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社·日本的历史09：开国与幕末变革：江户时代后期

读完这本《开国与幕末变革》。这是讲谈社十卷日本史的第9卷，作者井上胜生，第一次读他的书。翻看了十卷本的所有目录，感觉这本书的内容很值得看看，于是就买了这一本，作者果然没有辜负我的希望。 三个方面的内容，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一是关于文化文政年间的平民集体诉讼，二是关于天保改革，三是朝廷、幕府、大名对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态度。 多数讲日本近代史的专著，都是从佩里叩关开始讲起的，而我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断代方式，并不容易让人对于幕末史和明治维新的发生有较为全面的理解，而至少从天保改革开始来讲日本近代史，可能更不容易让人形成偏见。而这本书讲了大量更早于天保年间的史实，我非常赞同。 虽然早就知道，江户时代的日本平民社会有非常高的自我管理水平，但这本书里详细讲到的文政六年（1823）摄津、河内两国共一千零七个村庄共同发起的国诉（集体诉讼），仍旧让我惊奇。其一，是这次国诉的规模之大，不仅是一千零七个村庄这么巨大的数量，而且，摄津、河内两国地处畿内地区，因为江户幕府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地区既有幕府直辖的“天领”，也有大名的领地，还有幕府家臣的旗本领，就是说这些村庄分属于多个不同的“行政区划”，组织的难度自然更高。其二，是国诉的组织井井有条，训练有素。这些村庄选出了50名村吏作为他们的“总代”，这些总代又是通过各村代表首先选出郡总代，再由郡总代选出总代的方式，逐级选举产生的，而各个村庄跟总代都签有委托书，里面写着“将一切委托总代，不管过程如何，决不违背”，而总代们对大坂奉行所也表示“我等被选为总代，须询问各村意见后再作答复”。委托书中还详细说明了诉讼费用的分摊方式，总代们的差旅费标准等等。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诉讼并非个案，早在1788年，这两国就发生过836个村庄联合的国诉，而1854年，则发生过1086个村庄共同发起的国诉，1864年，发生过1262个村庄发起的国诉，期间几十个村庄规模的更数不胜数。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大规模国诉的频繁发生，才使得国诉的组织如此训练有素。 据此，作者对“只有欧洲产生了代议制”这种已经延续了上几百年的普遍观念提出了质疑。必须承认，日本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实践，使得平民在明治维新之前就获得了充分的代议制政治的训练，后来由精英们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能够得到那么如火如荼的响应，可能也得益于这样的民众基础。前些天读一本伊藤博文的传记，里面为明治宪法辩解，说日本平民没有足够的参政议政意愿和能力，这是非常不准确的。 这次国诉的主题，是要求幕府取消大坂棉商的专营权。这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了江户幕府的统治理念、经济制度和经济状况。江户幕府实施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其动机无非是希望平民能够一个萝卜一个坑，用静态的思路管理动态的社会，这跟户籍制度是同样的道理。 而基于身份等级制度的安排，商人就成了社会中最没面子却最得实惠的阶层，以被强行定性为平民最低阶层为代价，获得了垄断商业活动的权利。而同时，日本的地理特殊性（多山、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占比较少），以及幕府的制度安排（领民必须以稻米的形式缴纳地租，以及参勤交代制度），使得这个农业社会必须以高度发达的商业作为支撑。这就使得商人获得了持续的积累财富的绝好机会。 