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流动社会：后疫情时代日本的新格差

山田昌弘以敏锐视角剖析后疫情下日本的低流动社会。中产崩塌，阶层差距加剧，年轻人向上通道收窄。冷静的社会观察，揭示时代困境，也寄望于社区互助重拾社会联结。

在《学问的要点》（1872年）一书中，福泽谕吉说：“上天不会造人上人，也不会造人下人。”同时在该书中，福泽谕吉断言：“钻研学问，勤奋努力的人会成为富人和贵人，反之，不学无术之人会成为穷人和下人。”也就是说，与过去身份决定论不同的是，如今已变为“学习的人会出人头地，不学无术的人会遭人歧视”。

只是把疫情后日本社会面临的问题清晰罗列出来，仅此而已。

这本书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随着我们的经济也进入到了拐点，而且大概率可能要经历日本的发展节奏。泡沫经济以后，我们的消费，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居住条件，我们和下一代的关系，将要出现怎样的变化？青年人之间的交往应当有怎样的新格局？应该怎样去应对？这本书都给了我们日本的前车之鉴，也就是说，日本已经为我们展望，而且也看到了将要在我们的生活里要发生的事情，好让我们心里有准备，而且对看过此书的人，可以提前为自己的下一步，作好准备，比如说日本的年轻人已经不但低欲望，而且也开始考虑以共享汽车代替自己的私有汽车，甚至考虑不再追求拥有自己的住房，而是租房快乐一生，日本人发生的大概率在我们这儿也要发生。谁让我们跟日本踩进了同一个坑？那我们就预备好，可能要在生活上步他们的后尘。

没有打分的那么差 但的确只是讲了很多现象 没有什么结局方法 不过方法好像也不能想出来 得靠走出来吧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疫情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也就是说，从世界史来看，大家一致认为疫情是2019年开始的。那么，疫情后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终于结束了。由于疫情流行而扩大的经济差距已经固化，我们究竟是要面临未来几代人都无法摆脱的格差社会，还是要构建只要工作就能实现稳定生活、衣食无忧的社会，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社会意识。 伴随着少子化、未婚化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我们进入了一个并非人人可以结婚过上丰富的家庭生活，而是即使想结婚也无法结婚的时代。 2023年4月，我再次来到十三朝古都西安，随着暑假的到来，深深感受到疫情过后人们外出的旅游热情，感觉西安的早市与夜市似乎是无缝连接，钟鼓楼、洒金桥、永兴坊、大唐不夜城、城墙下的早市…… 在这个疫情时代，我们家发生了很大的变故，让我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病毒感染，所以我们更加重视和自己亲人朋友的沟通，把握每一次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爱。 未来在家庭领域，我们要舍弃执着，要认可各种形式的家庭并予以支持，同时要对家人给予最大鼓励和援助。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因为无论什么时代，历史都是由我们亲手创造的，这一点绝对不会改变。 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勉！

给予：一般 本书写了后疫情的日本情况，分别总结了家庭、育儿、教育、人口等。也包括了与曾经的历史情况对比，例如工作的追求方向。瓦解了传统的家庭结构组成。总之，是一本还不错的书籍，但是书中出现了“据说”、“传闻”、“感觉”等词汇，就无法经得起推敲，以上给予一般。 “当你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忘掉后还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所谓教育，是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有一颗对知识的好奇心。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儿讽刺，但也是对于教育最本质的揭露。这就是20世纪提出相对论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的名言。 因为从幼年时期开始的“教育差距”一直会持续到成人后的“收入差距”。 1986年日本开始实施《劳动者派遣法》，1996年将派遣业务的对象扩大到26种不同行业，到1999时派遣劳动原则在任何行业都适用了。在当时的电视节目中，派遣公司的广告进入了没有一天不播放的全盛期。 现代社会中经常可以听到的一种观点是，“比起物质上的富裕，更要追求精神上的富裕”。其实，当社会某个阶段的发展停滞不前时，“精神高于物质”的说法就会成为主流论断。 我们可以推测现代幸福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主动的幸福，即积极的幸福感带来的幸福。 另一种是以痛苦、不幸福和不快乐为前提的幸福。一旦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就会再次感受到“没有痛苦和不幸的状态就是幸福”，这是一种消极的幸福感。 一方面家庭消费在减少，另一方面以品牌消费为代表的个人消费也达到了极限。之后出现了“身份（个性）消费”这一新的消费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通过家庭、品牌这些外在形式获得他人的认可，而是尝试追求自我存在价值和行动方式的幸福。

