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社·日本的历史03：律令国家的转变：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前期

不知道是因为平安时代前期本身就很无聊还是作者的写作问题，坂上康俊这本的可读性相比于前两本一下子下降了很多。读下来最为精炼的反而是结束语，作者对前后时代进行了精炼的贯通，模糊不清的9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律令国家的“变”，是在不断摸索、不断试错中解决眼前的难题，自其变者而观之，“古典国制论”自然显得迂阔。作者用“开始的结束，结束的开始”作结，即意在强调9世纪的连续性、过渡性，律令体制逐步被瓦解，但王朝国家、庄园公领制的逻辑与组织结构已经开始准备，新时代的到来，亦可视为古代国制逻辑的复归。 天皇制层面，首先是皇位继承的逻辑发生变化，一方面是错综复杂的继位与权力斗争，另一方面，天皇的形象同时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变化。其一是通过重整即位仪礼、皇太子制度、后妃制度、太上天皇制度，向中国式皇帝靠拢，权力被统一到至高无上的天皇，尤其是因桓武天皇时期合法性先天不足，因此通过郊祀祭天大典、国忌制度、编纂《新撰姓氏录》和《续日本纪》确立谱系的正统，但最终仍然缺乏政治理论支撑，因此只能依靠代代让位的方式提供合法性。其二是在镇魂祭、御禊等仪式以及“怨灵”观念中出现了“复古”的趋向，对天皇的纯洁性追求越发强烈。 在对外关系和内部构造层面，由于唐、新罗对日本的外部压力消失，律令国家最大的变化就是为应对危机而建立的军团兵士制的缩减以至废除，“中外无事”。同时，既然能够通过渤海、新罗两国确立东海小帝国的自我认同，那么继续留在唐帝国的国际秩序中也失去意义，遣唐使也逐渐中断，最后只剩下了佛教界对唐朝的需求，对于天皇与朝廷来说，就是需要佛教“镇护国家”的咒力。日本也不再需要“统治异族”的形象，在内部推行隼人公民化与对虾夷战争。这时的帝国无视边境上归化、商贸、舶来品的巨大需求，逐渐背离德治主义，向境内境外双向闭锁的国境线回缩。“神国”与边界观念的变化使得日本将外部视为“秽恶疫鬼”的污秽之地，这种精神洁癖与天皇纯洁性要求相结合，作为洁净同心圆中心的天皇反倒被禁锢，无法行动。 政务处理层面，由于天皇逐渐被禁锢在内里，太政官的政务处理方式随着公卿日常办公空间的移动而变化，由朝堂院逐渐转移到了内里及其近旁，也就是从朝座政转变至外记政。官僚机构层面，围绕天皇的藏人、检非违使和勘解由使等令外官设立。“格式”等法典、仪式书的不断编纂、完善，最终使得以“官符”作为合法凭证的统治体制确立，律令制合法地遭到了实质上的废除。朝廷以“反经制宜”为理由，将权力委托给地方受领和中央诸司，“格”不断蚕食和侵占“律令法”空间。 到9世纪后半，政治主导权由天皇转移至摄关政治。从奉币仪式、“荷前别贡币”仪式的演变上看，父系之外的母系祖先（外戚）对天皇的意义上升。因清和天皇年幼，需要他人代行天皇权能处理政务，这一职责即日后的摄政。外祖父藤原良房虽然就任了无具体职掌的太政大臣，但是他先是在天皇即位之初承担摄政职责，又在应天门之变后再度“摄行天下之政”，摄政地位确立。藤原良房养子藤原基经逼退阳成天皇，拥立光孝天皇，光孝天皇对藤原基经下达类似“关白”之意的敕令，并经再下一代宇多天皇确认，藤原基经就此确立关白地位。其后每逢天皇换代，新皇都会再次予以确认。此后，藤原氏北家历代掌门人均就此位，关白盘桓于天皇和太政官之间，总揽一切政务。 在律令税制层面，征税的逻辑同样发生了重大转变。原本租、庸、调、公出举、杂徭等律令国家的税名便是基于传统人头税的神话性逻辑（共同体成员向首长进献、首长向大王进献的贡物）进而冠以中国式的名称。但是，随着公出举的运营与国司收入直接挂钩，“籍账”统治体系的瓦解、不动仓的征用、租庸调的去神话化，导致了传统纳税逻辑的瓦解。公出举制度通过推行“不论土浪人”政策、“返举”以及“利稻率征制”，地方逐渐形成只要令耕种者根据田地面积上缴相当于利稻的税，即可保障国衙的财政运营乃至送往中央的进贡物品的供应。公出举完全转变成了地税。最终，律令制下的各种租税在实际征收时变成了“官物”和“临时杂役”两个大税目。 与律令税制的变化相表里，地域社会的统治逻辑也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郡司。律令体制将国造转化为郡司，郡司与律令体制相依存。但是随着籍账制度的崩坏和土地向富豪浪人的集中，郡司成为苦差事，拟任郡司按不同税目分担郡务的体制出现，郡衙消失。其次，国司层面，朝廷面对庸调粗恶、违期、未进的情况，在专当国司制、连带责任制等不断试错后，最终通过解由制度，将国司任期内进献庸调与解由相联系，如果解由不被受理，就意味没有完成交接，无法转任下一官职。填补亏空的责任全归于国守一人。如此一来，对中央朝廷承担进献责任的“受领”诞生。为了应对诸司、诸家、官厅、势家为了抢先领收庸调而派遣私人使者“征物使”，国司（受领）干脆将上述人等拟任郡司，命其在当地征收庸调，并赋予他们专当郡司的身份，令其负责将庸调运往京城。如果国司（受领）再顺势将反抗国司、郡司的富豪浪人收编，任命他们为庸调运送人，那么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中央朝廷以掌握受领的任免权为手段，终于建立起了全国性的统治体系。与之对应的征税对象则是“名”（征税单位），与“负名”（纳税责任人）。郡司变成了征税事务官，受领身边不再有承担征缴责任的人。受领及其手下在征税、纳税问题上，将与负名直接产生对峙。这一巨变意味着，国家通过受领掌握了土地的经营者——负名，因此，10世纪才是日本真正成为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时期。受领重整地方秩序，与院宫王臣家和地方势力以进献庄园的形式扩张势力形成对抗。结果，奉上皇、摄关家、寺院、神社为领主的庄园与受领统辖的区域各自分立，这就开启了日后日本中世的土地制度——庄园公领制。

