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我死给你看！”读懂这本研究中国自杀的神作《浮生取义》，就明白了该如何过好日子2000年初，北京大学研究员吴飞深入华北某县，进行了长达16个月的田野调查，走访了204个自杀案例家庭，发现中国农村的自杀者中仅有63%存在心理疾病，远低于西方的90%以上。 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自杀并非简单的精神疾病问题，而是对“正义”和“尊严”的复杂诉求，本质上是“过日子”和“做人”的问题。 2009年出版的《浮生取义》震动了学术界，被哈佛大学教授凯博文评价为“全球范围内关于自杀问题最认真的田野研究”。 这本书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三个层面，解读了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 01 家庭政治：没有规则的权力游戏吴飞发现，中国家庭内部运行着一套独特的“政治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家庭成员的权力并非平等，而是基于辈分、性别、经济贡献和道德资本的复杂博弈。 婆婆凭借长辈地位拥有权威，丈夫通过经济收入获得话语权，而妻子和儿媳则通过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积累“道德资本”。 问题在于，这套体系缺乏明确的规则和公正的裁判。当纠纷发生时，没有法官来裁决谁对谁错，只有权力的碾压和情绪的爆发。 书中记录了大量案例，其中弱势一方（多为女性和晚辈）在长期压抑后，选择用自杀作为终极反抗。 这不是求死，而是弱者在权力游戏中的最后一步棋——用生命换取道德制高点，让对手终生背负“逼死人”的罪名。 “我死了，你就舒服了！”就是这个意思。 02 过日子：中国人最朴素的人生哲学“过日子”是《浮生取义》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中国式自杀的关键。 在中国文化中，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追求抽象价值，而在于“过日子”——结婚生子、建房买屋、养老送终。 过日子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平衡。 家庭关系的健康，在于付出与回报的大体平衡；个人心理的健康，在于欲望与现实的大体平衡。 自杀，往往是这种平衡彻底崩溃的标志。 吴飞写道：“真正能把日子一直过得很好，没有一点不顺心的家庭，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个。”过日子就是在幸福与不幸之间摇摆的“混日子”。 那些喝农药的人，不是不想活了，而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当家庭既不能提供情感支持，又不能提供正义保障，反而成为痛苦之源时，死亡就成了逃离“日子”的唯一出路。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算了！”诸如此类。 03 做人：中国人的人格学问“做人”是《浮生取义》另一核心概念。 在中国语境中，“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 什么样才算“会做人”？ 在家庭中，这意味着履行好自己的角色义务——妻子要贤惠，丈夫要担当，子女要孝顺。 人格的完整性与家庭角色的完成度直接挂钩。 一个没有成家的人，一个被家庭排斥的人，在社会眼中往往是“不完整的人”。 这种人格学问带来一个残酷后果：当一个人在家庭中得不到基本尊重时，他/她的“人格价值”就受到根本威胁。 书中许多自杀者，正是在感到自己“不是人”、“没脸做人”时走向绝路。 特别是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她们的人格价值更容易受到挑战。当妻子长期被丈夫忽视，儿媳被婆婆欺凌，她们积累的不仅是情绪，更是人格上的“贬值感”。自杀成为挽回人格尊严的最后方式：“我都死了，你总该承认我是对的吧？” 04 三种自杀心态：赌气、丢人、想不开吴飞用六个字概括了中国式自杀的三种主要心态：赌气、丢人、想不开。