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通过剖析历史与权力、记忆、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核心意图：​​ 警示人们警惕历史的工具化陷阱，并呼吁以批判性态度重构对历史的认知​​。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的思考： ​​1. 历史的双重性：既是启示也是危险​​ ​​工具化利用​​：政治领袖（如希特勒、小布什）通过虚构历史神话（如民族主义叙事）或选择性记忆（如淡化战争罪行）来凝聚民意、合理化政策；普通人也常借助历史解释现实困境（如身份认同危机）。 ​​认知陷阱​​：历史常被简化为“黑白分明的道德寓言”（如英雄主义叙事），或被用于否定现实（如冷战结束后对历史的重新诠释）。这种滥用导致集体记忆失真，甚至引发灾难性后果（如20世纪战争中的历史动员）。 麦克米伦以汽车后视镜作喻：“历史能帮助我们理解来路，但若只盯着它驾驶，就会坠入沟壑。”她强调需警惕将历史作为“确定性答案”的倾向。 ​​2. 权力与历史的博弈：谁在书写历史？​​ ​​官方叙事垄断​​：政府、教育机构通过控制历史教材、纪念碑等塑造单一历史记忆（如苏联对十月革命的历史诠释）。书中提到“政治领袖压制真相”的案例，揭示权力对历史叙述的干预。 ​​专业史家的困境​​：历史学者常被边缘化，公众更易接受通俗历史作品（如虚构人物心理、片面结论）。麦克米伦批判这种现象，认为专业史家有责任“打破神话”，通过实证研究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如承认丘吉尔的决策失误）。 她提出“历史的解释权争夺”本质是权力斗争的延伸，并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说明政府如何利用虚假历史叙事（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军事行动辩护。 ​​3. 破解迷思：走向批判性历史观​​ ​​拒绝简化叙事​​：麦克米伦主张历史应被理解为“多重声音的对话”。她以“巴黎和会”和“9·11事件”的对比为例，说明同一历史事件可能因视角不同（国家利益、文化背景）产生截然相反的解读。 ​​超越工具理性​​：书中引用霍华德的观点——“民族主义神话的破灭是社会成熟的标志”，强调历史教育的目标应是培养“负责任的成年人”，而非灌输意识形态。她呼吁公众警惕“积极自由”的陷阱（如用历史证明自身合法性），转而追求“消极自由”（即自由地质疑与反思）。 ​​结语：历史的重量与人的选择​​ 麦克米伦最终指向一个哲学命题：​​历史无法被完全掌控，但人可以通过批判性思维在历史的迷雾中保持清醒​​。她以劳合·乔治的曾外孙女身份反思战争史，暗示历史书写永远掺杂着人性弱点。唯有承认历史的不确定性，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这正是本书的核心警示：​​历史不是终点，而是照亮未来的镜子，但若镜中倒影被权力扭曲，镜子本身也会成为陷阱​​。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内容总结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是牛津大学史学名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经典代表作，全书以全球视野与丰富的近现代史案例，拆解了历史与现实的深层关联，清晰辨析了历史的正当运用与恶意滥用的边界，揭露了权力、意识形态与群体情绪如何扭曲历史叙事，同时为公众抵御历史滥用、建立理性历史观提供了核心指引 。 一、核心前提：历史的本质与正当价值 麦克米伦在开篇便打破了“历史是尘封故纸堆”的刻板认知，提出核心历史观：历史并非脱离现实的过往碎片，而是暗藏在现实表面之下的深层力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类的制度、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始终与当下紧密共生 。 历史的正当运用，核心体现在三个不可替代的价值维度： 1. 身份建构价值：历史是个体与群体回答“我是谁”的核心依据。它为家庭、社群、民族乃至国家构建集体记忆，塑造“想象的共同体”，为人们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提供稳定的归属感与身份锚点，也能为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赋权，帮助其争取平等与尊严 。 2. 认知与决策价值：历史是人类经验的宝库。它能帮助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形成逻辑，为政治、社会决策提供参照，警示过往的错误；同时，历史通过呈现善恶、成败的多元样本，塑造人类的公共道德与价值观，承担起宗教衰落之后重要的价值传递功能。 3. 社会疗愈与和解价值：正视完整的历史，是实现群体和解、抚平历史创伤的核心路径。书中以法德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西德总理勃兰特华沙之跪为例，证明直面历史真相，能够化解民族仇恨、完成历史罪责的救赎，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和解 。 二、全书核心：历史滥用的类型、手法与现实危害 麦克米伦明确提出：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我们就在滥用历史。书中以大量20世纪以来的典型案例，系统拆解了历史滥用的核心类型、常用手法与灾难性后果。 （一）历史滥用的六大核心类型 1. 威权政治的历史操控 独裁者与威权政权深谙历史的舆论力量，通过系统性篡改、虚构、抹除历史，巩固自身统治合法性。书中以希特勒篡改一战战败历史、斯大林重写苏联革命史、独裁者大规模销毁不利史料为例，指出威权政治往往通过垄断历史叙事权，将自身塑造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压制异见、合理化暴行。 2. 民族主义的历史神话化 这是近代以来最普遍的历史滥用形式。麦克米伦指出，民族主义本身是现代性的产物，却常常通过虚构“自古以来的民族传统”、美化过往的征服与扩张、简化族群历史，为自身制造神圣化的起源叙事 。从墨索里尼许诺“复兴罗马帝国”煽动民粹，到日本右翼通过“天皇神话”美化侵略历史、攻击质疑史实的学者，再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印度文明简化为单一的印度教文明，抹杀其他宗教的历史贡献，本质都是将历史异化为民族对立与极端情绪的燃料。 3. 集体记忆的选择性遗忘与美化 历史滥用不仅是“篡改过去”，更是“刻意遗忘过去”。面对自身的屈辱、暴行与不光彩历史，群体与国家常常通过选择性叙事、回避甚至立法禁止相关讨论，完成对历史的洗白。书中列举了法国右翼美化维希傀儡政权的卖国行径、西班牙出台“遗忘协议”抹除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历史、部分国家对殖民历史的暴力与掠夺进行“文明传播”的美化包装，均是此类滥用的典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战后对纳粹历史的全民反思，印证了“回避历史只会造成对历史的浪费，正视历史才能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财富”的核心判断 。 