起初，商人们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对于不同商品的垄断专营，而随着各藩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主要是参勤交代制度使然），大名、武士们不得不持续向商人们举债，金融也成为商人们的重要利润来源，而且，由于幕府的贡米制度安排，使得稻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通货属性，每到收获季节，大名们为了还债，将来自全国的稻米源源不断运往大坂，这又使得大坂的米价一直处在国内最低水平，这又相当于让大坂商人们收割汇率差价。 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制度安排，让江户时代的幕府和各藩总是反复地陷入债务危机，也就导致了幕府为了改善财政状况而实施的屡次所谓“改革”，而“天保改革”是其中最后一次。 本书对于天保改革的介绍，是我看到过的整理得最有条理的。一是对幕府的措施进行了详细说明，二是对日后作为倒幕主力的萨长土肥四个藩的措施进行了分别介绍。摆脱债务危机的最有效方法，当然是逃废债务，以前看到的材料，说萨摩藩成功地说服债主们将还债期限延长到了500年（本书说是250年），当时已经很是惊呆了，这本书里介绍，肥前藩把债务延期了1000年！我一直好奇，后来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按理说应该把各藩的债务打包继承的，这些债务后来怎么个安排，当今的日本政府应该不会还在为那些大名们还债吧。 我之所以主张日本近代史开始于天保改革，而不是佩里叩关，是因为一是天保改革反应的是日本社会内在的政治、经济变革需求，二是天保改革期间日本对于外敌入侵已经进行了一些认识上的准备，也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跟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毫无思想准备被英国人一拳打蒙是不一样的。 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观点，是认为在《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署期间，各地大名们并不像多数史书中所说的那样普遍持反对意见的，就连德川齐昭这个杠头，在条约签订之前也给鹰司关白写信承认必须得接受不得不签的现实。而之所以多数人相信当时大名们普遍反对，是因为日本官方从1911年开始编写用了近30年完成的官修维新史的影响，这是一部以战后被彻底否定的皇国史观为基础编写的历史，其中为了替推翻幕府的萨长势力辩护，有意篡改了史实。当时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基本只有天皇和部分没见识的激进派公卿，本书中说，为劝说朝廷同意签约的幕府老中堀田正睦在给江户的信中说“朝廷不知理智为何物”，之前看岩波书店的一套近现代史，说堀田在日记里直接露骨地说天皇就是个神经病。本书中也提到了大久保利通关于“非义的敕命”那一节，之前看佐佐木克的书，他在大学讲堂上讲到这一节的时候，有学生痛斥大久保算什么东西，也配指责天皇。可见，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有识之士们真的没有把天皇正经当盘菜啊，倒是后来的藩阀政客们，为了自己的权力，把天皇不断神化，余毒至今都没彻底肃清。 看来，明治维新史是应该推倒重写的。 另外，作者对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这段历史的详细描述，也让我对当时摄关家的背景有了更多了解，记录一下。原来，鹰司政通比孝明天皇拥有更地道的天皇血统，原因是孝明天皇是作为旁系继承皇位的光格天皇的嫡孙，而鹰司则是直系的亲王入继以后的亲孙子，而鹰司当时就经常高调宣称自己对孝明天皇的血统优越感，好有意思。而且，五摄家当中，除了一条家，其他几家都已经通过这种方式成了正经皇孙。另外，鹰司跟齐昭还是姻亲，进一步感叹齐昭手里的这一副好牌，死太早了好可惜啊！ 总之，这本书真不错，感谢作者、译者以及日方、中方出版商！

