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萍
Web3.0时代,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对国人生活的深度嵌入,婚外性开始借助社交媒体这一新的媒介工具,并呈现出新特点。在此背景下,本书以国内某知名社交媒体为调查对象,前后花费三年时间,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对28名已婚男性的网络约见行为进行了虚拟民族志研究。以此为棱镜,本书从日常生活实践的生活伦理视角,展布转型期已婚者特别是男性已婚者构建、演绎婚外性脚本的行为、过程和心理,揭示了人们对婚姻的复杂性认知,也丰富了性社会学的相关研究。
婚姻的流变 文/程萍 伯吉斯和洛克认为,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者的减少、薪资劳动者的增加,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妇女成为产业劳动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20世纪西方社会发生了婚姻意义的双重转向。 首先,对婚姻情感因素的重视和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始于20世纪初。其次,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出现了个人主义表达的新趋势。伯吉斯和洛克称第一次转变为“从社会制度到伴侣关系”。这种伴侣式婚姻是指20世纪50年代,基于传统角色的异性婚姻。 婚姻意义的第一次转变并没有破坏传统的婚姻制度,性关系和生育是婚姻的唯一社会制度。婚姻意义的第二次转变使伴侣式婚姻从规范层面失去了基础,各种形式的婚姻开始出现。尽管女性还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劳动和对孩子的抚养事务,但是男女双方的角色和分工开始变得有弹性。人们开始计算婚姻对自己的益处,成功的婚姻不再是按照传统的角色扮演和两性分工那样,个人因为成功扮演了一个好丈夫、好妻子或好父亲、好母亲的角色而提高了自己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成功婚姻被视为利于自我情感表达或个人发展,就此,伴侣式婚姻转向个体化婚姻。 伴侣式婚姻向个体化婚姻的转变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70年代不断增多。研究发现,1960年之后人们对婚姻的信仰更加丰富:首先,开始更多地考虑婚姻对自我满足和发展的价值,而不是对伴侣的效忠和奉献;其次,认为婚姻主体的角色和分工应该是有弹性、可变的;最后,婚姻双方遇到问题可以互相商讨、共谋对策。这种转变被称为“从角色扮演到主体追求”。与此类似,切尔林研究指出,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初婚家庭正经历着一个去制度化的过程。 一些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如吉登斯、贝克等也讨论过婚姻中的个体化倾向。他们也注意到了社会习俗和法律对婚姻家庭生活约束力的下降,以及个人选择机会的增加,吉登斯用“纯粹关系”的概念来解释“一种仅仅能给参与者带来利益和满足(主要是亲密感和爱的需要)才存在的关系状态”。某种程度上讲,纯粹关系就是婚姻的个体化和去制度化的延伸或补充。这种关系和婚姻制度没有关系,和孩子的抚育也没有关系。它像那“随波逐流的浮萍”,和其他社会制度或经济性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与结婚不同,这种关系不受法律的约束,关系参与者也不想有特别的权利。它是爱的领域,是自我认同的领域。然而,他们也难以预测未来的婚姻状态是怎样的。 虽然有很多替代性选择如非婚同居、单身生活,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结婚?即使是在公民对家庭福利功能依赖很少的北欧“制度化福利国家”,也是如此。对此,切尔林认为,“尽管婚姻的功利性意义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婚姻的象征意义仍然非常丰富并且有日趋重要的倾向。” 