4. 历史叙事的简化与二元化 麦克米伦批判了将复杂历史简化为“正义vs邪恶”的道德剧的叙事方式。这种滥用刻意忽略历史事件的多重背景、多方博弈与人性复杂性，通过非黑即白的叙事煽动情绪，最典型的便是二战历史被片面化解读，掩盖了战前地缘政治、大国利益交换、绥靖政策等多重复杂因素。这种简化不仅扭曲了历史真相，更会让公众形成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为现实中的对立与冲突埋下伏笔。 5. 历史旧账的功利化清算 人们常常通过重构历史，为当下的领土争端、利益诉求、群体攻击寻找合法性。书中指出，近代以来，土地所有权的宣称从“战争征服”转向了“历史溯源”，巴以冲突中双方均选择性引用考古与历史证据宣称领土主权，便是最典型的案例 。同时，历史也常被当作攻击对手的工具，通过片面解读过往事件，为敌对者贴上负面标签，甚至为现实中的暴力行为合理化，本质是用历史为现实利益服务，而非尊重史实本身。 6. 历史类比的谬误化滥用 政治决策者与公众常常通过片面的历史类比，为当下的决策寻找依据，却忽略了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与时代背景的差异。麦克米伦指出，历史无法为现实提供完全复刻的模板，冷战的诸多误判，本质便是美苏双方对彼此历史的片面解读与错误类比；而很多政客通过滥用“慕尼黑阴谋”等历史典故，煽动公众支持错误的对外政策，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 （二）历史滥用的核心手法与深层诱因 书中总结，历史滥用的核心手法可归纳为四点：选择性叙事（只保留符合自身立场的史实，忽略不利证据）、情感煽动（通过刻板化记忆激发怀旧、仇恨、自豪等极端情绪）、虚构神话（无中生有编造历史，为自身诉求背书）、片面类比（脱离时代背景强行套用历史经验，误导决策）。 而历史滥用之所以普遍存在，核心诱因来自三个层面： - 个体层面：人的记忆本身具有选择性与不可靠性，亲历者的记忆都会随时间被编辑、重塑，更易被情绪与立场引导，接受片面的历史叙事 ； - 学术层面：专业历史学者过度的学术化、术语化写作，让大众历史市场被业余写作者占领，大量劣质、片面的历史作品泛滥，公众难以接触到完整、多元的史实 ； - 权力层面：历史始终与权力深度绑定，政治领袖、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始终有强烈的动机，通过操控历史叙事巩固自身权力、实现现实利益，这也是历史滥用最核心、最顽固的根源 。 三、破局之道：如何抵御历史滥用，建立理性的历史观 麦克米伦并未因历史存在滥用，就否定历史本身的价值。她在书中明确提出，我们无需放弃从历史中寻求理解、支持与帮助，而是要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警惕与审慎。书中给出了抵御历史滥用的核心路径，分为公众与专业学者两个维度： （一）对公众：建立批判性的历史思维 1. 拒绝单一叙事，主动拥抱历史的复杂性。面对任何历史叙事，都要主动追问“讲述者是谁？立场是什么？省略了哪些内容？”，通过交叉验证史料、参考多元视角，打破非黑即白的历史认知 ； 2. 警惕历史叙事中的情绪煽动，区分“历史事实”与“价值判断”。不被怀旧、仇恨、民族自豪等情绪裹挟，不接受简单化、口号化的历史解读； 3. 正视历史的局限性。历史无法为现实提供完美的行动蓝图，我们能从历史中获得的是智慧与教训，而非一成不变的答案；任何以“历史必然”为名的绝对化宣称，都需要保持警惕 。 （二）对历史学家：承担起公共责任 麦克米伦批判了专业史学界“躲进象牙塔”的倾向，提出历史学家的核心职责不仅是史料考据，更要守护公共历史话语 。历史学家应打破专业壁垒，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传递完整、多元的历史，纠正市面上错误、片面的历史叙事；同时要坚守学术中立，抵制政治与商业力量对历史的操控，拒绝为特定立场服务，守住历史求真的底线。 四、全书最终结论 全书在余论中提出了最核心的警示：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谦卑 。 历史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成为人类认知自我、理解世界、规避错误的镜子，也能沦为权力煽动仇恨、制造对立、巩固独裁的武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本质是“求真”与“功利”的对抗——当我们以敬畏之心对待历史的复杂性，以批判思维审视历史叙事，便能从历史中获得智慧与成长；而当我们为了现实利益随意扭曲、简化、虚构历史，最终只会被历史的反噬所裹挟。 在民粹主义抬头、信息碎片化传播的当下，这本书不仅是对历史叙事权力的深刻拆解，更是给每一个现代公民的“防骗指南”：唯有对历史保持敬畏，对叙事保持批判，才能真正驾驭历史，而非成为历史滥用的牺牲品 。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非常值得读。它解答了我之前的疑问：小时候我们接受了很多“阉割版”的历史故事，以至于后来看到一个人完整的生活面貌时，往往有些无所适从。 麦克米伦在书里讲得很清楚：历史记忆是被建构的，而建构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选择性的遗忘和强调。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在做类似的事，区别只在于程度和方式。 短视频上也有类似的逻辑。一些博主以名人的侧面故事为吸引，比如鲁迅的恋爱史。不一定有政治目的，但同样是在“简化”和“工具化”历史人物。它可以是一个有趣的入口，但如果它替代了鲁迅的思想本身，那就是另一种“滥用”。 有些故事是写给特定年龄段的孩子看的，有其简化或美化的必要性；而有些历史故事，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简化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简化之后，有没有机会接触到更完整的版本。如果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一直只接触一种叙事，从未意识到“还有别的角度”，那才是真正的问题。 多读一些不同角度的历史，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理解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才是根本。历史不是一堆固定的事实，而是一个不断被重新解释、重新争夺的场域。谁掌握了叙事权，谁就掌握了“过去”的意义，进而影响“现在”和“未来”。 以后再看任何历史叙事，无论是教科书、纪录片、短视频还是名人传记，可以多问一句：这是谁在讲？他想让我看到什么？他不想让我看到什么？这个追问的习惯，就是独立思考的开始。

非常非常干货的一本书。如果你喜欢历史，那你应该读一读，这样你就能更有效地运用历史、避免进入滥用历史的误区；如果你不喜欢不了解历史，那你更应该读一读，因为不了解历史的人更容易“被那些号称掌握历史知识和历史教训的人灌输其创造的历史叙事”。 历史当然非常有用，前提是我们要学会谦卑、怀疑和自我反思：“我们必须持续审视自己和他人的假设，并提出质疑：这些假设的证据在哪里？或者这个假设还有其他的解释吗？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以历史的名义提出的宏大主张，以及那些号称一劳永逸地发现了历史真相的人。”

