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外交

好书当荐。推荐理由： （一）活泼生动“接地气”。李肇星，教授、博士生导师，1940年10月生，青岛市黄岛区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素称“诗人外交家”，出版过诗歌散文集《青春中国》。作为齐鲁儿女，他在担任新中国第六任驻美大使、第九任外长期间，或典雅或通俗、或朝堂或乡野的语言风格，每每寓国之交往礼节礼仪、规则规矩、常识常情、机智机敏于举重若轻、举轻若重，张弛有度、风轻云淡的外交事务之中。读后，顿觉开卷有益、启智增慧，且多有忍俊不止——“脑筋急转弯”式的新体验和新启悟。 关于写作本书的总体考虑，作者在《后记：读者喜欢是我的心愿》里写道，“第一，以讲故事的形式谈外交，夹叙夹议，语言上力求通俗，内容上力求实在，用时兴的话说，就是要‘接地气’。” （划重点：“接地气”——语言上力求通俗、内容上力求实在。） （二）雅俗共赏“求实在”。在《后记：读者喜欢是我的心愿》里，作者接着写道，“第二，外交无小事，外事有重点。我在多个不同岗位干过，经历的事不少，只能写些可以写的重要事，也不放弃一些值得写的平常事。”“第三，无论做什么，都会有自己的体会，我想把自己的点滴外交经验和人生感悟记下来供年轻朋友参考。” （划重点：扼其要而写之——可以写的重要事、值得写的平常事。至于不能写的秘密事，读者诸君就不要心存奢想了哈） （三）开放互动“优体验”。（接续《后记》）“第四，外交关乎国运，外交政策有连续性、传承性，也要与时俱进。把有关事理讲明白并不容易，我愿意尽力而为。”（划重点：把外交政策的“有关事理讲明白并不容易”——写作中有时浓墨重彩、锣鼓喧天，有时点到为止、恰到好处，有时说一半留一半、意蕴绵长，剩下的一半则要靠读者自己深思熟虑、大彻大悟哈😊） 一部好的回忆作品，它的开放性、互动性乃至创造性，而不仅仅是其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无疑会使它成为吸引读者“一口气”读下去的独特魅力之所在，也是书友们通过阅读不断反省自我、校正自我，发现自我、突围自我的启发启示或借鉴价值所在。《后记：读者喜欢是我的心愿》这一标题本身，足以说明“读者喜欢”这一阅读体验的优化优良，是作者写作布局谋篇时的第一顺位目标——这是我纯个人的看法和观点。事实上，从本人的阅读体验说，作者关于创作构想、写作初衷的几点意见，都已在《说不尽的外交》中得到近乎完美的实现。致谢，哈哈！☕️🙏🌹

🤔作者因为自己的身份以及经历 ，接触参与了很多大事，当他把我们熟知的很多大事的细节讲出来时，作为猎奇心态的读者，看的着实很过瘾，包括作者讲述的和一些外国领导接触的生活细节，着实满足了我的猎奇心理，内容十分有趣。 🌈尤其是一节讲述和塞内加尔建交的细节，简直堪比电影情节。如果不是作者亲身讲述这些往事的细节，我们可能永远都没办法知道新闻上看似平淡直白的一些事情，背后推动促成的过程原来是这样的曲折和惊心动魄。 ☑️本书看下来，除了内容的精彩和丰富有趣，我最大的感受还是作者的朴实和真诚，能有这样接地气的外交官，写出这样感情真挚的書📚 🍊👉强烈推荐对时政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下这本书，看完一定会被李大使的真挚以及他为了推动中国发展所做的那些细小但又精彩的事情所感动。

好久没有完整读完一本书了，这种轻松但有内容的书真的是日常阅读的舒适区，顺手读不费力填补一些无聊。 之所以会发现这本书，是因为偶然看到了阎维文的一篇采访（or文章？ps谁懂？我的网易云年度歌手），讲到他和李肇星结为亲家后聚会时李肇星讲一些外交故事妙趣横生，引发了我的好奇，就来找找书，没想到真的可以找到。但是真正读完已经过了很久了，可见平常随手保存点好玩的书之必要，没事儿翻出来人已经更新换代了，书和对书的好奇仍然没有改变。 轻松流畅的内容使得阅读的过程非常容易，使我看到了一个外交家成长的侧影，他所遇到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乐观精神。我欣赏这样的人和工作：充满热情的，朴素的，智慧的，同时又是幽默的，举重若轻的。为了崇高的目标选择放弃、忍耐，总是令人感动。同时也积累一点适用于个人人际关系的外交技巧与原则，例如对无理取闹的行为置之不理，与平等互利的人交朋友等等，给了我些许信心。

《说不尽的外交》 李肇星 431个笔记 封面 ◆ 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后的内幕。 披露了中国若干重大外交事件的决策和谈判过程，包括中俄边界谈判、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的外交斗争，在联合国的涉台外交斗争等幕后细节 第一部分 大国往事 ◆ 尼克松不知道是从中国电影还是书本里了解到，中国过去把服务员叫“跑堂的”或“店小二”，白毛巾搭在肩膀上，给人端茶倒水，嘴里吆喝着“楼上请”，就像老舍《茶馆》里演的那样。 那天，尼克松兴致很高，快80的老头儿突然萌发童心，笑着对我说：“李先生，我想当一回店小二。” ◆ 20世纪7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中处于守势。那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安全形成严重威胁。面对这种形势，美国认识到，结束与中国的敌对状态符合其战略利益。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通过“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然后有了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来华，无疑是一次历史性创举。这次“破冰之旅”实现了中美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经过曲折和耐心的谈判，两国在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时发表了“上海公报”。在周总理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尼克松不无骄傲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 卡特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不理解，总喜欢拿美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一次，我同他争了起来，对他的看法提出异议，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发展权才是最大的人权。美国人没有饿过肚子，就理解不了。1960年、1961年我上大学时，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丢饭票。不丢饭票也常吃不饱，丢了就只能挨饿。失去自主谈民主，饿着肚子谈自由，究竟有多大意义！ ◆ 有一年，卡特邀请我和夫人秦小梅去他在佐治亚州的庄园做客。他向我们讲述自己种花生和做木匠的经历，他夫人亲自给我们上茶。我呢，就讲起了小时候帮爷爷种花生和拉大锯锯木头的事。 ◆ 被誉为谈判能手的美国汽车工会主席伍德科克被卡特派到中国，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开始了他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的直接沟通。 ◆ 1978年12月15日，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卡特政府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与台湾“断交”、“废约”、从台湾“撤军”三原则，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这份公报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明确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比“上海公报”又进了一大步。 ◆ 不过，中美建交当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又一个障碍。 ◆ 里根上台后，在国内推行减税计划，放宽政府控制，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据美国朋友说，他改造了共和党保守派，是美国现代保守派的主要政治代表 ◆ 里根以直率、乐观、幽默的个人魅力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心，1989年他离任时的支持率高达63%，创下了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 ◆ “先敌视后友好”。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为赢得选票，里根公开表示，如当选总统，他将与台湾互设“官方联络处”，恢复“官方关系”。里根还承诺，将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御需要。这说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里根一开始感情上是倾向于“老朋友”台湾的。当选后，里根准备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出席就职典礼，打算允许台湾在美国增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分支机构，酝酿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要同美国开展一场斗争，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政策，肯定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要准备中美关系倒退到1973年互设联络处时的水平，甚至退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前。那个时候，荷兰向台湾出售了两艘潜艇，我们果断地把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也给了美国人一个警告。 ◆ 美方让步，让已经抵达华盛顿的台湾官方人士以因病“住进了医院”为由，没有出席里根就职典礼。后来，双方就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并在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史称“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就对台军售问题向中方做出三项承诺：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至最后的解决。 ◆ 老布什总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英雄。他那时是美国海军飞行员，在一次对日作战中，他的飞机被日军击中坠毁，他跳伞落到了海里，几天后幸运地获救。 ◆ 老布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世纪70年代初他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喜欢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转悠。1989年初就任总统后，他打破惯例，很快就偕夫人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中方在钓鱼台国宾馆送给他们夫妇的礼物就是自行车，一辆男式的，一辆女式的。 ◆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老布什为了扭转竞选颓势，争取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 ◆ 我儿子一旦上台，会为发展美中关系而努力，他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竞选期间把中国说成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那是竞选语言，还有好多人说他对中国不好，那不是事实，中方不必担心。” 老布什的国务卿贝克在旁边插话说，新政府不会像克林顿那样凭“民意调查”制定外交政策，不会根据《纽约时报》某篇有关人权问题的社论或文章攻击中国。 ◆ 美国规定，大使作为一个国家的特命全权代表，到任递交国书时，可以检阅美国的五军仪仗队。美国不是三军仪仗队，而是由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组成的五军仪仗队。 ◆ “9·11”事件前，美国白宫在圣诞夜是对外开放的。按惯例，美国总统当晚会邀请外国驻华盛顿使节到白宫过圣诞节，总统还会与这些使节一一寒暄。国务院礼宾司规定，到白宫过圣诞节的大使不能带同事，但可以带家属。 ◆ 克林顿属于美国“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上台时才47岁，成为仅次于西奥多·罗斯福和肯尼迪的美国历史上第三年轻的总统。 ◆ 据说有一次在白宫与到访的日本首相会谈，可能谈的时间太长，克林顿想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便悄悄写了张纸条，要求参加会谈的美方人员写出最近5任日本首相的名字。日本首相换得比较频繁，任期最短的只有几个月，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结果，陪同会谈的美国官员都没写全，只有克林顿自己全写出来了。 ◆ 1993年发生了美国指责中国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的“银河号”事件，1994年双方围绕美国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问题激烈争吵，1995年李登辉访美给中美关系造成巨大困难，一直延续到1996年。 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双方决定“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1989年后美国对华制裁政策的终结。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5月发生震惊世界的“炸馆事件”，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美国国会经过数月激烈辩论和反复较量通过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由克林顿在2000年10月签署成为法律。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经贸合作发展从此驶入快车道。 ◆ 克林顿对中美关系的最大贡献是支持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推动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最惠国待遇）。 ◆ 2026/08/26发表想法 后来的驻英国大使 原文：刘晓明公使 ◆ 他和老布什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对父子总统。第一对父子总统是亚当斯父子，他们分别担任美国第2任和第6任总统。 ◆ 小布什与民主党竞争对手、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票数差距太小，按当地法律规定可以重新计票。两人在全国所得选举人票数差距不大，佛州的选票将决定谁当总统。 按惯例，美国新总统选出后，我国领导人会发贺电。那天江泽民主席从北京亲自打电话到驻美使馆了解情况，我在电话中向江主席详细汇报了美国新总统为什么还定不下来。 ◆ 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小布什获胜。戈尔不失风度地说，他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接受裁决。 ◆ 我和夫人秦小梅参加了典礼，在寒冷的小雨中坐了两个多小时。秦小梅和同去的几位大使夫人在现场就病倒了，被紧急送往海军陆战队设在白宫的临时医疗站接受治疗。 ◆ 小布什的外交理念与其说像他爸老布什，不如说更像里根。他任用了一批强硬的新保守派，一开始就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并声言要全力协防台湾。后来两国军机在海南岛近海上空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国人民极为愤慨。 2001年的“9·11”事件迫使美国调整全球战略，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合作。2002年10月，小布什邀请江泽民主席到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私人牧场做客。 ◆ 美国国务卿的权力比多数国家的外长要大，是美国政治架构里的第5号人物，礼宾排序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兼参议长）、众议长、临时参议长。 ◆ “上海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挑战这一立场。”这一经典表述是基辛格正式提出的。 ◆ 当年我和周恩来总理谈判很艰难，我讲的意见周不同意，周提的方案我不同意。我们从北京一直谈到杭州。在西湖时，我想起看过的一份材料，美国国务院两个年轻外交官提出这个表述，但被上级‘枪毙’了。我觉得这个提法也许可行，想不到提出一试，中方就接受了。”对双方来说，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个表述是最大公约数。 ◆ 离开政坛之后，基辛格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并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时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充当中美之间的重要非官方渠道。 ◆ 基辛格抢先向我建议，两人都把演讲费捐给四川汶川地震灾民。基辛格当时虽然已经86岁高龄，却坚持要站着发表演讲。他说：“现在站着演讲是我唯一的体育运动了。如果我坐着演讲，那就表明我的生命力不行了。” ◆ 和之前出兵很有理由一样，现在美国人提出撤兵也很有理由。奥尔布赖特在会上振振有词地说：“索马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属于内部事务，应由索马里人民自己解决，任何外国都不应干涉。因此，美国政府决定从索马里撤军。” 她话音刚落，就有一位大使调侃说，奥尔布赖特今天搞错了，把中国大使李肇星的稿子拿去念了。大家哄堂大笑。 ◆ 2026/08/26发表想法 篮球外交 原文：奥尔布赖特比较重视改善与朝鲜的关系，试图结束美朝之间的敌对状态。2000年她应邀访问平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朝的美国国务卿。她得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酷爱篮球，经常收看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比赛，就赠送了一件独特的礼物——美国著名球星乔丹签名的篮球。 ◆ 奥尔布赖特比较重视改善与朝鲜的关系，试图结束美朝之间的敌对状态。2000年她应邀访问平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朝的美国国务卿。她得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酷爱篮球，经常收看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比赛，就赠送了一件独特的礼物——美国著名球星乔丹签名的篮球。 ◆ 在白宫最后的日子里，克林顿却决定集中精力斡旋巴以冲突，而把朝鲜领导人邀请他访问平壤的事搁到了一边，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后来都后悔不已。 ◆ 鲍威尔出身贫苦，“美国梦”在他身上得到生动体现。他父母是牙买加移民，父亲是码头搬运工，母亲是缝纫工。鲍威尔大学毕业后参加过越南战争，指挥过海湾战争，军衔升至四星上将，登上美国军界的最高位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黑人。他涉足政界较早，担任过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后，鲍威尔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 ◆ 我在美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半开玩笑地说，美国有个怪现象：文官好战，武官好和；女官好斗，男官温柔。 ◆ 有一年，鲍威尔访华。在正式会谈之前，他让双方的译员和陪同都离开，和我单独说了几句话：“我们是好朋友，但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我看，我们不必在人权问题上浪费时间，我们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讨论。但我也不能不向公众作个交代。你看这样行不行？会谈结束后，我们在记者会上就说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阐明了各自的立场。” 我说：“那好啊。”看来，美国朋友是很务实的。 ◆ 2007年4月28日，我从外长的岗位上退下来。鲍威尔得知这一消息后，美国时间当天就给我写信。他在信中说：“这些年我们合作得很好，成了好朋友。一个人的官职常有变迁，部长会成为前部长，总统也会成为前总统，但朋友总是朋友。” ◆ 美国人一向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不对付，却又从委内瑞拉大量进口石油，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美国人自己和委内瑞拉做生意，却对中委加强互利合作心怀不满，现在又不允许中国支持委内瑞拉进入安理会，有点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我手头没有准备好的表态口径，就直截了当把赖斯给挡了回去：“我对国务卿女士表示惊讶也感到‘惊讶’。委内瑞拉是联合国会员国，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委内瑞拉一半以上的原油都出口到美国。中美都与委内瑞拉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美国对中委之间的那点儿事不要大惊小怪。”赖斯可能觉得理亏，只好表示美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可就具体问题保持联系。 ◆ 会谈一开始，考虑到赖斯是客人，我让她先讲。她说，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原因就是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现在美国政府正面临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向中方施加压力，推动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升值。希望中方能理解，并采取行动。 我没想到她先谈起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决定反守为攻。我说：“赖斯博士，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都离不开政治。这没有错。但你们美国好像什么事情都政治化。这使我想起中国多年前那场没有什么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中国的这段历史，当时‘四人帮’搞政治挂帅，口号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文革’那套在中国没有市场了，怎么在你们美国受到了追捧？你们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情绪化，必然会影响两国经贸合作大局。中国有许多好的东西可以学，但希望你们不要学‘四人帮’那一套，不要受‘四人帮’的影响。” ◆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你应该清楚。中国把好东西卖到你们美国，而你们美国的好东西却不肯卖给中国，这不公平，也没道理。你们不卖给我们高科技产品，只卖给我们小麦、大豆、葡萄酒。但你们美国大豆做的豆腐没有我们东北大豆做的豆腐好吃，你们加州的葡萄酒也不如我们山东的张裕葡萄酒好喝。” ◆ “我们将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中国人有个特点，讲得好听一点儿是民族秉性，难听一点儿是倔脾气，对别人的压力或指手画脚一向很反感。你说你面临很大的压力，你受的压力哪有我大？你们美国才有535名国会议员，中国有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你们美国只有3亿人，我们中国有13亿。现在中国老百姓都在提意见，说中国外长对美国太客气了，我承受的压力才大呢。” ◆ 1995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参议院以97票对1票分别通过议案，敦促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不久，克林顿政府违背当初向中方做出的承诺，允许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参加活动。 ◆ 美国为自己的统一曾竭尽全力，我相信美国朋友能理解为什么台湾问题对我们那么重要。 ◆ 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到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牧场做客时，当面做布什工作。江主席指出，“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是对台湾地区稳定和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威胁，“台独”就意味着灾难。小布什听后，第一次明确表态反对“台独”。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在记者会上，小布什以十分清晰的语言、近乎指名道姓地反对陈水扁搞“统独”公投。他说：“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要做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对此我们是反对的。” ◆ 1999年3月，亲台的联邦参议员赫尔姆斯提出了《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鼓吹美国向台湾出售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潜艇等先进武器。赫尔姆斯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 根据国内指示，驻美使馆全力以赴做工作，争取阻止美国国会通过上述议案。2000年2月3日，刘晓明公使就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议案举行记者会，阐明了中方立场，并告诫美方，如果美国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指参众两院都通过），其后果会比当年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严重得多，将不仅仅是中国召回驻美大使的问题。 刘晓明在与旅美华人华侨座谈会上分析说，在国会推动议案的只是少数反华议员，多数投赞成票的议员并不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有的议员连议案的案文都没有认真读过，还有的议员随大流是指望总统否决。如果他们了解台湾的历史，了解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国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就不会这样投票了。 ◆ 只要是批评或反对中国的，他都投赞成票；反之，他都投反对票。仅在过去的三届国会，赫尔姆斯就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提出了46个反华议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他的工作。 这就是外交。搞外交和平常过日子不一样，两个人不是吵一架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如果平常我们不喜欢一个人，不搭理他就得了。但在外交工作中，不管我们多么不喜欢甚至讨厌一个人，如果工作需要，还得同他打交道，还得想办法做工作。 ◆ 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投入了不少外交资源。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只要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你就得感谢人家。 ◆ 听到一个敌视中国的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都不能有效地牵制中国，唯独台湾问题“最能刺痛中国人的神经”。 ◆ 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这个消息的。直觉告诉我，中美关系将会因这一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陷入危机。我马上召开使馆党委会，分析形势，研拟对策，就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包括成立应急小组、收集各方面信息。我本已订好机票回国述职，又马上向国内请示留在华盛顿。 ◆ “炸馆事件”后，第一个和我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官员是副国务卿皮克林，时间是5月8日晚。他向我递交了北约关于“炸馆事件”的声明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稿。我说，美方对事件所作的种种辩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是中方根本不能接受的。美方轻描淡写地把事件说成“意外事故”，而且没说过一句公开道歉的话，怎能不令中国人民感到气愤？美国一向以所谓人权卫士自居，却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请问美国人权何在？良知何在？ 皮克林离开使馆没多久，美方就提出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紧急要求深夜来使馆见中国大使 ◆ 我没有马上出来，而是先让何亚非公使衔参赞与其周旋——我要等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赶到后再见她。 我出来时已是晚上11点半了，奥尔布赖特好像有预感，一见到我就郑重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总统之命来使馆，只见大使一人，不见记者。我心里本来就有气，听了她的话更不想给这位在联合国共过事的老朋友好脸色。我神情严肃，口气强硬，当即回应道：你见不见记者不是我的事，但你知道，在“炸馆事件”中遇难的三名中国公民当中，邵云环是中国最大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许杏虎是《光明日报》的年轻记者，他们的同行们能不关心这次事件吗？ 奥尔布赖特说，这次事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意外，克林顿总统、她本人和美国政府对发生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遗憾。总统对记者的谈话和她致唐家璇外长的信都表达了这种心情。总统还提出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直接向江主席解释。事件发生后，她一直想和唐外长通话，但未获中方答复。奥尔布赖特还表示，美方关切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的安全。 我听了她的话，对她没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气愤。我说，美国自诩人权卫士，却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人权，将屠杀中国人的罪行轻描淡写说成是所谓意外，不但不立即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公开道歉，反而阻挠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这一暴行。我严肃地要求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 奥尔布赖特要求休会5分钟 ◆ 5月9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还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通电话。