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精)--中华学术·有道

不错的一本书，如果对秦汉史有一定了解的书友，看这本书会有不错的阅读体验，责学习到了一些知识，譬如齐春秋，鲁春秋，三传等，但是其他一些太细的就没咋汲取到了，也可能是有的知识已经知晓了

之前读了几次都没啃完，这次终于一鼓作气结束了这本赫赫有名的大作。最好的内容当属秦末汉初的政治史分析，无论是天下苦秦辨，郡国并行制，关中与关东之分还是文景与诸侯的博弈，无论何时读到这里都有莫大的震撼感。至于西汉中期开始插入的经学文本和理念研究，说实话读起来挺无聊的，枝蔓甚多，但读完之后觉得这一部分确实得有，否则只是粗疏地谈论谷梁公羊这些概念却不能深入西汉的经学世界，那关于政治文化的讨论必然是浅薄无知的。至于东汉部分的内容，有些僵硬，集团论用得太多，似有陈旧之感。但总的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秦汉政治史名著。

作者尝试打通秦末到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演变，即两汉如何走出秦制，包含统合关东地区形成大一统政权；和儒家结合增强汉家的合法性；改变地方治理的方式（循吏和酷吏），避免重蹈秦的覆辙。汉武帝到汉宣帝时代尊崇儒家，但是治理技术上依然沿用秦，杂王霸而用之。登上历史舞台的儒家，从之前贾谊的荀人到董仲舒公羊派再到宣帝时期谷梁派。宣帝以后，通过改制消除秦的影响声音日趋提高，谷梁派无法解决如何改制的问题，左氏学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兴起，最终引起王莽致太平改制，制作礼乐，结果引起内外危机，最后身死国灭。后续的东汉政权一方面推崇今文经，并且利用谶纬和公羊学结合，增强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东汉政权建立在豪族支持之上，东汉需要平衡四姓为代表的豪族之间的斗争，又需要平衡酷吏抑制豪族和儒家推崇教化地方，在这一过程中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逐渐融合。本书最大特点还是尝试着用思想是（实际上是儒学思想演变）去解析秦末两汉政治的变迁，具有一定独创性，但是比较头重脚轻——西汉非常详细而东汉过于简略，读起来让人意犹未尽。

陈苏镇教授的《〈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与制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该书以《春秋》学为核心线索，深入探讨了两汉政治文化的形成、演变及其对汉代政治实践的影响。通过对经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细致分析，陈苏镇揭示了汉代政治合法性的构建逻辑，以及儒家思想如何逐渐成为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下文将从该书的核心论点、研究方法、学术贡献等方面展开评述，并探讨其在汉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意义。 核心论点与内容概述 1. 《春秋》学与汉代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陈苏镇的核心观点在于，《春秋》不仅是儒家经典，更是汉代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汉初统治者面临如何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而《春秋》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正名”等思想，为汉帝国提供了理论支撑。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春秋》为据，论证了“汉承天命”的正当性，使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2. “汉道”的形成与演变 “汉道”指汉代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陈苏镇认为其经历了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的转变。汉初崇尚黄老之学，主张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被立为官学，政治文化逐渐转向强调礼制、德治与教化。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思想博弈。 3. 政治实践与经学诠释的互动 该书特别关注经学如何影响政治决策，以及政治现实如何反作用于经学诠释。例如，汉代“春秋决狱”现象表明，《春秋》不仅是学术研究对象，更成为司法实践的依据。陈苏镇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展现了经学与法律的紧密结合，以及儒家伦理如何渗透到国家治理中。 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1. 跨学科的研究视角 陈苏镇的研究融合了历史学、经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方法，既考察思想史的内在逻辑，又关注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这种跨学科视角使其能够更全面地揭示汉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 2. 