这背后是三种不同的道德逻辑。 赌气式自杀最为常见。 特征明显：多为即时冲突后发生，自杀者神志清醒，往往选择家里有人时服药，剂量常控制在“死不了但能吓到你”的范围。一位多次自杀未遂的妇女直言：“我一喝药，他（丈夫）就怕了，就对我好了。” 这本质上是家庭内部最极端的沟通方式。当口头讲理无效、哭闹无人理会时，农药成了弱者手中唯一的扩音器。 丢人式自杀关乎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当家庭丑事（如女儿未婚先孕、丈夫外遇、儿子犯罪）被公开，当事人感到“没脸见人”时，可能选择自杀。在熟人社会里，面子不只是虚荣，它是人格的社会承认。面子崩塌，意味着社会性死亡。 想不开式自杀最令人深思。 这些人往往被困在一套无法挣脱的伦理枷锁中。比如，一位儿媳常年受婆婆虐待，想离婚却被全村人指责，娘家也嫌她“丢人”。她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在屈辱中活一辈子，要么用死来解脱。 这不是个人心理脆弱，而是文化编织的囚笼太过坚固。 “想不开”的背后，是一整套价值体系对个体生命的绞杀。 05 委屈与冤枉：家庭与社会的不同正义吴飞在书中区分了“委屈”与“冤枉”这两个关键概念，它们分别对应家庭和公共领域的“不公正”。 委屈是家庭政治中的感受，源于亲人之间的付出与回报失衡。比如妻子觉得为家庭付出太多却得不到尊重，儿媳觉得孝顺公婆却反被挑剔。委屈的特点是情绪复杂，既有愤怒又有期待，期望对方能悔改。 冤枉则是公共政治中的感受，源于陌生人或制度的不公。比如被冤枉偷窃、被不公正对待。冤枉的情绪相对单纯，主要是愤怒和仇恨。 这种区分解释了为什么家庭纠纷中的自杀率远高于社会不公导致的。 在家庭中感到委屈的人，可能通过自杀让对方“悔恨”，从而在道德上“取胜”；而在社会上受冤枉的人，自杀只会被看作弱者认输。 06 道德资本：家庭中的情感记账中国家庭运行着一套独特的“道德经济学”。每个人都在默默记账：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应该回报我多少。 辛苦付出、忍辱负重、自我牺牲，都是在积累“道德资本”。 这种资本可以兑换为家庭话语权。“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就该听我的”——这是中国家庭最常用的逻辑。 问题在于，这本账没有统一货币，没有公开账本。婆婆觉得供儿子上大学恩重如山，儿媳却认为婆婆干涉小家生活是过分；丈夫觉得自己挣钱养家功劳大，妻子却委屈于独自承担全部家务育儿。 当委屈积累到临界点，一次小小冲突就能引爆。 那瓶农药，是对这本糊涂账的彻底撕毁：“这账算不清，我不算了，我把命还给你！” 07 对现代人的启示第一，规则摆在桌面上 别再指望“家和万事兴”的模糊期待。重要规则必须明说：家务怎么分？钱怎么管？老人怎么照顾？过节回谁家？定期开家庭会议，把潜在矛盾摆在桌面上。 第二，合理表达情感 有委屈及时说——可以是每月一次吐槽大会，也可以是情绪日记。关键是要让不满在变成仇恨前被看见。记住：被听见的委屈少一半，被无视的委屈翻一倍。 第三，不要用道德绑架亲人 停止用牺牲来绑架亲人。真正的爱不是“我为你牺牲一切，所以你该听我的”，而是“我支持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家人之间，不应该是债主与欠债人的关系。 第四，好死真的不如赖活着 当你脑海里浮现“死了算了”的念头，请立刻警醒：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把所有问题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转身离开有毒的环境，寻求帮助，活下去。只要活着，就还有改变的可能。 第五，家庭不讲对错，而讲和谐 在家庭冲突中，执着于“证明我对了”往往是双输的开始。有时候，放下对错，才能找回感情。家不是法庭，不需要永远分出胜负。 吴飞在书末提出的十六字主张，为破解中国家庭困境提供了方向： “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浮生取义》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自杀，更在于警示生者： 真正的家，不是看谁更能忍，而是看谁能把“情”与“理”摆正。过日子不是熬日子，是在爱与规则之间找到那条让人能喘气的路。 读《浮生取义》，不是学习如何避免自杀，而是思考如何更好地活着——在家庭这个最亲密也最危险的战场上，找到一种不让任何人需要以死相逼的相处之道。