历史即演化：从线性叙事到复合系统的思维革命 摘要：传统的历史观往往陷入“寻找历史相似性”的确定性陷阱。本文旨在探讨一种基于“演化”视角的核心历史思维，通过结合政治逻辑、演化生物学、量子物理学和贝叶斯统计学，剖析历史如何在变动不居中通过自我反馈改变自身轨迹。历史不应被视为固化的故事集，而是一个具备自组织能力的复合演化系统。 一、确定性的诱惑：人性对“历史复读”的执着 人类对历史“相似性”的痴迷，本质上是一种对抗未来不确定性的心理防御机制。在漫长的演化中，大脑进化出了强大的模式识别能力，试图通过“过去发生过什么”来推断“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求，促使我们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易于吸收的教训、成败的公式或道德的寓言。这种简化虽然在心理上提供了安全感，却掩盖了历史的演化本质。我们渴望在历史中寻找“标准答案”，实则是为了逃避在瞬息万变的当下进行独立判断的压力。然而，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从不重复，它只是押韵。 演化逻辑与循环逻辑的根本区别在于：演化承认路径依赖，但更强调环境突变带来的不可逆性。正如生物演化并非为了重现三叶虫的辉煌，历史的演进亦是在技术、地缘与文化环境的剧烈变动中，通过不断筛选与适配，生成全新的社会形态。 二、政治的历史思维：一种被滥用的权力 在政治维度中，历史往往被降格为一种论证工具。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中深刻揭示了这一点：政治精英们常常为了当下的现实利益，去裁剪、粉饰或扭曲历史。历史并非一堆坚固的石头，而是一面镜子。当照镜子的人改变了，那么镜子里的影相自然也就随之改变了。 在政治的逻辑底下，历史一方面必然会成为一种建立权力合法性和塑造国民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另一边它又是领袖们为当下战争或外交决策辩护的外交手段。 这种政治的历史思维关注的是一种权力博弈，这种博弈既可能是人民与权力机器之间的博弈，也可以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当历史被当作武器时，它的演化逻辑会被冻结，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于特定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固化叙事。理解这种逻辑，能让我们警惕那些被刻意制造出来的“权力合法性”与“暴力正当性”。 三、科学的历史思维：一种复杂的因果律 不同于政治的叙事，科学的历史思维侧重于硬性因果与变量复盘。这种思维的演变源自于我对金融历史的思考。 以金融危机为例，1929年大萧条后，金本位制度的僵化与流动性的枯竭被视为核心变量。正因人类“科学地”复盘了这段历史，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各国央行（尤其是本·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量化宽松策略。历史知识改变了决策者的逻辑，从而改写了危机的走向。可是如果我们回顾2008年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就会很容易发现，人们始终受限于根深蒂固的线性思维。Carmen M. Reinhart 的《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这本书写就并出版于2009年初，作者在书里就估计当年的金融危机甚至会比1929年的大萧条还要严重，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这就是一种历史中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任何预言都会受“观察者效应”的影响，从而会改变历史的方向并将预言自身扼杀在历史的摇篮里。马克思当年的资本主义预言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今我们也正在经历一种类似的事情：将70年代的石油危机简单套用于当下的美以伊冲突，是典型的线性错误。我们要知道如今的页岩油革命改变了能源版图，而地缘政治的中心也已从纯粹的资源争夺转向了科技供应链与区域霸权的结构性重组。科学的历史思维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识别历史底层变量的差异，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模版。 四、哲学的历史思维：一种开放的反馈系统 由于人类注定认知有限，且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身份、阶级与立场的选择性认知偏差的影响，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客观掌握历史演化中的全部变量的。因此，一切试图预言未来的“学说”要么是以偏概全的、自以为是的徒劳行径，要么就是一种警示性的、“自我否定式”的科学尝试。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会试图闭合历史的可能性以追求决定论式的确定性，而后者则是一种试图通过预言来避免预言实现的“卡珊德拉式洞察”。同样都是一种预言的尝试，但是两者在行为心理上是有着不易察觉——因此也容易混淆——的本质区别的。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很有趣的很特殊的一种历史预言的尝试，他显然属于“自以为是”的第一种预言类型。他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他太想“确证”了。“终结论”，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末世论”，本质上都是一种闭合式预言，它们往往很容易忽略了历史演化的复杂性。但福山之所以如此令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他的预言错得有多么离谱，而是恰恰因为他的错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预言的“反身性”。 相比之下，虽然我觉得最近人们非常担忧的“AI威胁论”也是一种“末世论”，但其实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预言”早在很多年前就有大量的相关影视文艺作品了，诸如《终结者》、《我是机器人》、《黑客帝国》等等，它们无不充斥着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甚至毁灭人类的担忧与恐惧。可是别忘了，这些都不过是科幻作品，它们在形式上就已经承认了自己只是一种虚构的“模拟”。这种形式的预言会通过创造一种极端场景来迫使人类在现实中进行“压力测试”。人类在这种压力下并不会走向绝望，而是走向预防。如今的各种AI监管措施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虽然不应盲信任何形式的预言，但应当感谢那些预言者。