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 1895—1945

与其说了解日本武士阶层的历史、幕末运动和明治维新，是我学习二战太平洋战史的补充资料，不如说这条阅读路径的反向推进才是研究的真正目的—日本史。 从表面看，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根据国情考察/效仿西方宪政对本国政经、军事、社会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但就其本质，在我看来，只是下级武士发动的一场“不彻底的革命”用以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公武合体”。 说它不彻底，因为发动者与被推翻者（幕府）来自同一个阶层，只是等级不同，其行为准则（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思想（从丰臣秀吉到山县有朋再到昭和军部的对外扩张）却是一脉相承。 “公武合体”本是指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幕末）的一种政治理论，主旨是联合朝廷（公家）和幕府（武家）改造幕府权力。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让天皇看似立于实君位（借鉴普鲁士宪法），总揽统治权（大政奉还），统帅全军，议会仅起“协赞”作用。然而实际运作中，已替代幕府的藩阀官僚（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通过“机务六条”限制天皇干政，使天皇同时处于类似英国君主立宪的虚君位，从而实际掌握了“幕藩割据”状态时分散于地方，明治维新时收归中央的权力（改造权力）。“《明治宪法》，就性质而言，是神权绝对主义和立宪君主制的奇妙折中。”，符合当时的日本国情。“ 国民大众以为天皇是大权独揽的绝对君主，而知识分子和官僚才知道天皇是受宪法制约的立宪君主。宪法设计者伊藤博文等人以“显教”教导国民，以“密教”运营国政。”，俨然是一场“前君后臣”的双簧戏。由此可将明治维新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公武合体”。 “正如柯林伍德所言，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人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那么深入学习日本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明治宪法》赋予战前天皇制的暧昧性格（绝对君主与立宪君主的双重属性）屡屡被政治斗争所利用，成为日本政治体制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也是二战日本必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并加速走向毁灭，以及战后无人真正承担战争责任的根源之一。 基于二元制君主立宪而“巧妙”设计出来的“显教”与“密教”造成了战前日本民众与文化人之间的断层，进而助长政党腐败，民众对其非常失望。加之“在乡军人会”的退伍军人日常“战备”、出于对陆军裁军时的妥协-安排军官走进男子学校对青少年进行军事化训练、以及民间右翼思想的发展与煽动，这些群众基础激发了民众自愿希望更为“纯粹”的军人集团掌政，从而倒入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怀抱”。同时，基于“日本特色”的君主立宪制衍生出军部三大特权（统帅权独立、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帷幄上奏权）给了军队不受行政辖制（直属天皇）、军部干政、以及“包庇”下克上（内阁无权干涉）的理论基础。实施禀议制决策方式又形成培养下克上现象的沃土，那一根根点燃的火柴— 五·一五事件、二·二六军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依次而迅速、又“半推半就”（象征性追责，默认民间和社会不否定或同情发动者的“英勇行为”，对既定“胜利事实”姑息养奸）地把一个从精神、思想到身体都已准备好并不畏死的疯狂“怪兽”推向东亚、东南亚直至整个世界。因此，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丰臣秀吉-山县有朋-昭和军部）不会因大正民主的“闪光”、几个强硬且稀有的政治家和稳健派军人而改变方向，后者的存在，仅仅是决定“吃相”优雅还是粗鲁而已！ 天皇制的双重属性还造成整个国家运作时的责任意识与界定的模糊性。根据战前宪法，天皇只有权力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外显其正统与亲政、实则“要求”其克制，通过免责，达到维护其神性与完美，用以教化和规范民众道德），内阁、议会本该民选却脱离人民、同时无法控制、干涉军队，而军人打着维护天皇的名义、滥用其特权（尤其是统帅权独立和帷幄上奏权），导致民众无法分辨军令到底出自何处（天皇？军人？）。这种无责任体系被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比喻为“抬神轿”，其与“天皇制、下克上和法西斯主义是导致日本走向毁灭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战后偌（蕞）大（尔）一（小）国都以受害者自称或以遵守上峰命令不得不为之推卸责任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天皇免于起诉是无条件投降的唯一条件）。 “无责任”的帝国看似轰然倒下，而武士道精神却没有随武士阶层的瓦解彻底消失。所谓优秀“和魂”的暗处始终蛰伏着不肯正视历史及责任的人和组织。就像电影《南京照相馆》中，伊藤秀夫的上司一边书写，一边解释伊藤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影片的一处亮点，不动声色地戳破了角色的虚伪、“大东亚共荣”政策的侵略本质、以及武士道结合了日本国家神道和佛教，以及中国孔孟之道后的异化本质。因此，面对不正视历史，不敢承担责任，甚至歪曲事实的人必然会有影片最后的强势回应“我们不是朋友，绝对不是！” PS. 如果想更加顺畅地阅读《“无责任”的帝国》，最好提前补看一些关于日本武士阶层崛起与发展的书籍，例如《武士革命：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的崛起》或《讲谈社 日本的历史》系列丛书。 阅读《“无责任”》期间最好同时学习中日甲午战争（《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全四册）》）、日俄战争（《日俄海战 1904-1905 侵占朝鲜和封锁旅顺》）便于了解让日本全民癫狂的“胜利病”缘起。 《“无责任”》与二战太平洋战争全史是可以互作延伸阅读材料的。个人经验，了解战争通史后再阅读《“无责任”》可以获得更多启发。