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不只是他们父母的儿女，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我还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 “炸馆事件”发生后，一向标榜公正、客观、“自由的”美国舆论有一些同情中国人民的声音，但总体上很“讲政治”，与美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并未如实报道中国驻南使馆无端遭到袭击的惨剧，却更多关注和报道美国驻华使领馆受到中国民众“包围”、“袭击”等情况。 我信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觉得在这个时候需要把事实和道理讲给美国老百姓听，让他们去评判。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即使在美国，主持正义的人也肯定占多数。我和使馆的同事们想方设法争取美国舆论，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事件的真相 ◆ 有同事好心地提醒我：“李大使，你上美国电视的谈话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国内明确授权和答问口径，这行吗？要是出了差错怎么办？如何向国内交代？”但是为了做工作，我顾不了那么多，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短短的一周内，我分别接受了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电视台的访谈。 ◆ 拉瑟特又提出了“政治献金”、“中国间谍”等问题，我不让他牵着鼻子走，不掉进他设下的陷阱，始终把对话集中在谴责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主题上。 采访结束前，早有准备的拉瑟特拿出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念完有关段落后说：“让我转到另一个问题，在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中国是否允许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否会允许妇女不被强迫堕胎和绝育？”我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读过中国的《宪法》，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法律保证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利益，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赞同。至于人权问题，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对你们杀害中国无辜平民的人权记录感到震惊。这就是你们所要提倡的人权吗？” ◆ 2026/08/26发表想法 跟拜登时期恢复关系类似，副国务卿（总统特使）-国务卿-国家事务安全助理访华铺路，会议期间元首会晤 原文：美方向我方提出解决“炸馆事件”的“四步方案”：副国务卿皮克林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报告调查结果；一个月后奥尔布赖特访华；再一个月后伯杰访华；克林顿9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江主席举行会晤，全面恢复两国关系。 ◆ 美方向我方提出解决“炸馆事件”的“四步方案”：副国务卿皮克林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报告调查结果；一个月后奥尔布赖特访华；再一个月后伯杰访华；克林顿9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江主席举行会晤，全面恢复两国关系。 ◆ 使馆身处一线，是国内决策的参谋。我们注意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尽可能对形势做出准确分析与判断。 ◆ 中国的大局是什么？无疑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同志说过，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不是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这就意味着，我们外交官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作为祖国的儿女，我们要做的就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把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祖国发展的实际行动。我们国家只有发展了、强大了，才能在国际斗争中赢得更大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 江泽民主席在与克林顿通话时坚定地说：“我们是一个有12亿人民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这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人权。”这句话掷地有声，震动了美国人。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美国媒体不得不收敛。 ◆ 最惠国待遇是国际贸易中一项通行的做法，常指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 ◆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我作为驻美大使陪同访问。当时由于《考克斯报告》、政治献金案、人权等问题，特别是中国在科索沃战争问题上坚持原则，美国反华势力闹得很凶，给双方有关中国入世的谈判造成很大干扰。代表团和驻美使馆想尽办法，做了不少工作，但最后阶段的谈判仍未达成一致。 后来朱总理到外地访问，克林顿后悔了，打电话希望朱总理能延长访问，双方再谈一次。朱总理淡定回答：要再谈就到北京来，做客出了门，哪有回去的道理。 ◆ 我们多方做工作，美方在中国入世问题上不得不趋于务实。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美国政府未能在朱总理访美期间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遭到国内的普遍批评。不少国会议员认为克林顿政府坐失良机，担心中国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批评克林顿不签协议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美国工商界对克林顿临阵退缩更为恼火。在他们看来，白宫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前畏畏缩缩，只是因为害怕在国会山会有一场恶战。媒体也批评克林顿缺乏政治勇气。 二是美国国会给予行政部门贸易谈判的5年“快轨授权”将会在2000年3月1日到期。如果中美在此之前达不成协议，国会反华势力可能会借重新授权之机发难，拿中国入世协议开刀。克林顿政府担心前功尽弃。 ◆ 根据世贸组织规定，成员之间应相互给予对方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入世后，美国1974年《贸易法》就会与这一规定发生冲突。美国面临选择：要么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后改称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使美国能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获得好处；要么援引互不适用条款，将中国开放市场带来的机会拱手让给别国。 ◆ 分清“敌”“友”，在策略上团结和依靠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尽可能把工作做到每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和选区。 ◆ 当时国内对入世也有争议。一些脆弱行业，如农业、纺织业等，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较大。有专家担心，2 000万纺织工人、上亿农民会受到影响。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努力可以趋利避害，更何况其他许多行业会从中得到好处，显然利大于弊。我注意不把入世的好处说得太满，而是突出互利双赢。 ◆ 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视随便看看，立马看到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冒着浓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正报道美国遭到恐怖袭击。没过几分钟，江泽民主席打来电话：肇星，你在办公室加班，很好。你看电视了吗？我说，我正在看，美国好像发生恐怖袭击了。江主席说：就这事，你马上带助手过来开会；带谁、带几个，你随便，要快！ 我来不及和别人打招呼，叫上正在部里加班的亚洲司司长傅莹和美大司参赞张昆生，一起赶往中南海。 ◆ 小布什政府事实上已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中国民众对美国在“撞机事件”中“欺人太甚”和小布什关于“保卫台湾”的论调十分不满。 ◆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上一向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 ◆ 我们不愿意看到无辜平民受到伤害，应该让美国政府和人民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大家在会上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决定，中国政府应该对“9·11”事件迅速做出反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 ◆ “听说你们国内有人对‘9·11’事件的发生表示高兴，你对此有何看法？”张宏喜说：“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口？13亿！遇到一件事情，你总不能让13亿人说哭就都哭、说笑就都笑吧！中国对‘9·11’事件怎么看，你应该看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表态，看我们政府的态度，看我们使领馆的态度。” ◆ 江主席与布什总统10月19日在上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小布什说：“美国感谢中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后立即做出反应，毫不犹豫地明确支持美国人民反对恐怖主义。我多次对同事讲，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高度重视美中关系。在目前情况下，我离开美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还是来到中国，因为美中关系太重要了。如果此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其他国家举行，我很可能不会参加。”我知道，小布什心直口快，他的这段话不像外交辞令，而是心里话。 ◆ 没有“9·11”事件，中美关系肯定也会好转，只是时间可能晚一些，因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太多了。这一事件只不过给中美关系转圜提供了一次机遇。 ◆ 30年前，邓小平同志问卡特总统：“中国能否派5 000名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卡特总统说：“可以派两万！”30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生总数已达40万人。 ◆ 1971年，基辛格博士悄悄访华时曾允许每位随行人员购买100美元的中国货。 第二章 俄罗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 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先后出动20余万兵力入侵柬埔寨。事隔一年，苏联自己又出兵10万入侵阿富汗。苏联这么做主要是出于称霸全球的需要，实际上也从北面、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态势，威胁中国的安全。 ◆ 当时中国人普遍把“苏修”看得比“美帝”还要坏。 ◆ 一到莫斯科，感觉气氛紧张，我们住在中国驻苏使馆的招待所，使馆门口有苏联特务在监视。我利用在莫斯科转机的一天空闲，去拜谒列宁墓，还去了无名烈士墓、卓娅和舒拉的墓以及青年近卫军战士古丽娅的墓，都与小时候崇敬的苏联英雄人物有关。 ◆ 想到出国前领导的叮嘱，想到自己是个正申请入党的共青团员，得高标准地挑“苏修”的毛病，就在思想汇报里认真写道：苏联确实“变修”了，大街上没有看到任何革命口号，不像北京的街头到处都是“打倒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大团结”这样的标语，也没有看到马克思像和列宁像，苏联的年轻人穿得很怪，女孩子头发梳得高高的…… ◆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羞羞答答”地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字里行间的意思，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适当反应。 ◆ 升任副外长的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开始在北京、莫斯科两地之间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这一磋商历时6年，共举行了12轮，到1988年钱外长访苏时基本完成历史使命。 ◆ 苏方要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采取行动，也就是“三个撤军”：苏联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方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 我们住的是苏联外交部在柯西金大街上的招待所。为了防止窃听，我们几个穿上棉大衣，在院子里的雪地上边溜达边讨论钱外长提出的问题：怎么看待这次访问？怎么看待苏联方面消除“三大障碍”的态度？问题算不算解决了？ ◆ 我说，外交上的事情没有多少是干净利索、一步到位的。 ◆ 戈尔巴乔夫来了，小平同志迈着稳健的步伐，微笑着走上前去，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点点头。细心的记者注意到，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双手相握，长达1分30秒。稍停片刻，他又扬手指指正在手忙脚乱按动快门的记者们说：“趁他们还没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次握手。 ◆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一开始，就确立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主题。他首先毫不客气地历数沙俄时期及斯大林时期侵害中国权益的历史，指出，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给中国造成灾难最大的是日本，但从中国得利最大的是沙俄，在一定时期内也包括苏联。小平同志说，中苏关系在60年代恶化后，苏联不断在两国边境地区加强军事设施，军队增加到100万，导弹增加到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苏联还在蒙古驻军。 ◆ 戈尔巴乔夫好像没听明白邓小平同志谈这些敏感话题的意思，他赶紧表白：“对于不太遥远的往事，我们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两国间比较遥远的事情，是历史形成的。如果重提国与国的边界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要恢复从前的边界，那么就得改画世界地图，这样就会引起天下大乱……”小平同志摆摆手，对他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的坦诚态度表示感谢。 ◆ 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连续上了几个台阶：从“互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方针，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法律基础。两国还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 良好的中俄关系对冷战后一度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上扩大回旋余地，化解西方的战略压力。 ◆ 1992年9月，叶利钦签署了《关于俄罗斯与台湾关系的命令》。此后俄罗斯恪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 ◆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双方发表了《关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的联合声明》。俄方在台湾问题上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承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不接受“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记得普里马科夫总理对江主席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俄罗斯这样明确、全面地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 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都是去俄罗斯，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显示了中俄友好的特殊性。 ◆ 有专家说，20世纪50年代中苏一起反美，70年代中美共同反苏，现在中俄又站到了一起。其实，中俄并不是联手对付美国，而是在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共同语言较多、有广泛的利益汇合点而已。 ◆ 200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普京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提出要参观河南嵩山少林寺。河南省外办建议：普京是柔道高手，他参观少林寺的时候最好有一些表演。 ◆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陪同普京参观了寺庙。在方丈室前的空地上，普京观看了少林寺武僧的精彩表演。突然，他走进表演队伍，顺手把一个8岁的小和尚抛向空中，然后让他稳稳地坐在自己的肩上。普京显示了自己的功夫，又不伤及少林寺的面子，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 双方还互办“语言年”、“旅游年”以及中俄中小学生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两国人文交流的水平不断提升。我记得，举办“汉语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与莫斯科交响乐团在俄罗斯共同演出中国大型歌剧《木兰诗篇》，受到俄罗斯公众的热烈欢迎，成为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件盛事。 ◆ 中俄关系也有一些矛盾，有些是需要协调的经济利益问题，有些是深层次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解。比如，中俄边境地区合作在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跨境交通和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双方在黑龙江上没有一座跨境桥梁。在繁忙的运输季节，一些口岸常出现人员、货物、车辆、设备因通道少、过关慢而积压的现象。又比如，有一次俄罗斯方面找我们交涉说，中国人常越过中俄边界线，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到俄方水域捕捞大马哈鱼、走私俄罗斯木材，俄方对此表示不满。为了照顾中方面子，俄方没有公开这些事，愿悄悄同中方沟通。我听后说，面子是重要的，但两国友好更重要。我们对内对外都得依法办事，中俄边境地区也要依法办事，防止走私、越界等不法行为。俄方听了很高兴。 ◆ 黑瞎子岛，又称抚远三角洲，因常有黑熊出没被称为“黑瞎子岛”，面积为335平方公里。由于地处中国最东端“金鸡”版图上鸡冠的位置，扼守着黑龙江-乌苏里江航道咽喉，并紧邻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黑瞎子岛的战略地位重要，其归属问题一直是中俄（苏）边界谈判的难点，一度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尾巴。 ◆ 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决定把每年的6月1日确定为国际儿童节。 ◆ 胡耀邦说过这样的话：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就触及上层建筑，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险。 ◆ 凡是到过苏联的人，回国时大多会带两种礼物，一种是呢子大衣，十多美元一件，不少人一次就买好几件。另一种是俄罗斯套娃。不是不想买别的，而是没有别的好东西可买。 ◆ 我曾利用各种机会向30多位外国领导人请教他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民族政策不好、与美争霸失败等等。 ◆ 苏联比美国经济落后，但苏共领导人拥有的豪华轿车和别墅比美国总统多。 ◆ 苏共在有35万名党员的时候夺得政权，在有550万名党员时打败希特勒，在有近2 000万党员时失去政权 ◆ 从俄国历史看，每70至80年要衰败一次，只有改革才能重新振兴。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总统在辞职演说中称：“我已完成了一生中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俄罗斯永远不会回到过去。”叶利钦的接班人普京总统曾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性悲剧，谁不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要想着再重新回到苏联，那是没有头脑。 ◆ 作为一个外交官，我认为苏联最不该做的傻事就是在国际上搞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把中国、南斯拉夫等国家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还入侵阿富汗，自己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 ◆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引入西方的改革方案，实施“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经济几乎崩溃。1998年，俄罗斯又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经过几年的困难与转型，在俄罗斯人民和几届政府努力下，到新世纪初俄罗斯经济终见曙光。普京总统上台后，纠正了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积极探索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 ◆ 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世界上只有在一个国家能够找到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里几乎所有的元素，那就是俄罗斯。 第三章 法国：埃菲尔铁塔披上“中国红” ◆ 学习法语是一种美的享受，因为我喜欢法国的历史与文化，爱读巴尔扎克、雨果、大小仲马等人的书。我佩服被囚于大西洋南部的圣赫勒拿岛近6年时间里仍每天读书的拿破仑。还记得他留下一句世人皆知的话：“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法国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发源地。这里出过很多思想家，我特别喜欢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马克思称赞过的“巴黎公社”、中国人民爱唱的《国际歌》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 中国人了解法国是从文化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翻译了许多西方名著，其中就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国近代文学家林琴南把《茶花女》介绍到中国。巴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是他在法国念书时写的。冼星海、徐悲鸿、吴冠中、傅雷、钱钟书等大师都与法国渊源颇深。 ◆ 法国人感到，美国凭借其雄厚实力，向世界推销美国文化，法国引以为荣的文化地位受到影响，于是发起了“文化保卫战”，把文化外交提升为法国的外交重点之一。 ◆ 1958年，戴高乐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后，提出了此后数十年都对法国外交有着重要影响的“戴高乐主义”，它的一个特征是，改变此前对美国的从属地位，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这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中法两国由此逐渐走近。1964年1月27日，法国成为冷战时期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对当时中国打破西方孤立与封锁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政治勇气令当时即将从北大毕业的我钦佩不已。 ◆ 《蒙娜丽莎》失窃过一次，从那以后这幅画再也不能离开卢浮宫。据说，卢浮宫的馆长曾发誓，谁要让《蒙娜丽莎》离开，他就从卢浮宫屋顶上跳下去。 ◆ 希拉克惊叹地说：“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兵马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这一评价被国际媒体广为引用，对中国兵马俑走向世界发挥了积极作用。 ◆ 1999年，希拉克邀请江泽民主席到他家乡法国中部科雷兹省的乡间别墅碧蒂古堡做客。第二年，希拉克访华时，江主席邀请他到家乡扬州访问。之前，江主席在扬州只接待过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 希拉克有战略眼光，认为世界正走向多极化，希望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高度推进中法关系。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指出，从20世纪末开始，将是重新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的世纪。 ◆ 希拉克喜爱东方文化，熟悉中国历史和传统，尤其在中国考古、文学等方面有较深造诣。据说，他在巴黎夏尔勒马涅中学读书的时候，曾逃学去看东方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他对中国唐代文化有研究，对唐陶瓷、绘画很喜爱，对唐诗钟爱有加，喜欢用法语背诵唐诗。1997年希拉克访问上海博物馆，令马承源馆长惊讶的是，希拉克对中国3 6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三期青铜器竟了如指掌。 ◆ 江泽民主席对我说过，希拉克总统是他接触过的国家元首中，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中国最熟知的政治家。 ◆ 2004年初胡主席访问法国时，法国人坚持要中国购买更多的空客飞机，情况有点儿微妙。双方商谈日程的时候，希拉克热切地希望胡主席能到空客在图卢兹的总装厂短暂停留，参观一下A380大型客机生产线。而胡主席访问的下一站埃及方面希望胡主席早点儿到开罗。为经停图卢兹，我们多次与埃方协商，埃方表示无法接受推迟。没办法，我们只好如实告诉法国朋友，说由于时间关系，胡主席代表团就不去图卢兹了。 哪知道，法方上上下下对此反应强烈，有人批评法国外交部一味迎合中方要求，却未得到应有回报，对华政策太过天真。还有人把中方这一决定解读为中方不同意购买21架空客飞机、对A380客机不感兴趣。法国人急了，又来做我们的工作。他们表示，拉法兰总理将亲自陪同胡主席参观图卢兹。盛情难却，我们只好调整一下在法国的日程，满足了法方要求。 胡主席一到巴黎，希拉克就对他实话实说：中方购买21架空客飞机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项目；我的飞机问题就是你的台湾问题，希望中方积极考虑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购机决定，否则法国会感到失望和丢脸。 考虑到中法友好合作关系，更考虑到希拉克在台湾问题上的积极表态，第二天胡主席在与希拉克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作了如下表示：据我了解，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与空客集团已就购买21架空客飞机达成一致。我们对此感到高兴。我相信，空客与中国民航企业的合作前景将更加美好。希拉克听了很高兴。 ◆ 2026/08/27发表想法 2020年都退役了 原文：2005年，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财力订购了5架空客A380飞机。 ◆ 法兰西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民族，有一种大国心态，毕竟法国在拿破仑治下曾是欧洲霸主，“二战”前是殖民地面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帝国。 ◆ 法国是继英国之后在非洲占地面积最多的国家。现在非洲大约有23个国家说英文，23个国家说法文。 ◆ 法国以一个中等国家的实力跻身世界大国行列，靠的就是手中的三张王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法国外交确实很有一套，比如，从煤钢共同体开始，与德国抱团儿，推动欧洲联合。法国往往爱独树一帜，如带头介入利比亚问题。法国人善于反思，调整也快，有时法国人的实用主义和浪漫主义会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政策前后矛盾。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法国人战前强烈批评美国抛开联合国发动战争，后来美国人推翻了萨达姆，法国人又见机行事，支持美国。 第四章 英国：走出恩怨 ◆ 纵观数百年来的近现代史，孤悬一隅的岛国英国依靠工业革命，成为对世界资本主义影响最大的国家，成为跨越两个世纪的世界领头羊。鼎盛时期，英国的殖民地总面积相当于其本土的111倍，是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为称霸世界，英国在近400年里发动了230多场战争。它在中东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非洲若干国家、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之间以及在阿富汗等国都曾埋下纷争的祸根，直到今天还困扰着有关国家。 ◆ 英国人为人类的进步和快乐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牛顿的发现和瓦特的发明，有莎士比亚的艺术创作和狄更斯的文学作品，有格林尼治时间和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确立，也有现代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网球、高尔夫球等运动规则的制定。 ◆ 20世纪初布尔战争后，英国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但其世界霸主的余威还保持了三四十年。“二战”后，它又傍上了“大款”，成为超级大国美国的盟国 ◆ “二战”后，英国一直维持着世界大国的地位，除了因为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外，还与它“高明”的外交手腕密切相关：既依靠美国，又依托欧洲；既打意识形态的牌，又谋实用主义的利。 ◆ 赫德说，英国外交有一些准则，比如：细心聆听，小心言谈；引经据典；知己知彼；不误听谗言，要靠自己观察；言行谦恭，保持耐心，除非觉得恶言相向可以达到目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做出决定前后，诚恳地、清晰地向对手解释原因。这些经验值得研究。 ◆ 1983年他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之前，也把外交部的一些人叫到中南海讨论稿子。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到，到了之后先不开会。他身体灵活，像我老家的农民那样，一盘腿坐到椅子上，然后开始谈论前一天晚上的足球比赛谁赢谁输了。那个年代正好是中国足球最热的时候，中国足球要冲出亚洲，全国人民对足球都很关心。胡耀邦同志喜欢足球，只要有足球比赛他都看。 ◆ 出访前，胡耀邦同志每天都把我们叫到中南海去开会，从上午9点一直开到12点，整整一周时间。他亲自准备出访材料，其中包括准备回答记者提问的口径。 ◆ 胡耀邦同志谈道，同外国人讨论问题可引用一些外国名言，来提高我们的说理性、逻辑性和感染力；要从每个国家找出若干句名言，按国别编写，要找有心人来干这件事。 ◆ 部里还要求驻外使领馆收集并报回当地的名人名言。最后我们编成一本外国名人名言小册子。访问期间，胡耀邦同志真用了其中一些话，如雪莱、孟德斯鸠、伏尔泰、歌德、席勒、但丁等人的诗句或名言，效果非常好。 ◆ 在与英国官员和各界人士交谈时，胡耀邦同志引用了雪莱的那句诗：“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他一时口误，说成是莎士比亚的。在场的首席陪同、文学才子、外交部副部长周南用手推推我，让我抓紧想办法，担心将这个口误直译过去不好。我没办法上前提醒担任翻译的陈明明同志，只能向他使眼色。好在胡耀邦同志讲的那段话比较长，我有足够时间做“小动作”。陈明明看到我对他挤眉弄眼，冲我微微一笑，意思是让我放心。结果他就没译出诗人的名字，只说英国一个大文学家说过这句话。 ◆ 领导太忙，讲话涉及面太宽，偶尔口误在所难免，专业外交官和翻译人员平时要多学习，以保证在必要时能以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帮领导把关、提供有效服务。 若干年后，杨尚昆主席曾提醒外交部的年轻译员（好像是翟隽）：你们是专门搞外交的，有个别外交上的事我记不清，你们得记清、要译准，还要及时提醒。 ◆ 伊丽莎白女王成功访华，对中英关系是一个大的推动。 第二部分 远亲不如近邻 ◆ 1963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三年级。有一天系领导找我谈话，说有不少朝鲜同志在北大留学，其中有一位初学英语的，希望我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他。 这位朝鲜同学叫姜锡柱，比我大一两岁，后来担任朝鲜第一副外相、内阁副总理。 ◆ 朝鲜留学生住在北大26斋，两个人一间屋子。中国男生是七人一间。自那以后我自己带着被子，和姜锡柱一起住。我们吃饭、上课是分开的，晚上我辅导他一个小时，用英语给他讲发音、语法。 ◆ 那个年代纪律严格，他留学回国之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但我们都曾表示，毕业后要为加深中朝传统友谊努力工作。 ◆ 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豫剧大师常香玉一个人就捐钱购买了一架飞机。 ◆ 在从板门店回平壤的路上，朝方陪同人员让我们休息一下，说要代表姜锡柱副外相请我喝咖啡。我感谢老同学的好意，我知道朝鲜还不太富裕。下车后一看，我发现只有一杯咖啡，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我明白这是老同学对我一个人的特殊关照。我不爱喝咖啡，也不好意思搞“特殊化”，就让代表团的年轻翻译替我喝了咖啡，心里领下老同学的盛情。 ◆ 2026/08/28发表想法 哪怕身居高位，40年前的习惯下铺的兄弟还是记得 原文：2004年3月24日，我作为外长正式访问朝鲜。朝鲜同志告诉我，领导（指姜锡柱）有交代，专门安排代表团住国宾馆。他还特意关照部下，给我安排住得好一些，特别是把床头灯弄得亮一点儿，因为他知道我睡前爱看书。他还特别指示，把电灯的开关弄成拉线式的。他说我在北大上学时爱用脚指头拉线关灯。 ◆ 2004年3月24日，我作为外长正式访问朝鲜。朝鲜同志告诉我，领导（指姜锡柱）有交代，专门安排代表团住国宾馆。他还特意关照部下，给我安排住得好一些，特别是把床头灯弄得亮一点儿，因为他知道我睡前爱看书。他还特别指示，把电灯的开关弄成拉线式的。他说我在北大上学时爱用脚指头拉线关灯。 ◆ 姜锡柱见到我时，显得非常高兴，拥抱着我，提前打招呼，说有一个好消息，半个小时后就知道。 果然，30多分钟后，朝方礼宾司官员通知，“伟大领袖、伟大指导者”金正日同志要见我。 见到金正日，我转达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和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的亲切问候。 ◆ 姜锡柱与金正日的关系非同一般，多次与他耳语。 ◆ 李外长学习很刻苦，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书，直到北大规定的熄灯时间的最后一刻。 ◆ 朝核问题走上了谈判解决的轨道，先是中国、朝鲜、美国三方会谈，后来俄罗斯、韩国、日本参加进来，成了六方会谈。中国是主办方，会议地点设在钓鱼台国宾馆。 ◆ 钓鱼台曾是中国清朝一位年轻皇帝送给他一位老师的生日礼物 ◆ 朝美之间戒心很重，没有双边接触。我觉得，没有朝美双方直接接触，解决问题会很难，恐怕要想办法“拉郎配”。我们在会场特意安排了一些小桌子，以方便各代表团的双边接触。这种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双边接触不算单独会谈，为美朝双方接触提供了便利，也找了台阶。 ◆ 经过我们做工作，他们答应改正“错误”，条件是朝鲜同意参加六方会谈，美方还希望朝鲜不要公开称他们“美帝国主义”，双方在会谈中应称对方“先生”。 ◆ 我当时想，不能让他先说话，他先说我就不太好办了，于是像连珠炮似的把道理给他讲清楚。 我说：“金日成同志曾教导我们，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你饭还没吃完，就走人，这恐怕不太好。你得听我的劝，留下来。”金永日副外相想了想说，不走了。我说：“太好了！你好好休息一下。我见到我的好朋友姜锡柱的时候会说你表现优秀。现在快过节了，我托你带两瓶茅台给他，祝他节日快乐。” ◆ 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我同朝鲜外相白南舜见了面，谈了导弹问题，双方有共识，也有分歧。我抱怨说，朝鲜同志试射导弹怎么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他只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活了快80岁了，懂得如何为人处世；我参加革命那么多年，知道如何应对风浪。 白南舜外相刚开始说的时候情绪还算稳定，后来越说越激动，声音也上去了。最后，他批评我说：以前听姜锡柱副外相说李肇星外长很明事理，懂得把握形势，但今天见面，发现你太年轻，也“不够公正”。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没当回事儿，仍好言相劝，重申我们的公正立场。他后来到北京医院看病，我专门去看望他，两人友好如初。 再好的朋友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外交上也一样。重要的是要认定和努力扩大共同点。 第六章 巴基斯坦：不只是喜欢，更是热爱 ◆ 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伊斯兰国家，当时它同中国建交带动了一批伊斯兰国家承认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 ◆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架起了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空中桥梁。在1964年中巴航线首航仪式上，共和国第二任外长陈毅元帅慷慨激昂地说，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从此被打破了。 ◆ 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打开关系大门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曾起过重要作用。巴基斯坦领导人在中美之间传递信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从巴基斯坦坐飞机来北京的。 ◆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从华盛顿开始秘密访华的“波罗”行动。为转移人们的视线，他故意绕了一大圈：从越南到泰国、印度，再到巴基斯坦。到伊斯兰堡后，巴方为他举行了欢迎晚宴。宴会上，基辛格突然声称自己身体欠佳，肚子痛。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了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这样，基辛格摆脱了记者的追逐，于9日凌晨直飞北京，当天中午12时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受到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中方高级官员的欢迎。这是中美打开关系正常化大门的重要一步。 ◆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巴基斯坦给予中国政府和人民最宝贵的支持。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萨贾德于当年6月底访华，成为“风波”后第一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 ◆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巴基斯坦倾囊相助，向中国空运了作为国家战略储备的所有军用帐篷，令中国人民十分感动。 ◆ 1965年，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就是在卡拉奇转机飞往欧洲。 ◆ 中国救援队日夜兼程赶往重灾区巴拉考特，成为第一个到达那里的外国救援队，比巴基斯坦军方救援人员还早到一天。 第七章 印度：99.9%与0.1% ◆ 周恩来总理1960年访问印度时说，中国、印度都有着5 000年的古老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和平相处。两国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协商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 ◆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致电温家宝总理，代表印度政府和人民对季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辛格总理说，季教授的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和倡导增进两国延续数千年关系的杰出人士。 此前一年，印度政府授予季先生“莲花奖”，表彰他为促进印度学研究和推动中印友好所做的贡献。“莲花奖”是印度政府为在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人士颁发的奖章，是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季先生是获得这一殊荣的中国第一人。 ◆ 印度外长慕克吉前往季先生的病房授奖，季先生在领奖的时候说：“再过两年我就100岁了，但我认为百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只要还有精力，我就要继续致力于中印两个伟大民族、伟大国家的友好。”在场的中印人士均为之动容。 ◆ 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在《印度斯坦报》撰文称，中印1962年边界冲突后，季先生仍潜心从事南亚学研究。他对中印2 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史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撰写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专著。他走遍印度各地，向印度人民介绍中国文化，带去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他也把在印度的见闻和感受记下来，告诉中国人民，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搭起桥梁。我到印度出席国际会议时，一位印度学者告诉我，如果没有中国的季羡林，印度有一部分历史是很难写出来的。印度主要英文报纸《印度时报》把季先生称为“当代玄奘”。 ◆ 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双方决定共同建造玄奘纪念堂，后来由于两国关系变化，此事一拖就是50年。2007年2月，纪念堂举行竣工典礼。我与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率领的由中国100多名高僧组成的代表团一同参加典礼。 ◆ 东汉明帝时，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应邀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来到洛阳，开启了中印文化交流。翌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城西兴建佛教寺院，取名白马寺，让两位高僧在此翻译中国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白马寺因此被视为中国佛教界的“释源”和“祖庭”。 ◆ 两大文明古国被喜马拉雅山所“阻隔”，两国关系曾被殖民主义国家挑拨过，中印关系的水平与千余年中印友好历史有些不相称。 ◆ 由于印方坚持以所谓“麦克马洪线”为边界线，在军事上推行“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1962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反击。此后，双方撤回了大使，关系进入冷战阶段。 ◆ 释迦牟尼出生在今日的尼泊尔，在印度自学成才，比中国孔子创建儒学稍早几年创立了佛教。 ◆ 1954年10月，毛主席在与到访的尼赫鲁总理会谈时说：“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300多年。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尼赫鲁回应说：“你说得一点儿也不错。过去200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到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共同的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 “金砖国家”代表了全球40%的人口、25%的经济总量和25%的土地面积。 ◆ 2003年6月，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瓦杰帕伊，两国领导人当场同意就边界问题建立一个磋商机制。印度总理当场指定随行的国家安全顾问布拉杰什·米什拉任印方特别代表，希望中方也尽快指定人选。温总理让我立即推荐一位相应的高官。我建议的人选是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戴秉国。温总理让我请示胡锦涛主席。我马上离开宴会桌去给胡主席办公室打电话，很快得到肯定的答复。 ◆ 2026/08/28发表想法 中央决定了，你当特别代表。 原文：第二天，秉国见到我说：怎么回事，我一下子成了特别代表，事先一点儿不知道，是从新闻广播中听到的。 ◆ 2005年，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很热，印度积极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4月，温家宝总理应曼莫汉·辛格总理邀请访印。双方在正式会谈时同意就两国关系确立一个新的定位，但联合声明一直谈不下来，分歧主要在印度“入常”问题上。辛格强调，如联合声明不包含中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表述，他很难说服他的人民，在议会和联合政府中也会遇到困难。 