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在微生物学中的嬗变：从罗伯特·科赫到卢德维克·弗莱克

实证主义是一种哲学思维，强调事实的基础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所认识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而非无法通过感官经验来验证的形而上学。 在实证主义出现前，人类一直以神秘主义解释发酵、腐败、疾病等自然现象，例如将疾病看作是上帝的惩罚。 17世纪显微镜发明以后，人们看到了以往未曾看到的微生物世界。这时客观的观察与原始的认识结合，产生了许多诸如“自然发生说”和“瘴气理论”等对自然现象的新解释。人们看到生命总是从泥土、黏液和有机体中生长出来，就认为生命是“自然发生”的；看到沼泽周边经常暴发流行病，就认为是沼泽散发出的“瘴气”导致了疾病。人们甚至还会设计一些实验来验证这些理论。虽然现在人们知道这些理论进行了错误的归因，但是这种从经验出发，认识现象的方法，可以被视为一种朴素实证主义。 德国医生科赫通过对炭疽病和结核病的研究，提出疾病是由细菌导致的，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验证这种新理论（即高中课本中著名的科赫原则）。科赫的细菌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实证方法，具体说来，它是一种还原论实证主义，也是逻辑的实证主义：它将复杂的现象分解为部分来进行理解和验证，并在经验验证前首先对抽象概念（如疾病）进行逻辑建构。 科学实证主义在微生物学中取得了成功，但是逻辑实证主义也暴露出许多局限性。科学家的知识局限性和偏见（即政治立场、利益冲突、世界观价值观的导向）都会影响其对客观事实的解读。在这一部分，作者非常生动的列举了微生物发展史上若干其他的争议，包括巴斯德与科赫在炭疽病上的角力。 波兰微生物学家弗莱克通过对梅毒史和瓦色曼反应的细致研究，弗莱克逐渐意识到科学的发展是一种思想风格持续不断地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知识的积累和发展。这一部分重点讨论了梅毒的疾病定义演变历史、以及梅毒诊断所涉及的整体实证主义方法。弗莱克的多重身份和复杂经历使他认识到不同角度看待疾病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他也将社会和历史因素纳入对科学事实的反思中，提出思维风格和思维集体理论来解释这种不同。弗莱克坚信，疾病是复杂的事物，无法通过简单明了的方式描述定义。 至此，本书的讨论对象从微生物学彻底跃迁至哲学范畴。作者对微生物学发展第三阶段的论证停留在描述弗莱克一人的科学实证主义哲学上，并没有明确而令人信服的阐述弗莱克的理论对微生物学发展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整体实证主义体现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中是一种怎样的方法。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没有读懂这部分的内容。 弗莱克强调，科学事实通常有着多重起源，“知识不仅是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间的对话，而且是一种包含集体在内的三重关系”。 本书一直围绕医学微生物学展开。如何定义疾病是一种科学事实，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的定义不仅决定了如何治疗这种疾病，还决定了一种现象是否需要治疗。举个事实说明整体论实证主义在疾病中的应用，就是围绕同性恋的一系列医学争论。起初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包括图灵在内的许多同性恋“患者”被强行“干预治疗”，到了90年代初WHO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移除，到后来又有研究声称同性恋行为是遗传的，在自然界有普遍的存在。关于同性恋相关科学事实的演化，受到了各样历史政治文化因素影响，以至于很多问题到现在都没有确凿的结论。另一个或许大多数读者都可以感同身受的例子则是关于新冠疫情起源及各国卫生防疫政策的讨论。 在非医学微生物学界也有很多案例。例如在食品安全领域，欧洲和北美对某些食源性致病菌的规定迥然不同，在北美零容忍度的致病菌到了欧洲就可以容忍一点了，归根结底这些不同的决策是出于监管能力、贸易方式、政治等因素综合考虑，逻辑科学实证主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说，当我们考虑一个科学事实的时候，应当尽力跳出局限的思维模式，从整体和历史角度看综合看待这些事实。这样才会形成全面的世界观。下次再有诸如转基因作物的科学论战，我们能够考虑的有哪些方面呢？