从阿伊努人的境遇谈起，非常新奇的开头。全书用很大篇幅去写十九世纪日本民众对幕府秩序的抗争，读起来大有收获。三浦命助所说的“人是三千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真是意蕴悠长。相比之下幕末的政治史就有些杂乱了，确实需要一定的日本史基础。此外，作者的部分论述有些矫枉过正了，例如认为农民起义有近代人权意识之滥觞，又比如对幕末外交的分析，，，怎么说呢，有种历研院反对闭关锁国这一提法，转而提出自主限关这么个破概念的既视感（非常的老胡中肯式叙述）

对明治维新的正确认识 1868—1873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政体的一次突然而根本性的重组。原本德川幕府所支配下的、以地区为基础的贵族政府所构成的幕府体制，被改造成了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官僚制的、充分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明治维新为明治寡头执政集团自上而下发动的根本性现代化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些改革又在随后为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使日本跻身于主要的现代军事强国之列。 与晚清中国的革命性政治危机相似的是，导致明治维新的危机是由外国的军事压力引起的。在舰队司令佩里(Admiral Perry)于1853年抵达日本之后，工业化的西方列强一再侵犯日本德川幕府的政治主权，逼迫它向外国使者和商人开放港口。而当西方列强进入之时，正值幕府相对衰弱，而许多名义是江户时代将军封臣的大名所治理的藩(省级领地)则相对强盛起来。外国的入侵不但引发了排外运动，而且也引发了日本政治精英的内部斗争。 但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却并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一场反对君主试图推行理性化改革的革命，而基本上是来自外围、享有更少特权的藩阀政治贵族于1868年从中央发动的一场政变，用天皇取代幕府将军成为国家元首。然后，他们再利用本藩的军事力量和新建中央政府的资源及威望，一步一步地推进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社会与行政变革。贵族身份和特权被废除，以使所有臣民享有形式上平等的权利。而且用统一的、中央集权和高度官僚化的全国性政府来替代先前分散化和碎片化的行政管辖权。全国性政府随即进一步实施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包括国家推动的工业化。 日本为什么能够出现明治维新?答案的一个关键性部分是，幕府时代的日本缺乏一个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在旧制度下的中国，经济上富有的地主上层阶级在未充分官僚化的帝制国家组织体系内，获得了集体性的据点— —他们利用这些据点，吸干了本来应该由中央控制的国家税收，并据此而能够阻止有可能伤害到他们的阶级利益的现代化改革的实施。在德川时代的日本，也有地主—大致类似于中国地主士绅和富裕农民的家族，因为这些家族也在经济上富足，并支配着地方性乡村集镇。然而，像商人一样，这些地主也被排除在地方之上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之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形成了私人经济财富和将军、大名及其众多武士等级代理人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之间的分化。诸如地主贵族和商人等财富的拥有者，被禁止携带武器，只有在地方层次上才能担任政府职务，其活动在社区之内受到了武士长官的严格监督。与此相伴的是，幕府政权尽管没有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但是作为一个前工业化的贵族政权，却实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官僚式理性化。 从16世纪起，在所有的各个藩阀的领地内，领主的武士代理人就与直接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相脱离，他们也不直接管理农村社区，而是被聚集在城市要塞和行政中心。武士们因此而被排除了对土地的控制，其生活只能依靠中央国库定期发放的薪金和津贴。他们逐渐发现的一个无情事实是，他们已经从粗鲁的战士被改造成了受过正规教育的、常常是专业化的官员。在地主—商业财富与官僚政治权力之间的这一重要分殊，是幕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象有助于解释，日本在对西方的压力做出反应时，为什么能够出现明治维新的这种变化。