2025阅读十佳之一 知日十佳之一 本书的优点在简洁又条理清晰。仅用26万余字就讲清楚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积极外向学习、国势崛起的傲世成绩；也道明了日本在其后50年当中的政治演化和因为思想观念上的偏差走到近于毁灭；并且在远端遥遥指出了今日霓虹社会生活待解难题的来路。我读了两遍，这书好到可算上是我读到关于日本现代变革的十佳之一。 日本的面积与云南相当。拿着地图这么一比，在很多东大大人眼里霓虹就是蕞尔小邦、是小本子、是条一掐可死的虫儿，而德国在他们眼中是大国，但德国面积却是不及日本呐。再有，面积是你两个体量还多的毛熊，论GDP不及一个粤省。墨卡托投影法害人，看多了世界地图，惊惧于北极熊和真以为自己是中央帝国的念头多少会有那么一点儿的。 为什么不以一国的国民幸福指数讨论成败？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非常友好的写作，尤其是序言中的几段话我深表赞同，“将战前日本政府视为一个步调一致、行动统一的整体，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尽管战前日本的执政者征服中国的动机大致相同，但他们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构想却存在深刻差异。至20世纪30年代，正是由于政府的分裂和权力的多元分割，使得执政层最终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加速了日本向战争体制的迈进。”如果说序言的时候还能感受到商老师具有感染力的声音，那么进入具体内容的时候则转入了冷静的知识分析，用通俗的语言消化了很多既有研究成果，而且其中的不少著作是已经被译介的研究，比如丸山真男、川田稔、户部良一、黑泽文贵、升味准之辅、信夫清三郎、滨野洁、入江昭、伊藤之雄、泷井一博、纐纈厚等等，当然报完上述菜名的目的也许是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能够像作者一样用通俗的语言把他们的观点概括出来并做一个定位，并且也许更重要的是期待一下被引用到但尚未翻译的著作何时能进入中文世界……话说回来，正如很多豆瓣友邻的短评所指出的那样，这本书的写作有点像日本学者向普通读者科普的新书形式，但是相比于日本学者的书却更适合中国读者的“体质”。开头对于明治遗产的介绍其实是向读者概述了战前日本的政治体制、运作规则及其“多头一身”的特征，这一点就很像是之前读的古川隆久的《毁灭与重生》的写法。但是作者对于主要人物的侧重使得他对很多出场人物的前因后果做了细致通俗的解释，于是这些人物也就不像面向日本读者的书那样，如地鼠一样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其次作者对于很多概念和事件的细节做了细致的介绍，并且这些内容因为是服务于整个叙事线索因此并没有堆砌之感，反而能够填补我之前阅读时不被提示的很多细节。尤其是关于昭和初期的介绍非常受用，比如古川隆久那里被一笔带过的很多事件都有了概述，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不进行解散议会选举实现过渡的问题除了与舆论、枢密院的不信任也有面对田中义一时选战资金不自信的考虑；对昭和金融恐慌时的铃木商店和台湾银行危机也进行了介绍；西园寺公望推荐斋藤实任首相组阁从而终结政党政治也有犬养毅被刺后政友会继任者总裁铃木喜三郎太右了的问题……这里的种种可以看出，对于规范层面政党政治的破坏来自于缺少合法性的行动者被太多合力所牵扯（更不要说这里想要维持规则的行动者其实是天皇—元老—政党领袖等复数的存在），有些“面对现实”的考虑长远看往往种下了更大的恶果。当然作为一本普及读物作者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分析更不用说创见，但能够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一个连贯的叙事也已经是善莫大焉了。被作者从开头延续至尾的分析工具或许是明治和宪法所设定路径下产生的“多头一身”造成的无责任体系、天皇的绝对君主与立宪君主矛盾以及军部与政府的“双重外交”问题，以致于在天皇拥有大权又必须在各个互不隶属的权力辅弼下才能运行的格局导致了尽管有天皇作为所谓的机轴，但是“国体”的暧昧性却回避了权力的最终判定权，以及由此确定的最终责任问题（这本书对于丸山《日本的思想》一文引用好像比较少甚至没有？）。从伊藤博文到原敬等人尝试的一元化政治指导在被宪法授权以及现实存在的不同权力和派阀的撕扯、讨价还价、妥协中走向变形（而且即使他们在倡导内阁的时候对于内阁的权力来源也没有做出来自议会的一元化的努力反倒是选出势力与非选出势力在内阁层面的统合），在元老落幕，政党政治的潮流随着国际协调外交和世界经济金融秩序走向崩溃而衰微以后，取而代之的陆军中坚参谋层是在权力统合和国家理性层面更加混乱和更不负责任（所谓抬神轿）的一代人，但正因为更不负责任所以可以更放肆的暴走……最后，这本书中丸山真男的比重其实比我预想的要少，（正如一位豆瓣友邻所说）主要是在最后结算历史的部分。然而这一现象恰恰反应了一个问题，即丸山在《日本的思想》《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讨论的是站在战后，把从明治到（战前）昭和作为一个整体走向毁灭尘埃落定盖棺定论之后进行的政治学层面结构性的分析，尽管确实非常高明非常具有概括力，但是如何与强调史料辨析，强调具体以及研究对象历时而变、偶然性的历史分析进行一个结合其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尝试的问题。我记得坂野润治似乎就质疑过丸山对天皇制的批判是超历史的……

不长的一本小书，两天不到读完。提供了关于近代日本历史的新视角，记两点思考之处。 一，关于中日近代以来战争的新视角，或者说是从人物出发，更加详细的视角。对于甲午海战以来中日之间的战争，长期还仅仅停留在课本上寥寥数语的描述。这本书也是帮我从另一个视角，即日本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将扩张作为一种手段，与周边国家（中、韩、俄）进行周旋，发动战争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中日的几场战争。战争是手段也是必然结果。对日本几个关键人物的介绍和描述也是填补了历史知识的空白。更为有趣之处在于，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选择的手段和途径，与德国的相似之处。有历史发展的相似，更有互相模仿学习的相似（《明治宪法》与德国），相似的历史进程和矛盾，进而推导出相似的动作——对外扩张和法西斯主义。 二、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书名直接点出的问题：“无责任”的帝国。通篇看下来，从天皇到官僚到军部，每一个角色都在战争的发动中起到了些许推动作用。但最终清算之时也就只是笼统的概括到几个具体人物上，实际的矛盾在于日本这个民族的群体无意识，或者说是矛盾性。既高风亮节，但实际上又暧昧之集，不承担。甚至于所谓的天皇的责任，也只是这种群体性的一个最终表现形式的集大成而已。这一点上看，天皇确实是日本国民之象征。而所谓的战后改造，其实到底也是无法改变一个民族的根本性，仅仅是从外力上或者物理条件上削弱和减缓下一次暴走的概率。而暴走形式，也不一定是战争。历史终究是个圈。 总体推荐。但是在叙述上，时间线和人物线再加上叙述，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有些错乱。尤其是在某些不熟悉的历史段落，容易分散注意力。整体比较易懂浅显，推荐。