因为预言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变量，它介入了演化的过程，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并给了我们不一样的启发和思考角度。哲学的历史思维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必须承认自身的局限性，并且接受历史作为一种开放的、具有反身性的反馈系统，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封闭系统。 五、历史的复合型思维：“叠加态” 历史并非线性的，而是“叠加态”的。“叠加态”是一个量子物理学的概念，通俗点讲它就是一种多重可能性共存的现象。例如“薛定谔的猫”，箱子中原子的衰变与否导致猫同时处于“死”与“活”的叠加态。这种现象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一种复合型视角。 历史的叠加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政治博弈思维为基础的“横向叠加”，另一种是以科学演化为基础的“纵向叠加”。 – 横向叠加态：历史的横向叠加源自于个体的认知与意识形态差异，它意味着多重叙事的并存。所谓的“历史真相”，它只不过是特定身份或立场的产物。比如地理大发现，在欧洲中心的叙事里它是“文明的扩张”，在美洲原住民的叙事里则是“毁灭的开端”。只要个体的思想被某种意识形态所控制，那么历史叙事的叠加态就会坍缩为“正确的历史定论”，即“历史真相”。这种历史的横向叠加态也存在于“说”与“不说”之间。麦克米伦在她的书里就写了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历史不仅是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选择忘记哪些过去的事情。” – 纵向叠加态：历史的纵向叠加态指的是时间层面上的，它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混沌纠缠。一个几百年前发生的事件（如地理大发现）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当今社会演变的基础，其产生的影响力会一直存续于历史的记忆中，然后与新的变量碰撞，发生化学反应，最终创造出新的历史。1929年大萧条已经是“过去”的历史记忆，可是正因为这种记忆叠加在了人们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决策之中，所以才产生了不一样的未来。因此，虽然时间是线性的，但是历史是螺旋上升的——未来的历史建立在过去的层层叠加的基础上。 六、历史的贝叶斯主义：作为工具的历史 历史不应只是一套故事集或者预言的素材，更不应该成为一种权力的武器。可是既然未来不可预知且历史永不重复，那么“以史为鉴”是否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答案是否定的。明白了历史的叠加态我们就知道，历史的工具性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在于创造一种开放式的反馈系统。在这一方面，贝叶斯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发。 我第一次接触“贝叶斯主义”其实就在不久前，当我在做交易系统量化分析的时候，从蒙特卡洛模拟无意间延伸到了贝叶斯模拟。蒙特卡洛模拟就是通过重新排列组合过去的交易历史来实现一种“平行宇宙”般的观察，就像奇异博士在《复联3》里观测平行宇宙一样，他从平行宇宙的观测中得出了打败灭霸的胜率。与蒙特卡洛模拟不同，贝叶斯模拟并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而是通过划定一个置信区间来测试不同参数变量下的交易结果。 在历史的语境下，贝叶斯主义也非常实用。历史本身就代表着贝叶斯主义中的“先验概率”，也就是人类对历史事件主观的初始认知。比如说，1929年大萧条就是一个已经客观存在过的、不可变更（除非被政治扭曲）的一个历史事件。在2008年的历史视角下，发生像1929年那样的金融危机的概率就是一种先验概率。可是在1929年和2008年这整整79年间，历史的纵向叠加态都不知道叠了多少层馅儿了，2008年的蛋糕早就不是当初1929年的那块小蛋糕了。因此，在贝叶斯主义的语境下，先验概率会随着这79年不断累加的新数据和新信息的输入而逐渐演变成新的概率，也就是修正后的“后验概率”。 以标普500为例，它过去的历史年化回报率为10%，可是标普500在过去这么多年里，真正有10%回报的年份实际上寥寥无几，通常它要么低于10%，要么高于10%。那么我们就知道标普500在未来的年份里也并不一定等于10%。所以贝叶斯模拟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划定一个置信区间。比如说，它不是默认标普500的年化回报为10%，而是划定一个从8%到12%的范围，然后选取这个范围内的不同参数来进行多重回测。它甚至可以在回测过程中故意制造“黑天鹅”事件来对策略进行压力测试。 所以相信贝叶斯主义，本质上就是坦诚地接受人类认知的选择性偏差。然而，贝叶斯主义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的研究历史的思维工具。当我们试图预测未来以获得心理安慰时，我们不妨多下点功夫，不要只研究过去孤立的历史事件，同时还要去寻找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历史变量，并且构建一个大致的范围，而不是执着于一个标准的答案。 结语：历史即演化。它不是一段死去的记录，而是我们人类记忆中的一股活着的能量。过去的历史塑造了现在我们，而当下的我们则一路创造着未来的历史。 2026年3月15日。香港。

我们运用历史做什么？我们利用历史去了解自己，同样我们也用历史去了解他人，抚慰我们的心灵。历史可以是尘封的古董收藏，也是风平浪静和波涛汹涌池塘。在现实之下，历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制度、思想、文化和“三观”。如汤因比的“挑战-回应”模式；中国思想史“出生-成熟-衰亡”模式。历史可以成为逃避现实的出口。 历史不一定具有神性，但历史往往是可以超越人性的。历史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威，为我们遭受的不公平反，对我们的行为作出裁决。历史创造集体记忆，孕育并支撑民族国家的发展，为民族主义提供更多的动力。 我们为什么滥用历史？历史不仅是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同时也选择忘记那些过去的事情。我们会滥用历史，创造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甚至虚假的历史，合理化我们的行为和目的。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保持警惕和审慎。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好考虑对复杂世界的理解，并提出反对意见。我们不应该被“历史是这样教导的”、“历史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历史研究需要有一种怀疑态度。谦卑是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的最有用的教训之一。