两国总理临时决定，让外长们出去商量这事怎么办。于是，我和纳特瓦尔·辛格外长暂时离开会谈厅。 ◆ 我和辛格外长商妥的内容是这样的： 中国和印度一致认为，联合国的改革应该是全方位和多层面的，应该注重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印方重申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中方重申，印度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中方高度重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双方重申，愿意在联合国改革进程中进行密切磋商与合作。 外交上讲究咬文嚼字，这段话既照顾了印度的关切，又与我原则立场一致，实际上是互谅互让的结果。 我们俩5分钟就商量好了，怕这么快回去领导说我们不认真，就到外面转了一会儿，10分钟后回到会谈厅，向两国总理报告说，我们已就印度“入常”问题的表态达成一致。 ◆ 我国领导人语重心长地劝以对华强硬著称的时任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中印2000多年的交往史上，99.9%的时候都是友好的，冲突只占0.1% ◆ 2007年我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都不当家做主的时候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即使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也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健康发展。 第八章 泰国：“我们是亲戚” ◆ 一个朋友从泰国回来，说：在泰国待的时间长了，回到国内头就晕——人人匆匆忙忙，个个嗓门大、脾气急；泰国人不慌不忙，个个心平气和。我说：这也许和泰国人信佛有关 ◆ 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朝的使者就曾到访今天泰国的湄南河三角洲地区。此后千百年来，中泰之间的贸易、文化和宗教往来绵绵不断。泰国的语言、文化、祭祀习俗与中国部分地区有不少相通之处。17世纪以后，更有大批华人移居泰国。据估算，泰国6 000多万人口中超过10%是华人，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则更多，遍布社会各阶层。 ◆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泰国企业积极来华投资。著名的正大集团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之一。 ◆ 中国是泰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泰国则是中国橡胶进口的最大来源地。 ◆ 泰国几次紧急要求中国多购买泰国大米和橡胶，都得到积极回应。 ◆ 以前泰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大都来自西方媒体，很多是不准确的。这些年来，通过诗琳通公主，泰国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驻泰使馆的同事告诉我，中国前驻泰国大使管木曾是诗琳通公主的中文老师，公主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在中国文学方面的造诣，在外国人中是少见的。 ◆ 到2012年，泰国已设立12家孔子学院、11个孔子课堂，是东盟成员国中孔子学院最多的。 ◆ 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泰方一直坚定支持中国。有一次美国人游说泰国总理塔信，要他投票支持美国。塔信说，泰中同属东方文化，泰方了解并同情中国，要泰国投票反对中国，没门儿。 ◆ “我刚刚从泰国回来，泰国朋友一定要让我转达对你这位中国抗击‘非典’总指挥的敬意。他们有个小小的请求，希望你务必出席他们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卫生部长会议。我个人认为，你要是去，可以显示中国十分重视中泰关系，也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影响。至于与会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定，忙归忙，抽几个小时总可以吧。” 吴仪副总理听后哈哈大笑：“你这个李肇星，这么多事儿。这件事中央都批过了，你们外交部也会签了那份请示报告，你到现在还说这个话。”我忙辩解：“哎呀，我会签的时候还没有去泰国。这次去了泰国，感受不一样了。中国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外国朋友佩服得不得了，这是党和政府的巨大成绩，我们可以在国际上宣传宣传。建议你出席会议也是为了外交大局，为了中泰关系。”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吴仪副总理松了点儿口，说：“反正我听中央的，我不会再给中央上报告，要请示你自己去请示。” 第二天，我正好陪同胡锦涛主席会见外宾，便汇报了泰方盛情邀请吴仪副总理参加会议的事情。胡主席指示，如果吴仪同志有时间，可以去，外交部再向中央书面报告一下。 ◆ 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工作的出发点，不能带个人感情色彩。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外交官也是带着感情做事的。从情义上来说，是“中泰一家亲”让我真心愿意推动这件事。 ◆ 中国政府宣布向受灾国家提供首批价值2 163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救灾物资和现汇援助。随着灾情严重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调整了援助方案。29日晚，我根据中央指示紧急召开包括财政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地震局和军队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部际协调会，商定大幅增加对受灾国家的物资和现汇援助。3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紧急会见泰国、印尼等10个国家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宣布中国将提供价值5亿元人民币的救灾援助。听了温总理的话，10国使节纷纷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谊。 我还与泰国、印尼、印度、斯里兰卡外长通电话，转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亲切慰问，介绍我国援助计划和实施情况，表示愿与受灾国和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 2005年1月6日，我陪同温总理出席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离京前，温总理得知受灾地区较为偏远，救灾物资难以及时运达，专门指示外交部要充分利用他专机的空间，尽可能多捎一些受灾国急需的物资。为多腾出空间，代表团所有成员都减少了托运行李，最终装载了16吨紧急救援物资随机运往灾区。 第九章 日本：剪不断理还乱 ◆ 我的感觉是，日本老百姓爱学习，办事严谨、细致；无论是与外国人相处，还是与别国企业竞争，都比较抱团儿，在大灾大难面前则比较冷静。 ◆ 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他是我一位大学老师的哥哥，是他劝说当时的美国政府不要轰炸到处都有珍贵文物的日本古都——奈良。 ◆ 第二任外长陈毅元帅当时说：这个原子弹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搞那么多有啥子用嘛！中国只搞一点点，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穷得很，不同人家搞核军备竞赛。我们搞原子弹，最终是为了消灭原子弹。 ◆ 日方知道我学过欧洲文学史，专门安排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帝国学院看演出，那天演的音乐剧是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 ◆ 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来了，但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双边”会面安排。 在一次会上，我发完言，离开座位出去“方便”一下。哪知道日本人很细心，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一“情况”。麻生带着秘书很快跟了出来。后来听说，他让秘书把住厕所的门，不让其他人进，自己赶紧进去找我。 麻生用英文对我说：“外长先生，我们好好谈谈。中日关系这么下去对双方都不利。” ◆ 日本女人长寿，除了生理原因之外，主要是敢说、敢哭、敢笑。相比之下，男人差多了。男人见了上级总是不敢说话，怕说错了上级不高兴；得到表扬不敢笑，怕别人说他骄傲；挨了批评或受了委屈不敢哭，怕别人说态度不端正。前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日本女人流的眼泪是男人的5倍。 ◆ 一般的外交交涉由处长、司局长处理，至多是部长助理、副部长。若非重大、敏感事项，通常无须外长出面。 2006年8月15日，小泉又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从政府到老百姓都很气愤，有的人还上街游行。我在第一时间把日本大使宫本雄二叫到外交部，提出交涉。 他一落座，我连往常的客套话都省了，开口就说：今天，小泉首相又一次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我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严重伤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 ◆ 我那次交涉态度强硬，不容宫本雄二争辩，一口气把想说的话说完，严肃地要求他把我的话完完整整地报告东京。宫本雄二恭恭敬敬地听我说，中间想解释几句，被我驳了回去。 事先，我们通知中日记者到场。后来媒体报道说，李肇星失去了往日的随和，一脸铁青…… ◆ 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个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打破西方制裁有积极意义。 ◆ 时任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表示，李部长（应为前部长）的树可由使馆的年轻同事照料，首相等高级领导人可集中精力照料中日友好大局。 第三部分 穷朋友·好朋友·真朋友 ◆ 中国驻肯尼亚使馆向当地群众散发过《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军事文选》。肯尼亚政府认为，这是干涉其内政。 为了表示对中方的不满，肯尼亚决定召回驻华大使，也不让在国内参加“文革”并被“批斗”的中国驻肯大使王雨田返回使馆工作。 ◆ 我第一次到使馆工作，什么都从头学起，边干边学，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首次亲历了外交谈判、外交交涉，积累了基本的外交常识和技能 ◆ 在肯尼亚，我有生第一次看见空调、出租车、商业停车场、停车计时器、汽车电影院、野生动物园、动物收容站……当时北京的市政建设比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差很多。“内罗毕”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清凉的水”。 ◆ “蒙巴萨”在古代当地方言里的意思为“战争之港”，和邻国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意思为“和平之港”——遥相呼应。 ◆ 我刚去的时候不是外交官，只是使馆职员，在使馆什么活儿都干，从小事做起，逐渐成了“多面手”。 我每天早晨都为代办（后来给大使）读报，把当地英文报纸上的消息和评论读成汉语。我每天必须早起，将当日报刊细读一遍，星期日也不例外。代办要求严，对我说，外交官怎能有星期天呢？我经常读完报纸后，还要将重要内容写成简报发回外交部。 我负责回复肯尼亚群众来信，每天至少处理七八封来信，按领导的要求回复。如果实在没有内容可写，就寄一些英文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或小册子。我坚持每信必复。 ◆ 我向使馆领导汇报后回去对肯尼亚税务官员说：按照国际惯例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财产是免税的。过去，中国使馆交了，你们收了，我们也不计较，但从现在起，不该交的钱我们就不交了。对方说：说实话，我们没有要你们交税，但你们来交，我们也就收了。既然你提出来，那就不交了。 这位肯尼亚税务官特别可爱，特别诚恳。他好心地帮我查了前几年交税的账单记录，把前些年交的地产税也退给了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一大笔钱。 ◆ 我一个农村孩子，家庭不富裕，上初中每月拿3元人民助学金、高中每月拿5元钱人民助学金，上北京大学时每月拿到8元5角，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时每月更多达42元7角5分，自己节省一点儿还可补贴两个妹妹上学用。祖国和人民培育我的恩情没法用金钱计算，是永远没有办法报答完的。但这次我用老师教的知识，用自己的劳动为国家要回来这么多钱，总算还上了一点人民给我的助学金。 ◆ 在使馆，我处处想着国家利益。为了节约开支，我平时采购货比三家，能省则省。内罗毕大小商店的许多职员成了我的朋友 ◆ 我在肯尼亚工作头绪挺多，给三秘以上领导做翻译，为厨师、司机当翻译，还当礼宾官、新闻官，对外宴请时帮厨、倒垃圾……我能熟练操作16毫米和32毫米电影放映机，当时的影片大多是演样板戏和纪录片。招待外宾看电影时，我做同声翻译。此外，我随时根据国内指示和驻邻近国家使馆的要求去机场接送来肯尼亚或路过的国内同志，包括信使、参与修建坦赞铁路的技术员和工人，有时整夜待在机场。 ◆ 我还在使馆当业余英语老师，曾逐字逐词教四川籍炊事员老梁学一些肉菜的英语名称。三个月后，他就可以自己去买菜了。 ◆ 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肯尼亚使馆工作人员，你无权搜身。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请去问你们的外交部。”对方称：“我在执行任务。不管是谁，接受检查后才能去看台，否则就请离开这里。”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们也是在此执行任务，是在等我国外交信使乘坐的飞机起飞。对我们搜身毫无道理，绝不能接受，我宁可不上这个看台，也不允许你搜身。” ◆ 根据肯尼亚朋友喜欢长跑运动的特点，最好从体育交流入手。 1972年上半年，我们先邀请肯尼亚的马拉松运动员访华，在东北鞍山与我国运动员竞赛。当时中国还没有举办过国际马拉松赛，得过马拉松国际赛冠军的肯运动员在比赛中大出风头，把我们几位运动员落下一两圈。为了搞点儿“平衡”，我们便请国内派乒乓球和羽毛球队访肯。 ◆ 肯尼亚人讲义气，重友谊，总是说“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宁到朋友家喝水，不在富翁家吃酒”。在民间，能够给别人帮忙是一种光荣。那儿牧区和农村邮电局不多，通信不方便。但是，你可以放心地托任何一个顺路的人带信或捎口信。如果受委托的人不能直接把信送到目的地，他会像参加接力赛一样把信传给一个人，继续往前走。谁也不会拒绝为别人提供这种帮助，谁也不会接受了委托而又漫不经心。 ◆ 我去内罗毕大街一家小百货商店买文具。一位素不相识的售货员突然叫住我，指着我的手臂说：“怎么不治一下你胳膊上的汗斑呢？很容易呀，用半熟的木瓜汁涂几次就会好。”原来，我在广州军区牛田洋农场劳动时，可能由于不适应水土，身上长了不少汗斑，一直没有想到要治疗。想不到在异国他乡得到了肯尼亚朋友的关心。 第十一章 在莱索托当代办：第一次做“一把手” ◆ 临时代办是两国建交或复交后，在大使赴任前，被派往驻在国办理建馆事宜的首席外交官；平常情况下，是指馆长休假或不能履行职务时，临时主持馆务的首席外交官。 ◆ 党的多年教育使我们这些外交官养成了服从组织的习惯，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 一个一秘哪能轮到副部长找谈话？一得到通知，我就兴冲冲地带着笔和本儿去他办公室。钱副部长站着对我说：“去那儿挺好，和全馆同志一块儿吃饱饭，好好干，没问题。”不到半分钟，谈话结束。我的笔和本儿都没用上。我努力理解和延伸领导的简要指示，觉得就是不要只顾自己，有饭全馆同志一起吃，有活儿大家一块儿干，共同把使馆的事情办好。 ◆ 7月底，我离京赴任，身上带着外交部拨给的建馆经费3万美元现金。