公元1432年，几名修道院院长就一匹马到底有几颗牙齿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13天里，这场辩论不断升级，未见停歇。他们翻阅了所有的古籍和编年史，发表了绝妙而又冗长的论述，如此广博的学识在当地还是头一次听到。到了第14天，一名风度翩翩的年轻修士向满腹经纶的修道院院长们请求插一句话，因为辩论者们的大智慧令他十分着急，他认为有更直接和简单的办法可以弄清辩论者的疑问。他恳求辩论者放下身段，亲自打开马嘴看一看，便能够找到所有疑问的答案。年轻修士提出的办法是如此粗俗，简直闻所未闻。院长们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个个怒火中烧；现场顿时一片骚乱，他们冲上前去，将年轻的修士痛打一顿，之后立刻将他扫地出门。院长们说道，这个鲁莽的新人与圣贤的教诲背道而驰，一定是受到了撒旦的鼓动，竟然敢用如此邪恶且闻所未闻的方法来寻找真理。激烈的辩论又持续了许多天，终于，和平鸽来到了这群人身边，院长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共同发表声明：因为严重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和神学证据，这个问题将成为一个永恒的谜题，他们下令将这一结论写进书里。据说上面这则故事出自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作为17世纪经验论的代表人物，培根撰写这则故事所表达的含义非常明确，即获得知识的途径是经验证据，而不是文本。如今，经验证据毫无争议地成为科学探索的核心，至少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没有任何争议。然而，如果对科学哲学稍有了解，人们就会发现即使承认经验证据的重要性，寻找经验证据也绝不会像打开马嘴那样简单。假设按照年轻修士的请求打开马嘴数牙齿，那么人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牙齿。一般来说，正常的马都有臼齿上下颌各12颗，切齿上下颌各6颗。大多数公马在臼齿和切齿之间会长出4颗犬齿，母马一般无犬齿。将臼齿、切齿和犬齿定义为马的牙齿似乎是合理的。但是一些马有时会在上臼齿的下面长出小而不规则的狼齿。如果“牙齿”的定义依赖于材质或位置，那么狼齿就属于牙齿，因为它们的材质和其他牙齿一样，并且也都位于颌骨中；但如果“牙齿”的定义依赖于功能，那么狼齿作为牙齿就值得怀疑了，因为它们不具有牙齿的功能。因此，人们开始数牙齿之前，第一步需要明确牙齿的定义。但即使有了明确的牙齿的定义，数牙齿也并非一件易事。假设狼齿是类牙齿，不是真正的牙齿，那么当年轻修士打开马嘴，他一共数出了40颗牙齿，他可以说马有40颗牙齿吗？肯定不能，他只能说这匹马有40颗牙。让年轻修士多找几匹马继续数牙齿，他也许很快会发现，公马有40颗牙齿，母马有36颗牙齿。并且，他或许会很快意识到，根据年龄的不同，马口中的牙齿数量也是不一样的，幼马通常有24颗暂时性（会脱落）的牙齿。但即使按性别或年龄区分了马匹，马的牙齿的数量也不都一样。因此，年轻修士并不能通过打开马嘴数牙齿，从而回答马到底有多少牙齿的问题，他依旧会被扫地出门。这些因素绝不会破坏这则故事的核心信息，即“古籍和编年史”不是经验知识的基础，但是这些因素却破坏了“年轻修道士”粗糙的经验主义。一个成熟的和可辩护的经验主义需要深思熟虑的和精致的方法论。…实证主义者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家可以通过重复性实验验证科学假设，能够通过以观察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种自然科学的认知方式被实证主义者引入人文社科领域，在19世纪和20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都形成了以实证主义方法和信念为基础的流派。虽然实证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文本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认知方式，精致地辩护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知方式，但是实证主义并不是唯一认识世界的方式，也绝不可能成为唯一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对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实证主义的核心观念在哲学领域遭到了强烈的抨击。20世纪中期，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甚至延伸到了对科学家研究方法的批判。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理论，认为科学家的认知方式受到范式的影响，他们的经验观察并非完全客观；并且当一个范式替代另一个范式时，并不意味着新的范式一定比旧的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格式塔的转换；虽然科学必然进步，但是目标却不是真理。库恩认为人们可能不得不抛弃这么一种不管明确还是含糊的想法：范式的转变使科学家和向他们学习的人越来越接近真理。柯林斯(Harry Collins)则强调科学中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他指出不是自然界的规律强加于我们的观念，而是我们制度化观念的规律强加于世界。通过对20世纪科学哲学的简要回顾，可以明显地看出，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中期衰落之后，人们对科学活动的讨论转向了两条主要路径：一条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到证伪主义再到历史主义的发展路径；另一条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路径，即从实证主义转向社会建构主义。这两条路径通常都被视为后实证主义。—夏钊《实证主义在微生物学中的嬗变：从罗伯特.科赫到卢德维克.弗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