中缺《平城京と木簡の世紀》，导致开篇非常突兀。通篇读完，除密教和结尾语印象深刻外，其余都很混沌。【粗读了下原作，发现并不是翻译的问题… 9世纪的日本在面对朝鲜半岛复杂局势时，通过天武天皇及其后人树立的现人神权威，与照搬唐律令制度试图实现集权统治的方法，基本完成了从王权制→天皇制的上层建筑改造。而依托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照搬照抄“，在外部威胁丧失后（实际是日本对朝鲜半岛土地渴望的暂时性消退），再度出现后退的局面。另一方面，班田制的导入失败，与中世庄园制雏形的形成，二者阻碍了天皇实现如中国皇帝般对社会资源统治的绝对权威的同时，某种意义上又阻止了经济基础向部民制时期的回退。 综上所述，9-10世纪日本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改革，是“制度上的急变“和“现实中的缓慢“间的拉扯，在保留古代地方豪族/土地私有/围绕土地建立起的共同体认知等原始残余的基础上，附上一种名为律令制国家的包装。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9世纪的天皇通过一系列的仪典和制度，塑造了其谱系在列岛统治的正统性，确立了在日本人精神认知领域的绝对权威（鉴于当时的史书编纂多以拱卫天皇为核心目的，严格来说权威的辐射对象是贵族而非所有平民）。

前两部书对日本之诞生讲得已比较清晰，从考古考据层面的聚落渐渐凝成我们后来熟知的那个国家。感觉还差临门一脚就能把拼图拼完，本书突然跳跃到称德天皇驾崩，委实有点遗憾，当然中间原本有书，希望早日出齐。第三本基于更多更丰富的文献，把日本古代向中世的转变描述得很详尽，对佛教因素也谈得很客观透彻。