八歧大蛇与责任真空：近代日本「无责任帝国」的形成、暴走与毁灭与战前大日本帝国的「实在」相比，我更愿意在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上赌上一切。 商兆琦的《「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 1895—1945》对近代日本从甲午战争走向二战战败的五十年历史进行了系统性解剖。这本书的核心论题聚焦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内在缺陷，即日本如何建立起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却缺乏最终责任主体的「无责任体系」，并任由该体系在内耗、下克上与盲目扩张中走向彻底毁灭。本书可作入门，梳理部分历史肌理。 近代日本的悲剧，根源于明治维新时期带有妥协性质的顶层制度设计。宪法设计者试图调和绝对君权与现代立宪制，从而埋下了结构性分裂的种子。在天皇制的设计上，明治宪法第一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与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并总揽统治权，依宪法条文行使之）之间存在长期的法理解释空间。明治精英采用了「显教」与「密教」的双重治理逻辑：向国民与军队灌输「天皇主权说」，利用神化权威建构国家认同与动员体制；而在官僚与知识精英内部，则以「天皇机关说」操作国家机器，将天皇视为法理型宪政架构下的最高国家机关。由于日本传统宗教力量薄弱，皇室成为唯一的国家「机轴」。这种双重性格导致天皇既是绝对君主又是立宪君主。天皇虽对政治事务通常保持沉默（听从内阁），但在军事事务上保留详加垂询的特权。这种设计假设元老集团能够永远居中调停，如元老权威消解，责任主体便陷入真空。 与此相关的是军政与军令的二元分裂。军部并非单一部门，而是陆军省、参谋本部、海军省、军令部等机构的统称。其中，陆、海军省属于军政机关，负责编制、预算、后勤等行政事务，对内阁负责；而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属于军令机关，直属天皇，拥有「统帅权独立」的特权。技术官僚与民意代表本身就存在选拔路径与效忠对象的冲突，而军令与军政的分离，使得陆军省和内阁无法实质性约束参谋本部的战略规划。这一机制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双重外交」——内阁执行条约外交，而陆军执行利权扩张。丸山真男曾用一个「秃头寓言」形象地隐喻这种困境：一个男子有两个情人，年轻的代表进步派与立宪制，年长的代表保守派与绝对君权，两人分别拔去其白发与黑发，最终男子成了秃头。这恰恰说明了近代日本在两种意识形态的极限拉扯下，制度最终走向全面空心化与失控。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日本通过对邻国的试探与豪赌，完成了向帝国主义「一等国」的跃升，同时也确立了通过外部军事冒险解决国内危机的路径依赖。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巨额利权与国际地位提升，刺激了军部狂热与大众民族主义膨胀。当战略胃口过度扩张并遭遇西方干涉或外交压力时，内阁试图通过外交妥协规避风险，却往往引发日比谷事件那样的民众暴动，导致内阁威信下坠，反而促成了妥协体制（如桂园体制）的形成。在甲午战前的东亚政局中，清政府、朝鲜与日本对「主权」的理解存在根本性不对称。清廷试图在传统宗藩关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之间采取暧昧定位，以规避涉朝外交纠纷。日本则利用西方条约体系的排他性，切断中朝宗藩关系，将朝鲜变为向大陆扩张的跳板。 日俄战争展示了总体战的雏形，战争本是政治的工具，但在日帝却异变为鲁登道夫式的「政治必须为战争服务」。一个值得注意的反例是，日军在日俄战争中因维生素B1缺乏导致脚气病减员高达数万人。时任陆军军医总监的森鸥外坚持「脚气病源于细菌感染」的错误假设，排斥海军高木兼宽的饮食改善方案（米麦混合饭），盲目推广抗菌的「征露丸」，导致死于脚气病的人数接近战死者的一半。这一体制内部的固陋与教条，是近代日本官僚机构僵化、缺乏纠错机制的微观缩影。后来「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的屈辱感，催生了「卧薪尝胆」的社会心理。由此，日本的民族主义彻底与国民主权、自由主义剥离，转而与国家统一、对外帝国主义扩张紧密勾结。1905年因《朴茨茅斯和约》没有赔款而引发的「日比谷事件」，表明愤怒的民众与在野党开始用狂热的「爱国主义」反噬内阁，迫使藩阀与政党达成妥协。 进入20世纪20至30年代，随着明治元老相继离世，维系政治平衡的威权核心消失。经济危机的爆发与意识形态的极端化，最终彻底摧毁了尚未成熟的政党政治。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同时通过了《普通选举法》与《治安维持法》。保守派的假设是，通过取消纳税限制实行普选可以扩大政党的民意基础，使其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维护者，同时以《治安维持法》作为防火墙，严厉镇压左翼激进思想。然而实际因果恰恰相反：这一组合拳固化了国家主义权力，压缩了合法左翼改良的空间，导致中下层民众的阶级不满无法通过健康的议会途径分流，最终只能转向极端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像是北一辉一众人变实现了自身的跳转。 1927年爆发的昭和金融恐慌，彻底暴露出政党政治在面对经济危机时的不成熟。政友会为了夺取政权，在议会中将「震灾票据」政治化，对若槻礼次郎内阁进行攻击。大藏大臣片冈直温在车轮战质询中因极度疲劳发生口误，误称「东京渡边银行破产」，直接引发全国性挤兑恐慌与铃木商店倒闭。枢密院乘机拒绝发布救济敕令，导致内阁倒台。政党将短期党派利益置于国家金融稳定之上，极大削弱了公众对议会民主的信任。与此同时，陆军内部因人事选拔机制形成了深刻的派系对立。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并考入陆军大学的精英佩戴类似天保钱的徽章（「天保组」），垄断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核心职位；而仅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无天组」）升迁受阻。这种制度性歧视导致下级军官与中上层彻底对立，「无天组」及基层青年军官极易被北一辉的「国民的天皇/国家改造论」动员，构成了「皇道派」的激进土壤，频繁发动暗杀与兵变，如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兵变。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进入「暗杀政治」时代，统制派在肃清皇道派后全面掌控军队，将国家推向总体战轨道。意识形态安全阀的瓦解以「天皇机关说」事件为标志：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遭到军部、贵族院及右翼势力的毁灭性围剿。这一事件在思想上击碎了重臣集团与文官官僚赖以操作现代宪政的「密教」法理，导致国家权力退回至盲目的「天皇主权绝对论」。自此，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从法理上对军部的「统帅权暴走」进行刹车。