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

——【太岳绝笔，乙巳岁末】 余姓张，名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也。少负异禀，乡邻目为“神童”，祖父尝抱余于膝，指北斗而戏曰：“他日当为帝辅。”余闻之，辄以指天为誓，其志盖始于此。 五岁入学，授《论语》，过目成诵；十岁通《五经》，下笔成文。荆州知府李士翱见余文，叹曰：“此子将相才也。”遂为更名“居正”，期以匡正社稷。嘉靖十五年，余十二岁应府试，主考顾璘奇余才，却故抑之，谓曰：“大器晚成，若早发，恐易骄也。”余感其深意，益自砥砺。三年后再试，果列榜首；十六岁中举，顾璘以犀带相赠，曰：“君异日当腰玉，此带不足酬也。” 嘉靖二十六年，余二十三岁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时徐阶为掌院学士，授余以治国之道，余朝夕请益，悟“知行合一”之要。严嵩当国，吏治腐败，余观其党同伐异，叹曰：“徒有其表，无安邦之实，社稷危矣。”遂韬光养晦，潜研时政，尝著《论时政疏》，虽未上达，然经世之策已具雏形。 隆庆元年，穆宗即位，余以裕邸旧臣入阁，参赞机务。时俺答犯边，倭寇扰海，朝议纷纭。余力主“外示羁縻，内修战备”，荐戚继光镇蓟门，谭纶抚辽东，“戚家军”威名远播，边尘渐息。隆庆五年，俺答请封，朝士多以为疑，余独排众议，曰：“羁縻之术，在恩威并施，今彼纳款，正可息兵养民。”遂定“隆庆和议”，边境数十年无战事，《明史》载“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 万历元年，神宗冲龄即位，余以首辅之职“代帝摄政”，誓“以一身担天下之重”。时国库空虚，民力凋敝，余乃推行“万历新政”，以“考成法”整饬吏治，“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官吏怠惰者悉遭罢黜，朝野气象为之一新。继而推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悉并为一条”，赋役合一，以银缴纳，革除千年苛弊，百姓负担大减，国库渐丰。《明通鉴》赞曰：“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余治政十年，宵衣旰食，虽帝师之尊，仍躬身查访。尝微服至江南，见漕运壅塞，遂疏浚运河，筑堤防洪；入西北，察边军缺饷，乃整顿屯田，兴修水利。万历五年，天下大稔，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两，较嘉靖时增五倍有余。然新政触动豪强利益，谤议日生，余不为所动，曰：“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虽千万人吾往矣。” 万历十年，余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享年五十八岁。神宗震悼，辍朝三日，赠上柱国，谥“文忠”，亲题“元辅良臣”四字以褒之。然余尸骨未寒，旧怨复起，言官弹劾余“专权乱政”，神宗旋即夺谥抄家，子孙或戍或亡，惨不忍睹。《明史》载：“居正既死，言官交章劾奏，帝命司礼监张诚及侍郎丘橓偕锦衣指挥抄家，其家敝衣败絮，无一余财，天下冤之。” 余一生，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志，虽权倾朝野，然家无余资；虽遭身后之祸，然新政遗泽深远。万历中后期，神宗怠政，国势日衰，廷臣屡请恢复“一条鞭法”，皆叹“居正若在，何至于此”。至崇祯朝，帝追复余官爵，谥“文忠”，昭雪冤案。 盖棺定论，余非完人，然于国于民，无愧于心。正所云：“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余本荆楚一布衣，幸逢圣主托孤。十年间，焚膏继晷，削铁成针，耕者有其田，商者通有无，此乃经济之道。考成缚吏手，鞭法济苍生，此乃治国之术。边墙筑铁壁，倭寇遁海疆，此乃安邦之略。然权倾朝野，终成众矢之的。临终思之，宁做补天石，不羡凌霄花。若有来世，余仍为大明一柄剑，劈尽积弊，虽九死其犹未悔！ 一生功过，留待青史评说，余复何憾？