与西方学者将自杀行为与精神疾病挂钩不同，作者通过200多个田野调查案例，提出不同的解释范式。 为什么每个人都活得如此艰难？因为“家会伤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互相间高度依赖，在乎别人甚于自己；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如此一来，个人的自我成长、职业成功、社会责任，常常会与配偶、小家庭、大家族的利益之间产生矛盾，出现“利己”与“利他”“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纠结与冲突。 而在农村，家庭不仅是生活场所，也是生产单位，往往是一个人所有社会关系开展的地方。因此，要赢得尊严，要过得幸福，往往只能通过家庭这一唯一的途径。众多农村妇女，娘道一般压榨自己，奉献一生，毕生祈求的美好结局，就是年老时，子女孝顺且出人头地，而自己拥有旧时大家长式一言九鼎的话语权。 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孤寡老人，贫富悬殊生死悲欢，在霍布斯式家庭政治和权力博弈模式、费孝通林耀华式乡土中国差异格局、文化传统的仁孝慈义语境下，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自杀成为寻求死后公正和正义、增加道德资本和话语筹码的决绝手段。

大失所望！ 本来以为这是从华北某农村的微观视角研究农村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心理学著作，可一读才发现基本没有学理性，个人认为这也算不上一本学术著作，只能把这本书当作奇闻异事故事集来看待。 书中作者武断得出结论、前后逻辑不相衔接之处数不胜数，大量的主观臆断（包括作者个人的、采访对象的）、莫名推论和胡乱归因，让人读着读着就一脸问号："啥？为啥？凭啥？就这？"真是浪费时间！ 而且，作者认为农村自杀的原因往往是涉及情感与家庭方面道德资本的博弈（简而言之就是占不占理、有没有脸），对社会变迁因素、疾病生理因素、传统文化因素等等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几乎不加论述，只论述本应该是一小方面的道德资本因素。这不禁让我怀疑，若从华北农村换到南方城市，若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换成封建社会或者当今社会，作者这套理论还能继续套用，反正也没啥针对性。

微信读书：阅读《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作者：吴飞。 几天前资深媒体人习瑞跳楼轻生离开人世，年仅58岁。 【习瑞说给朋友们的最后几句话】 “写完我就会去另一个世界了。所有我亏欠的、我辜负的、嫌我薄情的，以及我得罪过的，现在请统统地原谅我吧！自从2020年以来，社会与生活就越来越变成了我所不喜欢的样子。我今年已经58岁了，就算能活到中国人均寿命的77岁，还得再忍耐20年枯燥乏味单调苍白的光。如果每一天都重复前一天，如果每一次都和过往的任何一次一样，这种“数量的叠加”，无疑会让我厌恶至极。我是为内心神圣梦想而生的人。不想屈从于苟苟营，如果这算是骄傲，那我已经骄傲一生。” 也正是这几天看到这本《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这些词汇在书中反复出现，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词汇：家庭冲突、家庭政治、权力游戏、权利平衡、人格价值、道德资本……也算是学习了。 人的一生经过了岁月年华才慢慢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才知道应该珍惜每一天的平凡生活。 另外，喜欢本书附录中的这篇文章《好日子的一种可能——回忆我的母亲》作者：王菩钦（应该是本书作者的母亲）。

