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约博
【内容简介】 夹江县是四川境内的山区,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传统上,当地居民利用当地自然产出的毛竹为原料从事手工造纸谋生,并围绕这一核心技能形成特定的亲属关系网络和社区组织形式。进入20世纪以后,夹江的手工造纸技术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冲击,改朝换代、战争、革命、集体化、现代化的理念和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这些发生在“城乡鸿沟”宏观背景下的每一项重大社会变革都促使造纸人在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上重新定义身份认同。本书追踪了知识分配在一个世纪内的变迁,这导致了对技能的控制权大量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初级生产者转向管理精英,从女人转向男人。在作者看来,造纸技能是一种资源,是分配和争夺的对象。作者从这一独特的角度出发,从一项传统技艺个案入手来介入对大问题的思考:革命、建国以及市场化等现代化进程如何改变着20世纪的中国农村。
该书原题为“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ommunity of Handicraft Papermakers in Rural Sichuan, 1920–2000”,从标题就已经清楚表明其双重关怀:一方面,它研究的是四川夹江一带以竹纸生产为生的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它关注的并不只是“行业史”意义上的手工造纸,而是试图通过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乡村行业,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组织方式、劳动分配、市场结构以及国家介入的历史过程,结构十分完整。 这本书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把“造纸”当成一个静态的传统手艺来写,而是把“技能”提升为理解社会结构的核心分析单位。导论中,作者明确反对把乡村手工业简单理解为落后的、前现代的、等待被工业化取代的经济残余;相反,他强调这些造纸农民是“技艺纯熟的农民”,他们并非抽象意义上的“农民”或“工匠”,而是生活在山地环境、家庭组织、地方市场与国家规制交汇点上的复杂行动者。也就是说,本书真正讨论的不是“有没有手艺”,而是“技能如何在社会中被生产、维持、传承、控制并重新配置”。这一处理,使得本书一下子跳出了传统地方志式行业史的窠臼,进入社会史、技术史与劳动史交叉的层面。 从方法上看,本书的理论自觉也相当鲜明。导论部分围绕“农民性”“去技能化”“技能的本质”等问题展开,显示作者明显吸收了技术人类学、实践理论与劳动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意识。他并不把技能视为可以抽离身体与环境的抽象知识,而是把它理解为嵌入身体经验、劳动过程、材料属性、空间安排与社会关系中的实践能力。技能因此不是孤立的“诀窍”,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具身化的社会存在。作者指出,技能从来不是中性的,它与性别、代际、家庭权力、秘密传承和公共规范都密切相关。这种写法的好处在于,它把技术问题社会化了,也把社会史研究从制度、政策、精英文本重新拉回到劳动过程本身。 在第一章中,作者对造纸技术链条——从竹料处理、蒸煮、捣浆、抄纸、刷纸、晾晒到后续整理——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述,并特别强调手工纸生产极高的劳动密度。书中还借助表格估算若干生产规模下所需的工日数量,以量化方式揭示这种乡村手工业并不是“副业式”的松散劳动,而是一套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依赖熟练协作的生产体系。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停留于“技术流程说明”,而是进一步讨论谁来完成这些工序、如何学习这些工序、不同工序在家庭与作坊内如何被分配,由此把“技术史”自然推进到“劳动组织史”。 这一章最有穿透力的分析,是对性别分工与代际分工的揭示。作者指出,造纸并非一个由单一“工匠”完成的工作,而是分散在整个家庭劳动力网络中的复合生产。男性、女性、儿童、学徒、雇工,各自在不同工序上承担角色;而这些角色既有体力和技术上的差异,也有家庭权力和社会评价上的差异。女性与儿童并不是手工业叙事中的边缘补充,而是维系生产链条与家庭再生产的关键力量,只是他们的劳动往往更容易被传统叙述遮蔽。通过这一点,本书实际上纠正了许多“手工业史”研究中过度聚焦男性匠人、忽视家庭内部隐性劳动的倾向,也使“家庭”不再只是人口统计单位,而成为技能传承、劳动力调配与生产控制的核心机制。 