《低流动社会》是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弘的作品，讲述了新冠疫情是如何扩大平成时代已有的社会阶级差距，并号召‘大家一起’，找回曾经的社区文化，抱团取暖，逐渐缩小上述差距。 总体来讲“作为一本对日本疫情时期现状描述的书”来阅读吧，没有让人特别眼前一亮的观点，有失社会学家的水准。 以下为读书心得： 格差社会，格指等级，差指差距。格差社会是指日本阶层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减速，平成时代的人们已经体会到了这种“格差”，而新冠疫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阶层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家庭、工作、教育、心理等多个方面的差距都在扩大。 ——【工作格差】—— 新冠疫情增加了收入的不稳定性，同时扩大了三方面的工作格差：1、在新数字经济行业工作的人可以远程办公（他们在美国被称为“远程阶级”），而从事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人因客户减少导致收入减少，生活逐渐艰难。2、持有金融资产且投资收益不错的人会进一步靠“睡后收入”拉大与仅靠劳动维持生计的人之间的差距。3、从事餐饮和旅游业的人们受疫情影响严重，派遣制员工与正式员工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 同时，长期居家办公还带来了其他问题：运动减少与久坐将引发健康隐患；失去线下沟通机会也减少了一条舒缓压力的路径；公司倾向于以“看得见的成果”评定绩效；领导也可能随意更改会议时间或增加会议频率。更有甚者，有公司计划引入“一眼掌握员工工作状态”的软件服务，对员工的居家工作实施实时监控。从雇佣者的角度，需要让员工保持紧张感并提高工作效率。但从员工的角度，保护个人隐私与感到受信任也同样重要。 尽管如此，“远程办公”还是受到了一些不受场地限制的人群（金融业、咨询业、IT等）的欢迎。通勤时间的减少，过劳死概率的降低也都是政府所喜闻乐见的。可从事餐饮、游乐园、观光旅游等服务业工作的一线劳动者都无法远程作业。这个群体还包括医生和护士。面对疫情，人们一方面担心“医疗挤兑”；但同时又为减少感染风险而选择不去医院看病；有体检习惯的老人也不再去医院检查身体。不少医院一时门可罗雀，医护人员收入骤降，部分中小医院甚至面临倒闭风险。 观光与酒店业则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截然不同的态势。国外游客的减少对旅游观光、航空等产业和部分酒店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面向富人开放的符合减少接触需求的温泉旅店却门庭若市，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团体也增加了预定高级酒店套房来举办毕业派对的需求（与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学之间的差距已然显现）。在新冠疫情中能开拓新业务的企业，在面临其他危机的时候也可能活得更长久。 ——【家庭格差】—— 昭和时代的人们建立起了具有统一模板的战后型家庭：男主外，女主内，夫妻合力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但平成时代，经济的低迷令这个模式摇摇欲坠。新冠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强烈的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削弱了这一家庭模式。 人群中的“未婚化”趋势在疫情期间加剧了。原定结婚的准夫妻会因为担心“聚集性风险引发新冠感染”而推迟婚礼；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的夫妻也会担心现在结婚“婚后收入不稳定”；还有因对感染风险持不同意见而分手的情侣。此外，因聚集风险而大量取消的相亲活动也助攻了“未婚化”的趋势。 已婚的家庭的少子化情况也日益严重。他们多数不想在疫情期间承担额外的孕期风险。有的家庭因大城市疫情严重，会对是否回老家分娩产生纠结。更多的家庭还是因为疫情期间收入减少而选择推迟怀孕的时间。 同时，已婚人群中，“关系好”和“关系不好”的家庭差距开始拉大。疫情仿佛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长时间居家会诱发潜伏的矛盾。居酒屋和夜宵店的停业，会让很多男性失去放松解压的场所；太太们也难以像平常一样与朋友约会聊天倾吐心声，而在精神上压抑和积累着痛苦。长此以往，夫妻双方承压都会变大。夫妻间真情实感的交流有助于化解矛盾，让感情升温；指望“像空气一样，什么都不说也能明白”地通过默契来解决双方的问题只会适得其反。——【教育格差】—— 自明治维新以来，不同阶层的人即使在语言和服装上有所不同，其阶级却并非不可跨越。“学问”较“身份”对出人头地更重要，尤其对男性而言。对参加工作人数仅有50%的女性来说，“高学历”再不济也能增加认识高学历男性的机会。平成时期的家庭仍有在教育上进行相当的投入。但如今，年轻一代的父母已无力像当年父母对自己一样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培养儿女，这样导致很多家庭选择不生育。同时，相当数量的父母自己并不具备新经济所需要的工作能力，例如掌握英语和操作电脑。这就导致他们的孩子从出生起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收入较高的家庭会在一开始就选择把孩子送往私立学校，并一路补习，最终使孩子能考取名牌大学并顺利就职于名企/外企。条件一般的家庭不仅无力择校、负担孩子的补习费用，在受疫情影响居家办公后，挤在狭小公寓并进行工作连线的父母还会与学习网课的孩子互相干扰。新冠疫情凸显了父母自身差距对孩子教育的重要影响。