文献考据与理论阐释的结合 该书在扎实的文献考据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例如，对《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经典的解读，不仅注重文本本身，还结合汉代政治背景，探讨其现实意义。 3. 对传统观点的突破 传统研究多将汉代儒学视为静态的官方学说，而陈苏镇则强调其动态发展过程。他指出，汉代儒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与法家、黄老等学派的竞争中不断调整，最终形成适应帝国统治需要的“汉道”。 学术贡献与影响 1.深化对汉代政治文化的理解：该书系统梳理了《春秋》学在汉代政治中的作用，填补了学界对经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研究的空白。 2.重新审视“独尊儒术”的历史进程：陈苏镇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与阶段性，而非简单的“汉武帝一朝定鼎”。 3.为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新范式：该书展示了思想如何被政治力量吸收和改造，对后世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具有方法论意义。 局限与商榷 尽管该书成就显著，但仍有一些可商榷之处： 1.对地方政治与民间社会的关注不足：该书主要聚焦中央层面的政治与经学互动，而对地方治理、民间信仰如何受“汉道”影响论述较少。 2.比较视角的缺失：若能对比秦汉之际或汉晋之间的政治文化变迁，或许能更清晰地凸显“汉道”的特点。 结论 《〈春秋〉与“汉道”》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力作，陈苏镇通过精湛的考据与理论分析，揭示了两汉政治文化的深层逻辑。该书不仅对汉代历史研究有重要贡献，也为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提供了经典案例。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的学者而言，本书是不可忽视的必读之作。

本书是陈苏镇教授的代表作，深入研究了《春秋》如何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影响了汉帝国的兴衰，并且塑造了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通过本书，可以窥见中国政治模式与文化底色的形成过程。 《春秋》是著名的儒家经典，它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史书，由孔子修订而成。“汉道”就是汉朝的治国之道。《春秋》在汉朝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春秋〉与“汉道”》这本书讲的是《春秋》与汉朝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可以解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中国的儒家和法家，曾经不共戴天，最后是怎样走到一起的？ 汉代儒学的显学是《春秋》学，即研究《春秋》的学问。《春秋》在写法上讲究“微言大义”“一字褒贬”，故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三传为春秋作注，合称“《春秋》三传”。《春秋》三传在汉朝分别发挥了不同的功效： 汉武帝以《公羊传》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汉宣帝以《谷梁传》的“尊王”思想巩固皇权，但《谷梁传》中恢复周礼的思想却开启了“托古改制”的序幕。 《左传》中对周礼的记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倾向，于是王莽发动了改制。 改制失败以后，光武帝刘秀重新走上了以《公羊传》推动法律儒家化的轨道，于是儒家和法家在东汉时期走向合流。 秦始皇时代，儒法水火不容，儒家主张用道德教化人民，法家主张用法律和刑罚控制人民。但到了汉朝儒法开始相互配合，形成“儒法合流”，也就是法律儒家化。所谓法律儒家化，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指导立法，这样儒家思想就渗透进了法家，儒法两家也就逐渐合流了。汉朝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春秋》为汉制法。”意思是说，《春秋》是孔子留给汉朝的法典。 汉武帝为什么要推动法律儒家化呢？这是因为他当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国家法律和地方文化的不兼容。这个问题早在秦朝就出现了，甚至成为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秦国灭掉山东六国以后，把自己的法律推行到刚被征服的地区。这里的百姓不能适应，叫苦连天，其中又以楚国最为明显。司马迁曾经说过，楚人一向好勇斗狠，喜欢私下用武力解决问题。秦朝法令讲究的是纪律严明，禁止私下斗殴，楚人当然接受不了。而且楚国是山东六国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中国南部的大多数土地原来都属于楚国，所以楚人就成为秦朝建立以来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当时就有一句预言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楚国哪怕只剩三户人家，最后灭亡秦朝的也一定是楚国。陈胜、吴广在起义以后建立的政权，名称就叫“张楚”，意思是张大楚国的势力。 