如果说第一章通过劳动过程本身揭示了“技能”如何嵌入家庭内部的性别秩序与代际结构,那么第二章和第三章则进一步把这种分析推进到村落共同体、亲属关系与市场网络的层面。作者在第二章中并不把夹江山区的社区和宗族简单理解为传统乡村社会中围绕血缘与土地展开的稳定结构,而是强调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手工造纸这一产业所形成和运转的。换言之,亲属关系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决定财产继承,更因为它承担着组织协作、传递技艺、建立声望和维持信用的功能。到了第三章,这一问题被进一步展开为对阶层与商业关系的分析:造纸区内部并非没有贫富分化,但债务、信用、名誉和长期交易关系构成的“义务之网”,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纯粹的阶级分裂,使地方社会既有不平等,又不完全按照简单的贫富对立来运作。作者尤其精彩地指出,在这种市场结构中,决定一个作坊能否上升的,往往不只是资本或单项技术,而是“管理”能力、质量控制能力以及与纸商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竞争本身同样深深嵌入社会关系之中。 第四章到第五章则把问题转向国家介入,以及“匠人”如何在20世纪中国不断被重新定义。第四章揭示了国家并非单纯在外部压迫一个地方行业,而是在不断以秩序、文明、财政和现代化的名义,重新界定造纸者的身份与合法性。作者指出,纸张由于兼具行政、教育、宗教和文化象征等多重意义,长期受到国家与地方精英的高度关注;也正因如此,造纸业并不只是一个普通行业,而是一个持续被治理、被规训、也被改造的对象。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改革话语,往往试图把地方匠人重新压回“务农”的秩序之中,使其从拥有独特技能与社会流动可能的生产者,重新变成可被管理的“农民”。但作者并没有把这种过程写成单向度的国家胜利史,而是细致呈现了匠人对于技术改革的复杂态度:他们并不天然反对改良,也并不拒绝新技术本身,他们真正抵触的,是技能被抽离出原有的社会环境,被他者接管、重新编码并服务于一套外来的制度目标。到了第五章,这种问题在社会主义早期变得更加尖锐。新政权一方面确实给予手工造纸某种制度性支持,在现代工厂产量不足的情况下,乡村手工业仍承担着重要生产任务;但另一方面,国家对行业的接管、整编和合作化,又使少数技术骨干短暂进入类似城市工人的制度空间,而更大多数造纸者则逐步被重新归入农业人口和集体化体系之中。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国家支持了手工业”或“国家消灭了手工业”这样简单的判断,而是作者所展示的那种更复杂的历史现实:国家在利用地方技能的同时,也在重新分配技能的归属、收益和社会地位。 第六章至第八章则把这种“技能再分配”的后果写得尤为沉重,也尤为深刻。第六章讨论“大跃进”、饥荒与农村去工业化,实际上构成了全书最具历史张力的部分之一。作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灾荒叙述,而是追问:当国家在制度上重组农村产业与粮食分配时,一个原本建立在高度专业化技能之上的山区共同体,是如何一步步被迫退回到贫困化的维生农业之中的。书中揭示,随着纸业衰落、粮食供给收缩和生产秩序瓦解,造纸区居民逐渐变成他们原本并不是的那类人——在贫瘠山地上艰难谋生的自给农民。第七章“家庭生产的回归”表面上写的是改革前后家庭作坊重新出现,实则讨论的是技能如何在集体化断裂之后重新拼接。它既不是简单的“传统复归”,也不是对前现代生产方式的浪漫化,而是一种在制度松动、资源有限、家庭再组织和小规模技术改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重新组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章继续推进了前文关于性别的讨论:在新的家庭作坊结构中,女性并未退出,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她们甚至成为实际上的经营与质量控制核心。第八章则把分析推进到改革时代的商业扩张。作者指出,夹江纸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兴,并不只是因为市场开放,更因为地方社会重新织就了跨区域的销售网络、纸店体系与信用链条。也就是说,支撑这一轮复兴的,仍然不只是“产品”,而是由乡土关系延伸出来的流通能力与社会资本。于是,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全书实际上完成了一条非常清晰的论证链:技能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能力,而是一种被家庭、社区、市场和国家反复塑造、争夺和重组的社会关系。 本书另一个贡献在于有效打破了“城乡二分”和“传统—现代二分”的老框架。