书中的确引用了大量事例来论证历史可以被用来塑造人的认知，并启发人们思考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塑造。 但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本身明显也受到了这种塑造的影响，并且在举例中也有意无意地实施了认知塑造——基于反共的意识形态，作者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也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偏向性，例如将古巴导弹危机描述为苏联的“扩张野心”和卡斯特罗“毁灭自己国家”的疯狂，却绝口不提此前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威胁苏联国家安全以及试图全面封锁古巴以扼杀古巴革命的历史背景；又比如东德在反思历史以及彻底性清除纳粹余孽方面的努力被作者全盘抹杀，反而被扣上了“反思不彻底”的帽子。不得不说也是以一种充满黑色幽默的方式侧面证明了书中的观点。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作者是牛津大学的玛格丽特.麦克米伦，麦克米伦是以研究国际关系史著称的史学名家，本书是其浸润在政治外交领域笔耕多年的心得集成，展现了她非一般历史学者所能及的国际视野。其文字精辟、诙谐、雄辦有力，可说是一份历史如何被扭曲、美化和政治化的最佳总结。 作者从历史和集体记忆、个人认同、国族主义、记忆与遗忘、专业史家的职责等面向切入，剖析人们如何利用历史来认识过去、理解现在和想象未来，并提醒我们，历史往往是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审视对历史的理解，避免在思维上落入太过常见的陷阱，甚至成为牺牲品。 引言。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创造着历史，我们利用历史去了解自己，同样也用历史去了解他人。历史既可以有大帮助，亦充满危险。 历史就暗藏于现实的表面之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制度、思维方式以及我们的好恶。我们经常从历史中寻求对现实问题的印证和经验教训。无论是为了群体身份认同，还是为了满足各种需求或是一件事的正当性辩护，人们总会把过去作为最有力的佐证。当身处一个庞大的团体中时，人们会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因为这个团体早于个体存在并且将比个体存在得更久。 但有时候人们也会滥用历史，创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甚至是虚假的历史，以便使人们错误对待他人的行径合理化。 历史给予人们太多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可以被用来达到当下的一切的目的。当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就是在滥用历史。人们既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也可以滥用历史为自己服务。所以，更应当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时刻保持小心警惕。 一，关于历史的热潮 人类社会的历史比动作片或是戏剧更加精彩的，而关于此的市场也热情地迎合了人们渴望知识和享受娱乐的双重需要。正如有远见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所预见的，历史正在成为旅游业的一大支柱。各国政府都认为恰当地重视历史、保护历史，将对当下的治理大有裨益。全球各地每年都会有新的博物馆建成，这些博物馆通常用来纪念历史上一些令人痛心的时刻。 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可以囊括世间的一切：语言、民族舞蹈、美食、古玩、绘画、风俗以及建筑。保护历史遗产的热潮，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因为人们害怕失去一些价值连城或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宝藏，无论是正在凋亡的濒危语言还是年久失修的历史建筑。人们对历史的热情还可以满足许许多多的需求：更好地了解自身以及所处的世界，对现实生活给予指导。对许多人来说，能够对过去产生兴趣往往都源于他们对自身的好奇。这是人作为生物必然会产生的现象。 互联网的普及让探索家史变得更加便捷，如今有许多网站可以帮助用户搜寻自己的祖先。DNA解码技术可以让科学家们通过一个人的母系血脉找到其祖先，并找到其他具有相同基因的人。随着基因库中数据的不断积累，人类在历史上不断迁徙的脉络可以被越来越清晰地还原出来。 从宏观来看，造就人类命运的不仅仅只是几个特定的个体，而是更多地受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历史蕴含了很大的力量，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以及恐惧、抱负与爱恨情仇。即使有人认为自己正在走向全新的开始，但他们的行为模式实际上依然受到过去的影响。曾看到过多少信誓旦旦的革命家宣称将建立新的世界，但依然走回了他们曾推翻的旧制度与旧习俗。 许多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正在挑战着自由国际主义，也在向那些阻挠他们的各种势力宣战。现今世界上还存在许多非理性的族群民族主义，这种情况与20世纪前半叶的局势类似。世界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动荡不安，毫不意外，很多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中获得对当下局势的答案。 二，抚慰心灵的历史 为什么历史会突然变得如此安慰人心与引人注目。 在如今扑朔迷离的复杂情况面前，历史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相对简单易懂的解释。对某些宗教而言，历史为它们的一些神圣的宗教目的提供了证据。历史可以成为逃避现实的出口，当复杂的现实世界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世界究竟会向更好或是更坏的方向发展，故而人们会愿意回顾和沉浸在他们误认为的那个更单纯和简单的过去。 如今生活的时代也缺乏一些伟大的英雄人物。如今对英雄的渴求，不仅仅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举。政治领袖们清楚将自己与历史上的伟人相提并论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不仅可以带来崇高的名望，还可以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作为国家正统接班人的合法性。 呼吁人们关注过去，是希望历史能够帮助人们重塑价值观，因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人们都已经不再相信如今的权威。