领导维新的是武士阶层。他们在“外围”的长洲和萨摩掌握了行政和军事权力，从而为他们提供了能够用来反对幕府将军的独立资源。但是，由于他们并不是地主或与地主并没有紧密的联系，这些人就能够毫无阻碍地通过政治集权化的纲领来追求民族救亡事业。​“由于他们不是土地贵族，因此其抱负只能通过为政府服务中取得成功来满足。​”在德川统治集团中的许多其他成员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要么参与明治维新运动，要么则默许改革，以换取他们能够在新的国家职位中取代被废除的官员。同样重要的是，维新危机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在既有官僚统治阶层内部进行，是因为没有牵涉任何拥有政治权力而拒斥国家集权化的地主上层阶级。这种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上层阶级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与中国地主阶级的抵抗所造成的后果不同的是，在日本，地主阶级的抵抗不可能破坏专制政治的权威，不可能对既存国家职能形成挑战，不会瓦解国家对下层社会的控制。相反，在日本的整个维新危机期间，政治与行政阶层始终一致坚持维护常规性财政与政治职能的延续。明治改革者们与既存的结构与人员一道，一步一步地变革政治体制的整体结构。​“尽管幕府与藩阀体制已经被废除，不过许多旧的权威渠道和既存的行政机器也可能被利用起来，因此就可以用微小的渐变来满足现代的需求。​” 在明治维新期间，先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阶级和集团，也就因此而没有获得任何新的介入机会，明治维新也就一直被恰当地描述为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最为关键的是，尽管地方性的“农民暴动”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就相当普遍，而且此后也一再发生—甚至在维新期间和之后变得更为频繁，但是却并没有发生对明治转型有推动作用的全国性农民暴动。正如波顿(Hugh Borton)所指出的：明治维新的形成与农民无关。维新直接反对的是外来压力造成日本半殖民化的危险，它同时也反对德川政权，因为后者已经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它是由帝国宫廷内的政变促成的，农民则发现，他们自己成了武士支配阶级成员所发动和推行的变革的牺牲品……统治权力已经从一个主要的武士集团(德川幕府)转向了天皇和支持天皇的西南藩阀手中。 没有推翻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的情况，没有出现农民要求掌权，并根本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的局面。只是精心控制的军事动员中，才允许非武士阶层的成员参与维新。而且，当暴力冲突实际发生之时，也往往是在他们抗拒变革的企图出现之后才有的事，并且他们也只是参与了德川政治精英中少数心怀不满的派别。从一开始，忠于天皇的军事力量就拥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他们在1868年之后还稳步成长、更为强大。 明治维新作为一场中央集权化的全国性革命，并没有遇到地主上层阶级的阻碍，也没有遇到以阶级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反抗-—之所以可能成为面对帝国主义压力的一种反应，正是因为德川政权尽管没有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但早已变得非常官僚化了。一旦外来威胁促使日本为维护主权的延续而实施国家的中央集权，德川统治精英中的一些派别，就能够很快在内部自上而下地完成政治改造。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无需摧毁既存的行政制度，也无需打乱对底层的控制。而清国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君主政权中的官员和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相互缠绕关系。 首先要明确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身为农耕大国，中国的统治集团精英是地主阶级，“平均地权”这个口号，国民党只有在海岛才能进行，可见中国“革命”的必然，而日本也自然是个“假”平权，稻做本性让民族有很强的集体性和服从性，但没有彻底革命，也让日本难改狭窄的民族本性，老龄化和低出生率是底层的变相反抗。 2025年#413