汉武帝即位以后，也面临着国家法律和地方风俗之间的矛盾。你可能要问了，不对啊，汉武帝即位以前，汉朝还有好几个皇帝呢，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怎么要等到汉武帝才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在原来秦国的本土，也就是关中和巴蜀地区 ，继续沿用秦国的法律。原山东六国地区全部分封给诸侯王，中央政府允许他们根据当地的文化风俗，自己制定法律，进行统治。这样一来，法律和文化不兼容的问题就被暂时回避了。 那为什么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个问题又重新冒了出来呢？这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山东地区的诸侯国势力坐大了，就会挑战中央政府。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在位期间，就爆发了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以吴国为首，七个诸侯王起兵造反。最后汉景帝派名将周亚夫平定了叛乱。汉武帝即位以后，为了削弱诸侯王的残存势力，推行了“推恩令”的政策，就是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进一步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这样诸侯王的领土就越封越小，最小的封国只有一个县，对中央政府根本构不成威胁。同时，中央政府还向这些地区派出官员，推行中央政府的法律。这时，秦朝建立以后的状况再次出现，历史似乎又走入了死胡同。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横空出世，他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压制其他学派的发展，只扶持儒家一家，这就是所谓的“独尊儒术”。这个董仲舒我们只闻其名，却不太清楚他的底细，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董仲舒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位公羊学家，也就是《公羊传》的传人。“公羊”是一个姓。《公羊传》的作者据说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公羊高，他的老师是子夏，子夏的老师就是孔子。《公羊传》是一部专门解释《春秋》的经典。 《春秋》为什么需要解释呢？因为孔子在修订《春秋》的时候，使用了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特点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就是把价值判断隐藏在微小的字眼当中。后世要想把握孔子的意图，就需要做出解读，于是出现了好几个解读的版本，《公羊传》就是其中的一个。 不过后人在解读孔子的时候，往往夹带私货，表达自己的观点，《公羊传》也是如此。《公羊传》的核心观点有三个，第一个叫“大一统”，就是追求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这一点正合汉武帝的胃口。那要怎样实现统一呢？这就引出第二个核心观点，叫作“以德化民”， 就是用道德去教化人民，统一社会的道德观念。那这个标准要到哪里去找呢？《公羊传》还有第三个核心观点，叫作“《春秋》为汉制法”，意思是《春秋》这部书是孔子留给汉朝的法典。董仲舒认为，汉朝应该用儒家道德观念去指导立法，再把这种法律推向全国，统一人民的道德观念，这样法律和文化就可以相互配合，逐渐兼容了。 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儒家化的法律就能被普遍接受呢？因为儒家道德观念是当时各地文化的最大共识。秦朝以前的周朝实行宗法制度，也就是用血缘关系来组织社会，所以人们普遍看重乡土亲情。我们看西楚霸王项羽，当年进了咸阳，总想着衣锦还乡。他在临死之前还在感叹，无颜见江东父老。秦朝想把人们的认同对象从家族变成国家，这样才能巩固统一。但这也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秦朝的法律缺乏人情味，引起各地人民的抵触。而儒家继承的是周朝的主流文化，看重伦理亲情。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给法律注入了儒家的人情味，法律里面也就蕴含了各地的共识，法律的统一也就可以实现了。法律统一以后，就可以塑造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各地文化风俗就可以逐步统一了。 董仲舒不仅提出了建议，还参与了法律的修订，拉开了法律儒家化的序幕。董仲舒为此写了一本书，叫《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就是就是用《春秋》来审理案件。张小三的父亲张三和李四打架，李四拔出刀来想杀了张三，张小三情急之下拿起棍子想去打李四，结果不小心打伤了父亲张三，这时应该怎么给张小三定罪？这要按秦朝的法律，张小三是故意伤人，但是董仲舒引用了《春秋》里的一个故事。许国的国君生病了，他的儿子给他奉上汤药，结果国君喝了汤药就死了。儿子虽然有过失，但动机是担忧父亲的病，所以应当赦免他。现在张小三虽然打伤了父亲，但他的动机是救自己的父亲，所以应判无罪。 你看，这是不是比秦朝的法律更有人情味？其实，所谓的“人情味”，背后是对亲情的尊重。这种观念渗透进了汉朝的法律条文，比如汉朝法律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追究未成年人是因为他们不懂事，不追究老年人则是因为他们年老力衰，应该受到优待。