从书信简牍中深入理解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生命历程和政治抱负 这本书由朱东润老师作于1943年抗战最艰难时期，文中强烈投射出作者“强人救国”的时代精神和对内奸叛徒的严辞批判，张居正不仅是位悲剧的改革家，更是一位孤勇的救时宰相。 张居正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改革措施不外乎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的推广施行。 考成法采取“以上级考核下级”的刚性手段，极大地提升了行政效率，但其本质是一种高压考核，所依赖的是张居正个人的权威和执行力，这也是人亡政息的必然结果。 一条鞭法简化税制，经由地方试点成功后随即推向全国，极大地丰裕了国库，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朱老师在书中引用了一条鞭法在地方试验的数据，更是直观反映了一条鞭法于当时而言称得上是重大的技术性突破。至于后来演变成“货币剥削”，则是执行层面和后续制度设计的问题，不能以此作为批判张居正的借口。 除了这两条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举措以外，张居正对于藩夷和外部政权势力所采用的政治手段也是值得一提的。“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方针时至今日仍不过时。 全书令我最痛的地方是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敬修自尽前的遗书、全家饿死十余人的惨状，尤其是张居正在书信中多次言及“已以身许国，死生以之”类似的话，他大概早已预见自己身后的悲剧，却仍选择走上那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路。 孤臣的宿命是悲剧性的，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气节是永恒的。 最后引用朱老师的话：“张居正死了，但他的精神不死。他告诉后人：在绝境中，仍有人敢于挺身而出。” 致敬张居正，致敬这位伟大的被时代牺牲的先行者。

张居正论 江陵张居正者，出身寒微，起自布衣，少时聪颖，十岁通经书，十三岁进学，时主考官顾璘以为少年曝得大名，将来自满必无所成，故不取以挫其志，十六岁中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严嵩当道，无用武之地，与高拱入裕王府邸侍讲，穆宗临终拜为顾命大臣，神宗朝为内阁首辅。 有明一代饱受边虏之扰，世宗潜心修道，朝政纷乱，边防既隳，遂使鞑靼有可乘之机，俺答屡次南下，京师几度戒严，廷臣竟莫之能对，是时居正休假在野，然于时事未尝轻心，有“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之叹，深感国势衰微，兹有富国强兵之志。 穆宗驾崩，神宗冲龄嗣位，居正遇适其位，大权独揽，一展生平所学。入则大刀阔斧除弊布新，以考成法振纲纪，有司公事无久积之压；以条编法富国库，百姓少赋役之繁；使河漕一体，有桂芳季驯之任，成大禹治水之功；开源节流，汰裁冗官，抑制勋戚，整顿驿递，气象为之一新。外则纵横捭阖，羁縻俺答以制诸酋，又内修守备，以谭纶为兵部尚书，戚继光坐镇蓟门，李成梁守辽东，殷正茂平两广，遂使边境十年无虏寇之患，四海享升平之治。其人以一己之才，用诸臣之能，仰万民之力，振世穆之衰，复仁成之盛，使伊尹姜尚为政不过如此！ 然其掌权日久，败祸遂滋。神宗冲年口称先生，军国大事言听计从，久受其压，心生不满，待其亡故，尽反其策，又夺职抄家，以复十年失权之仇，轻人重货，尽失人心，贪财好色，有愧人君之德，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三十八年未曾临朝问政，颇有其祖父世宗之德行！又肇其孙思宗自缢之祸根！使居正无神宗，其子孙未必有不测横祸，使神宗无居正，其社稷恐怕无残喘之存。 论者以为张居正富国强兵，掊克小民，整饬学政，沙汰生员，所行诸法操之过急，大权独揽专断独行，乃霸道之举非王道仁政，此皆腐儒之论也！其富国强兵所谋不过边民之苟安，推考成条编诸法未掊克小民，独掊克官吏；整顿学政，与小民无事，徒罪地主士大夫之流，清丈土地，与小民百利而无一害，所悖不过富户巨室；若无专断之权其法岂能行乎？嘉靖隆庆以来，积弱之势已成，若不以猛药急济之，其势能改乎？其国能存乎？ 辅政十年，鞠躬尽瘁，半世忧国，不过是开坟鞭尸，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居正所行之法皆损巨室之利，纵无神宗，亦难逃巨室之倒算。为天下人得罪于巨室，即先生所言非常之事，能行此非常之事，故能成非常之功！