在军部战略方面，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基于日莲宗末法论和地缘假设，预测人类将迎来美日终极决战，为此必须占领满蒙作为战略后方。然而他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其「下克上」的成功反而刺激了更无能、更狂热的军官，如后来的东条英机。1932年外相内田康哉叫嚣「即使将国家化为焦土也要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最终退出了国际联盟。这一决策切断了对日本真正生死攸关的日美贸易与中国广阔市场。国际孤立推动了《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签订，在近卫文麿「不要误了班车」的盲从心理下，日本彻底被绑上了法西斯战车。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宣告了战前大日本帝国模式的彻底破产。丸山真男对近代日本政治结构的批判，精准捕捉到了这个帝国的行为逻辑。他提出了「无责任体系」的三联结构：近代日本的国家权力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三种缺乏理性衔接的力量构成的寄生金字塔。位于顶端的是天皇，代表神圣权威，通常保持沉默，不承担具体政策责任；中间是官僚与统制派，代表行政权力，依附权威，缺乏宏观战略担当；底部是不法之徒与激进军官，代表暴力，利用「下克上」绑架决策，事后推诿于大局。在这个传统型权威主导的金字塔社会中，上位者将压迫转嫁给下位者，最底层的民众与士兵承受最大压力，其出路只有两条：向外的排外主义（极端侵略）与向内的下克上（军事政变）。东条英机在颁布限制投降的《战阵训》后自己却自杀未遂，暴露出高级将领的懦弱。而战后币原喜重郎内阁抛出的「一亿人总忏悔」口号，展现了「无责任体系」最后的自我保护机制。这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乌贼的墨汁」：它试图将具体决策者的战争责任模糊化、泛化为全体国民的道德修养问题，暗示是因为国民「缺乏努力、道德败坏」才辜负了英明理性的天皇。通过这种方式，真正的体制祸首成功规避了对亚洲被侵略国家和本国人民的责任反思。 综观全书，近代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间的扩张与毁灭，并非偶然的行差踏错，而是一条精密契合的因果铁律：明治宪法制度分裂导致统帅权独立与双重外交，意识形态净化（清洗机关说）造成责任主体真空与下克上暴走，最终走向非理性全面开战与国家焦土化毁灭。这正是丸山真男在1964年留下的那句名言的厚重底色：「与战前大日本帝国的『实在』相比，我更愿意在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上赌上一切。」 所谓的「虚妄」，是现代民主制度中那些尚未完全实现的、需要不断确权与修正的法治理想；而战前的「实在」，则是那个表面上高效、庞大、举国一致，实则内核空心、无人负责、注定坠入深渊的精密机器。对于任何后发追赶型国家而言，日本帝国的覆灭都是一剂关于「权力必须与责任对等」的永恒清醒剂。

制度性的集体逃逸：读《“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1945》 近代日本的崛起与覆灭，是东亚近代史最吊诡的谜题：一个以维新图强、制度革新著称的近代化国家，为何会一步步陷入对外扩张的疯狂深渊，最终走向全面毁灭？过往研究多将其归因于军国主义狂热、民众愚昧、少数战犯独裁，或是外部地缘冲突，流于表层的现象归因。复旦大学青年学者商兆琦的《“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1945》跳出传统叙事，以制度无责任为核心密钥，串联起1895甲午战后至1945战败投降五十年的日本兴衰史，精准拆解了日本帝国从扩张狂欢到自我崩塌的底层逻辑，为理解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自我暴走”，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学术视角。 本书最大的突破，是摒弃了脸谱化的历史评判，借用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抬神轿经典隐喻，彻底戳破了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这也是全书的核心立论。在明治维新构建的天皇制体系中，天皇是高居顶端的“神轿神像”，拥有至高无上的法理权威，却被制度设计天然豁免了一切政治与战争责任；内阁、军部、官僚集团、元老重臣是轮番上场的“抬轿者”，各自割据权力、相互制衡推诿，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拥有绝对的最终决策权，也无人需要为国家的终极走向负责；而普通国民、社会舆论便是围观造势的民众，在民族主义狂热中推波助澜，成为扩张政策的拥趸，事后却以“被蒙蔽者”的身份置身事外。 这套独一无二的集体无责任体制，是日本近代悲剧的根源。不同于纳粹德国有希特勒这样明确的独裁罪魁，近代日本从来没有真正的“最高责任人”。对外扩张的每一步越界、每一场战争的升级、每一次暴行的发生，都是多方权力拉扯、层层推诿、无人止损的结果。军部独大时，内阁无法制约；内阁妥协时，天皇隐身默许；政策失败后，各方互相甩锅，无人承担败亡代价。这种权责彻底割裂的制度漏洞，让日本的对外扩张没有刹车机制：保守派不敢彻底止战，激进派不断制造既成事实，整个国家在无约束的惯性中持续暴走，最终滑向覆灭的结局。 全书以内政、外交、战争、人物四条并行线索，完整复盘了日本帝国五十年的兴衰轨迹，叙事严谨且逻辑闭环。作者跳出单纯的战争史梳理，不再堆砌战役、条约、事件，而是深挖历史表象背后的制度与思想根源。1895年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尝到了扩张的红利，无责任体制初步成型；日俄战争后，军部势力彻底挣脱束缚，权力制衡体系彻底失效；一战的投机获利、九一八事变的蓄意冒险、全面侵华的步步升级、太平洋战争的孤注一掷，每一次极端决策，都是无责任体制持续恶化的必然结果。 尤为难得的是，本书打破了“精英作恶、民众无辜”的二元误区，完成了对全民责任的客观复盘。商兆琦清晰指出，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从来不是少数军阀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国家的集体共谋。官僚集团为扩张提供制度设计，财阀为战争输送经济支撑，知识分子炮制对外扩张的理论说辞，普通民众狂热支持战争、捐献物资、裹挟舆论。所有人都是帝国扩张的受益者、参与者、推动者，而当帝国崩塌、国家战败后，整个社会却完成了集体失忆与责任逃逸：天皇保住地位，官僚与财阀延续势力，民众自居受害者，彻底消解了自身的历史罪责。这也是战后日本历史反省不彻底、右翼思潮死灰复燃的深层根源。 作为一部青年学者的深耕之作，本书兼具学术深度与通俗可读性。作者拥有北大、东京大学双重学术背景，深耕日本近现代史，既熟知欧美学界的近代东亚研究框架，又深谙日本本土的史学叙事，规避了国内同类著作或主观情绪化、或照搬西方理论的通病。全书史料扎实、论证克制，不刻意渲染仇恨，不做简单道德批判，而是以中立理性的史学视角，用制度逻辑解释历史必然，让读者读懂：日本的毁灭不是偶然的战争失利，而是制度性缺陷累积的必然覆灭。 当然，本书也存在通史类著作的共性局限。