这本书主要以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为背景，从天皇正统谱系的完善、对内对外秩序的构建、官僚机构与摄关制度的建立、以及赋税制度等方面讲述律令制的实行和瓦解，探讨9世纪在日本历史中的影响和地位。作者认为整个9世纪是日本从模仿隋唐建立律令制到本土化、崩溃瓦解的过程，是日本“古代”逐渐瓦解的开始。或许诚如作者所说的这段历史很有趣，但是作者的叙述逻辑有些散乱，也可能是我没有基础，看得比较晕。 这段时期日本受隋唐影响很大，在长达200多年里多次派遣使团入华，学习了隋唐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进行系列改革，废除贵族私有的土地制度和部民制，将全国土地收为国有，实行公地公民制，并以户为单位编入户籍，班田收授和征收租庸调，地方设立国、郡、里等机构，加强中央集权。但这些制度并不适合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和国情，籍账制度的崩坏导致班田制和郡司制瓦解，贵族、寺院兼并土地，为庄园公领制和摄关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说到摄关不得不提藤原家族，通过与皇室联姻上位，官至摄政关白，权倾朝野，甚至可以废立天皇，把持朝政长达三百多年，天皇居然可以容忍至此，无解。 另外在宗教上，佛教逐渐树立了镇护国家之教的地位，最澄、空海等名僧渡唐学习，引入密教丰富了佛教教义，佛教在日本地位这么高，一方面是天皇要在佛教中寻求护国的咒力，建立了官寺，从国家层面管制僧侣们的得度和受戒，僧侣们也被当做公务员般安排在全国各地，颇有政教合一的感觉；另一方面佛教也深受贵族们信仰，纷纷建立自己的寺院，上至天皇下至普通民众都以出家为风尚。

律令制在外部紧张下被普遍施予，又随着其不适与新变而崩坏的历史。 “律令国家统治全国的基础是在地首长制。另外，在地首长对地方的统治既有导入律令法的一面，又有将律令法删繁就简、因地制宜的一面。整个9世纪的社会动向就表现在削弱前者、促进后者。在地首长之所以为在地首长，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仅仅是大地主或权门势家，他们还与当地居民有着来自共同祖先的“共同体想象”。然而到了9世纪末，这一逻辑已然来到了破灭的边缘。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逐渐发展而来的地域社会秩序结构已经迎来了终结的时刻。取而代之的是人头税（来源于共同体成员向首长进献、首长向大王进献的贡物）消失的时代，是向地主缴纳地租变成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时代。这一变化不可逆。抓住这一点，日本从古代到中世的过渡就变得很好理解了。至此，国家终于通过受领掌握了土地的经营者——负名。倘若强调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10世纪才是日本真正成为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时期。” “出身正统谱系与具备统治能力原本互不相干，甚至有时还会产生矛盾。于是，日本将实际统治权交给摄政、关白，以此解决这一矛盾。如此一来，天皇之所以为天皇，依据只剩下了谱系（父系或母系）。作为统治者，天皇也只剩下了反复强调既成事实、维稳朝政的作用。……日本主从制中的契约性非常薄弱。反之，“主从关系就应该无理由地世代传承”之观念根深蒂固，说到底，天皇才是这一逻辑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以此为视角来看10世纪以后的历史，日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了律令制以前的国制。”

以专题的形式对奈良晚期到平安早期的政务运作，摄关制度，税制，负名的出现等重要议题进行了阐述。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作者对于日本唐代时期的天下观以及公出举的演变的阐述，还有朝廷为了收上来租庸调与地方国司的博弈也很精彩。

《讲谈社日本史》系列的第三本，目前读到的可读性最差的一本，都是一点点的讲制度变迁，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和权谋。村里立个法也太难了，各种抄作业和小心思，算盘打的海这边都听到了。

这本在讲谈社这个系列中属于比较一般的

为啥点评分数这么低啊？不是挺好的吗？

有个疑惑，为什么从天皇初诞直接快进到了平安时代？为什么要跨过建立律令的奈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