综合这些研究,切尔林对婚姻的走向进行了预测:第一,向传统婚姻制度的回归,可能性不大;第二,去制度化继续进行,人们认为婚姻重要并认可它的象征意义,但是婚姻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婚姻仅仅是亲密关系和浪漫化爱情的形式。结合本研究,笔者认为,在转型期中国,婚姻虽然也在发生巨大转变,但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它的转变跟其他国家/地区并不是同频共振的,家庭和婚姻依然是人们的终极追求。 首先,市场化改革以来,私人生活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对个体情感、欲望的肯定乃至推崇。个体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更多的婚姻形式以及婚姻的替代形式逐渐出现,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然而,正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中国人的个体化不同于西方,个体化婚姻依然遥远,传统“家本位”思想依然影响较大,为了父母、为了延续后代而“成家立业”依然是中国人的一般生命轨迹。其次,在北欧等高福利国家,公民对于家庭福利的依赖极低,他们的同居模式,其实就是“婚姻去制度化”。然而,在中国,“家庭化”趋势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有所回归,婚姻的“工具性”作用日益凸显。
作者通过在国内知名社交软件刷来app,历时三年,对其中28位男性的婚外交友行为进行访谈,由此写出的一本“长篇论文”,全文组织架构非常清晰,通过看目录框架,就能大概了解文章想要表达的内容。唯一缺憾就是,书籍围绕受访者的讨论有点过少,大量的理论堆砌,很难通过本书获得更多的关于作为“个体”在面对婚外情时更为直观的感受。 我无意于男性在所谓夫妻生活不和谐、内心孤寂、只是想打发时间等等理由进而萌发并实施婚外情的行为,只是作为一名女性,站在女性角度去阅读,我为她们的妻子感到不幸。谈及妻子与婚姻,M20表示“我对我妻子很好啊,她毕业后就不上班,钱都是我赚的,连过节都是我提醒她给父母打钱”M28表示“理想妻子要么漂亮,要么有内涵,要么会生活,要么有情趣,但我的妻子什么都没有,她有的就是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等等,作为女性阅读者,看到这段话时,其实蛮难过的。她们妻子十年如一日的为家里操劳,承担所有的家务劳动,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全都束缚在那套百十平米的房子里,但是作为男性的他们依旧不满足,甚至还颇为嫌弃,否定你为家庭的付出,一句“钱都是我挣得”既为自己出轨找足了借口,又能将抱怨转移向你。你为男人、为家庭的牺牲并不能换来对方的体谅与感恩,反而只会怪你,谁让你这样的?你为什么不能有情趣、为什么不会打扮,等你会这些时,他们就会说:你知道我赚钱多不容易吗?这么大年纪了真以为小姑娘呢?打扮给谁看? 看吧一个人嫌弃你总会有借口 “找小姐实在算不上一件特别的事情,和吃饭时多点一道菜没有区别。”我本来想从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却又最终失望而归。对男性的认识再一次加深了我的刻板印象。我真的觉得女性该好好思考婚姻以及伴侣能带给我什么?大概只有不幸多过幸福吧。
勇敢的研究,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社会学发表语境,依旧“谈性色变”的现实中,尤其勇敢。然而,一个好的选题,一个勇敢的研究者,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好的研究。 第一,就研究问题方面,比起交代学术背景,我更好奇作者个人的体悟与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选取这个研究问题,本身就能构成一个好的研究背景,而不只是文献。 第二,就研究方法部分,28个被访者也许会被诟病太少,但研究者的数量从来都不是大问题,问题是作者能与一个被访者进行多次访谈,总计达到10个小时,但访谈内容却并未呈现出10个小时的对话应有的深度和连续性。 