除了杀人和伤人以外，对其他行为都不用负责。你看，这和今天的法律观念大不一样，背后体现了儒家“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汉朝法律中还有一个规定，叫“亲亲相隐”，具体是指，直系三代血亲和夫妻之间，除了谋反这样的大罪，有罪应当相互包庇，如果去向官府告发，反而要被判刑。这条规定来自孔子提倡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父子之间应当相互包庇隐瞒，这也和现代的法律观念相抵触，反映了儒家对于亲情的尊重。 汉武帝开启了法律的儒家化进程，《汉书》中提到，汉武帝时期被修订的法律一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儒家化的法律被推向全国，收到相当的成效。全国的法律和文化开始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儒家和法家也开始相互交融。但是在西汉后期，儒法两家再次开战，儒家甚至引发了一场革命，导致了西汉的灭亡。我们都知道，西汉亡于王莽篡位，那王莽应该是个奸臣吧？《汉书》中却说，王莽这个人生活简朴，礼贤下士，儒家弟子都纷纷上书请求王莽当皇帝，唯恐他不答应。这背后其实就和儒家的革命有关。接下来，我就带你回顾西汉后期这场儒家革命的前因后果。 《公羊传》有一个核心观点，叫“《春秋》为汉制法”，就是说《春秋》是孔子留给汉朝的法典。这个观点曾经帮了汉武帝的大忙，但这背后其实还暗含着一个逻辑，那就是儒家的政治才是尽善尽美的，国家应该用道德教化去取代刑罚。汉武帝虽然为汉朝的法律添加了儒家的成分，但这还不完美。完美的状态应该是，老百姓都被教育得很有道德，国家不用靠刑罚去吓唬老百姓，社会也能运转得很好。公羊家认为汉朝应该以此当成目标，他们把这个称为“拨乱反正”，就是要告别乱世，回归正道。 公羊家的想法，和汉武帝并不一致。在汉武帝看来，道德教化是有用的，但刑罚也不能少，不然皇帝就没法统治了。不过，公羊家在汉武帝时期登堂入室，势力越来越大。等汉武帝一死，公羊家就跳了出来，开始攻击汉朝的制度，于是发生了著名的“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的核心议题是盐铁官营政策的存废。这个政策是汉武帝下令实施的，内容是国家垄断食盐和生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目的是给国家创收，同时打击豪强势力，因为盐铁是豪强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时主张废除盐铁官营的，是公羊家的儒生，主张坚持盐铁官营的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他本来就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你可能觉得，盐铁之议是一场经济工作会议，其实这是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论战，是儒法两家再次开战的标志。儒生们认为，盐铁官营是国家在追求利益，这容易败坏社会风气，让百姓也变得贪婪。所以，废除盐铁官营，是用道德教化人民的重要一步。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增加收入，打击豪强，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这代表的其实是汉朝制度中法家的那一面，因为法家一直主张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但儒生们并没有如愿，这场会议之后，盐铁官营政策基本得到了保留。儒生们非常不满，甚至想要推翻汉朝。当时有一个叫眭弘的公羊学家向汉昭帝上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意思是汉朝皇帝是尧的后代，尧就是尧舜那个尧。你大概会说，尧是有名的圣君，这句话是在赞扬汉朝啊。其实重点在后半句“有传国之运”。尧最后把位子让给了舜，这叫“禅让”。汉朝皇帝是尧的后代，也应该找一个贤人，把位子让出去。这个眭弘也真是胆大，最后被大将军霍光下令处死了。 汉昭帝死后，汉宣帝即位，他看到公羊家已经成为政权的隐患，于是决定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他召集儒家学者，在石渠阁开了一次会。石渠阁位于西汉皇宫未央宫的北边，是存放图书、档案的地方。这次会议的成果，是决定扶植《谷梁传》，打压《公羊传》。 《谷梁传》又是什么呢？它和《公羊传》一样，也是一部解释《春秋》的著作。 “谷梁”也是一个姓。据说孔子的弟子子夏把这本书的内容口头传授给谷梁赤，谷梁赤事后又整理成文字，于是有了《谷梁传》。不过，很多学者都认为，《谷梁传》其实是西汉时期才冒出来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甚至认为，《谷梁传》根本就是对《公羊传》的山寨，“谷梁”和“公羊”在当时的发音都差不多。好比杭州的张小泉剪刀很有名，就又冒出来王小泉剪刀。这么一本来历不明的书，汉宣帝为什么那么重视它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谷梁传》提出了一个核心思想，叫作“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就是百姓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君王。汉宣帝觉得这种思想刚好可以压制公羊家，于是大力支持《谷梁传》，提拔《谷梁传》的传人。但这恰恰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为什么呢？