看完这本书，真是又气又恨又恼！作者在书中说了好几次万历很聪明，我严重怀疑是反讽！如果真的聪明，怎么会不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人是好，什么人是歹？这样拎不清的人真真是连刘禅也比不上，即使真的聪明也是小聪明，难登大雅之堂！遇到这样的皇帝和臣子，不知道是张居正更可悲，还是万历更可恨！张居正死的时候，我没有哭，但是后面被清算的时候，我哭了，可怜张居正，他是多么相信万历会看顾他的子孙，所以临死没有一句关于子孙的交代，可是，万历是怎么做的呢？古人说口蜜腹剑，万历是典型！可怜张居正，家人无法庇护不说，心血亦付之一炬！这种情势下，可怜的不止张居正一家，还有千千万万的苍生百姓！原本明朝有可能实现中兴，万历也有可能成为中兴之主，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不了解张居正的时候，我对张老师的印象是：万历初年只手遮天的权臣，大权独揽、威压朝野的首辅。这样的评价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似乎只看见了张老师站在权力顶峰时的样子，却忽略了他是如何走到那里，又为什么一定要走到那里。 序言中写：“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随着阅读深入，我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张老师”。书友有句点评特别戳我：张老师既有理想主义的抱负，也有现实主义的手段，他渴望改变国家，而权力正是他实现理想的工具。 “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即便是后来休假的三年，张老师的目光也始终向着北方。就像书中所说，他的心永远是热的。从那时起，他似乎已经逐渐舍弃了个人生活，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家政治牢牢绑在一起。然而，仅有一颗热心，并不足以在嘉靖、隆庆年间复杂而危险的政局中生存。夏言刚直高亢，却也因过刚而折；严嵩一味柔佞，以柔克刚，最终倒台；徐阶像一块橡皮——可以被压缩，却不会轻易断裂，压力一旦消失，便会重新弹回来。张居正从他们身上看到，政治不能只凭道德热情和一时意气，还必须懂得隐忍、等待和判断时机。 所以当书中写到“一杯苦酒，居正慢慢地咽下”时，我想到的是：张居正已经开始学习徐阶的“忍”了。这里的忍不是软弱，也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有目标的克制。他知道自己尚未拥有决定局势的力量，于是暂时收敛锋芒，在沉默中观察，在退让中积累。政治语言与真实处境之间的距离，正体现了他的成熟。 读到这里，我越来越喜欢那位书友的评论“张老师真是我最喜欢的那类人，理想主义的抱负，现实主义的手段，权力是实现理想的工具。”

前不久去了武汉旅游，其实是为了去荆州。我在墓前送了一束花，带的礼物是在北京国子监进士碑林拍的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小张。 张老师真是我最喜欢的那类人，理想主义的抱负，现实主义的手段，权力是实现理想的工具。就像作者说的，张居正不是王安石，他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又到了固定的拉踩介甫环节，其实这两个人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是张居正，二十四岁中进士，进翰林院，但是真正能洞察人心、推动政策的也是张居正。 而所谓“工于谋国，拙于某身”，不需后世为其辩白，因为他自己便说过“宁有瑕而为玉，勿似玉而为石，何须顾他人之非议，殉匹夫之小节。”“君子谋国而小人谋身，谋国者先忧其国，谋身者先利己身”，后世讹传误解，不胜枚举。 我记得这本书里有一处引用了张老师自己的文章，说“人存政举”云云，充满着大有可为的热忱和抱负，这里的划线书评，“那你也应该知道人亡政息的道理”。 张老师在重返官场前写下割股行，其中一句“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想要坚守忠孝的人，最后的结局是皇帝觉得他不忠，百官觉得他不孝，一切都归于荒芜。 在荆州墓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终是江陵山水无恙吧。 而其功罪，自有天下后世公论。