导论部分已经明确指出,过去很多研究习惯把城市视为现代性的中心,把乡村视为被动、封闭、低技术的空间;而《以竹为生》恰恰通过夹江造纸村的例子说明,乡村并不是技术停滞的地方,相反,它可能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体系、跨区域的商品交换网络以及相当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换言之,作者不是在写一个“落后地区残存的老手艺”,而是在写一个长期处于市场、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中的生产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依赖山地生态与竹资源,也与成都、乐山等区域网络相连,并在20世纪国家工业化、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及改革开放的多重冲击下不断调整自身。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能够把一个地方行业史写成对中国现代转型经验的有力回应。 从全书结构看,作者显然有意识地把“技能”问题嵌回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史的时间轴中。第二章转向社区与宗族,第三章讨论阶段性市场、贸易与信贷,第四章分析从匠人到农民的身份变化及国家权力的介入,第五章讨论1949—1958年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造纸匠人及造纸业重组,第六章则把“大跃进”、饥荒与农村“去工业化”联系起来考察,第七、第八章继续追踪家庭生产的回归与改革时期纸张贸易、乡村企业和专有技术的变化。由此可见,作者关心的并不只是某项技能如何“存活”,而是它如何在不同政经体制下被重组、压制、吸纳、再地方化和再家庭化。换句话说,这本书真正讲述的是:一个乡村技能共同体怎样穿越20世纪中国最剧烈的制度变动。 在史料与研究路径上,这本书也相当扎实。作者表明,其研究建立在长期田野调查与档案、地方文献的结合之上,调查时间跨越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既有在造纸村落中的实地观察、访谈,也利用了地方档案、厂矿与行业材料等历史文献。这种“田野—档案结合”的路径很适合处理20世纪乡村社会史,因为它既能看到制度语言,也能进入劳动过程与地方经验层面。尤其对于手工艺、家庭生产、隐性知识、行话与经验判断这类难以完全从官方档案中捕捉的内容,田野材料几乎是不可替代的。艾约博恰恰利用这一点,把许多原本难以进入历史叙述的实践性知识转化成了可分析的历史对象。 从学术史意义上说,《以竹为生》至少有三层突破。第一,它把乡村手工业从“经济补充物”提升为理解农村社会结构的中心议题;第二,它把“技能”从工艺描述提升为解释社会组织、性别秩序、代际关系和地方权力的关键概念;第三,它把20世纪中国乡村史从宏大制度叙事中稍稍“拉低”,转向对具体生产共同体如何回应时代冲击的观察。这三点结合起来,使本书既不同于单纯的民俗志,也不同于纯粹制度史,而更接近一种带有强烈理论自觉的微观社会史。它的野心并不小:不是借地方个案补充全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全国性的变迁本来就必须落实到此类地方生产共同体中才能被真正理解。 当然,作为一部以单一地区和单一行业为中心的研究,本书也并非没有可讨论之处。首先,它的强项正在于微观个案,但微观的力量同时也带来外推边界的问题:夹江造纸业的技术结构、山地环境、竹资源条件与地方市场位置都颇具特殊性,因此读者若希望直接把书中的结论推广到整个中国乡村手工业,仍需保持谨慎。其次,作者对“技能”的强调极有解释力,但也存在一种潜在风险,即技能概念可能吸纳过多问题,导致某些本可从税制、交通、财政、区域商业资本等宏观维度展开的议题,被相对收缩到生产共同体内部来理解。再者,从取向来看,本书更偏重生产端和社会组织端,若要进一步扩展,还可以和消费史、环境史、物质文化史做更多对话。这里不是说作者处理不足,而是说这本书恰恰为后续研究留下了继续推进的空间。 总体而言,《以竹为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中国乡村社会史著作。它最可贵的,不只是提供了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20世纪的历史剖面,更在于它借“竹根饭”这一极具地方质感的生计世界,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史学问题:当我们谈论中国乡村的现代变迁时,究竟应该把什么当作观察社会的基本单位?艾约博给出的答案不是抽象的国家、市场或阶级,也不是静态的村落共同体,而是植根于身体、家庭、工序、环境和地方关系中的“技能”。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技术史、劳动史、乡村史,甚至对今天重新理解“传统工艺”与“非遗”背后的社会机制,都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2025年2月3日,因为阅读这本书的缘故,专门驱车前往夹江县马村镇,从石堰村到金华村,沿途能看出大多数家庭造纸作坊已经不做纸了。到了状元纸坊,家里80岁老太太耳聪目明声音洪亮。她告诉我们自己姓石,丈夫姓杨。目前做手工纸的只剩她家了。石堰村的山坡上,正在打造张大千旧居,还没完工。竹林里一处红砂岩的崖壁里,有一块小小的地方,雕画的观音和两个童子,非常萌。