历史往往是可以超越人性的，它可以为今人遭受的不公平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裁决，还可以谴责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历史也比现实仁慈许多。很多情况下，我们对如今的政治人物挑剔，但时过境迁，会发现这个人竟然还不错。所以回头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会给出相对公允的评价。 历史会在我们犯下错误的时候，提醒我们过去的某些人在某个时间也面对过类似的问题，但他们选择了与我们不一样甚至更好的解决办法。历史会让那些自称无所不知的领袖露出马脚，让他们的话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比如那些试图改写、否定或是毁坏关于过去的各种记述的人。 对历史的信念，常常还会上升到希望通过对过去行为的道歉和补偿来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对于那些努力应对过去曾发生过惨案的社会来说，愿意承担责任并作出悔过可能是有益的。但让一个社会为那些发生在不同历史时代背景与不同信仰下的事情而道歉，不一定有益处，因为如果对于历史问题关注得过多，并总想通过道歉来弥补曾经的过错，那么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难题。 三，谁拥有过去。 过去几十年来，历史专业研究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小，不少历史研究已经变成了历史学家间自我参照的作品。如今许多深受大众喜爱的历史作品，都是出自业余历史爱好者之手。这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但大多数并不怎么好。 不好的历史作品，只会告诉人们复杂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还会描述大量无法考证的历史细节。不好的历史作品还可能会将一些历史人物描绘得过于伟大。不好的历史作品还经常沿用人们惯常认为的一概而论的看法，却不能用充分的史料来支撑这些论断，忽视与它们的论断不符的史实。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恰当地评价历史，并以怀疑的态度来面对那些言之凿凿的历史叙述，也有必要尽最大努力来提高公众对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我们还必须要驳斥那些公共领域中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历史叙述。 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是使传统历史叙述发生改变和发展的推动力量。因果关系和事件发生的顺序是理解过去的关键。历史学家的角色就应是挑战甚至揭露民族主义的神话。公众对历史学家的作品的态度，与每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 历史是属于每个人的。但某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却不一定会比后人更了解这段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只有在事后通过研究和分析才能被慢慢发掘和还原出来。记忆不仅是有选择的，还很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人们总想让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更有吸引力或者更重要；随着世易时移，人们对待很多问题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20年代，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指一个人会认为自己实实在在地了解自己所处集体的历史。时下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往往会影响一个集体对过去的记忆。但集体记忆更在乎的是现在而非过去，因为这事关一个群体到底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由历史塑造的，所以为什么处理历史问题非常具有政治色彩。决定相信哪个版本的历史，都会引起波澜。 四，历史与身份认同 历史具有许多现实意义。历史帮助我们确定自己所属群体的界限，帮助我们证明自己是谁。影响人们确定自己身份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性别、种族、性取向、年龄、阶级、国籍、宗教、家庭、宗族、地理区域、职业等因素，历史也会影响人们身份认同的形成。每当一个新的自我认同方式出现时，就会有一个新的群体出现。每个群体在界定本群体界限的过程中，都会把历史当作一个重要的手段。 拥有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会让人的内心得到慰藉。然而，身份认同也可能是一个陷阱，将人禁锢于其中或是与他人分隔开来。历史是一种强化想象的共同体的方式。每个群体都会不断地定义与重新定义自己，这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以及对内部事态、宗教觉醒或是外部压力的回应。失落的黄金时代可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工具，来激励现代的人们。铭记过去的罪恶有助于宗教维持其信徒的虔诚。 意识形态也会呼唤历史，但在它们的手中，历史更像是对未来的预言。历史也可以被用来为人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辩护。从过往的历史中找出令人不满的事非常容易。当人们发现某些证据可能会挑战他们所偏爱的历史观点时，会故意忽视甚至压制那些证据，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滥用。 除了被扭曲的历史和被压制的证据，更糟糕的就是完全错误的历史。虽然有时候，这种做法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让那些遭受过许多苦难、生活在无力或屈辱中的人建立起自尊心。 世界上始终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明，它们是不断流动和变化的。影响不同文明形成的力量来自文明内部，也来自外部。 五，历史和民族主义 过去两个世纪里，民族国家一直是最吸引人的划定群体界限的方式之一。民族主义思潮几乎已经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具有强大的力量。历史可以为民族主义提供更多的动力。它创造集体记忆，以此来帮助民族共同体建立自己的国家。 一个民族可以被追溯的历史越久远，这个民族就越稳固，越持久，它所主张建立的民族国家也就越有价值。对许多民族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所谓自愿同意这种事。当你出生在一个民族之中，则无法自愿选择是否属于这个民族，即使有历史因素的介入，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族属。 