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读到居正乞休，客死，反攻清算之时，还是没忍住崩溃大哭起来。没有人能在了解了先生的一生以后，还能平静接受这一切。 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他说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他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无一可为者。他说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他说念己忘家徇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 他早已料到身后事，却依然鞠躬尽瘁。居正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只是他从不空想，他用实干在践行自己奉行一生的家国情怀。居正的一生，真可谓波澜壮阔啊。江陵神童的少年意气，初入内阁的惆怅愤然，刚执权柄的战战兢兢，夺情风波的孤独绝望，一番成就的游刃有余。这一路的感觉真的很奇妙。变的是心态，不变的是富国强兵的理想。 “顾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无知我者。”是怎样的强大，才能在世人皆非难之时还不改初心，坚定前行。我只看到居正一个人踽踽独行的背影。 居正的悲哀，也是家国情怀的悲哀，他的忠心，终究是错付了。居正神机妙算，但却忘了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他忘了最大的变数就是他最信任的皇帝。他以为朝廷都是他的党羽，但却忘了墙倒众人推，他早已触动了贵族的利益。大概只有戚继光潘季驯才会真正替他感到悲伤吧。他料想到自己死后遭清算，但当他知道自己的改革成果被万历清扫一空时，内心该有多悲痛啊。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成果付之一炬，会不会后悔曾经做过的一切。“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几百年后人们终于理解了你的苦心，为你平反，先生您的美名远扬。而当初想开棺戮尸的朱翊钧，也想不到几百年后自己却尸骨无存。苍天究竟是公平的。 想说的太多太多。居正的故事陪我走过人生最艰难最孤独的时候。每当我在迷茫犹豫畏难退缩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居正。如果是他会怎么做呢？

上周日读完了这本鸿篇巨著，一直没有写书评，实在是内心纠结，一如当初读吴晗老师的《朱元璋传》。最后促使我给出推荐的是最后的那一段话：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这篇巨著写于1943年，那时的中国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比之张居正所处的明朝中后期的境遇更悲惨千万倍。一如明后期熹宗给张家平反复职，借此召唤力挽狂澜的英雄，1943年也在呼唤他的张居正。我想这也是朱先生写下这本书的初心之一。 这篇巨著写尽了张居正的一生，从他的祖上追随朱元璋打江山开始，讲述了张居正如何从一个小康之家的神童一步一步成为明朝最有名的首辅，以个人之力为明朝续命几十年，如何将一个每况愈下的国家慢慢转变成国富兵强的国家。 张居正一生做了这样几件大事： 1.创造考成法，利用考成法清吏治、裁冗官、干实事、清田丈、追积欠、推进一条鞭法，一步步改善嘉靖后期国库亏空的状况，改善政府财务状况。 2.国家经济情况改善后，集中资源平边患，面对鞑靼、土蛮，他思路清晰，胡萝卜加大棒，一边拉拢分化一边积极备战，不得不说他是个军事大家。可惜他也困于环境眼界所限，对少数民族的鞑靼一直视为异族，持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没有民族融合的格局。这一点朱元璋建国初期做得很好，只要少数民族对我有心归附，认可我汉族的文化传统，仍然可以在明朝统治下生活做官。做得更好的是周恩来总理，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周总理对少数民族政策和民族融合政策真的是高瞻远瞩，我觉得功劳不亚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当然这对张居正的要求有点太苛刻了，每个人都逃不开自己所处的环境限制，没有人能活在真空里、开上帝视角。 