其一，全书聚焦制度解构，对日本近代社会文化、国民心态、教育体系如何系统性孵化军国主义，着墨相对有限；其二，对于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战后改造，如何固化日本的无责任体制、保留旧势力根基，仅点到为止，未做深度延伸；其三，对中日近代地缘博弈的细节梳理较少，更专注日本内部机制剖析，适合聚焦日本制度史的读者，而非泛地缘史爱好者。 回望历史，本书的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史学解读。1945年的炮火终结了日本帝国的肉体，却没有彻底清算其无责任的制度基因。时至今日，日本政坛频繁更迭、政客推诿卸责、右翼否认侵略历史、全民回避战争罪责的种种乱象，都能在这套百年前的畸形体制中找到源头。 《“无责任”的帝国》最深刻的启示在于：一个没有问责机制、无人敢于担责、全民集体推诿的国家，终将在自我放纵中走向毁灭。权力无约束、决策无制衡、失败无追责，是所有极端与灾难的温床。读懂近代日本的无责任困局，不仅是读懂一段东亚战争史，更是读懂集权伪装下的制度溃败、集体狂热背后的人性盲区，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永不褪色的历史镜鉴。 袁晋 2026年9月23日

一台“无人担责”的战争机器是如何发动起来的？究竟是谁该承担将日本帝国引上罪恶的战争之路的责任？ 从制度上来讲，《明治宪法》具有暧昧性和伸缩性，导致它对天皇的定位不够清晰。例如《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总揽日本国的大权。从这里看，天皇是绝对君主，类似于路易十四所讲的“朕即国家”。第四条却又矛盾：天皇需要依宪法行事。从这里来看，他又类似于统而不治的立宪君主。这引发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究竟是王在法上？还是王在法下？看第一条，是王在法上。但论第四条的话，又变成了王在法下了。这样一来，天皇的形象就有了双面性，垄断权力的时候表现为绝对君主，逃避责任的时候表现为立宪君主。 这种暧昧性其实是《明治宪法》的设计者伊藤博文等人有意为之，为了保证主权的稳固和确保日本社会的向心力，他们需要一位绝对君主，但是为了导入西方的立宪政治推进文明开化，他们又需要一位立宪君主。因此，让《明治宪法》保留一定的暧昧性和模糊空间，为的是便于操作，结果却造成保守派和进步派都有据可循。进步派认为应遵循第四条，保守派和军部则认为，应该按照第一条执行。因此形成了双方的长期斗争。斗争的集中爆发，是1935年的“天皇机关说”事件，“第四条派”全面败北，“第一条派”大获全胜。保守派政治家、右翼和军人认为，日本必须彻底放弃明治维新以来的西方宪政道路，构建以天皇为核心的总体战和国家总动员的体制，才能改革国内弊政，并在海外扩张国权。 当然，日本走向帝国扩张，掺杂了各种因素。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日本长时间是军人治国，侵略扩张的思想自古有之。与中朝两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不同，近代之前的日本是一个尚武的国家，认为武士才是最优秀的男人。当然，有一点悖论是，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已经灭亡了，只是后来经过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武士的精神和历史又被重新创造出来。 此外，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还源于整个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的不成熟。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领袖福泽谕吉说过，外在文明易得，但内在文明难求。外在的文明，指的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如宪法、政党、慈善机构、医院、陆海军、铁路和公司。这些事业并不难，有钱就能办到。但要找到并掌握支撑这些制度的精神动力并不容易，福泽谕吉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物理学和数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体系，二是个人的独立自尊的观念。 但是就战前日本的发展结果来看，虽然科学有所进步，但人的独立自尊观念并未确立起来，以至于日本人的思想和意识都被国家神道或者天皇教裹挟进去了，无人敢提出质疑和否定。所以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有意或者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支持了国家的侵略扩张。 战前日本的军政领导人习惯为自己的侵略活动披上道德的外衣。与其他法西斯国家相比，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点。比如纳粹德国的领导人，他们向来是不太掩饰自己的侵略意愿的。希特勒就明确讲过：正义与否并不重要，胜利与否才最重要。但是日本的军政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口号，来掩饰他们的侵略行径，例如大东亚共荣圈、亚洲新秩序、八纮一宇、圣战、皇道等。 为什么近代日本习惯为他们的侵略活动穿一个道德外衣呢？这跟天皇制息息相关。因为日本在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道德地位，因此，天皇不仅是日本最高的权力者，还被塑造成道德完美者和“真善美”的代表。就此而言，不仅天皇，连同天皇的政府和军队，也都自认为是“真善美”的化身。 可问题是，政治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是斗争和协调的活动。如果日本认为只有自己是正义的和道德的，它会丧失对于国家利益边界的清醒认识。换句话说，向外扩张，让尽可能多的人们都沐浴在天皇的“圣德”之下，就不仅为日本国家利益的所需，还被塑造成一种“道德使命”。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下，一切残忍的行为都能被允许，任何代价都可以承受。所以战前日本将侵略战争称为“圣战”，从这点来看，此时日本社会已陷入到了一种全国性的邪教氛围之中。 伊藤博文为了制定《明治宪法》，曾经前往欧洲考察学习了两年多。他认为，欧洲各国在实施宪政的同时还能够确保社会统一，没有陷入内乱和四分五裂，是因为他们有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会构成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向心的源泉。但是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的宗教，怎么办呢？伊藤博文就要创设一个“天皇教”，并使之成为日本社会向心力的核心。 就像喊着“神州不灭”的神风敢死队（由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组成的敢死队，以效忠天皇为口号，执行自杀式任务）。