#书籍分享 《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艾约博 “撰写学术著作也像造纸一样,这通常是一项家庭活动” 也是过年的时候回去突然想买夹江宣纸想到的这本书。望着窗外一大片竹林就打开了这本书,想要看一堆竹子是如何变成一堆纸的。远房亲戚里有一户人是自己造纸的,遗憾我没能去亲眼看看那巨大的篁锅,发酵的竹池,只有想象造纸的过程又辛苦又有趣。 这本书也有一部分性别视角。 知道了一个新角度:技能,是一种父权家族血缘关系向下传承的技术,拥有一种技能就拥有了父权大家族中的话语权。而女性被排除在学习一门技能的门槛之外,嫁出去了就得忘掉父家的技术转而学习夫家的技能,并且从不鼓励妇女们为自己的技能感到骄傲,并且还塑造她们否认自己的技能。她们常还被因为“身上不干净”而被排除。 女人在夹江制纸手工艺过程当中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不断做着很多耗费大量时间的重复工作。女人在这里承担了最多的工作。由于被妇女的身高很少超过1米6,她们处理的纸张长度几乎和他们身高相等,刷纸的时候必须踮起脚尖伸着胳膊,这个动作他们每天要重复500~1000次。童养媳,娶媳妇儿或者领养儿子都是当时补充劳动力的方法。然而她们不能学习一门专门的技术,在这里默认她们是永远会嫁出去的人,在父家学习的技术不能够带到夫家,可是父家和夫家的工作她都得制作。这是在kgkf之前的女性处境。而在之后女性的性别平等越来越被强调,并且受教育程度也变高了之后,很多女性也能够独自操持一个家庭作坊去工作赚钱。 由于造纸人更加强调的是上下男性之间的纽带,技术在血亲之间更容易流通,并且也强化了亲属和非亲属之间的边界线,这也是之后这本书一直在论述石姓家族造纸从整体共同操持大家族产业到由于现代化技术冲击整个家族逐渐分散。技能的分配方式就反映出来了,权力的分配,性别代替和阶级都是分配技能核心到边缘的重要参考标准。女性在这个分配过程当中被他们理所应当的放在了末流边缘。 也是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村和城市之间不断被职能分化,农村作为城市的后盾力量必须要不断发展农业以供给城市的发展,所以前期非常繁荣甚至成为了全国第一的造纸村在全国无数地方都有设置专门的宣纸店铺的夹江造纸业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大量砍伐树木而失去了非常多的原料,在机械化过程当中还会引发增强原料和市场的问题。后期还因此发生了jh。又因为要种植农业,而很多的造纸户逐渐的转业。还因为某某政策,从因为抗z要把四川作为全g大后方开始以后所有的zc都是以农业为首先。在这个长期转型的过程当中,还加杂了亲缘关系的弱化备份影响力减。手工业逐渐的没落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感觉手工制造业就像是断代一样的感觉。无数的手工制造产物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被遗忘,而现在又提起这个热点,将它们设置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去保护继承创新,这让我感觉似乎是对曾经现代化激进过程中的一种延迟的修正主义。 也是从这里才知道,不是四川发展不了工业,而是被长久的政策所排除掉了。长久的意识形态让农村人可以认同的东西逐渐减少,在其过程当中赶c西方国家,战胜落后的同时,有在隐晦的反对农村,这个过程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加深入,在城市人看来,农村人这种陈旧的东西就是落后的证明。 在这里突然想到了,现在很多大商场里面还会设置挖泥鳅、钓鱼、玩泥巴等等在农村才会有的体验,这又成为了一种新型消费主义的趣味。其中不断将这样的体验设置成为一种新型中产趣味。真正的农村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被永远的被遗忘了。农村在城市的环境当中似乎只有这些刻板印象的体验了。 最后我想说这本书不单单只是说了造纸,而是从造纸这个视角去看待整个zg现代化过程对手工业如何发生的影响,在其中涉及到封建大家族观念被冲散,女性地位提升,手工造纸没落,农业和工业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封建父权的没落了,但没有消失,在另外一种父权又兴起的同时,二者相互交融,又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父权。手工业的没落固然感到可惜,但真正令人觉得沮丧的可能是女性长久的失权何时才能站到中心。