吴飞的《浮生取义》我之前读过。 1.这是一本基于翔实田野调查的文化人类学著作。 2.他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偏远地区的农村，会出现如此多的自杀现象？ 3.关键结论 吴飞通过调查认为，自杀并非简单归结为贫穷或者精神疾病，而是一种被称为“过日子”的状态下失衡的表现。 这本书最出彩的地方，应该就是“道德资本”和“家庭政治”的概念。家庭既有其温情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权力政治”的争夺。每个家庭成员都试图通过积累“道德资本”来获取权力游戏的有利地位。那么如果一个人无法通过道德资本获得应有的权力待遇，自杀就会成为终极反抗——以死来证明对方的不义，从而达到自己取义的目的。这也是浮生取义这本书名字的由来。 所谓义，就是公平的意思。一个人的力量生命质量往往和他认为自己是否受到公平对待息息相关。当一个人觉得无论如何也无法讨回公道的时候，自杀就成为了最后的控诉——以死来证明生者的错误。

联想到自杀，或许我们第一个印象便是精神疾病。而现代西方的研究也告诉我们，自杀确实与精神疾病相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根据学者的调查，中国的自杀者中最多63%患有精神疾病，而西方比例高达90%，这种差异告诉我们不能笼统的套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自杀现象。吴飞通过他在故乡历时18个月的调查，告诉我们，中国的自杀问题更多是涉及正义问题，而不是精神疾病和社会失范。 在本书中，作者将自杀现象与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巧妙联系起来，“过日子”这个学术名词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存智慧的精炼概括。通过将自杀现象放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状态中，从而更好的理解中国人的生死祸福。作者也在论述中不断阐明老百姓眼中对自杀的态度以及作者的评价：自杀是一种赢得道德资本或者在权利游戏中获胜的策略，自杀者可通过这一手段维护自己的人格，但并不是理性的选择。自杀的人将权力游戏当成了真正的敌对关系，而忘了权利游戏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亲密关系，而随着他们生命的结束，这场游戏之争彻底宣告失败。“自杀行为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它是病态的，而在于，它并不是赢得正义的应有之道。” 同时，将自杀现象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将自杀现象放到一个更为宏观的结构当中，使其具有普适性。伴随着二十世纪以来传统的负面整体化，中国社会开始了一系列改革与转型，而作为传统的主要载体——家庭，在这一系列改革中首当其中，遭受了一些列的变动，父权的凋零、孝道的衰落、个体主体性的增强，使得家庭内的政治变得更加复杂、斗争愈发激烈。 最后，这本书如此成功离不开作者深厚的哲学基础和精炼独到的分析能力，通过对中国人家庭观念和人格的分析，以此将自杀作为一个家庭政治策略与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巧妙联系起来，构建中国农村自杀现象的理论解释。从而摆脱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之嫌，不得不说，是构建具有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中国生态理论的成功尝试。 ps:目前读过的最喜欢的专业书，但是很可惜我写不出一篇好的书评。

