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民族的神话：欧洲中世纪的起源

本书重点介绍的是古希腊时代到中世纪早期阶段欧洲民族产生和融合的历史，还阐述了“民族主义史学”在1800至1900年形成的过程以及产生的灾难性影响（部分的影响延伸至20世纪，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将无数人送进了坟墓）。作者试图说明，“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科学的”历史学，“印欧语文学”和“民族考古学”等看似中立客观的学术工具如何共同创造了滥用和曲解历史的“民族主义史学”，为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 虽然20世纪后半段人类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繁荣和红利，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近年却有抬头趋势，本书成书于2002年，20多年过去了，作者提出的担忧不仅完全应验，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也许“善于遗忘”是人性弱点之一，尽管20世纪的创伤尚未痊愈。从这个角度讲，本书具备鲜明的时代意义，令人深思。 我很喜欢“译者后记”的一段话：“希望历史学家能通过更细致的研究向公众展示民族历史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这至少让公众在受到充斥着沙文主义和仇外主义的民族主义史学煽动时更加冷静”。

远超预期的一本书，当初差点因为主标题太浮夸没买，看完才知道是我浅薄了。内容正好承接了前段时间读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讲到罗马时期基本完成血缘氏族向地域国家转变就停了，这本书恰好就从罗马和蛮族对于民族认同的变化讲起。 ​有一点阅读门槛，虽然作者说自己是面向非专业读者的，但还是比较晦涩枯燥，但如果对罗马日耳曼匈人东西哥特伦巴第法兰克撒克逊勃艮第阿瓦尔斯拉夫这些东西感兴趣，还是推荐阅读的。 ​关键是，这书流露着难得的唯物主义动态辩证历史观。指出民族历史从来不是静态or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基于特定时期的特定政治or经济目的不断编织、不断融合的过程。自西罗马和拜占庭时期，各种新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东拼西凑的王国能有一个“崇高且统一的叙事”，就开始有意识地借尸还魂并打造自己的“古老民族”。而史学家也喜欢搞这种强行连续的历史叙事。 ​这导致直到今天，打着民族主义旗帜的冲突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为什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人只能选择一种主要叙事，当一个人沉湎于民族叙事中，可能会忘记: 还有更重要的叙事更严重的冲突，被忽略了。

一部极为犀利的小书，切中了现今欧洲的要害，对欧洲历来虚构和篡改民族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批判。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将中世纪早期的族群流动史简化为静态、线性的民族起源故事。欧洲的许多民族并没有可靠的历史追溯，民族冲突也并没有其合理性。 作者认为语言和血缘并没有密切的关联，有可能是同一部族，也有可能是同一地区。将印欧语系等同于雅利安起源是不可靠的。 罗马史中的蛮族并非固定族群，而是罗马人对邻邦他者化策略。哥特人、匈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一批批涌入文明中心，他们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多族群的临时联盟，成员和身份持续流动。 现代民族和古代族群是断裂的，中世纪早期的哥特人与19世纪的哥特民族主义毫无关联。法兰克王国的主体民族也并非法兰克人，而是多族群的外来民族和主体的高卢人的融合。 作者抨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后的民族虚构潮流，滥用民族主义叙事，为后期的纷争创造条件。作者认为族群认同是政治动员的产物而非血缘延续。 作者的观点对于欧洲有现实意义，但是有可能堕入民族虚无主义的陷阱。民族的形成是长期的，有可能是基于血缘的认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去中华民族。也有可能是基于地域形成的泛种族的利益共同体，如美利坚民族。有可能是自然形成，也有可能是短时间建构。无视这种历史和现实，会导致另一个极端。

《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一书通过探讨欧洲民族观念的历史起源，再次证明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及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正确性。作者P.J. Geary以中世纪为焦点，挑战了民族主义领袖们所宣扬的虚假想象，并揭示了民族观念的历史构建和演变。 Geary认为，如今我们所熟知的民族国家，具有集体认同感和领土性质，这种概念在中世纪并不存在。相反，他认为中世纪的身份认同更多地与对王朝、封建领主或特定宗教的忠诚相关。 Geary先回顾了在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被视为第一位“民族志”作者，他强调了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包括血缘、语言、宗教、生活方式和制度等。然而，在罗马时代，最重要的是奴隶和自由人的区别，精英团体和普通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当进入到三世纪后，后期的所谓罗马公民权的身份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只要他们认同罗马法律并能行使公民的权利。这种开放性的观念为欧洲民族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人可能对阶级、职业和城市产生更为强烈的归属感。 然后，Geary强调了蛮族部落的存在和发展与地方贵族的利益契合，这导致了帝国西部社会身份和族群身份的巨大变化。帝国的分崩离析和王国并立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导致了原本用于区分不同族群的标准的失效。 作者还指出，历史中的民族身份和认同是不断变化和演变的。撒克逊人取代了法兰克人和阿拉曼尼人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地位，而阿瓦尔人则取代了哥特人和匈人在东部的地位。这些变化引发了欧洲民族观念的转变和地区身份的差异。 作者详细探讨了欧洲民族构建的过程，强调其通过一系列神话、虚构和历史操控而产生。Geary认为，具有共同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国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建构的结果。 Geary还对民族被视为同质性和凝聚力社群的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民族国家的边界和界限比一般认为的更加流动和变动。中世纪的社群和身份更为多元化和渗透性。 通过质疑国家神话，Geary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集体认同的变化性质，以及它们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构建和重塑。他的观点挑战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叙事，并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细致入微的视角，以了解欧洲身份的形成和演变。 不仅如此，作者对掩盖历史上的族群冲突而刻意强调共同身份和文化遗产的历史观也抱有怀疑态度。因为，这无异于用一个神话取代另一个神话，尽管目的看似高尚，但工具化地利用历史同样存在风险。 进入二十一世纪，曾在全球化道路高歌猛进的世界突然逆转，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幽灵再次笼罩欧洲，且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类似的思潮汹涌。Geary从另外一个角度点破这是个“神话”，虽然人类社会的主导者向来不太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历史学家们却始终以警惕的眼睛关注着当下世界的发展。 总而言之，Geary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更好地理解欧洲历史和集体认同的复杂性，巴尔干及俄乌冲突等部分原因是中世纪历史学家种下的。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加剧民族矛盾。一些国家或组织可能通过支持某一民族或团体来推动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从而加剧现有的矛盾和紧张局势。外部势力的干预可能通过提供军事支持、经济援助或政治操纵等手段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使局部冲突升级为战争。