第三,就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没有女性被访者,是这个研究最大的问题,通篇也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为什么只访谈了男性被访者的缘由,在使用平台的女性不少也是已婚者的情况下,尤其让人疑惑,后面的性别预设,让人觉得遗憾。 第四,在访谈资料的呈现方面,作为女性,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我对作者在访谈过程中的引导性话语感到不适,研究者并不应该因为被访者的身份的特殊,或者是话语的风格,而改变自己的语言,反观黄盈盈、肖索未、丁瑜老师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性学者在性/性别/婚外情研究中应该有的姿态,不应该是迎合,更不应该有着负面的价值引导。 第五,在文章结构方面,让我疑惑是如何通过学院那些挑剔的老师的法眼的,前四章的内容不只是“有点儿混乱”,主次不分,主体内容太单薄都是明显的问题。当然,不知道在这一议题下,是否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制约着出版,但我希望,这样一个勇敢的研究不只是如此。 通篇看下来,我很疑惑,作者在研究中的价值取向到底是什么?缺少明确的价值取向,亦或者是违背社会学的学科关怀,预设“男性必然出轨”,我觉得都使得研究难以抵达观看者的内心,毕竟,我们都曾经历情爱。
研究中有太多文献堆砌,特别是前四章,需要耐着性子往下读。对访谈文本的分析部分比较有意义,特别是读到受访者原话时,也引发了自己对婚姻的思考,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果婚姻没有信任和忠诚,那为什么要结婚呢?诚如作者所说,我们父辈的婚姻大多是低质量高稳定的,催婚的老一辈们就是将他们的婚姻观和对婚姻的认知强加给我们年轻一代。空虚的婚姻不如不要,现在看来年轻一带晚婚在一定程度上是追求物质与精神统一的婚姻。这样看来,大龄结婚的好处就是,人的心理相对成熟,阅历比较丰富,等到了想要的爱情和共度一生的人,是想清楚很多事情之后主动踏进婚姻,这样比懵懂或被迫踏入婚姻跟靠谱一些。
立足于访谈研究法对数十个样本展开分析的社会学作品。作者从某个社交平台上男性用户的经历和观念切入,比较系统地剖析了现代社交媒体对传统婚姻关系和性道德的冲击,并探究其中内涵的因果关系。传统的婚恋价值不可避免地被现代物质生活的张力撕碎,而我自以为夫妻之间天经地义的忠诚与坚守,成了这个时代最不值得看重的东西。逆风执炬,恰是我这类人的真实写照。我们信仰的价值已然成了旧时代的残烛,即便不被堕落的世风吹灭,也终将在燃尽最后一滴蜡油时俶尔消逝。已矣乎,从前我会垂泪于殉道者的落幕,而今恐怕,也只能变成一具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罢
我忘记是在哪看到有人推荐这本书了,刚好收到上架的通知,便抱着期望而来,却带着失望而归。 整本书与其说是一个研究,倒不如说是一篇“宏伟磅礴”的文献综述。2/3甚至4/5的内容,是事无巨细、零零散散的引述,一些年代久远、过时而站不住脚的观点,亦被奉如圭臬放入文中;一些众所周知又无关紧要的概念,也要大费周章、引经据典来解释,是为了凑字数? 在这些引述的文献中,穿插着作者那丁点可怜的质性材料与自我解读,很遗憾,那更像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佐证,而不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推进或创新。不知是作者先行搜罗那么多的文献资料,再套入自己所谓田野调查中看到的东西,以论证前人说得很对呢?还是自己与网友“聊天”收获到的信息,想着能套哪些理论使得这些质性材料能有个安放之处? 于是所谓研究便尴尬沦为了描述、诠释、佐证前人的成果。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太少,通篇读下来就像没有自己的观点一样。尤其是后半部分谈论“婚外性”的种种,数年来国内已经出现很多做得非常好的研究,相比之下,作者亦是着墨于此,但毫无新意,像极了拾人牙慧与东施效颦。 看全文架构,像是篇博士论文改写出来的书籍。这样的东西,能拿到博士学位,也太不严肃了吧。 虽然作者在篇末点到刘中一(2011)的观点,“没有人能把网络一夜情人群的人口学特征说得清楚,如果把他们称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应该是散漫和离心的,职业、年龄,这些都很难确定”,暂且不说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是对是错,这并不能成为作者在样本选择上有问题的理由。 