因为《谷梁传》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叫作“以礼为治”，就是用周礼来治理国家。周礼是周公制定的一套行为规范，大到治国理政，小到饮食起居，周礼中都有详细的规定。到了春秋时期，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超出了周礼的规定，周礼也就逐渐失灵了，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不过儒家还是相信，周礼是一套完美的制度，要恢复周礼，才能天下太平。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周礼，《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观点并不一样。《公羊传》认为周礼确实重要，但等到人民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周礼也就自然而然恢复了。《谷梁传》却认为，只有通过周礼，才能实行道德教化。所以法律儒家化那套都是邪路，直接恢复周礼才是正道。这种理论又被称为“托古改制”，就是推翻汉朝的制度，恢复周礼。汉朝的形势早已和周朝大不相同，时过境迁，恢复周礼不过是一种空想。但这种空想在当时非常有市场，甚至影响到了太子。太子有一次对汉宣帝说，您应该多听儒生的意见。结果汉宣帝就发火了，说我们汉朝有自己的制度，叫作“霸王道杂之”，难道要听信儒生的话，恢复周礼吗？ 所谓“霸王道杂之”，“霸道”就是法家，“王道”就是儒家。霸王道杂之，就是儒法并用的另一种说法。汉宣帝和汉武帝一样，也主张儒法并用。他意识到太子倾向于儒家，于是感叹，将来扰乱汉朝的，一定是太子。话虽如此，但他终究没能下决心废了太子。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他即位以后，果然大量任用儒生，开启了改制运动的序幕。不过，改制在当时推进得很缓慢，这主要是因为外戚势力的阻挠。外戚们大多生活奢侈，儒生们却主张节俭，经常和外戚产生冲突，也就经常受到外戚势力的打击。 但历史总是比小说更精彩。儒家改制的主要阻碍是外戚势力，到了西汉末年，却出现一位热心支持儒家的外戚，他就是王莽。王莽和其他贵族子弟不同，严于律己，而且真心相信儒家的改制理论，于是儒生们都把他看成是救星。在儒生们的支持下，王莽篡夺了汉朝的权力，并将“托古改制”运动推向高潮。这时，又有一本书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那就是《左传》。 《左传》的全名叫《春秋左氏传》，它和《公羊传》《谷梁传》一样，也是对《春秋》的解释。《左传》的作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他和孔子是好朋友。《左传》这本书一度失传，在汉朝才重见天日。秦始皇曾经下令焚书，烧掉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左传》也在其中。汉武帝统治后期，有一个叫鲁恭王的诸侯王，为了扩建王宫，就把孔子的故居给拆掉了，结果墙壁里找到很多藏书，其中就包括《左传》。儒生们认为，孔子在《春秋》中对周礼做了很多记录，《左传》针对这些记录做出了详细的解释。而且左丘明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他的解释是相对可信的。这些解释恰好为恢复周礼提供了根据。 王莽这个人加上《左传》这本书，引发了一场闹剧。这场闹剧的结果证明，托古改制不过是空想。比如王莽下令恢复周朝的井田制，对全国土地进行重新分配，那些占有大片土地的人，要自觉把土地分给乡亲们，不然就抓起来，结果当时的监狱里住满了人。而且你想啊，地方上谁的土地最多？当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豪强。结果豪强们就纷纷起来造反，把王莽的新朝给推翻了。 王莽的失败是“托古改制”运动的必然结局。这场运动是儒家对法家发动的进攻，儒生们想要去除汉朝制度中的法家成分，用空想取代了现实，用“恢复周礼”的口号打断了儒法合流的进程。在王莽引发的动乱被平定以后，光武帝刘秀又重新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 东汉建立之际，儒生们刚经过动乱，头脑清醒了过来，意识到法律儒家化比恢复周礼更为现实。在这种形势下，主张法律儒家化的《公羊传》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刘秀曾经召见过一位名叫钟兴的公羊学家，向他请教《春秋》的大义，还请他做太子的老师，这等于公然表示了自己推崇《公羊传》的立场。 但是，《公羊传》虽然没说要恢复周礼，但也经常批评汉朝的制度，这该怎么应对呢？刘秀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那就是谶纬。所谓谶纬，是谶语和纬书的合称。谶语是对未来的预言，纬书是一堆神话传说，宣扬帝王将相出世都是上天的安排。谶纬和儒学有一定关系，它经常假托孔子之口来发表观点，但谶纬本质上是经过统治者改造后的儒学，目的是为统治者辩护。而且谶纬还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这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当时的人却很相信。 刘秀特别重视谶纬，甚至在诏书中都要引用谶纬。儒生要再敢批评汉朝的制度，刘秀就会借谶纬来压制他们。于是，东汉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吕思勉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发生过一次大的转变。西汉时能听到读书人攻击政治的声音，东汉时这种声音就渐渐听不到了。这种文化氛围有利于皇帝的统治，使东汉朝廷能够更加从容地将法律儒家化进程推向深入。 