历史如果不由自己民族撰写就要后人在撰写者的话语体系中寻找正统性，欧洲笼统杂乱的民族演变与大陆东端恰似两个极端

本书聚焦古代晚期至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探讨了族群起源神话，抨击了民族主义对历史的曲解和滥用。古典作家将“我们/文明”视为“法律性”群体，将“他者/野蛮”视为“族群性”群体，但罗马人和蛮族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且变得日益模糊。蛮族军事精英盗用了古老族群名称，以建立政治统一体，即使这些名称的意义已发生剧烈变化。幸存的政治体为了强化合法性，逐渐发展出“族群成员拥有共同血缘和共同历史”的神话。19世纪，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科学的”历史学、印欧语文学结合为族群民族主义，将上述静止、连续、线性的神话当作历史事实，并以此提出政治和领土主张，贻害深重，流毒至今。作者指出，社会和政治群体是复杂、流变的共同体，是被历史塑造和再塑造的过程，不是组成历史的原子结构。族群神话亦非欧洲历史的专属，而是人类叙事之通病。

“如果有一种历史，它不变化，而将几个世纪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简化成一个单一的、永恒的时刻，那么，它根本不是历史。”那些声称他们的行为可以被历史证明是合理的或他们的行为是被历史所迫的人都不理解，变化才是人类历史的本质。

“民族的神话不仅是欧洲的神话，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应当警惕的神话，也是全世界历史学家应该发声警示的神话。”——所以普通人才更要读书，多视角观察历史和社会，不是搞“真相”、搞“对错”、搞“立场”，相反，是给自己一线机会，稍微清醒的活在不断迭代的谎言里。

“当代民族主义者引用历史时，他们的历史观是静止的。他们关注“他们的族群”最初占领欧洲的时期，也就是这些族群最初来到罗马帝国的断垣残壁上，建立起神圣领土和民族身份的时期。这种历史观恰恰是反历史的。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欧洲族群的历史不是关于最初时刻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盗用和篡改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名称和表述来创造现在和未来的故事。持续不断的变化、固有的不连续性以及政治和文化的曲折发展构成了这段历史的内容，其中，政治和文化的曲折发展被不断盗用老词来定义新情况的做法掩藏了起来。……这个过程没有结束：欧洲的族群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历史当然很重要，欧洲的族群和民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才演变至今，这个过程通常很剧烈，而且永远都模糊不清，它不是用几个引人注目的句子，例如“想象的共同体”或“被发明的传统”，就可以概括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世纪的历史学以服务民族主义为目的，它遗留下来的认识已经不再恰当了。无论在罗马世界的内部还是外部，社会和政治群体一直都是复杂的、永远在变化的共同体，它们的成员、目标和身份永远都是可以协商、争论和转变的。从一开始，跨越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蛮族就不是说着相同语言、有着相同文化的群体，他们既不是通过血缘也不是通过共同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相反，他们完全和罗马人一样复杂。当罗马人和蛮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时，我们今天所谓“身份政治”变成了一种可以用来组织和动员追随者的方式。这造成了一个现象，即新的格局都打着“古老”族群的名号。哥特人、匈人或法兰克人的统治就像熔炉，熔化了老的政治实体。有些老的政治实体再也没有出现过。投机分子和战败者组成的群体接受了一个共同的首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接受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在其他情况下，反对派首领通过宣称自己代表一个族群的古老传统，也许可以带领追随者走上征服的道路，获得新的未来，否则他们就会被消灭。 有这样一个不变的趋势：对成功建立起领地王国的群体来说，王国首领的身份会越来越多地渗透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社会元素中。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农民和奴隶们怎样认识自己。但是，王室宫廷和会议里那些并肩战斗、具有自由人身份的王国居民们认为，他们与国王具有共性。不过，这样的身份在自治王国里只是一个方面。当法兰克人帝国在8、9世纪进行扩张时，地区身份被转变成了帝国统治的工具。在不同目的和不同环境的作用下，欧洲精英阶层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这成为他们的一种财富。 族群变化的过程绝对没有因为可以辨识的中世纪王国的出现而结束。欧洲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而且永远不会结束。族群演化不仅是一个过去时的过程，还是一个现在时和未来时的过程。无论浪漫主义者、政治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保存一个族群或一个民族的某种本质的灵魂。任何努力也不能确保当今存在的民族、族群和社会群体不会在未来消失。历史也许已经为未来设置好了界限，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限内创造未来，但是，历史不能决定未来一定会成为的样子。欧洲的族群与非洲、美洲或亚洲的族群一样，都是被历史塑造和再塑造的过程，不是组成历史的原子结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得对，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族群与河流一样，一直在流淌，但是历史上的河水不是现在的河水，也不是未来的河水。如果欧洲人想要建设未来，他们就必须认清过去与现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