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当你把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忘掉后还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什么是教育，在当今的时代又该怎么在一生中进行学习，值得每个人思考。 ——【地域格差】—— 生活环境，是人们选择住所的决定性因素，它包括了：能得到稳定生活的“工作环境”，能让孩子接受较好教育的“教育环境”，能感受到社区生活的“生活环境”，能方便购买日用品的“购物环境”，以及紧急情况下能尽快就医的“医疗环境”。 由于人口减少而凸显的东京“一极化”问题在2020年5月疫情第一波感染扩大后受到了遏制。东京首次出现“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的奇景，暗示了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反思。远程办公，让需要与他人共挤“杀人超满员列车”的上班族们长舒一口气。但搬离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却绝非轻易：代表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众多著名大学集中在东京，而亲近自然的地方是否有足够的医疗资源也需要考虑。但随着网络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线上学习在未来将变的更为可能。 如果不能100%远程工作，就很难移居别地。因为加班的需要，在电车沿线和特快列车停靠车站周边的住宅变得备受欢迎。随着演员、文人等名人的搬出及搬入，居所区域的土地价值也出现起伏。 令人叹惋的是：以往的“地域社区”正在消退。曾几何时，“健康而富裕的人”会帮助穷人，“贫穷且不健康的人”也可以在大家的援助下渡过难关。当下的年轻人们却越来越不积极参与互助的社区型组织。那个“远亲不如近邻”的时代已经逝去，手机通信的发达和互联网的便捷让身边的人互相之间变得生疏与冷漠。 英国曾做过这样的社会实验：通过反复支援贫困地区的人，使其有机会接受教育并拥有一份好工作，再引导其带领整个地区重获活力。最后的结果却是，摆脱贫困的人在就业后变得经济宽裕时离开了原来的贫困区域。这个社会实验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悲伤的现实：“有帮助能力的人”永远不会留在“需要帮助的人”身边。 自平成时代起，“住宅双六”（一款游戏，后指人们从老家来到大城市打拼，最终都能拥有自己梦想中的独栋房屋，尽管达成的速度和条件有别）的目标就不再是人人都触手可及。年轻人在现实面前学会了解脱自己，不再执拗于拥有一套房产。但无论如何，在这个社会想凭一己之力摆脱贫困已经很难。“自我责任论”不该仍是社会的主流论调。2019年就高达一百万以上的“蛰居族”（除了偶尔兴趣外出和去便利店买东西几乎不外出和交流的人）让人们开始反思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号召大家对彼此伸出援手，共同构建和谐的“地域社会”应被提上议程。 ——【消费格差】—— 平成时代的消费特征，是人们从为了面子而消费，逐渐变成为了证明自己而消费。实现富裕生活的人们也会开始思考富裕到底在于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 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人均GDP超过一定水平就和国民的平均幸福度没有关系了。”而日本的一项社会调查佐证了这一观点：尽管年收入的高低和幸福度成正比，但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大约50万人民币）就不这样了。 我们把幸福感分为两种：积极主动感受到的幸福，以及不再遭罪，“没有痛苦和不幸状态就是幸福”的消极幸福。由于现代社会很难自动获得承认和评价，人们逐渐产生了“买这个就能证明自己”的消费观念。不断购买新商品带来的期待与圆梦会让整个家庭都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相较而言，个人的消费带来的幸福感持续时间较短。女性沉醉于品牌包包，男性则钟情于手表和车，甚至一度出现男性没车无颜向女性提出约会邀请的情况（相对应的，女性如果与无车男性约会也会遭遇非议）。但这样的消费不可持续，尤其在相对收入持续下降的社会中。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新的消费（无论是因为价格因素还是因为购买过度而厌倦），大家都会逐渐丧失对品牌消费的兴趣。 人们开始逐渐尝试追求精神的富裕以及追求自我存在价值的幸福。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增加了人们之间的认可，疫情则使在线社交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也许，营造一个适合不同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环境能更好地支持人们多元化的精神消费需求。 ——【大家一起】—— “格差社会”在令和时代已成现实，新冠疫情进一步将种种差距暴露并放大。在经济、制度、教育诸多方面，政府都有很多需要做的。但文化方面的重塑，却更依赖每一个人——重新构建“远亲不如近邻”的社区氛围，对力所能及的求助施以援手。

基本就是当乐子看完的。说的事基本也是有共识的事。初中、高中生看应该能有不一样的体会。但这也不是小孩子要考虑的事啊_(:з」∠)_ 我的话，就当《极东今志》看完的。加深了一些日本的、中国的、个人的、社会的，刻板印象。

还行吧，就是详细列举了当代日本社会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和现状，没有给出什么解决的建议，当然书中涉及的议题比较复杂，给出确实建议的 难度也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