那些界定自己身份的办法一直延续到现代。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非常晚。对所有永存不朽的民族来说，它们都不是由命运或神创造的，更不是由历史学家创造的，而是因为人类活动而产生的。 为民族主义提供支持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从已经存在的事实中衍生出来的，而不是凭空捏造新的事实。这些历史往往包含着许多真实的过去，但它们倾向于证实某个民族自古以来的存在，并对这个民族在未来存在乐观预期。比如以色列若要继续生存下去，非常有必要建立强大的民族认同。随着时间推移，犹太人的历史被越来越多地从以色列建国的角度来叙述。在流散的犹太人中，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是一项“最强烈、最古老”的运动。 六，利用历史的旧账 人们会通过歪曲过去事件的真相，来证明自己行为总是正当的，而敌人总是错误的。或者说会倾向于自己总是正确的，而其他人都是错的。利用历史来为对手贴上标签，或贬低他们的声誉，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就像左派指责右派是“法西斯主义”，而保守主义者则给那些自由主义分子贴上斯大林主义的标签。 有时候，“现在”的确能改变“过去”。比如1919年春天，当德国人知道《凡尔赛和约》的具体条款时非常震惊，并确信自己被出卖了，希特勒借由此获得了两个方面好处：一是他因此拥有了许多支持者，二是其所作所为助长了其潜在的敌对者的绥靖政策。 过去两个世纪里，。人们开始利用历史，以此作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宣示主权和领土的基础。历史之所以会被如此利用，部分原因在于，过去没有明确的记录能证明某块土地从一群人手中转移到另一群人手中。 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会变化的，战争和征服曾经是改变国家边界最常见的方式。后来一些新的思想开始传播，诸如主权国家、公民权和民族主义等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出于大多数其他理由的领土主张，无论是通婚还是征服，都已经行不通了。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各国领土主张的正当性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当时有很多土地的主权需要重新划分，不少国家都在为同一块土地争夺主权。巴黎和会的记录中充斥着笼统的主张，支持这些主张的历史证据都不很可靠，他们轻易地就略过了几个世纪的历史，漠视国家的兴衰，忽视人们在欧洲大陆不断的迁徙，以及其他所有不利于他们主张的事实。 当人们对土地产生争议的时候，历史显出尤为重要的意义。目前世界上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领土争端之一，就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彼此对一小块土地的争夺。巴以双方几乎不可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因为历史是他们双方身份认同的核心，也是他们对巴勒斯坦地区争夺的关键。而与自己立场相反的证据可以被抹掉，以用其他的方式去解释，或者干脆被忽略。 七，围绕历史的战争 历史不仅是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同时也选择忘记哪些过去的事情。世界各地的社会中都有一些最困难和最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些战争源于人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会选择哪些内容被忽略或淡化，哪些内容应该被包含在内。如今，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是：有些移民对他们居住国的社会价值观漠不关心，而少数人实际上还非常蔑视这些价值观，甚至还孳生出恐怖主义行径。 教育下一代并向他们灌输正确的观点和价值观，是大多数社会非常重视的事情。历史往往被当作一系列道德故事，以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历史还会被用来解释一些重要的制度和概念是如何发展的，比如议会制度。历史教学中一直以来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通过历史来灌输和传递价值。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乐于看到原住民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和解，前提就是原住民们愿意“停止再谈论过去的事情”。在英国，人们一直都在争论学生的历史课应该学习什么。美国的人们过去想当然地认为外来移民会被美国社会同化，而学校教育正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公众对历史标准的争论以及更激烈的争夺，不仅是围绕历史课程本身展开的。对那些某种原因而缺乏自信的国家来说，如何教授历史课程可能是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学校只是人们争夺历史解释权大战中的一个战场。关于究竟应该如何描绘和解释历史，人们经常会就此展开非常激烈的争论。 过去的历史越复杂，对于它们的纪念就越困难。比如法国人难以对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达成一致认识，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拿破仑；比如西德和日本不仅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他们的胜利者逼着铭记历史，也被本国的国民逼着直面曾经的失败，但20世纪50年代末，西德人才开始认真审视他们的过去。今天，已经统一的德国代表的是一个可以正视历史的社会，在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处理历史问题。日本利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其罪行的注意力，关于应该如何处理过去比较有争议的历史，日本公众一直在进行着长期的辩论。 尽管历史经常会制造冲突，但它有时候也会帮助人们实现和解。这个过程旨在让人们接受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并试图评估这些历史的意义。诚实地考察过去，哪怕这个过程对某些人来说难以接受，这都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并在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的唯一途径。 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过去的历史，也有助于弥合国家间的创伤。 