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二战末期，日本政府高层讨论要不要投降的时候，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天皇的地位，所谓的“国体”的问题。其实这时的日本已经遭受了两颗原子弹的轰炸，而且苏联也已对日宣战，中国也早已猛烈反攻，日本战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日本高层最关心的问题依然是：一旦宣布投降后，盟军会不会废除“天皇制”，改变日本的国体。由此可见“天皇教”的魔力非常大。 日本政府在讨论要不要投降的时候，最关心的是天皇地位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表态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提了一个条件，要求盟军保证不变更天皇的地位。当时的盟军首脑们商议之后，出于尽快结束战争的考虑，答应保留，但天皇的权力要“subject to”（隶属于）盟军总司令部。 后来，陆军省的一些青年军官对这个“subject to”的规定不满，于是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攻入皇居，控制天皇，废除投降决议，夺取“玉音放送”的录音盘，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所谓“宫城事件”。 其次，盟军尽管承诺保留天皇制，但并没有保证不惩罚昭和天皇这个人。所以昭和天皇在东京审判期间还是很紧张的。不过，麦克阿瑟等人在一些比较亲日的智囊团的建议下，决定不惩罚昭和天皇，而是利用天皇的巨大权威，来服务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政策。换句话说，保留昭和天皇这个“中介物”，麦克阿瑟来当日本的“太上皇”。 不过，约翰·道尔在《拥抱战败》一书中，给出了另一个视角。其实在1945年8月的节点，大部分的日本人早已经精疲力竭了，内心非常渴望结束战争，这个时候即使废除天皇制，惩处昭和天皇，也不见得会激起日本民众多大的反抗。从这一点来看，战前天皇教的魔力，也间接影响到了美国人。 所以在东京审判时，有审判官会怂恿和诱导东条英机主动承担责任，有时候搞得很尴尬，因为不管怎么说，昭和天皇都是战争的第一责任人。 那么，这样的战争责任，又是如何被分割下去的？ 关于战前天皇制的运作样态，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提出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抬神轿，这个体系的构成有三：天皇是神轿里的神像，是权威的拥有者；军政官僚是抬神轿的轿夫，是权力的运用者；“下克上”的青年军官和右翼分子，是行使暴力的不法之徒，他们的作用是屡屡冲击抬轿队列，使其改变前进方向抬轿者一拨接着一拨，不断更换，最后，神轿稀里糊涂就被抬到了悬崖边上，然后坠入了深渊。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由谁承担神轿坠入深渊的责任？最初抬轿的人不会愿意担责，最后抬轿的人也不愿担责。作为神像，以立宪君主形象出现的天皇也有借口：我在轿子里，什么都不知道。青年军官和右翼分子更是振振有词：我们都是底层，连轿子都没摸着，谈何担责？！ 其实，每个人都在争权夺利，但每个人都不愿意担责，这就造就了一个无责任的体系。明治和大正时代，最重要的轿夫是几大元老，他们之间经过协商主导政治，这个时候权责还是比较明晰的。元老们去世之后，一些强势的政党政治家主导政治运营，问题也还不大。但是进入到1930年代之后，随着政党政治的失败，无责任的问题开始凸显。这个时候抬轿的军政官僚，他们其实有一种潜在的默契：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大家相互配合着推着轿子前进。当然他们之间也有相互拆台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都要换一套轿班。当然，天皇也不是真的置身事外。抬轿者会不断揣摩天皇的心思，想方设法让天皇高兴。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就这样走上了通往战争的道路。如果天皇被认为是一切权力和真善美的道德源泉，是所有日本人的“父亲”，那么，天皇之下的所有军政官僚都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意志，不可能具有主体性。而如果没有独立性和主体性，他们也不可能具有责任意识。尽管这些人平日里看上去权势熏天，但一旦需要担责，他们就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抬轿子的奴仆而已。正如东条英机在东京审判时所言：东条本只是一介草莽之臣，被授权总理大臣，这是受天皇陛下的光照才会闪亮的，没有陛下的光芒则近乎石头一般。东久迩内阁要求全体日本人的“忏悔”，不是对战争罪行进行忏悔，而是对天皇进行忏悔，主要目的是要规避天皇和政府的战争责任。因为该口号的潜台词是：天皇是维护和平的英明圣主，发动战争的责任在于国民，如果盟军要追究，那就追究一亿人的责任，但天皇是无辜的。这样一来，天皇就巧妙地从首要加害者转变成了主要受害者，而前政府和军部高层官僚、支持战争的财界领袖、鼓吹战争的知识分子和右翼团体，责任就被无限淡化了。 战后的自由派和左派知识分子，比如丸山真男，提出了“悔恨共同体”的说法。这主要是检讨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因为跟被蒙蔽的普通民众不同，很多自由派和左派知识分子是清醒的，他们早已经注意到日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法西斯主义正在戕害所有人的幸福，但是迫于右翼恐怖的社会氛围，这批软弱的知识分子为了自保，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与体制进行斗争，所以他们是悔恨的。丸山真男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讲法，叫“战争责任的盲点”，认为当时所有日本人都应该反省责任，包括唯一与天皇制和法西斯斗争到底、被关进监狱的日本共产党。反省什么呢？反省为什么他们与法西斯的斗争失败了。政府一般都是实用主义的。与学者从思想方面剖析战争责任不同，政府可能希望民众尽快忘掉这件事。比如说，在1960年代，有政治家就说，知识分子总喜欢讨论战争责任，有什么必要呢？现在是和平发展的时代，日本只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就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就好了，不要再考虑战争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在昭和时代的政治家群体中，这种态度还是比较普遍的。普通民众之中，关于战争的最主流的观点，是所谓的“和平主义”。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战争是糟糕的，日本民众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即使他们有人以各种形式支持了战争，也是因为被战前的日本政府骗了，被那些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骗了。