2025年九九消寒书第四十九本,长久以来对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充满着别样的感觉,一方面把他们作为共性的他山之石来看待,另一方面里面有一些作品确实选题很好,但写起来现在看来就很一般。基本就属于中规中矩的,毕竟是论文改编而来,专业性极强的,能看到作者的匠心独运,但是史料的整理以及内容的选择还是很有功夫的,读起来比较轻松的,也是充满时代气息色彩的。你能够了解整个20世纪不同时期不同制度下,同一门手艺的变化历程,至少比上一本看的化蝶要好看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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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乾坤:评《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20 世纪社会史》 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中,总有一些角落承载着被时光尘封的故事,艾约博所著的《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20 世纪社会史》宛如一把精巧的钥匙,开启了一扇通往四川手工造纸村百年风云变幻的窄门,门后是一段段鲜活且韵味悠长的往昔。 这本书的选题本身就极具慧眼,将目光聚焦于一个看似平凡的手工造纸村,实则挖掘出一座微观历史的富矿。20 世纪的中国,历经沧桑巨变,从动荡战乱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再到改革开放浪潮翻涌,城市舞台上的宏大叙事此起彼伏,而乡村基层的变迁常隐于幕后。作者却敏锐捕捉到这个四川小村,以竹造纸为脉络,串联起时代巨轮碾压下普通民众的挣扎、坚守与新生,宛如在历史的锦缎上挑出一根隐匿却坚韧的丝线,牵出整幅民生百态图。 深入书中,其研究方法扎实多元,尽显学术严谨风范。作者艾约博想必是怀揣着十足的诚意与耐心,扎根田野,长时间与村民促膝长谈,记录那些从岁月里打捞出来的记忆碎片。这些口述史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尘封档案背后的温情与苦涩;同时,对造纸工艺细节的精准描摹,从选竹、砍竹、沤料,到抄纸、晒纸等繁琐工序,又似工笔画般勾勒出传统技艺的精妙肌理,为社会史研究嵌入了珍贵的技术文化内核。这般微观实证与宏观时代剖析相得益彰,让读者既能触摸到个体指尖劳作的温度,又能体悟历史洪流冲击下村庄命运的跌宕起伏。 从叙事风格而言,它巧妙调和了学术性与通俗性。书中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堆砌,而是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故事驱动历史车轮缓缓前行。老工匠对传统纸品质的执拗坚守,面对机械纸竞争时的迷茫无措;年轻人为求新出路背井离乡,又割舍不下祖业传承的内心拉扯……这些情节读来仿若邻里家常,却又暗藏历史深意,诙谐处令人忍俊不禁,动容时又眼眶湿润,使学术著作跳出阳春白雪的桎梏,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大众得以近身窥探历史真相。 再论其学术贡献,无疑是为区域社会史、手工艺文化研究添上浓墨重彩。一方面,补全了四川地区乡村手工业在近现代转型的拼图,打破以往重沿海、城市工业而轻内陆乡村技艺传承的研究偏狭;另一方面,借由一个村庄映照中国乡村社会在百年激荡里的韧性基因——即便外界风云变幻,依托本土资源、凭借世代传承技艺,民众总能在夹缝中寻生机、谋发展,为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内生动力提供了鲜活样本。 价珍宝,值得反复品味、世代珍藏。
作者想展示的不僅是一部傳統手工業的衰亡史,更是一幅國家機器如何系統性規訓民間社會的微觀圖景,國家以保護為名,行控制之實,將鮮活的手工業塞進標準化、等級化的計劃框架中。匠人要麼被迫在黑市冒險求生,要麼依附體制換取有限資源,他們的困境遠不止於技術消亡或市場變遷,而在於整個行業被一種僵硬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宣判死刑,任何自下而上的生命力,若不能服務於頂層設計的控制邏輯,就必須被消滅或馴化。 書裡的一些數據記載也非常值得玩味,例如1968年中國的人均用紙量為每人4.5公斤,而同期美國為每人242公斤,蘇聯為24公斤。稻米徵購量從1958年的每個人頭103公斤漲到了1960年的136公斤。糧食供應量從1958年的每人254公斤降到了1961年的121公斤。 首尾兩章值得精讀!
纸!薄薄一页,来之不易。可以写,可以画,一切皆可容纳。 有空做一张自己的纸。😁💪
写得挺好但是作为作业实在邪恶👿
做了老师两个quarter的学生,人非常非常好的关于中国史的知识也非常渊博,每次oh和老师聊天都受益匪浅,可惜当时在课堂上没能怎么讨论他的这本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