东汉时期，法律儒家化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当时有一个名叫陈忠的大臣，上书请求增加这样一条规定：对那些母子、兄弟之间争着替对方去接受死刑的，可以免掉死罪。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这条规定中的儒家色彩非常浓厚，在儒家眼中，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吓唬人民，而是“教化”，就是教导人民遵守儒家道德。东汉时期还产生了一种现象，叫作“以经注律”，就是引用儒家经典来注释法律。某些注释还获得了国家认可，具有法律效力。《晋书·刑法志》中记载，东汉时期引用儒家经典注释法律的一共有十几家，他们写的注释中具有法律效力的一共有两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两千两百多字。可见，引经注律在东汉已经不是个别案例，而是一种大范围的社会现象。 法律儒家化的持续推进，带来了儒法两家的最终合流。从秦始皇焚书，到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之议，再到王莽的托古改制，儒家和法家这对老冤家来回斗了好几个回合。历史就像一个钟摆，在儒法两家之间来回摇荡。而到了东汉，曾经水火不容的儒法两家却渐渐融合到了一起。东汉的很多儒家士大夫都精通法律，比如有一个名叫钟皓的大学者，在家开班教学，学生有一千多人。他主要使用两本教材，一本是儒家的《诗经》，另一本就是汉朝的法律。到了东汉末年，有一个叫王粲的名士，建安七子之一，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儒吏论》。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意思是官吏也懂得儒学，儒生也精通法律。你看，儒家和法家已经合流了。这种合流是法律儒家化带来的成果。 法律的儒家化在东汉以后继续推进，在隋唐时期变得更为成熟完善。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修订了一部法典，名叫《唐律疏议》，其中提到了一条重要的立法原则，叫“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意思是法律的根本目的是教化，道德是教化的根本，刑罚是教化的手段。这个原则既承认儒家道德的地位，也不否认法家刑罚的价值，可以说是儒法合流的缩影。 《唐律疏议》中还规定了“十恶”，这个特别值得一说。我们都听过“十恶不赦”这个词，这里的“十恶”可不是“十分罪恶”的意思，而是“十大罪恶”。这十大罪恶是法律中明确规定的，除了谋反这样的大罪以外，还包括“不孝”和“不睦”。“不孝”就是不善待父母，“不睦”就是不善待家族中的亲属。你看，这两项在今天一般都属于民法管辖范围，国家一般只会出面调解，但在古代，这可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大罪，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今天所谓的“道德”，往往是指个人的修养，但在古代，道德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法和技术。所以，所谓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在古代其实本就是一回事。道德就是法律，这背后其实是儒法两家从斗争到合流的长期历程。 摘选自得到听书 撰稿：卞恒沁

本书的历史部分的内容比较容易理解。而第二章和第四章关于经学的内容非常难懂。关于历史的内容对我来说受益匪浅。比如说西汉刘邦承秦制是又一次关中人通过军事手段统治了关东人，虽然名为汉军但实乃秦人，在这种理解下，四面楚歌这个成语的意义就变得更现实了，因为刘邦军中没有那么多楚人，更多的都是关中人，这才会让项羽惊叹，汉军中是否已经攻下了楚地。再比如汉初的一些法律，在文帝、景帝期间，关中仍然用的秦律，但在关东地区仍然偏向于实施关东的风俗。缇萦为父求情的事例也变得具有现实意义，让汉文帝削减修改秦制中的严酷法律。在著名的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着更具有政治意味的逻辑关系。 虽然是由关中的秦汉进行了政治军事上的统一，但在文化的表现中却是由关东征服了关中，而且时间更加漫长，是一种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此外是汉宣帝刘询对于汉武帝刘彻政治上的继承，更倾向于用武力征服夷狄，但他在儒家学说的倾向上却更像是卫太子刘据，更倾向榖梁家而非公羊家。其羊家在汉武帝一朝有思想上的转变，从最开始反对汉武帝的军事战争转为支持，是否是因为在宣帝朝中并没有存在像董仲舒一样的公羊大家，如果存在的话，是否也会影响汉宣帝外儒家内法的思想。 对于公羊家和榖梁家的思想内容，我理解的比较浅薄，只能用作者高度概括的以德化民和以礼治民两来理解。在我的以礼治民更倾向于法家的概念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在阅读中非常痛苦。 王莽时代的天下同苦王氏久矣，与秦末苦秦久矣一样。在关中地区或者是说在统治者直接统治地区，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压迫，只是史学家的一种美化。 最后说一下关于我阅读中比较有困惑的地方，比如说汉武帝在临死时因为丙吉的拼死抵抗从而让步，放弃了除掉黄曾孙刘病已。对于一个一生都是杀伐果断的人来说，作者这样的推理并不能让人信服。作者说刘病已身边围绕着卫太子的故旧，比如卫贤等人知道宣帝曾受过《鲁诗》而认定其站在鲁学一边支持穀梁学，不够严谨。 最后是关于东汉王朝，说东汉基本放弃了武力开边政策，是因为公羊学家影响的结果，在我看来有些本末倒置。