在阅读《浮生取义》的过程中，时常想起小时候听到的关于街坊邻居的事情。有洗完澡躺在床上然后死去的少女，有与丈夫吵架，一气之下跑出门，然后被野狗咬死的几个孩子的妈妈，还有很多被骗到我们村嫁人的妇女。他们身上的悲剧性与书中人的悲剧性构成呼应，时时刻刻提醒我做人和过日子的艰难。 自杀大概就是这种艰难的集中反映。人们为了过好日子苦苦挣扎，却发现日子难以过好。人们以为自杀可以摆脱厄运，却发现自杀是厄运的集中体现。这人生的悖论，使人们不得不引入“命运”这一捉摸不透的神秘力量来解释这矛盾的世界。 这本书讨论的主要是家庭中的委屈导致的自杀。“委屈”是家庭中的不公导致的不正义感，而“冤枉”则是公共领域的不公导致的不正义感。在家庭政治中，亲密关系并不能解决一切，而需要靠礼义来使每个人的尊严得到最大的体现。随着传统家庭中的等级制的瓦解，家庭中的制度型不公也随之消失。但我们并未在传统礼仪之外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维持家庭中的秩序。并且随着人格的觉醒，每个人都对个体尊严极度敏感，一旦在家庭政治中遭遇“是非观”上的挫败，就很容易委屈，并在冲动之下自杀。 一个人要委屈就必须拥有道德资本。我所理解的“道德资本”是一种“你欠我”的感觉。一个人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许多，这就是在积累道德资本。在家庭生活中，人们往往会一味积累道德资本，因为一旦获得更多的道德资本，谁就会更有话语权。这就极容易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变成道德资本和权力的较量。但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的逻辑不同。家庭政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亲密关系。人们组成家庭就是希望能在亲密关系中获得人格上的完整。而遗憾的是，亲密关系与个体的尊严往往有冲突，人们自杀也往往是因为亲密关系与个体尊严的矛盾。 “家”在中国人心中是沉重的。我们过日子、我们做人、我们悲伤与喜悦、我们自尊的满足与挫败都在这个小小的社会单位中展开。这就是吴飞先生说的，“家”对中国人来说有生存论的意义。而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更能理解为什么家庭中的委屈更容易导致自杀。 对自杀还有一种精神分析的解释。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导致了自杀。但吴飞先生认为，抑郁与自杀一样可能是某些社会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而并非自杀的根本原因。在农村，人们更倾向于把精神疾病生理化，以此减轻对这背后可能的社会因素的关注，从而减轻相关人的责任。这在文革中很典型。文革中很多人发疯，以此反抗政治不公。而此时把精神疾病生理化则可以减轻此人和相关人的政治风险。 作为我个人的民族志初体验，《浮生取义》的可读性还是很强的。书中既有对人们的生活状态的叙述、心理活动的剖析，也有相应的文化分析。最重要的是，作者还上升到了一定的哲学高度。这种哲学高度很高，但离我们的生活本质很近。他在研究了那么多自杀案例之后，最终想告诉我们的，也不过是这样一个道理：幸福生活的秘诀只能是认真地过日子。

尽管书中解释了各种家庭的自杀行为，但是对于自杀者而言即便理解自己自杀行为的前因后果却并不能挽回他们走向自杀的命运。虽然作者不断在书中强调“礼义”重要性，将家庭的悲剧解释为，家庭“礼义”秩序的错乱，强调遵守“礼仪”——即权利游戏是手段，亲密关系是目的。 书中指出家庭悲剧的发生在于自杀者把权利游戏的输赢当作的目的，忽略了亲密关系才是家庭幸福的核心而酿成悲剧！ 这样解读自杀行为是可以的，但是却不能作为解决自杀的方法。遵守“礼义”的方法本质上就是在要求家庭成员的每个人克己复礼。而书中自杀家庭研究中的太多事例是，家庭中某个成员遵守“礼义”，那个不断的积累道德资本不断的付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却成“礼义”的牺牲品走向了自杀的命运，或者压迫着没有遵守“礼义”的其他家庭成员走向自杀。 而且最大问题在于遵守“礼义”本身就是对于一个人的要求很高，一个本来就遵守礼义家庭会过的幸福，但是这不是绝不能作为一个不遵守“礼义”不能获得幸福的原因！将本就不幸福家庭归因于是自身问题——不遵守“礼义”又是何其的残忍。这就好比满身溃烂的病人，不去医治TA反而在责怪TA在身体健壮的时候不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没有好好爱惜自己身体，不能说这些原因不对，但是对于病人而言没有丝毫增益！ 