3.整顿学政、驿政等对百姓负担过重的苛政，明中后期的学政、驿政实际上造就了一批盘踞百姓身上吸血的特权阶级，张居正对这些苛政的开刀，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动了特权阶级的利益，使自己站到了士大夫、知识分子、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而明朝真正有权力的就是这些人。百姓的感恩是没有影响力的，在封建社会，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冒出来申公豹纵身一跃以一当万的画面。张居正张先生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去改革的吧，我知道改革是会流血的，我和我的家族大概没有好下场。为了国家和人民，如果改革真的要流血，请从我张居正开始。 致敬英雄!唏嘘他的身后所遭际的一切，如果他泉下有知，看到神宗在他身后不到一年就废除了他的改革措施，迫害他的家族子孙，不知道会不会后悔改革？ 我想他定然不会的，他的曾孙同敞给出了答案。 最后写一点关于本书我觉得的遗憾：朱老师写的时间线太乱了，很多历史事件、改革政策、军事发展在各个章节不断穿梭，看起来好费脑子，有点累，我中途几乎快放弃了（所以纠结是否推荐）。庆幸坚持看完了，是一本好书。

为什么一个失灵的王朝需要张居正，却又容不下张居正？张居正用十年证明，一个杰出的人，能够把一个已经失去活力的王朝挽回到什么地步。 他的身后事则提出了另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当一个时代的秩序过度依靠一个人，这份秩序还能在他离开后继续存在吗？ 读完《张居正大传》，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张居正执政十年，整顿吏治，清丈田亩，改善财政，经营边防，让一台已经迟钝、松散的大明官僚机器重新转了起来，也让一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暂时止住了颓势。可他于万历十年去世两年后，万历正式清算自己的老师：生前所得官爵与谥号被褫夺，家产被查抄，那些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称颂他功业的人，也纷纷转身与他划清界限。 一个几乎把自己耗死在政务上的人，为什么没能换来善终？ 一、朱东润没有把张居正写成圣人《张居正大传》并不是一本读起来轻松畅快的历史爽文。我原本只是想利用碎片时间读几页，结果不到二十分钟，就默默下单了一本纸质书。因为朱东润的写法让我意识到：这不是一本可以靠手机快速翻完的书。 “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是朱东润关于《张居正大传》的写作原则。他保留了大量奏疏、书信和史料，有些地方甚至像把档案一页页摊在读者面前。人物不会一出场便被贴上忠奸标签，很多结论要等到几封书信、几次用人和几场政治交锋之后，才慢慢浮现。 朱东润对张居正显然怀有同情，但并没有因为欣赏他的功业，就替他抹掉政治算计。高拱被逐时，张居正明知冯保的指控并不可靠，却选择置身事外，等着政敌倒台，自己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写到这里，朱东润没有用“顾全大局”替他开脱，只说政治家不是圣贤，而只是政治家。这句话几乎定下了整本书观察张居正的方式。 张居正不是道德标本。他有救国的抱负，也有对权力的需要；他能够识人用人、忍辱负重，也会排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他既不是被奸臣迫害的完美忠臣，也不是只想篡夺皇权的野心家。他是一个并不完美的人，却仍然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解决问题的人。 二、一个组织开始呼唤强人，通常意味着正常秩序已经失效张居正接手的明朝有法令，也有聪明的官员。但公文在衙门之间往返，事情却没有结果；官员擅长讨论名分和道德，却没人愿意为财政亏空、土地隐匿和边防困局承担责任。每个人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所有问题却依然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张居正所做的，就是把那些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的命令，重新压到具体的人身上。 