我怕路上丢了，就把美元缝在裤子里，将使馆大印捆在胳膊上，一路上小心翼翼。 ◆ 小平同志还诚恳地说：“我们是朋友，我们跟你们说实话，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但是你们莱索托不要搞。你在南非肚子里搞社会主义是搞不了的。” 乔纳森听后先是一阵惊讶，之后又感慨万千，说：一位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建议我们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中国替我们着想，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在场的中方人员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深受教育。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最值得学习：莱索托90%的工业品、60%的粮食靠进口，主要靠出口劳动力和资源为生；如果劝这样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去搞社会主义，说不定会害了人家。 ◆ 莱索托常被人称为“非洲屋顶”、“高山之邦”、“空中王国”。境内高山、白雪、湖泊、蓝天交相辉映。这里空气清新，有云水翻腾的飞瀑，奔泻不息的深涧，姿态万千的奇花异卉，不少人把莱索托称作“空中花园”。 ◆ 马塞卢没有人工修建的公园，因为不需要。向任何方向步行一两个小时，总能碰上怪石林立的丘壑、流水潺潺的峡谷、芳草萋萋的绿地。 ◆ 我根据国内指示，全力争取莱索托把原来台湾所谓的“使馆”馆舍交给我们。莱索托外交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莱索托政府花了32.5万马洛蒂（约合29.1万美元）买下原台湾“馆舍”，中国政府在接管前需向莱方支付相同数额的钱。莱索托经济困难，这么做也是没办法。我们不愿因这事闹得不愉快，决定慢慢做工作。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原台湾“馆舍”应该归我所有，中国不能出钱购买理应属于自己的财产，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 莱方按国际惯例将馆舍无偿移交给中方，中方向莱方赠送价值30万美元的粮食等莱方所需商品。这个灵活可行的办法既不损害我们的原则立场，又使莱索托在外交上、经济上感到满意。 ◆ 莱方告诉我们，他们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已经通知当地台湾人，如果想继续在莱索托居留，就必须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否则必须限期离开。台胞有点儿人心惶惶。 针对台胞对我们使馆心存疑虑和莱索托政府对台胞更换护照的强硬要求，我紧急约见莱索托外交部官员，表示中方赞赏莱索托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要求当地台湾人更换护照是履行两国建交公报的表示，但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人都是中国人，旅莱台湾商人的公司总部在台湾，亲属和朋友也多在台湾，硬给他们换新护照，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将难以回台湾办事、与亲人团聚。莱方很通情达理，听了我们的劝，不再强求台胞更换“护照”。 ◆ 莱索托与我们建交后，台湾农耕队走了，农具转送到斯威士兰。为了不让莱索托人民受损失，我们建议国内赶紧派来一批高水平的农业专家，帮莱索托种植蔬菜，并做好粮食生产规划工作。从湖南益阳来了一个20多人的农业专家组 ◆ 我看到美国和平队的队员教当地人使用太阳能、日本志愿者教当地人养鱼，就告诉中国援莱农业技术人员，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先进的技术，但我们教当地农民时至少要比日、美专家更认真，态度更谦和。 莱索托没有煤矿和油田，被称为“能源贫乏之国”。但它有常被人看不起却能产生沼气的牛粪、马粪、羊粪。1984年5月，莱索托政府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从四川成都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沼气研究和培训中心”聘请了一位中国工程师前来讲学。 ◆ 村民们设计省钱、适用的沼气池。当地百姓说：过去把牛粪晒干烧掉太浪费了，照中国专家的办法做，一头牛简直就是一座小小的电站、一口小小的油井啊！ 第十二章 非洲七国行：心甘情愿苦亦甜 ◆ 贝宁有种疟疾是脑疟，如不及时抢救，容易死人。 ◆ 这几个人前一天还精神抖擞，第二天就萎靡不振了。有人说，打摆子没那么快吧？但他们的确是打上了。幸亏我有在东非打摆子的经验，我提醒他们立马去当地中国医疗队打点滴，注射中国专利名药青蒿素。结果，一个个都在半天或半夜之内痊愈。 ◆ 20世纪90年代，非洲各国受西方民主化浪潮影响搞起了多党制。在几比这样一个不足200万人的国家出现了32个政党。政党竞争与部族矛盾相互交织，成为不少非洲国家动荡的原因。1987至1997年间，在全世界发生的29场内战中，有14场发生在非洲。安哥拉内战长达27年，是非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刚果（金）经历了“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6个国家直接卷入。 ◆ 在非洲朋友看来，既然是好兄弟，我有困难，你理所当然应该帮我。我向你提要求用不着客气或不好意思，给不给是你的事。这就是非洲人朴素的想法。 ◆ 为了便于统治，殖民者强行肢解了许多有相同文化的部族，又将许多文化语言各异的部族并入同一殖民地，将原有政治实体合并成40多个殖民地或保护国。殖民者擅长分而治之，让“非洲人治理非洲人”。像乍得就有256个部族。殖民主义者留给非洲的“遗产”可谓后患无穷。 ◆ 毛坯钻石产值居世界第一，出口钻石成了博茨瓦纳收入的主要来源。 ◆ 博茨瓦纳重视国民教育，是世界上人均教育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政府还提供免费医疗。有一次，中国施工队一个工人受伤了，在医院住了两天，政府花钱买药和管饭，出院时只交了5个普拉（相当于5元人民币） ◆ 内部报告上写什么“圆满完成任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凡是让我审核的，我都把“圆满”去掉。成功就够好了，还“圆满”？ ◆ 我也调侃过自己：千万别说访问“圆满”成功，应该说有的工作还要改进，否则就没有理由再次出访了。现在想想，我是不是有点儿太较真了？ 第十三章 阿尔巴尼亚：关系好过头容易出问题 ◆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史称“两阿提案”），这是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胜利。 ◆ 1954年起，中国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1961年阿苏关系破裂后援助的规模明显扩大，“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峰。 ◆ 中国为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援助的粮食共计180万吨、食用油7.6万吨、糖2.7万吨、棉花7.4万吨。 ◆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打开与美国关系的大门。这引起阿尔巴尼亚的误解与不满。周恩来总理特意约见阿驻华大使罗博，通报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考虑，说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但阿方反应强烈，反对中国同美国改善关系。 ◆ 阿外交部秘书长在机场对我说，阿方很满意，“意大利那么大的国家你才访问6个小时，而在阿尔巴尼亚能待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这体现了中国对阿的尊重和对中阿友好的重视。 第十四章 南斯拉夫：一个国家的消亡 ◆ 外交官常常见证民族兴衰，似乎有老渔翁看云卷云舒一样的感受。对我们这一代外交官来说，受震撼最大、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 不少中国人都有某种南斯拉夫情结，为当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壮举所折服。南著名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崩溃，以法国为代表的协约国主张在巴尔干建立一个强大的斯拉夫国家以牵制德国。1918年，部分南部斯拉夫人建立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史称“第一南斯拉夫”。1929年，王国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面积近25万平方公里，成为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一度占领南斯拉夫。南人民在铁托元帅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二战”后，铁托领导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史称“第二南斯拉夫”。1963年，南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 历史的变迁让南斯拉夫的国情变得复杂：一个国家有两种文字（契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斯洛文尼亚语）、四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五个主体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 ◆ 从6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经济发展较快，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最发达的一个。老百姓有自己的住房、汽车，人均住房面积达18平方米，平均每8人就有一辆轿车，人人享有免费教育、医疗和丰厚的养老金。 ◆ 我们参观了亚得里亚海上的布里俄尼岛。这个岛离意大利很近，风景迷人，岛上有铁托的别墅。 ◆ 胡耀邦同志私下对我们讲，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不容易，五次遇到困难：第一次是“二战”时的民族解放战争；第二次是1948年后全世界的共产党压它，我们也参加了；第三次是1956年大家又围攻它，叫它“现代修正主义”；第四次是铁托去世，一面旗帜倒了，却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第五次是遇到经济困难。这个国家艰苦奋斗几十年，战胜困难，搞到现在这么个样子，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南斯拉夫倡导不结盟运动，在世界上威望和影响不小。我们要多了解人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长处。最令人敬佩的是，我们党骂过他们，人家却不还嘴，这一点了不起。 ◆ 南斯拉夫的诸多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以民族为基础建立的共和国都拥有分离权。南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制度还带来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权力下放过多，中央政府几乎只剩下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权力。 ◆ 铁托总想对各个共和国一碗水端平，如果塞尔维亚要建一个钢铁厂，那么其他几个共和国也要各建一个，结果建了一大批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厂”。 ◆ 南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国内市场，国家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不强。 铁托在世时，凭借崇高的威望尚能拢得住，各民族大体保持了和平共处。他逝世后，继任者就没有他那样的威望了。 ◆ 从1991年开始，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克罗地亚、波黑共和国宣布独立。原南斯拉夫仅存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于1992年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被称为“小南斯拉夫”或“第三南斯拉夫”，2003年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黑山宣布独立，随后塞尔维亚如法炮制，南斯拉夫联邦宣告彻底解体，塞尔维亚继承了它的首都贝尔格莱德。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 ◆ 克罗地亚总统梅西奇2000年6月16日对到访的李鹏委员长说，南斯拉夫存在的原因，一是铁托，二是南共，三是统一的军队。铁托去世后，这些因素发生变化，南失去了作为联邦国家存在的基础。 ◆ 一些由来已久但为冷战对抗所掩盖的种族、宗教和地区冲突随着冷战结束突出起来，演变成复杂的种族仇视甚至武装冲突。 ◆ 1993年10月，我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被授权与马其顿常驻联合国代表马莱斯基在纽约进行建交谈判。我按国内指示提出了中方关于建交公报内容的建议，其中包括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对方总体很爽快，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公报内容，但强调在公报中只能用马其顿宪法规定的“马其顿共和国”这一国名，而不能用马其顿加入联合国时使用的“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 马其顿在国名上坚持己见，与它和邻国希腊的争议有关。马独立后，宪法定的国名为“马其顿共和国”。希则声称，历史上马其顿是个广泛的地理概念，包括希的部分领土，马用这个国名表明它对希怀有领土野心，坚决反对。作为妥协方案，马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临时名称加入了联合国。 ◆ 与塞黑外长德拉什科维奇见面时，我说，我和我的同事刚刚凭吊了被美国导弹炸过的使馆，心情十分悲愤。我已要求驻塞黑使馆将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像炸弯了的窗框、烈士生前用过的家具送回国内，以教育中国的年轻人。 ◆ 我在塞黑这个国家共同体一天见了三个总统：塞黑总统马罗维奇、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塔迪奇和黑山共和国总统武亚诺维奇。按外交惯例，外长一般都要转达国家领导人的问候。可我遇到了小麻烦。根据外交上的对等原则，作为共和国总统，塔迪奇总统和武亚诺维奇总统不能与胡锦涛主席“平起平坐”。我分别转达了胡锦涛主席对马罗维奇总统、曾庆红副主席对塔迪奇总统和武亚诺维奇总统的问候。 第十五章 古巴：卡斯特罗为什么能行 ◆ 华人华侨为古巴革命做出了贡献。我在哈瓦那城东的一个街口，看到一座为华人烈士修建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克萨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 ◆ 记住了山东圣人老乡孔子“每事问”的教导，我养成了走到哪儿问到哪儿的习惯。国家有大有小，有穷有富，但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制度、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的亮点。一到哈瓦那，我就向当地朋友请教：古巴与中国最早有联系是在什么时候？当地人答：最早可回溯到哥伦布初到新大陆。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的信，想到中国去送。船航行到古巴，他误以为古巴就是中国，还感叹：“中国真美啊！”这可以说是古巴与中国最早的联系。 ◆ 卡斯特罗勤政爱民。他要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扎根群众。他经常深入基层，听取意见、解决问题。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卡斯特罗就通过电视广播向群众做解释和动员工作。