尽管不认同本书提出了通过遵守“礼义”获得家庭和谐的观点。但是本书对于社会底层自杀调查研有非凡的意义，而且本书上百个自杀（自杀未遂）的样本案例很有说服力。所以本书对于帮助了解到太多不幸家庭的原始样貌。对于了解社会人情，了解家庭甚至父辈的行为背后的运行逻辑，更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了理解自杀者的想法避免自己误入歧途！ 对于本书提出的权利游戏和道德资本两个观点我深有体会，从小在农村长大，见过太多家长里短，鸡飞狗跳的生活，每当书中出现糟心的家务事很有共鸣。了解道德资本和权利游戏两个概念，让我更加理解家庭中出现纠纷行为背后的原因，也更能更清楚看明白我老家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是怎么把一家人过成“仇人”一般。 先说道德资本，所谓道德资本可以拆开来看，道德即被大家认可为对的事情，资本即可以被消耗的东西。道德资本就是通过不断的做好事积累自己的资本，以便在和他人交往过程中发生争执时有足够多的道德资本可以消耗。 道德资本本身就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本身就带着对于自我生命辜负的怨气。无奈选择积累道德实在是一条最好现实”个人价值“（虚假的）的道路，看看哪些媳妇，妈妈有多少为了贤妻良母的好名声卖命的为家庭付出，令谁也说不出半点不是。谁都对得起，谁都不亏欠，在谁面前都得体大方，却唯独辜负了自己，那贤良的美名倘若家人不认，道德资本的高低将反噬，杀死铸造就这道德资本的人！ 再说权利游戏，玩游戏就有赌注，赌注就是道德资本。可是太多时候有着雄厚的道德资本的人在权利游戏里占尽先机，所以太多时候看清游戏规则的人根本不遵守游戏规则，或者干脆不认对方付出的道德资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道德资本的人不仅不会换来对方的感恩反而被当成工具使用，这是TA们最痛心最不能承受的，或许这就是选择一条实现虚假人格价值的代价！ 但是了解道德资本和权利游戏的底层逻辑却不代表着，可以对玩权利游戏和道德资本的人嗤之以鼻。其实书中各种走向自杀的人都是令人唏嘘的，他们的不得已绝对不是旁观者的解读可以化解的。甚至有些家庭必须要继续玩权利游戏才得以维持，反而改变他们权利游戏的行为习惯会让他们更痛苦。 现实生活中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将我们卷入到权利游戏当中，或许我们自己就是权利游戏里道德资本的受害者。所以看透权利游戏的规则，看清他人是不是在用道德资本不分事实的逼迫自己，不辜负自己生命，不为世俗眼里的好坏论断自己——去追求一个鲜活生命自然的绽放！ 本书非常值得肯定的价值在于去研究底层人民的自杀行为，就像是剖开社会的阴暗一角。不幸的家庭各有各不幸，在读这些家庭的琐事时真的会让人抓狂，忍不住感叹怎么会有这样奇葩的人，怎么会有这样鸡飞狗跳的生活。 然而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不会因为现代文明的进步，女性意识觉醒，父权制被批判而改变！正在经历不幸的人像是被进步思想抛弃，TA们像是现代文明的原始人！但是他们真实的存在着，这个世界不应该忽略TA们！ 本书在论述自杀时很严谨的区别出家庭自杀和公共社会自杀。特别基于中国的特定社会文化分析了自杀者的自杀行为的动机，这些动机里有“赌气自杀，为了脸面自杀，想不开自杀等等”，与已有社会自杀研究结论因为“耻辱”和“罪恶感”的心理原因不同。 我想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中国的自杀现象和书名对应“浮生取义”，人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一个“义”。即放弃自我选择而被动的选择一种被世俗认可的生活。所以一旦在关系中发生冲突触及到因为放弃自我而选择哪个信念时，也就会选择自杀了！ 这就是中国特定社会文化与普通自杀研究结论的不同吧，可是这不同却是可悲的！因为“耻辱”和“罪恶感”自杀人的人至少是为了自我而死，哪怕死都是源于自我。