这种声音主要体现了日本人的受害者心态，加害者意识是比较稀薄的。时至今日，日本社会关于二战的主流态度，还是这种强调自己受害者身份的“和平主义”。 另外还有两种声音分别是“和解主义”和“英雄主义”。坚持“和解主义”的人，主要是对华对韩的友好人士，他们认为日本应该主动承担战争责任，对中国和韩国道歉。主张“英雄主义”的是右翼势力，他们认为，那场战争没打错，战死的日军都是为国捐躯的国家英雄，理应在靖国神社接受祭拜。这些年出现的很多历史认识问题，如教科书问题，都是这拨人在兴风作浪。 首先从精神层面去讲，之所以会有这么一场战争，是因为日本人在战前没有掌握近代文明的精神和理念，没有形成一个健康的国民性。如果福泽谕吉讲得对的话，那么近代文明精神的内核是科学精神和独立自尊思想。独立自尊的精神，或者说独立不羁的思想，其本质是自己运用理智，自身独立自主的同时，也能尊重他人的独立自主性，不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他人。战前天皇制下的日本民众显然不具备这种精神。归根结底，天皇信仰阻碍了日本人独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而数理科学精神本质上是康德所讲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是一种虚构（fiction）的精神。如果战前的日本人，能拥有这种科学精神，他们也不会相信天皇作为太阳神子孙的神话。 其次，从政治学的学理层面讲，日本也丧失了健康的国家理性精神。福泽谕吉在1880年代讲过一句话：现在的世界是禽兽的世界，日本也是禽兽国中的一员。但日本只听信了福泽谕吉的前半句，而忽略了后半句。打着自以为正义的名号，日本对其国家利益的追求变得越来越没有边界。到了1930年代，整个日本社会的逻辑已变成一种荒谬的逻辑：世界是禽兽的世界，只有日本是正义的，只有日本可以创造正义的秩序出来。既然是这样的话，日本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冲动便是无可遏制的了，所有对于国际公道的尊重都变得无关紧要，最终导致日本与整个世界为敌，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传统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是单一理性相似行为体。也就是说，分析国家的行为更侧重从国际体系结构出发，如单极，多极，两强等对国家行为产生的影响。具体每个国家的特性，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结构性的压力使行为具有趋同性。本书以丸山真男思想为底色，分析国家现代化进程政制畸形，内部党派、利益集团和官僚政治的博弈，时间横跨甲午战争至1945年战败，回应两个问题：旧日本是如何从强转衰最终覆灭？谁又该为日本负责？ 一、日本的政治运作机制 理解日本近代史，需要把握几个关键词：天皇、元老、内阁、官僚、政党议会和军部。 天皇：日本宪法第1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就此而言，天皇可谓是“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第4条却规定了相反的内容：“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此宪法条规行之。可见，当时天皇制度是各派相互妥协的产物，但其作为绝对君主的特质根深蒂固，不容挑战。例如关东军擅自策划皇姑屯事件，时任首相田中义一上奏天皇隐瞒真相，但天皇从其他渠道掌握了事件全过程，一句斥责直接判首相政治死刑。 元老：日本倒幕运动的主力军是萨摩藩、长州藩武士，明治维新后成为最主要的政治势力，非元老很难进入权力核心。元老拥有单独觐见天皇，推荐内阁首相的权力，代表人物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不过，随着元老相继过世，元老内部势力的封闭性，后期影响力逐步消失。 首相：首相是内阁的首脑，实际上也拥有决定内阁成员人选的权力，但各省大臣直接隶属于天皇，并不对首相负责。首相与其他大臣处于平级地位，无权罢免他们，反倒是如果某位大臣辞职，而首相又找不到继任者的话，那么他必须一起辞职。 官僚的职位来自天皇的任命，既不依附内阁存在，也不因内阁倒台而被替换。 政党：政党政治家在选举中获胜，便可当选为议员。议员在众议院里辩论，通过协商和表决达成共识，进而形成国家意志，即各种法律和政策。当时议会拥有与藩阀政府相抗衡的撒手锏——预算审议权，也叫财政监督权（《明治宪法》第64条）。议会审议的主要是新增预算，即明年比今年增加的部分。即便如此，这项新增预算的审议权也能束缚住内阁的手脚，使其动弹不得。 军部三大特权：1、“统帅权独立”。军队直属于天皇，只服从天皇的命令，不受内阁、议会和任何行政机关辖制，也只有天皇可以决定常备军的编制和规模。这一规定确保军队在日常运营和军事行动中拥有自主性和独立性，不受内阁和议会的控制。 2、“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内阁成员的陆相与海相由军部推荐，如果军部对该届政府不满拒绝推荐人选，内阁无非运作，首相只能被迫辞职，这使得军部干涉政治成为可能。 3、“帷幄上奏权”。这项特权是指军部的战争计划、国防方针和军事行动可以直接上奏给天皇，内阁无权干涉。如果军队准备作战，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可直接向天皇提交作战计划，经天皇裁决后，便可下发至陆相和海相，陆海相只需事后报告给首相即可。 二、军部的权力扩张 元老势力节制的失效：上文提到，日本军部作为独立机构，并不受文官节制。元老掌权期间，尚能依靠政治家务实能力和个人威望压制军中激进分子，例如伊藤极力抑制日军吞并“满洲”的欲望，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其说伊藤尊重中国的主权，倒不如说他对国家利益的“边界”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这一点与在地球另一端的德国俾斯麦类似。 政党政治博弈的工具：执政党同意《伦敦海军条约》，在野党以“统帅权侵犯”为由攻击民政党倒阁，指责内阁无视军部的意见批准条约，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此先例为军部介入政治打开了大门。 在此之后，军部屡屡以“统帅权独立”为由挣脱内阁和议会的控制。为了向军队灌输“统帅权独立”的思想，陆军大学在1932年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统帅参考》的教科书。书中指出，“统帅权独立”是军队力量的来源；军队在行使统帅权时，无须对议会负责；议会无权提出质疑，要求解释，以及批评或责难军部的行动。二二六事变后，军队统制派永久固化现役武官制，内阁所有预算、外交、产业政策必须服从陆军总体战规划，首相人选必须经过陆军认可，政党自己打开潘多拉魔盒，最终魔鬼又将自己吞噬。 下克上背后的社会撕裂：尽管日本通过对外战争，获取大量收益，但社会财富极具不平等，下层民众生活艰难，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和陆军大学毕业生分别掌握文官和武官领域高层职位，普通人即使通过后天努力，也无法跨越克服这些鸿沟。由于人事上存在制度性歧视，陆军上下级军官之间的对立情绪严重，青年军官一直对陆大毕业生心存不满，积蓄了“造反派”打倒“当权派”动力因素。 