第一是东汉刚立国，各种豪族和诸侯的影响导致刘秀无法开边，之后除了明帝章帝相对年长外，其余东汉诸帝都比较年轻，权柄掌握在外戚和太后手中，更加无法采取武力的政策，似乎更是因为政治的影响导致的，而不是因为公羊家影响才放弃了武力开边。 在阅读中感受到了对秦汉历史了解比较薄弱，可能需要在阅读一些相关的专业或者通俗方面的书籍，来了解更多的事例和人物。至于对经学的内容只敢敬而远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为扔到deepseek后修改的内容： 我尝试对读书笔记进行系统性梳理和学术化表达，同时保留您原有的思考脉络。以下是修改建议： 一、文本结构优化 （建议采用三级标题体系，建立清晰的逻辑框架） 《春秋》与"汉道"读书札记——秦汉政治文化转型的再思考 一、制度继承与地域冲突 （原第一段内容整合） 1. 军事统一与文化征服的二元路径 汉初政治生态呈现出"关中制度"与"关东文化"的张力结构。高祖虽以秦制为基，但"汉军实乃秦人"的论断揭示出军事集团的地缘本质。项羽"四面楚歌"的误判恰印证了关中集团的文化认同危机。这种制度与文化的地理分野持续至文景时期，如《汉书·刑法志》载"关中用秦律，关东循旧俗"，缇萦上书事件恰成为调和这种地域矛盾的契机。 二、儒学流变与政治选择 （整合第二、第三段内容） 1. 宣帝政治的双重面相 宣帝朝呈现"霸王道杂之"的独特形态：军事上承武帝开边遗策，儒学取向上却偏离公羊学传统。这种矛盾源于其特殊成长经历——作为戾太子刘据之孙，更倾向主张"以礼治国"的穀梁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学派在武帝后期的转向（从反对征伐到支持扩张），或许为宣帝朝儒法调和提供了思想基础。 2. 今古文经学的治理差异 作者将公羊学"以德化民"与穀梁学"以礼治民"的治理范式二分法，实为理解汉代儒学转型的关键。公羊学的"改制"理论暗合法家变革精神，而穀梁学的礼制主张更接近周代宗法传统。这种学理分歧在盐铁会议上已初现端倪，至石渠阁会议终成政治分野。 三、历史阐释的再审视 （整合第四、第五段内容） 1. 王莽篡汉的叙事建构 "天下同苦王氏"的史观书写，实为光武中兴的合法性建构服务。正如秦末"苦秦久矣"的集体记忆塑造，这类话语往往遮蔽了核心统治区的真实状况。班固《汉书·王莽传》的叙事策略，恰体现历史书写中"成败论"的深层影响。 2. 东汉边疆政策的动因辨析 作者将东汉收缩政策归因于公羊学衰落之说值得商榷。光武时期"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治重组，导致军功集团式微；中后期幼主临朝引发的外戚宦官专政，更削弱了军事动员能力。这种结构性困境较之学说演变，更具根本性影响。 四、存疑与商榷 1. 武帝晚年政治抉择的再思考 征和四年"轮台罪己"的真实性历来存疑，而丙吉谏阻处罚皇曾孙（宣帝）之事，或与巫蛊之祸后皇权继承危机相关。作者将宣帝儒学选择归因于"故太子旧臣影响"，尚需更多实证支持。 2. 史论方法的反思 部分论断存在目的论倾向，如将东汉政策简单归结为学说演变，忽略了制度惯性与权力结构的制约作用。这种思想史解释路径，可能弱化了政治史分析的复杂性。 修改说明： 1. 强化学术规范：补充《汉书》等原始文献出处，采用史学界通用术语 2. 理顺逻辑脉络：将散落各段的关联内容整合为专题论述 3. 修正史实讹误：如丙吉进谏对象应为武帝而非宣帝，戾太子刘据与宣帝关系等 4. 提升理论深度：引入"历史书写"、"结构困境"等分析视角 5. 规范学术表述：将"古良家"更正为"穀梁家"，"黎族"改为"四夷" 建议延伸阅读： 1. 制度史：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2. 思想史：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3. 政治史：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这样的修改既保留了您原有的思考亮点，又增强了论述的学术性和逻辑性，不知是否符合您的预期？

拖拖拉拉看了很久终于完读，书本身不难读，但对我这个史盲来说，政治史真的好复杂，自己记得更深切的反而是几部解经之传的地位的升沉起浮。（另外之前和朋友去书店看到才发现哇这本书原来这么厚，如果我拿着纸质书来看一定很有压力吧…）

政治文化概念 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的影响重视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 政治史为主,以思想史为辅政治史是丰富鲜活而非干瘪抽象的。这种鲜活,集中体现在它对于政治过程中人的"行为"的关注,而"在以往过分关注宏大叙事"的抽象概括方式下,曾经有意无意地筛掉许多活生生的行为,遗失了无数宝贵的历史信息 一邓小南 西汉再建帝业道路---儒术赵兴起背景取守异术与亡秦必楚 秦朝失败:楚齐,赵的文化没统一,只推广秦法轻视教化 楚是灭秦的主力,东方苦奏的严刑,楚人苦秦法与楚俗存在更大差异论教秦立汉 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郡县制，秦律）郡国并行及其意义（本质；东西异制） 异姓王:为击败项羽,不得不分封韩信,英布彭越取得支持 同姓王---郡国制在东方难以推行（楚齐赵习俗冲突） 行政权剥夺其置相权，保留置吏权---后不断剥夺从清静无为到复古更化 清静无为符合汉初郡国并行，东西异制的政治格局 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汉儒的两种政治主张 荀子后学的政治学说-穀梁传 儒学经学形成于战国，繁荣于西汉，荀子承前启后 荀子后学中，系统继承和发展其思想并对汉代政治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有贾谊，申公 以礼为治--贾谊 对诸侯强行割地 用三表五饵对待匈奴 汉承秦败俗 申公及其弟子的政治主张 重心在礼以德化民--董仲舒的政治主张-公羊传 不仅说仁义而理之，更要显德以示民 