读到这里，我很难不想到今天。几百年过去了，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会海如山”的时代：会议一场接着一场，汇报一轮叠着一轮，所有人都在表达重视，事情却未必真正向前推进。我刚入职高校的第一天，同事便向我传授了一条颇为实用的工作经验：“任务安排下来以后，不要立刻做，先等一等，说不定过几天它就自己消失了。”后来我才发现，这并不完全是一句玩笑。在一些组织里，任务并不是通过完成而消失的，而是通过拖延、遗忘、转交和下一场会议，悄无声息地消失。每个人都很忙，事情却未必真正有人负责。因此，我常常忍不住想：如果张居正来到我们学校，我们的工作效率究竟会高到什么程度？ 他推行的考成法，本质上就是要切断这种责任在流程中不断蒸发的可能。每项任务都要登记在册，明确期限，核查结果，并与官员的考核和升降直接挂钩。事情没有完成，便不能再靠一篇辞藻漂亮的文章、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蒙混过去。考成法看似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实际上触碰的是官僚体系最根深蒂固的习惯：过去只要程序上有所交代、语言上足够体面，事情是否真正完成，反而并不重要；而张居正要求的，是命令必须转化为结果。清丈田亩则更进一步，直接触碰了权贵和大地主长期隐匿土地、逃避赋税的利益。他试图让那些最有能力逃避义务的人，重新承担起本应承担的责任。尽管这场清丈最终仍有局限，但张居正对畿辅与权贵土地的清查，确实触动了当时最难触动的利益。 改革为什么总是需要依靠强势人物？张居正给出的答案是：当一个组织已经失灵时，问题通常并不在于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而在于每一项真正的改变，都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所有人都支持整顿，前提是不要整顿到自己；所有人都赞成提高效率，前提是不要追究自己的责任；所有人都希望国家财政充盈，却又希望赋税由别人承担。 很多改革并不是败在方向错误，而是败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变别人，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张居正真正稀缺的地方，不只是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而是他有能力判断轻重，也有权力迫使所有人承担改变的代价。在用人上，他也不像传统的道德家那样，只寻找名声毫无瑕疵的官员。他更看重一个人能否处理具体事务，再用考核、纪律和制度约束其行为。 在一个危机四伏、执行失灵的时代，这使他成为近乎无可替代的人选。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一个人能够越过层层阻力，迫使官僚体系行动，甚至重新分配利益时，他手中必然需要越来越多的权力。人们欢迎他，是因为他能够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人们恐惧他，也是因为他已经能够决定太多人的利益与命运。 组织对强人的需要与恐惧，从来都是同时出现的：人们盼望他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又希望危机过去以后，他能够立刻交出一切，重新退回一个无害的位置。《琅琊榜》中的赤焰军如此，帮助杨广夺取皇位、最终又遭到猜忌的杨素亦是如此。功劳一旦大到足以震动权力中心，拯救者与被拯救者之间，便很难只剩下感激。 所谓“功成身退”，不过是后来者替权力写下的一句体面总结。权力最喜欢这样的英雄：在它需要时无比强大，在它恐惧时又能主动消失。这种要求并不只存在于政治之中。社会对女性也常有相似的双重期待：既希望她聪明能干、独立坚韧，能够承担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责任；又希望她不要太强势、不要表现出过多的野心，更不能让身边的人感到被遮蔽。她可以优秀，却最好不要锋芒毕露；可以承担责任，却不应因此要求更多权力。 所谓“功成身退”与所谓“温柔懂事”，赞美的有时是同一种人：足够有用，却始终无害。 这实在是一种可笑而又可悲的期待。 