军事冒险的屡次成功：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高层对军队失控的警惕，变相是对行动的鼓励。九一八事变动没有得到天皇和参谋本部的授权，但获得的收益如此巨大，让军队中后辈形成学习范例。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统帅权侵犯”，根据法律规定，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擅自动用军队，要被判处死刑。某种程度上，七七事变是另一场九一八，日本高层没有完整的侵华计划和国家动员，国家战略被中下层军官主导，甚至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口号。只是，这次日本以国运为赌注的游戏失败了。 三、丸山真男的反思与理想 丸山说，日本滑向战争深渊的过程类似于“抬神轿”​。一开始，一群人抬起神轿，但走了一段路后，他们就累了，于是把神轿从肩上卸下来，换了另一群人继续抬。但是这群人走了一段路后，同样卸下神轿，由第三群人继续抬。接下来“抬神轿”的人不断更换，最后，神轿稀里糊涂就被抬到了悬崖边上。当它再次被抬起来的时候，便坠入了深渊。 《明治宪法》的设计之所以如此独特，乃是因为它试图同时解决多个课题，如维持国家的统一、组织稳固的政权，以及确保该政权必须符合宪政原则等。这其实对日本来说，是最优制度设计，因为日本并不是由激进革命走向现代化，可制度上的漏洞可以在政治实践中不断优化，以小步快跑，渐进改革的形式逐步修正。事实上，同时期的美国也经历过镀金时代的社会撕裂，腐败横行，但依靠制度性修复也逐渐找到公约数。 由此，丸山提出要提高公民意识，民主始于自由独立的个人人格，民族主义应该是自由主义的孪生兄弟，只有那些将公民的爱国心与国民主权原理结合起来的人，才是真正的现代民族主义者。这对于战后日本的反思就不仅仅限于器物与制度，而是从公民意识，观念建构的角度，与上世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声相应，构成了20世纪后半期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幻觉。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后，关于“历史的终结”已经转变为“再终结”，自由与民主的口号逐步让位于平等与秩序，公民意识的提高并未必然走向协商与妥协，理念构建的世界逐步向实力主义回归，但这些都已经超出这本书讨论的范围。

总体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在此只想谈谈原敬遇刺事件，虽然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原敬的死亡不乏惋惜之词，但如果站在当时日本国民的角度上，恐怕事实并非如此，原敬被刺杀时，舆论对原敬反应冷淡，更多的反应是谴责恐怖行动的同时，认为原敬也有责任。（摘自北冈伸一《日本政治史》）那么在舆论看来原敬到底有什么责任呢？ 一、反对普选 原敬对于普选的保留态度在当时令民众失望，尤其是身为在野党的宪政会及国民党已然将普选奉为自己的政党方针，但原敬却向山县有朋表明如果政有会掌握政权，便可以控制这股普选的潮流，这无疑是对藩阀政府的妥协。 二、利益诱导型政治 如果说对于藩阀妥协还可以算作原自身对抗藩阀的一种策略的话，那么利益诱导型带来的政治腐败恐怕是原无法推卸的责任。明治以来，政府对于铁路铺设窄轨还是宽轨有过分歧，最终选择的是比国际标准轨稍窄的窄轨。当时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提议使用标准轨，因为这有利于铁路运输，但原强烈主张推行窄轨，更优先于铺设铁道于地方。毫无疑问，相较于铁路运输，原更加考虑的是自身政党的利益，铺设于地方可以赢得地方的选票从而夺取政权。以至于当时出现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我田引铁”（只顾自身利益） “我田引铁”：政友会与宪政会为获得地方选票，强行干涉原本的行车路线，以求经过议员的选区，导致当时的路线歪七扭八。 当时关于政友会的丑闻也十分多，比如东京市冤狱事件、走私鸦片、满铁私营事件。 三反对两党制（坂野润治语） 虽然可能只是坂野的一面之词，由于读者掌握的史料并不完全丰厚，这点有待争议。坂野认为认为原在1905年下台时（当时西园寺内阁，原敬是掌握主权的）并未将政权让给在野党，而是选择让渡给官僚与军阀势力。为证明这点，坂野不惜引用了当时鼓吹民主主义与两党制的吉野作造对于原的评价“将政治与哲学和科学分裂，随心所欲地对待政治，是天下绝无仅有的畸形政治家（吉野作造语，见1920年《中央公论》） 原敬内阁从原本的万众瞩目到民众眼中的肮脏形象，被认为是多数党的横暴，仅仅过了三年。颇令人讽刺的是，原敬的死极大促成了普选制的胜利。 最后想说一句，刺杀原的刺客也许并非拥有原的卓越的政治能力，但也看作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不平与愤慨吧，虽然在传统的原敬神话中，刺客经常被认作极右翼看待，但其本身含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倾向，比如他痛斥原反对普选以及漠视政党腐败的态度。本人无意于标新立异，来全盘否定原敬，事实上原敬内阁作为第一次政党内阁本身就蕴含了政党政治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如果一昧夸赞，恐怕是难以理解后面政党政治的衰败的。 PS：对于日俄战争后成长的新生代而言，相比山县，原敬才是更不可饶恕的元凶——在他们眼中，这位只求政友会繁荣的政治家，已然成为腐蚀政坛的堕落象征。

据此书，我考虑日本帝国政治方面有如下几个方面。 日本帝国的宪法，日宪法主要是由藩阀制定的，由于日封建力量强大，宪法具有很大的封建主义色彩。日宪法第一确定了日本天皇的二重性质，第一，立宪君主，第二专制君主，但是按其政治传统来说天皇一般是不行使其专制权力。第二，日宪法保证日本军队独立于日本内阁，具体来说是三大制度，第一是统帅独立权，第二是帷幄上奏权，第三是现役武官大臣，为军部政治埋下伏笔。第三，日宪法下的日本政治是由藩阀，政党，议会，贵族院，军部，技术官僚参与，相互牵制，这样的中央集权不足，制度的离心与对外扩张的向心也为日本军事独裁埋下伏笔。 日本的天皇，日本天皇的设立是为了萨长藩阀确立政府权威而神化于民众的政治工具，是其合法统治的根据。对于日本天皇认识，由两种，一是立宪派，代表思想为天皇机关说，受众群体是日本知识分子，学生，二是专制派，代表思想为天皇主权说，受众群体是日本的地主，农民，教员等基层人员。在后来的军部掌权时期，为了控制社会，他们一方面控制媒体舆论打击天皇主权论，一方面用恐怖主义人身威胁迫害自由派。 日本的政治演变由藩阀政治，政党政治，军部政治。政党政治在大正时期达到高峰，伴随着经济下落，昭和遇刺，政党勾结财阀，沉迷斗争走向没落。 日本外交具有双重性质，即内阁外交与军部激进派外交，军部多次无视内阁的外交政策，开展激进行动。 日本军部的政治斗争，日本军部最初是把持在藩阀手中，随着藩阀们被学历精英们替代后，日本内阁就难以对军部施加影响。日本军部后期有皇道派（基层军官来自农村，激进，认为内阁政党资本家勾结，迫害农村，制造恐怖事件226 515），统制派（保守派，中高层军官，代表东条，板垣）。日本军部斗争复杂，绝不是仅靠高层官僚就可以解决的，即使是伊藤博文这样的强力首相也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