特点；强调制礼乐之前的教化过程董仲舒的王道，天道理论及汉儒的两种德教说 王道的统一性与不变性--德教 极力证明先王之道存在的差异性--王道必改制，未必改道 董仲舒认为春秋之道是对周道的否定霸王道杂之--公羊学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影响 外攘夷狄和内修法度 武帝后期严刑峻法 董仲舒认为欲统一法度必先统一学术 武帝以后的社会矛盾主要在过度"劳民"和小于严酷的吏治(非律法)武帝的全部事业可概括为出师征线和变更制度变更制度: 罢默百家,独尊儒求的意识形态改革 更定律令的法制改革 设中朝,行察举,建太学,削王国,改兵制, 设刺史等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 统一货币,管盐铁,算婚,平准,均输等经济制度昭宣之治及其历史意义 循吏政治的关键是扩大和强化条教的作用奉法循理符合武帝时期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以德化民的一种可操作实践摸式在承秦以来的法治传统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一原则不可能推广,有待于汉朝政策关中本位向关东本位的转变 纯任德教,用周政一西汉后期和王莽时期的改制运动 从盐铁议到石渠论 宣帝的石渠阁会议--对毂梁学的扶持 受《公羊》儒生阶层激烈抨击武帝/继承和发扬太子和《毂学》的员厚仁慈西汉后期的改制运动 王莽一方面是外戚,属于王室势力的系统一方面代表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势 左传在春秋三传以礼兄长 "不知大体"的并非王莽,而是西汉后期整个儒学士大规阶层 汉室复兴的政治文化意义 自武帝尊公羊以来，公羊家的政治学说迅速传播，但其以德化民说在政治实践中始终未得到真正贯彻 西汉中期，政治重心在外不在内，对内教化要服从对外战争，盐铁，均输，平准等不利于教化 后期虽向内转化，但以礼治国占上风东汉的公羊家 放弃武力开边 东汉章帝时一度重建盐铁，均输，但不久废除 东汉始终不曾宣布天下太平，也未进行大规模的制礼作乐 东汉儒生否定天下已太平，因而反对制礼作乐，仍有重要意义，它使东汉在理论上始终处于太平以前的教化阶段，从而为深入教化与民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文化环境东汉的教化突出一个“义”经学研究重心，西汉；阐述拨乱反正，东汉；探讨修身养性 豪族社会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影响 豪族与吏治--东汉政治的顽疾 东汉王朝建立在豪强基础之上 管理豪强--强化吏治 用严刑峻法规范豪族，收到恢复并维持社会安定的效果，但同时也使吏治苛刻问题日益严重，东汉政治的一大顽疾 元帝以来的妥协，助长了豪族势力的发展 新朝末期战乱，豪族的私人武装据点，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乱的破坏性，又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了豪族的实力与凝聚力 刘秀在收复关中，对付豪族/叛乱者的主要手段--平定安集刘秀抑制豪族的政治措施 裁剪地方吏职，废罢郡国兵，放免奴婢，令列侯就国 强化吏治--有效抑制豪强的同时，也大量伤及无辜百姓 章帝以降，禁苛暴，尚宽厚成为既定方针--成了贪官污吏的保护伞频繁的灾害，让受天人感应说影响的统治者确立了柔道，德化的方针，在这一背景下，世家大族的崛起，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形成，以其对外戚，宦官势力的抗争等现象，又表现出更深刻的历史意义 皇权与外戚--东汉豪族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 刘秀家族同若干外戚家族结合的豪族婚姻集团，前者需借助后者维持统治，后者借助前者扩大家族势力 世家大族的崛起和儒家经学的发展 郑玄认为新王始起，应先用前王礼乐教化，待太平才能改用自己制作的礼乐。认为周礼是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的制度体系认为礼是士大夫修身的重要工具欲使百姓遵行可以到达的礼，还得先由士大夫们做榜样这套理论为士大夫们以礼修身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也使《仪礼》等经典所记载的繁琐礼仪有了实际政治价值。魏晋之世，士大夫遵行礼法蔚然成风。

《春秋与汉道》是剖析两汉政治的厚重力作。陈苏镇老师以“春秋”为经，两汉政治为纬，阐明儒学独尊的历史必然，梳理今古文经学及公羊、穀梁、左氏三派兴替，并系统解答汉初承秦却转奉黄老的深层因由，进而揭示武帝胸中“三十年计划”的清晰章法，对宣帝“霸王道杂之”与德礼之争、王莽依托礼治的复古败局，皆有深刻洞见。尤为精妙的是，作者指出公羊家主动援引谶纬建构天命叙事，刻意佐助光武中兴，彰显经学与政治的共谋。此外，豪族、外戚、经学世族的交织，及古文经学最终大兴并下启魏晋，亦得到通透阐释。 全书借一部《春秋》重走大汉兴衰路，核心启示在于：儒学并非僵化教条，而是在与现实政治的碰撞中不断权变调适，展现鲜活复杂的历史面相。此书堪称理解两汉政治与学术互动的锁钥。

思想与政治紧密相连，《春秋》与“汉道”的有机结合便是如此。汉朝初立，为汲取秦亡教训，形成独特的治国之道——“汉道”。儒家知识分子解读经文，试图从经文与历史中总结一套治国经验。不同时期的学者应对不同“国情”，调整对经学的解读，实际上也反映了统治者治国方针的不断调整。《春秋与汉道》一书，既有思想史的思辨，更呈现了两汉政治史的清晰脉络与政治斗争，作出了一部有思想的政治史，将秦汉的历史贯通起来。 当然书中涉及的一些“改革”的定义（比如说西汉后期一些统治方针的变更是否能直接称为“改革”）可能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