三、张居正把万历培养成了一个满分学生，却没有让他学会独立做皇帝读这本书时，最让我难忘的，并不是张居正与官员之间的斗争，而是他和万历之间那段越来越拧巴的师生关系。 张居正认真教过万历怎样做皇帝。他为万历安排经筵和日讲，让讲官讲解《通鉴节要》，要求把历代兴亡的原因讲得清楚明白；他又亲自编写《帝鉴图说》，从历史中挑选出可以效法的明君和足以警戒的昏君。至少从课程内容看，财政、用人、边防、节俭、勤政这些帝王必修课，张居正并没有落下。 问题在于，他教给万历的政治，始终像一本已经附上标准答案的教材。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什么叫节俭，什么叫放纵；怎样才算勤政，怎样又算辜负祖宗，张居正都替他划好了重点。万历要做的，是记住答案、服从答案，再把自己活成答案。 这很像现实中那些极其负责的父母。他们替孩子挑选学校，规划专业，安排工作，甚至判断应该和什么样的人结婚。每一步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这是为了孩子好；每个选择看起来也都正确。久而久之，他们几乎替孩子把整个人生都走了一遍。 朱东润形容张居正对万历，如同一位“尊严的小学教师”。这位老师用尽一切办法，要把学生领向理想的境界，却忘了他的学生不仅是一个等待塑造的皇帝，首先也是一个会长大、会有欲望、会感到委屈，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的人。所以，我总觉得张居正培养出来的万历，有点像一个被精心摆放的“圣人手办”。他端正、克制、勤奋，完全符合儒家对明君的想象。只是这个手办不能自己移动，也不能决定自己要站在哪里。它唯一的任务，就是按照老师规定的姿势，一直端正地摆下去。 万历小时候当然依赖张居正。天气炎热时，他见老师讲书辛苦，便叫太监在一旁替他扇风；冬天地面寒冷，他又命人铺上毡子；张居正生病时，他甚至亲自调椒汤送去。师生之间并非从一开始就只有压迫和算计，也曾有过真实的信任与亲近。 可孩子终究会长大，接班人也迟早会问：什么时候才轮到我自己作决定？ 长大后的万历逐渐发现，自己名义上是天下最高的统治者，国家真正重要的判断却长期由老师完成；自己被要求节制一切欲望，老师却可以根据政治需要决定什么事情能够通融；自己必须按照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老师却以一个现实政治家的方式掌握权力。 这种矛盾并不只存在于家庭之中。许多领导口口声声培养年轻人，许多创始人反复寻找接班人，却总在真正交出决定权的那一刻退缩。 于是，所谓“培养”，最后很容易变成延长控制的另一种方式。 张居正的问题，不在于他没有教万历政治，而在于他始终没有真正把政治判断交还给万历。他可以教万历怎样评价古代皇帝，却没有给万历足够的空间，让他在现实中独立判断、犯下错误，并承担后果。 更麻烦的是，这个孩子并不是普通人，而是皇帝。普通孩子要摆脱父母的控制，或许只是搬出家门；普通接班人要证明自己，或许只是离开公司另起炉灶。可万历想要证明自己已经长大，就只能从张居正手中夺回那个本来属于皇帝的位置。 因此，两人的矛盾并不只是一段师生感情的破裂，而是两个权力中心迟早会发生的碰撞。万历后来清算的，不只是一个曾经约束自己的首辅，也是那个长期替他定义正确、替他作出判断、替他扮演皇帝的父权式老师。张居正把万历培养成了一个熟知明君标准的满分学生，却没有让他真正练习怎样成为皇帝。 到最后，万历只能用最激烈的方式撕掉老师给他的标准答案，以此证明： 从今以后，朕要自己答题。 四、张居正建立了制度，却没能让制度离开自己说张居正只相信个人权力、不重视制度，并不公平。考成法、清丈田亩和财政整顿，都在试图重新规定责任、程序与奖惩。问题在于，这些规则能够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居正本人站在后面，以自己的威望和人事权保证它们被执行。 朱东润在论述张居正“夺情”后的政治主张时，直接称其为“一篇独裁者政治立场的宣言”。张居正认为，皇帝身处深宫，不可能独自处理一切，国家事务自然要委托给最有能力的大臣。以当时的危局看，这并非没有道理。 张居正晚年的情形，更暴露了制度对个人的依赖。他已经卧病在家，内阁中还有张四维、申时行，稍微重要的事情却无人敢自行处理，仍然要送到他的病榻前听候处分。后来病势加重，他神志已经昏沉，各方仍围绕在床边，希望抓住最后的机会安排人事。一个人已经病重至此，国家机器仍不敢离开他独立运行。这当然证明了他的能力和责任感，却也说明这个组织没有长出自己的判断能力。 好的制度不应该要求每一个继任者都成为张居正。