但是我们文化下却是为了“取义”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因为放弃自我而选择被世俗认可的义，所以把义当做了自我价值，为了取义自杀的人，在很久之前就把自己的生命献祭给了那个，人人都说好TA却痛苦的在其中挣扎的义了吧。 本书最后附录了《好日子的一种可能——回忆我的母亲》是作者的母亲回忆自己母亲的一生，论述一个女人如何艰难过日子，但是却过上好日子的回忆录。 我对于那种回忆自己的长辈优良品质来激励读者积极面对生活的书，我是反感极致了。和我论述中国自杀者取义观点相同，这类书或文章，看似是在鼓励大家积极生活，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实际上却是忽略个人复杂个人问题，不去正视个体生命的复杂，仅靠他人克服不幸的事例鼓励另一个人生经历完全不一样人。好比不是所有人头痛吃头痛药就会好，去正视头痛的人而不是盯着一个人头痛就要吃药！这类书像极了封建宗族制度下出现了新问题，去请教宗中长老或翻阅历史典籍试图从中寻找答案。从来不肯正视问题后的人出现了哪些问题，这种忽略具体的人将已成功的方法硬套在他人身上，将“幸福，成功，优秀等”功利化带着高高在上蔑视态度，将“没有成功，没有幸福，没有优秀”的人简单概括为没有遵守已成功者的路径，完全违背人本主义！ 无论是个人或者家庭造成不幸的原因千千万万，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不幸都该被正视，每个人每个家庭的问题都该有具体的应对方法，不应他人获得了幸福而他们没有按照成功的方法照办而被批判！尊重每个具体人，他们的不成功不幸福不优秀绝不是个人主观的不愿意，更不是仅仅靠主观意愿上改变某个行为或方法就可以改变不幸福的生活。所以，每个人要正视自己家庭的不幸是错综复杂的，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要将改变不幸的方法寄托在他人成功案例里。 已经获得成功和幸福的人不用得意自己取得成就，当你缅怀自己的亲人获得面对困难的勇气时，有的人回忆起过去得到的却是痛苦和绝望。不要拿自己获得成功的方法去激励他人，你们的外婆，二舅或其他亲人可以治好你们内耗于他人只是映照出更加荒凉命运！

家庭神圣且世俗。能包容坏事，隐藏见不得人之事（由家庭成员来消化你的负面情绪，摊手）。家庭内部，家庭政治往往相伴，它由一系列权力游戏组成，将道德资本作为其夺得胜利的工具。 涂尔干《自杀论》提出，自杀往往发生于社会偏离中庸状态的时候，即社会性不那么恰到好处时。相同的，在家庭政治中，一方的道德资本得不到认可→内在尊严受到侵犯→委屈、生气→希望改变处境、得到正义、温暖→事与愿违→矛盾不断激发→为夺取权力游戏的胜利或实现人格价值→自杀 日常家庭生活中的争吵，所谓的我比你强，各种赌气、报复、话赶话等，都是双方为了争夺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展开的权利游戏。其中，家庭成员的自杀，多数因委屈→赌气导致。自杀的核心是人格价值；而赌气的目的，则是实现人格价值，这种想法类似于通过杀身成仁来成就自己的"气节"。但通过放弃人格价值，杀死主体，从而实现主体的人格价值是极为矛盾的。 个人看法： 1、在家庭中，与其说委屈、赌气等导致自杀，不如说家庭成员对于家庭政治的热衷导致了自杀。双方成为家庭内无聊权力游戏的推动者。而这种游戏只会是两败俱伤，除非权力一开始便是为平衡所服务。 2、对个人心理、社会群众的行为有一定分析和反思的人，对书里的大部分观点，都能早已觉察，比如：边缘人自杀，群体对此的态度；赌气、脸面等所导致自杀。 3、自杀是为了获得、完善人格价值。这点之前倒没有想过。但细想一下，自杀者出于这目的自杀，多数情况下换来的是看客的怜悯、鄙视；所谓的想通过自杀来实现人格价值，是自杀者的自欺欺人。这种观点与第一章所提到的，自杀者所犯的逻辑错误没两样：“我自杀，我才能完善人格；所以，我要自杀。”但问题是，主我死了，一个死了的人，本就没有人格，哪来完善人格一说。有些人的自杀涉及到公共问题，社会问题，能挑起社会情绪。但多数人的自杀，与公共无关，没有新闻价值，只能作为街坊邻居的一次闲谈，只有少数人给予同情，比如葛曼这个例子。 4、其实葛曼的悲惨结局可以说是注定了的。从她为了争夺权力游戏胜利所采取的报复手段便可看出：吃安眠药；低价卖淫（自甘堕落的报复手段）；自杀威胁。这采取的方式其实与“一哭二闹三上吊”类同，只是葛曼更为可悲。一个没有道德资本、社会地位的女性，尊严和生命是她进行报复的唯一手段，但对他人而言却是不痛不痒的。