八，指引方向的历史 历史最首要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那些必须要与之打交道的人们；其次，历史帮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当年使冷战对美苏双方都很危险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对方。 如果不了解其他人的历史，就不会理解他们的价值观、恐惧和希望，也很难知道他们对你所做的事情会有什么反应。还有另一个容易让人们对其他人产生误解的方式，那就是设想其他人都和你一样。比如如果白宫多研究一点过去的事实，小布什可能不会在“9·11”事件发生后用“十字军东征”这个词来形容他打算如何对付恐怖分子。即使是最温和的穆斯林，都会本能地从小布什的话语中想起历史上西方的侵袭。又比如英军在赴伊拉克之前，根本没有研究伊拉克的历史。 了解历史也有助于人们避免那种对一切事物一概而论的懒惰。历史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人们总是喜欢用对自己有利的眼光看待自己，这样会留下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阴影。历史有效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过去曾引发各种麻烦的情景。了解一件事的背景也能帮助人们避免不必要的甚至代价巨大的错误。 社会中有两个特别的群体一直严肃认真地把历史作为其行动的指导就是：商界和军方的人士。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可以让军人学习打赢战争的原因，以及同样重要的导致失利的原因。尽管不同国家的武器和军装不同，但各国军事学院和参谋学院却都会安排学生学习伯罗奔尼撒战争或纳尔逊的战役等相同的教学内容。经过演习和实际战役之后，军人们就开始研究战争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试图从中吸取教训，虽然研究过去的历史并不总是能让军队避免犯错。 历史可以帮助人们变得更加明智；还可以告诉我们采取某些行动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历史中没有明确的蓝图可以帮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未来。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各种因素、人物或年代共同发力的特殊产物。但通过回顾过去，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教训，来指导我们如何继续前进，同时也能得到一些警告，来了解究竟哪些事可能发生，哪些事不可能发生。 必须谨记，应当尽可能地放宽回顾历史的眼界，如果只是一味寻找那些能够支持我们已做出的决定的历史经验，将会遇到麻烦。如果可以谨慎地利用历史，那么历史可以提供不同的选择，发现现在必须要质疑的问题，同时还能告诫我们可能出错的地方。中国人一直很清楚这一点，历来喜欢从历史中寻找道德故事和明智处事的例子。 必须非常小心地与历史上的事件做类比。如果选择错了类比的对象，不仅会使当前复杂情况变得过于简单化，还会导致错误的决策。比如那些认为萨达姆与本·拉登有某种关联的说法就是不正确的，萨达姆是一个世俗主义者，而本·拉登则是宗教狂热分子。两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本·拉登还多次呼吁伊拉克人推翻萨达姆政权。 的确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和借鉴过去的经验与教训，但当有选择地从历史中找出一些证据支持内心早已决定要做的事情时，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 余论 对过去的了解有助于挑战教条主义的陈述和笼统的概括，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思考。比如战争都是针对确切敌人的，而不是针对某些思想的。战争往往有明确的目标，即迫使敌人投降，但反恐战争却没有明确目标。 历史可以通过提供一些过去的背景和事例来帮助我们思考当今的世界。它可以帮助提出问题，历史知识则告诉我们，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历史经验教会我们如何评估这些信息。历史不会对所有问题都给出确切答案。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历史不仅可以帮助人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也告诫人们，认为看待事物的方式只有一种或只能采取某种行动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历史研究需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无论对证据还是全面的解释都保持怀疑。 谦卑是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的最有用的教训之一。历史也鼓励现在的人们反思自己。应认真审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我们可以利用历史，享受历史，但应该始终严谨地对待历史。”

作者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历史学家。 历史在塑造民族认同、解决或挑起领土争端、重塑话语权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当下的目标一再被重写有时候甚至被扭曲和篡改。历史不仅是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同时也选择忘记哪些过去的事情。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需要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借助历史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要避免对于一切事物一概而论的懒惰，虽然有时候一概而论和确定性很有吸引力。我们也可以谨慎地利用历史，但必须始终严谨地对待历史，审视自己和TA人的假设，考虑其TA可能性，并提出质疑

在路上，下单了一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历史的运用和滥用》一书里，作者玛格丽特·麦格米伦一语中的，指出我们当下的世界就如用一战前的格局，各国脱钩，不断增强的贸易壁垒，我们逐渐远离了那个美好的全球村时代。在我看来，当下的世界是令人悲观的。 “而有些历史顽疾，需要不断服药才会有效。”这是了解历史的意义，借古鉴今说的是我们从过去的事件里看到事件背后运行的逻辑，以避免今天发生同样的悲剧。 很可惜的是，我对未来不太抱有希望，舆论环境不算被压缩，每个人都蜷缩在不自由的茧房之中。 很神奇的就是，那些天天嘴上挂着“谦卑”字眼的人，往往是最自负的人。那些引经据典想要教育众生的人，往往有最隐秘的强权梦。 历史不过是他们玩弄权利的把戏，要如何说才能获得更深更广的诚服，这就是书里说的#历史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