它们与自己的近似程度来判定它们的进步和合理程度。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创造它的目的,就是要根据我们所熟悉的、已得到完善处理的现有文化,或者根据新构造的、我们现有的文化资源能使我们领会和把握的陈述或模型,来理解新的、令人困惑的或反常的现象。 与布鲁尔这样的学者主要着眼于宏观社会文化背景对科学知识的塑造作用不同,而拉图尔们则侧重于从个体的行为出发来理解和重构科学和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劳丹指出,自曼海姆开始,知识社会学的学者在很多时候都会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混淆“历史的”和“社会的”这两个词,一个信念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文化风尚之中,与它是被这个风尚决定的是两回事。并要求任何认识社会学的说明至少必须给出存在于某个思想家y的某种信念x与他的社会状况z之间的因果关系。(社会学的说明若要成为“科学的”说明)这就要求助于一条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能表明,处于z类状况之下的所有(或大多数的)信仰者都会采取x类信念。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帮助人们理解人类思想的复杂性方面是有意义的,不能高估了它的能力和范围。 科尔称呼自己为“实在论的建构主义者”,强调实在论的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是在实验室和实验室以外的群体中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不过这一建构多少要受到经验世界介入的影响或限制。在实在论的建构主义者看来,自然界对科学的认识内容不是没有影响,而是有某些影响。较之社会过程的影响而言,这种自然界的影响的重要性程度是一个变量,这一变量只有通过经验研究才能得以确定。我并不认为来自外部世界的材料能决定科学的内容,但我也不同意前者对后者没有任何影响。 当所有人从“拒斥形而上学”到排斥“确定性”,就必然会动摇坚信科学的“合理性”,人们希望科学能够以“上帝”般的“绝对”解决如今问题乃至预言未来,来冲淡内心对未知的恐惧,便不可避免陷入“形而上”的陷阱。当人们心目中的圣像轰然坍塌之后,要想把它重新天衣无缝地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
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个从确立绝对真理走向社会建构论的祛魅过程,这种相对主义倾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实中科学权威的消解。然而,科学的核心生命力始终在于实践,科学家依靠的是辩证思维与实验操作,而非哲学层面的逻辑自洽。许多哲学流派的理论困境,源于试图将符合直觉的实践经验强行归纳为绝对的教条,从而陷入了无休止的互相攻击。 事实上,科学哲学并非无用。它们构成了科学家手中的工具,即便是被批判的旧理论,其核心方法依然是今日科研的常规操作。哲学不再负责还原绝对真相,而是转化为目的论与方法论的指引,从高高在上的裁判还原为脚踏实地的向导,为科学实践提供价值观与路径的参考。
前三章极为精彩,之前看库恩的《结构》,因为译文不流畅而迟迟没有读完,而这本书是中国学者写得,行文极其流畅,对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信手拈来。 作者将休谟作为开头也是非常恰当,不得不说休谟是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分水岭。
“20世纪晚期的反科学浪潮,本质上不过是绝对怀疑主义的现代产儿。它对科学发动的攻击,不是因为科学有什么错,而是因为科学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偶像。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心灵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也是永远不可能被驳倒的。”——算得上是本书主旨 看哲学书,总是痛并快乐着。理解那些睿智的大脑和深邃的理论着实不易,当然也享有洞见智慧的快乐,思考世界的快乐。
关于哲学方面的著作大多佶屈聱牙,光是各种作者创造出来的概念和名词就让人如坠云雾,一般人很难坚持读得下去,更不用说深入了解了。不过本书却能把哲学领域有重大影响著作的核心思想及各流派的发展脉络用简洁易懂的方式表述清楚,并融入作者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读起来颇为顺畅,也对哲学有了更深的认知。
非常好的科学哲学读物。今天的我们多半不会像十九世纪的人,把科学视作神圣的信仰,纯粹完美,浑然天成。相对主义和建构论已将科学研究幕后的人与社会因素无情地揭示。这种改变基于明确的哲学讨论,并最终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对科学的认知。尽管很多科学家对此不以为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科学虽不等同于巫术,但也不等同于上帝与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