她最后的自杀，报复之外，是对人生的彻底绝望。 5、另外是，涂尔干提出的自杀的积极意义（完全没想过这点）：A. 自杀可以是一个社会的安全阀。使我们可以在不用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以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摆脱一定数量无用或有害的人（真敢说）。B. 自杀可以是高贵、值得赞美的。人如果完全不受忧郁的影响，就不可能活下去。必须有些群体代表这种集体情绪。但扮演这种角色的人，是容易产生自杀念头的（从这点看，自杀者便是群体的替死鬼）。

以我个人而言，本文叙述偏颇，作者在描述问题本身就已经假定了立场。另，对女性的处境上春秋笔法，难以让人信服。至于其他问题，另一本关于农民自杀研究对于本书问题的陈述很准确，在此引用： （1）缺乏时间。吴飞的研究将自杀现象压缩在其写作文本时的具体物理时间点上，因而，在其系列研究成果中看不到近30年来中国人自杀逻辑演变的轨迹。事实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自杀现象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时间分野。1949～1980年的30多年中，社会上尽管有自杀现象，但主要是各类精英的政治性自杀。就农村而言，根据我们的田野经验，主要是“历史成分不太清白”的地主的自杀，相反，普通民众的自杀是很少的。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这30多年中，自杀现象突然加剧。农村第一波自杀潮是青年妇女自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来，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已经迅速退潮，农村老年人自杀却掀起了中国人自杀的第二波高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时间和人群上的变化呢？在吴飞的研究里，并没有对这种变迁机制及其内在逻辑展开分析。 （2）缺乏空间。吴飞的研究在空间上仅局限于华北的一个叫孟陬县的地方，这个地域的自杀现象具有鲜明的华北农村的特征，与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农村十分接近，但与南方农村以及中部农村的差异极大。因此，对华北一个区域的自杀现象的解读无法揭示整个中国的自杀现象。 （3）缺乏较为清晰的方法交代。从进路上，吴飞（2009: 16）主要采取道格拉斯阐释自杀的社会意义的办法，尽量揭示社会和不同的人对自杀的文化意义的理解。这种研究进路从学理传统上来说，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那里，其后经阿尔弗雷德·舒茨（1991）的现象学和社会学的拓展，更加注重对社会行动的意义的理解。这种进路的分析单位是社会行动，当其在一个点上用力时可以十分深刻地阐释某种社会行动的逻辑，然而，因其缺乏足够的样本量，不可避免地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克服这一方法困境的有效办法是尽可能地对社会行动进行理想类型的划分，如韦伯（2005:31～32）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传统性行动以及情感性行动。然而，吴飞未能在其研究中遵循这一点，既没有对自杀行动进行基本的类型划分，也未交代对所收集的案例和数据的处理办法。他一共收集了204个案例（吴飞，2009:15），然而，真正被其作为研究材料的却只有63例（吴飞，2009：主要人名表，1～4）。这就意味着还有近70%的案例被其“隐藏”了，且剩下的这约30%的案例中被当作重点去“理解和阐释”的仅有30余例。这70%甚至85%的案例极有可能与“过日子”的逻辑大相径庭。事实上，根据对华北农村农民自杀现象的了解，如果说“过日子”的分析框架完全成立的话，其只能解释华北农村25%左右的自杀案例。那么，剩下的约75%的自杀案例背后的机制又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