这28个样本,绝大多数薪资都非常高,学历、职业、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甚至在阅历、眼界方面,都比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优越得多。这样的人或许更爱表达、更自信、更有自己的想法?或许更大胆、更爱社交、更有安全感?或许更金光闪闪更得作者亲赖?更易于接受访谈?因而能成为作者的观察与访谈对象? 我并不相信这样本能代表中国婚姻中的男性个体,既然主题并没有特意标明是对“经济发达地区、社会中上层级、多金又well educated、形象好谈吐佳之类”男士的研究,那么通篇论文的信度和效度大打折扣。 在作者不多的质性材料(聊天内容)中,更是读出这样的选择偏好。例如有人打招呼,作者抱着非常清高冷淡甚至不礼貌的态度回应,对方一旦亮明身份背景,是个社会地位、教育背景、职业收入都不错的人之后,明显回应变得热络又主动。 这么优秀、主动而又“厚脸皮”(开个玩笑)的男性,不多吧?所以其他人都是“被失语的人”从而失去研究价值了吗?就这样被某一小群人代表了吗? 还是说作者只跟这样的人聊得来?那说明要么功力不行,不适合做这个研究;要么就在研究对象前加上某些定语。总之,以如此偏差的样本来代表泱泱大国的某个体量无比庞大的群体,一点研究的严谨性都木有。 也是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质性材料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硬伤。每章节罗列出大篇幅他人的研究成果之后,立马辅之以自己的“聊天”内容,尤其是第八章中,双方的对话,那并不是访谈,更像是“刑讯逼供”,你是也得是,不是也得是。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想必是因为谈话并不是自然状态下的有感而发与真诚流露,像是作者读了其他文献带着他人的观点,抱着”肯定是这样”的心态去质问,因此言语里带着尬笑、逼问、审视,以及圣母般的暗讽和自以为得逞的狡黠。一种为了对方说出作者想要的话,而刻意否定和引导的功利感。 那问题来了,与其这样自以为聪明地把对话全部复制粘贴过来,倒不如换种写法,譬如“当我问到XXX问题时,对方答复说…”,还更显真实一点。 因此我才说这更像是一篇拼凑起来的文献综述,自己所做的工作仅是去“刻意地聊天”以印证前人的成果,自己的东西在哪里呢?而这些所谓的“聊天”也是相当粗糙与不用心。 再说一点题外话。作者的28个样本被编为M01-M28,这样冰冷的代码,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记不住是谁,也难以记住对方的背景,当这个人再次出现时,我想不起来他是谁了,更没办法理解他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 做关于婚外性的研究,本该是充满情欲、暧昧、温吞、愤慨、彷徨迷茫的“人性”,但这些代码却给人一种冰冷坚硬的感觉,若是换成化名呢?是不是更能带来亲近感,就好像身边谁的老公、谁的同事、谁的爸爸、谁的情夫在讲述自己的私密之事,有种莫名的代入感呢?而且这还是一本已经出版并面向社会大众的书籍,更要考虑代名或许能带来更多可读性的问题。 作者不止一次提到访谈对象期望早日读到此书的愿望,我想,若这些帅哥们看到这满篇或艰深晦涩、或拗口聱牙、或支离破碎的文献引述,能读得进去吗?能读完吗?(反正我是抱着极大耐心读完了,哈哈) 最后,作者似乎很喜欢肖索未的那本《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我也读过那本书,写得真好。两书相比,遗憾的说,真是云泥之别啊。
具有时代感的一本书,用构建主义的视角呈现了中国人讳莫如深的话题。在女性视角越来越丰富的今天,作者让我们看到了破碎的现代社会中男人灵魂的影子。
看完纸质书,个人以为能找到部分婚外情男性最访谈就已经很不错了!自己没做过此类隐身群体的调查,很难想象过程的艰辛!《虚假招聘:骗局与治理》一书作者也是南大的博士,也是深入情境中收集了不少一手资料,难能可贵,好于不少只做宏大叙事的研究者……
以社交媒体为途径,虚拟民族志方式,反思婚姻实质。
题材还挺有意思的,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