总体水平不如中世纪的那几册。好的地方都有人说了，坏的地方也要说一下某些论证为了诠释作者自己的喜好观点，不免牵强附会。作为定位是略带专业性的科普书，这本书的科普性显得不太合格。

脉络清晰，论证严谨，改变了许多我对江户末期的印象

#2026年的读书笔记# 第〇贰捌本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系列的第九本。 之前看「Nioh 3」的介绍是元和八年（1622）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家光上洛受任将军之前的兄弟阋墙，玩「Ghost of Yotei」时读了「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系列的第八本《天下泰平·江户时代前期》，从庆长八年（1603）写到宝永六年（1709），提到元和九年（1623）德川家光正式成为三代将军。 秀忠、家光和忠长三个人的维基百科都没有1622年的记录，只有写到宽永八年（1631）德川忠长多有乱行，秀忠令其隐居。隔年，秀忠去世。宽永十年（1633）忠长依幕府命令于高崎自尽。 没想到「Nioh 3」还带时空穿越剧情，包括了247的弥生、1190的平安、1572的战国和1864的江户。补完这一本的幕末，再去读第一本弥生时代，第四本平安时代和第七本战国时代，这个系列也就差不多了。 我的读感，《天下泰平》还是客观叙事，《开国与幕末变革》的作者怎么一直在试图用一些拿不出手的东西给自己脸上贴金，且这一段历史也没梳理清。 「序章」从虾夷的阿伊努人写起，虽然德川家康在1603年就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但直到1808年间宫林藏等人环桦太岛（库页岛）才确定它是个岛，而后制作了地图并于45年后在欧洲展出，「世界地理学上“最后的难题”由此解决」。 第一章的「日趋成熟」主要是讲「进入19世纪，日本迎来所谓“文化文政时期”。这一时期从文化年间（1804—1818）到文政年间（1818—1830）持续了二十六年。」代表事件是货币改铸，降低质量，差额收归幕府，九年间获利五百七十万两。我一时间不知道这是真心夸耀还是高级黑。 虽然江户时代有四大饥馑，小饥荒隔几年就闹一次，美国经济学家测算出的GNP也显示江户时代经济成就乏善可陈，但「比较体制不同的国民经济，也不能单纯地用数值一刀切。」经济史研究百家争鸣，作者倾向于「幕末的生活水平比工业化启动时期的西欧还高，可以和同时代的西欧比肩。」后文花了大量笔墨写棉花经济，包括与英国棉纺织业的比较。 富农「氏田家通过密集劳动的勤奋和从虾夷地运来的大量价格稳定的鲱鱼肥，再次迎来天保元年（1830）到嘉永三年（1850）长达二十年的繁荣期。」这繁荣期刚结束，紧接着19世纪前半，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择捉岛上的阿伊努人少了一半，虾夷地阿伊努人总人口少了三分之一。而「Ghost of Yotei」因游戏设定中有阿伊努游商，没有抹杀历史而备受好评，虽然他们那30个收集物连个奖杯都没有。 第二章「民众运动的高涨」从1823年的“文政六年一千零七村国诉”写起，百姓诉求是自由销售自己生产的棉花，其划时代意义在于这一场集体诉讼。只有欧洲产生了代议制是对亚洲的偏见，「大和国村吏作为政策主体不断成长。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代议制在当地的暗流涌动。」 江户时代历史上约三千两百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高举“竹枪”“草帘旗”也是刻板印象，其实他们拿的是代表农民身份又不伤人性命的镰刀锄头柴刀。啊？要不你被镰刀砍几刀试试呢？ 随着民众意识的高涨和变化，出现了拦轿诉讼的做法。「拦轿诉讼是近世的一种诉讼方式，指拦下老中、奉行或藩主等的轿子，提交诉状。」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萌芽于汉代的“邀车驾”这么先进呢。 第三章「19世纪的世界和天保改革」开始与西方世界的人接触，再一次提到高桥景保让西博尔德把日本地图带到欧洲，「欧洲所用的地图才开始绘上正确的日本地形。这可谓通用于全世界的丰功伟绩。」 第四章「开国与外交谈判」，1840年荷兰船带去清英鸦片战争的消息后日本就开始备战，嘉永六年（1853）黑船来袭，日本还是没扛住，签了「神奈川条约」，日方称之为《日米和亲条约》，自此「日本成为国际法共同社会的一员」。敢情你是这样脱亚入欧的。 「据《掠夺之法观念史》的作者山内进介绍，欧洲中近世的暴力并不是一时的失控，恰恰相反，暴力与掠夺正是雇佣兵之战中被社会认可的原则。」 第五章的「从开国到尊王攘夷」里提到历史叙事视角，「《维新史》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在这段历史中，幕府软弱、卑躬屈膝，相比之下，朝廷与天皇听取大名意见，坚持反对缔结条约，坚决执行正确的主张。但事实上这只是被炮制出的“叙事”，不过是基于称颂朝廷与天皇的皇国史观所虚构的事实罢了。」作者认为大清国虽然连连战败但没有垮台，而小日本一旦开战幕府就会垮台，国将不国，选择签条约的大名只是意识到了危险而已。 第六章来到了「动乱的幕末」，游戏背景的1864年。因美国南北战争导致日本棉花出口激增，生丝生意占据出口商品首位，1863年爆发了萨英战争，「文久三年（1863）以后，由于日本政局动荡，舰船、步枪、大炮等武器进口也盛行起来。」 1864年，英荷法美四国联军对战长州藩，幕末下关战争（马关战争）；依靠坂本龙马从中斡旋，庆应二年（1866），长州藩与萨摩藩结成萨长同盟，「达成武力讨幕的共识，讨幕派登上历史舞台。」

跟我以为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是一本好书。 不是特别日本史式的写法，史料整理很不错，就是宏观上稍微欠缺一点。以及因为跟作者有点立场差别。比如，我实在当不了孝明嬷嬷～翻译也还不错，不是尽善尽美，但不至于影响理解。

1868—1873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政体的一次突然而根本性的重组。原本德川幕府所支配下的、以地区为基础的贵族政府所构成的幕府体制，被改造成了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官僚制的、充分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明治维新为明治寡头执政集团自上而下发动的根本性现代化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些改革又在随后为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使日本跻身于主要的现代军事强国之列。

囫囵吞枣，看完了，还差最后一本

行文无重点，翻译亦不甚用心，实难谓之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