制度存在的意义，恰恰是让那些没有天才般魄力、只有正常能力和责任心的人，也能把事情继续做下去。如果只有创立者本人才能执行，那么它仍然更接近个人秩序，而不是稳定的公共秩序。 张居正完成了许多规则，却没有完成最难的一步：让规则脱离自己的性格、威望和政治网络。他走后，组织当然还在，但此前被压住的利益、怨恨和权力冲突全部反弹了回来。 英雄能够暂时替制度工作，却不能成为制度本身。 我们当然需要张居正，却不能永远等待张居正。 我敬佩张居正，不只是因为他看见了问题，而是因为在所有人都可以推诿的时候，他真正承担了解决问题的代价。在一个随波逐流远比有所作为安全的环境里，他像一个近乎纯粹的“傻瓜”：别人都在计算怎样明哲保身，他却总在选择那些艰难却正确的事情。 我也曾设想：如果张居正能够重活一世，知道自己死后会遭遇怎样的清算，他的选择是否会有所不同？ 我想，大概不会。 他或许会更谨慎地处理与万历的关系，更克制地使用权力，也更早地为改革和家人安排退路。但只要他仍然是张居正，当国家再次走到危急关头，他大概还是会站出来，接过那些本不该由一个人独自承担的责任。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拥有超越常人的才智，也有近乎固执的使命感。他明知权力会反噬自己，明知改革未必能够长久，仍愿意为了一个王朝暂时的振作，付出名誉、家庭，甚至生命。 这既是张居正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也是他无法逃脱的悲剧。他愿以一己之力托起一个摇摇欲坠的时代，哪怕最终粉身碎骨，也绝不后退。

这本看完后又看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才来评论的。记得当初看这本时，满满都是想着打卡，读完之后又反复回味。 看到张居正给他人的书信，词句里让我感觉他从小作为神童，并没有一丝傲慢，反而特别谦和，真是认知水平越高的人越谦逊。他周到体面，做事又很果断，专业，有雷霆手段也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因为他的改革，为万历在位期间充实国库，万历三大征打好经济基础，我深深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想起当年明月对他的评价，他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然看人不能就一面，一直以来对他的争议都很大，以前在我看来他究竟是一个好人。看到钱老对明代政治体制和对他在位的权力分析，一直以来皇权相权都相互制约，而明废相加强中央集权，就明代政治来说，内阁的权利只是皇帝的秘书处，为皇帝提供建议，而太岳做为一个内阁首辅要求奏章给内阁一份，是名不正言不顺。我才知道为何有争议 转而我又想到在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皇帝本人能力和品德的好坏对国家来说是不是影响更大呢，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比如嘉靖上位之前的大礼议（嘉靖帝这个人我是有点佩服的，我觉得他天生就有点小聪明，将上位就知道与群臣争权，是有能力的），万历期间的争国本事件，以及“二龙不可相见”，朱由校作为一个皇帝甚至不太识字，都说明了皇帝个人品德的好坏对国家的重要影响。明代对皇权制约是有政治缺陷的，这是钱老的论述。 而在此制度之下以损害大多数士人、官吏、地主阶级的利益强行改革，实难也。众所周知历来改革者结局都不好，敢顶着非议前行，纵使很多人说他也为自家人谋利了，也有贿赂，也许个人品德不够高尚，行为不够清廉（以往我对张居正的喜欢甚于曾国藩，不理解曾国藩为何被称为圣人，而张居正被称为政治家，而且还争议很多，后面才从网上了解曾国藩立功立言立德，治家有方，家风严谨），但改革不改革对他自己并无甚好处，反而改革有极大阻力。历朝历代说改革的人多，实行的人确少，往往经一点阻力就偃旗息鼓了，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看过王阳明的传习录我知道了知和行是两件事，但其实也是一件事，因为行才是知之成。 我又要说一句俗话了：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人不过是言语的奴隶，看一个人要看他做了什么。 最后，也许我对太岳了解得还不够，对历史理解得比较浅显，重在读后输出了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