20世纪60年代，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吉隆滩，他身先士卒，率领古巴军民击溃雇佣军。 ◆ 古巴气候炎热，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是甘蔗生长的天堂，甘蔗种植面积占全国可耕地的三分之一以上。古巴甘蔗种植历史悠久。1492年哥伦布一眼就相中这块土地，想推广甘蔗种植。后来，西班牙人除在这里种植烟叶之外，把这个岛国变成了甘蔗的“青纱帐”。在殖民时期，非洲黑奴的大量涌入为甘蔗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古巴工业以制糖为主，人均产糖量居世界首位。20世纪90年代以前，蔗糖一直是古巴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后来由于国际糖价持续低迷和能源短缺，古巴蔗糖工业陷入困境，不得不削减甘蔗种植面积，并关闭不少糖厂。 ◆ 古巴是烟草种植大国。据记载，古巴人是世界上最早的雪茄烟民。哥伦布初次踏上古巴的土地，就看到土著印第安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未燃透但仍在冒烟的干树枝和植物叶，不时地放到嘴里吸，冒出的却是烟雾。他让水手去问岛上的土著人：这是什么东西？土著人听不懂水手的话，就回答：Sikar!Sikar!意思是用火烧这种烟叶产生的香味。 ◆ 只有古巴沃土才能种出最好的烟草，来自古巴的手制雪茄更是独步全球的极品。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有着肥沃的红土壤，最适合雪茄烟叶的生长。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嗜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次从哈瓦那购买了5 000支“罗密欧与朱丽叶”牌雪茄。 ◆ 卡斯特罗从15岁起抽雪茄，而当年他领导的古巴革命，主题竟是“反雪茄运动”——反抗烟草资本家和种植园主对老百姓的剥削。为此，卡斯特罗一度特意戒了雪茄。革命胜利后，他发现，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资金，而雪茄是古巴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于是，古巴政府鼓励生产雪茄，还常把雪茄作为礼品赠给外国朋友以扩大影响。 ◆ 2000年，中古最大生物制药合作项目——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落户北京。2003年12月，中古合资的长春海伯尔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东北的长白山下诞生。 ◆ 通过多年努力，古巴成为生物制药大国。不少生物制品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如干扰素、生长素、脑膜炎疫苗、乙肝疫苗等。古生物药品出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40多国。 ◆ 古主要有两条经验：第一，政府扶持。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美国禁运，古从外国采购药品十分困难。古政府实施了耗资10亿美元的“生物技术投资计划”，使生物技术在短时间内取得长足发展。第二，形成教育-研发-生产-营销中心一条龙的机制，有利于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产业化，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 ◆ 古巴是一个欠发达国家，可又是一个社会安定的国家。古领导人常说：决不会遗弃一个人，决不让一个人流落街头；决不关闭任何学校和医院。 ◆ 全国建立了社区、市级、省级、国家级四级医疗体系，居民终身公费医疗，是世界上人均医生最多的国家之一。古巴人均预期寿命78岁，名列世界前茅 ◆ 古还通过“出口医生”来强化自己独特的软实力，共向77个国家派出5.4万名医护人员。“医疗外交”改善了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 古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著名的哈瓦那大学建于1721年，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外交官。 ◆ 古巴社会的文明程度较高。大人孩子都讲礼貌；食品供应再紧张，也没有人哄抢；公共交通再困难，也都有秩序地排队上车。 ◆ 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美国对拉丁美洲采取过140多次军事行动，仅在20世纪就先后推翻了拉美大约40个政权，但古是唯一的例外。 ◆ 在对美斗争中，古策略灵活，有理、有利、有节，不屈从于压力，也不蛮干；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与美国学者、议员、企业界及宗教界人士和旅美侨民广泛联系，还多次邀请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古。 ◆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中的话：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 毛主席多有先见之明！我觉得，看世界就要多看人家的长处，学人家对我有用的优点。我们国家越来越富强，却仍要有平常心、有谦虚好学的态度。 第四部分 多边舞台过招 ◆ 中国在联合国这个最大的多边舞台上，除偶尔弃权，总是投赞成票，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多边外交与双边外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多边外交发挥着双边外交难以发挥的作用。 ◆ 世妇会是我国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举办的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是我们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是联合国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大会。 为了打破西方制裁，顺应发展中国家要求，1991年1月我国政府决定邀请联合国在中国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 大家心里有疙瘩。1993年，我们申办2000年奥运会，因为西方反华势力捣乱，以两票之差负于悉尼，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增加了一些人对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疑虑。 ◆ 为开好世妇会，我离开纽约前专门请教了好朋友、埃及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他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全心全意开会的人占少数，一心一意搞破坏的人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既去开会，又去主办国旅游；把会开好并不难，把大多数人安排好，防止极少数人破坏，就OK了。” ◆ 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等地的妇女举行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和示威游行，这才有了‘三八’妇女节。中国的妇女事业进步很大。新中国一成立就强调男女平等，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的社会地位很高。不像你们美国，直到1920年，美国建国后150多年才争取到投票权。 ◆ 决定把会址放在京郊风景区怀柔，那里活动场地大，吃、住、开会都很方便。 ◆ 中国是一个讲文明、讲法治的国家。当时有谣言说，有人要组织上千人的裸体游行，让中国政府难堪。大会筹备处提前准备了4 000条毛毯，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裸体游行。后来并没有这种事。 第十七章 人权会：中国不是任人捏的软柿子 ◆ 围绕联合国人权会的外交斗争，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权问题或多边外交问题，而是影响我国外交全局的大事，是对我如何突破重围、站稳脚跟的考验。 ◆ 除1991、1998、2002、2003这4年美国或出于其对外战略需要，或出于希望中国在海湾战争、反恐、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提供合作等原因，没有提反华议案，其他年份都提了，直到2005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被改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修改议事规则。 ◆ 一位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在表决前接到国内指示，由弃权改为支持中国。但美国人在会场内外严密“监视”各方动向。发现中国外交官与这位非洲外交官的“异常接触”后，美国人立即找到他，追问详情。迫于压力，这位非洲外交官如实相告。沙托克立即打电话向这个非洲国家外长施压，迫使该国又回到最初投弃权票的立场。美国代表团还派人专门坐在这位非洲外交官后面，死盯着，直到投票结束。 ◆ 人权会简直成了法庭，被审判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法官是少数发达国家，最大的法官是那个超级大国。 ◆ 祖康大使讲话直率。有一年，面对英国大使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无理指责，他毫不客气：“我一看见你这张脸就想起鸦片战争。你们英国人强行占领中国香港多少年，从来没有搞过任何选举，这样的国家哪有资格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 ◆ 我没有参加人权会的现场辩论，只是敲边鼓，协调有关行动，在会外跟提案国家论理，做友好国家工作。那些年我在国内见外宾或出国访问，必谈人权。 ◆ 我明白，美国人肯定向他施加了很大压力，但我不肯轻易放弃。我坚持：“那不行，我们是好朋友，关键时刻你们得支持中国。”他说：“实在是有困难。”我说：“你们至少不能支持美国。”对方说：“弃权也有困难，美国压力实在太大。” 我们正式会谈没能谈妥，后来私下谈，我诚恳地说：“我理解你的苦衷，为了不让你为难，中国不要求你们公开说弃权，到投票的时候你们的大使离开会场就行了。”这位外长说，“这是个好主意，你真有才”，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凡事都得落到实处，我立即通知前方：派人盯住该国大使，确保他投票时不在场。 ◆ 正如2012年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时所指出的，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哪个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是完美无缺的。 ◆ 在人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处境相似，愿意帮助中国。在第一次较量中，一位友好国家的同事就提了很好的建议，让我们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议事规则，提出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将实质性问题转化为程序性问题，使那些受到西方压力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采取支持中国的立场。巴基斯坦、古巴等国多次仗义执言，奠定了我们胜利的基础。 第十八章 反恐战：阿富汗战争何时休 ◆ 恩格斯1857年在《阿富汗》一文中写道：“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爱好自由的人民……战争对他们说来是一种消遣和摆脱单调的营生的休息。”这就是阿富汗人的民族特性。对他们，长枪大炮是不管用的，飞机导弹也难以奏效。 ◆ 阿富汗原意为“山上人”，其国土面积是英国的两倍半多，但五分之四的面积为山区和高原，土地贫瘠，气候恶劣。也许困难真是最好的老师。阿历来民风强悍，威武不屈，有誓死抵抗外敌入侵的传统，而且屡屡战胜强敌。 ◆ 阿富汗有上千个部族，长期各自为政，部落首领与宗教长老掌握实权，中央政府一向很弱。 ◆ 阿是连接南亚与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要冲，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重点。 ◆ 自苏联1989年从阿富汗撤军后，阿重新陷入混乱与无政府状态，给外界这样的印象：纵横交错的山洞里藏着扛步枪拿匕首的男人，黄土下藏着不计其数的地雷，处处是死亡、饥荒、鸦片、走私、宗教极端主义和穿布嘎的蒙面女人。 ◆ 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反恐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反对将恐怖主义问题和特定的宗教或民族相联系，各国应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等手段加以应对，标本兼治。 ◆ 公元前139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就到过今天的阿首都喀布尔和战略要地坎大哈，并引进了西瓜。 ◆ 阿谚语说得好：‘决心攀登高山的人，总能找到登山之路。’ 第十九章 联合国：文山会海，明争暗斗 ◆ 有位小品演员曾调侃道：许多人来到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来开会的，大会、小会、总结会，会山会海，是会会到位，一直开到人生最后一个会，躺着也得列席！不容易啊！ ◆ 赴任前，我一一登门向5位前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请教。 新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曾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领袖，当过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他嘱咐我，工作要抓住台湾问题等重点。他夫人何理良同志提醒我要重视对外宣传 ◆ 第三位是凌青大使，伟大爱国者林则徐的后代，在延安时代曾任毛主席的译员，曾出任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他忠告我：特命全权大使实际上授权有限，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四位是李鹿野大使，多边外交大家，长期担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对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贡献卓著。他向我全面介绍了联合国的历史、现况和发展趋势。 第五位是李道豫大使，年轻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曾任国际司司长和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处副代表，是文艺型外交家，离任后一直担任外交部老干部合唱团团长。 ◆ 毛主席说，我们决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2758号决议通过后，毛主席高兴地指示外交部：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要派团去开会。 ◆ 乔冠华团长在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中国将在联合国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努力。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管，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和国际事务的蛮横做法。他的话说到了发展中国家心坎上。此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事务，美苏之争常使联合国无所作为。现在中国来了，人们希望中国能给联合国带来新气象。 ◆ 联合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机构复杂，议题繁多，文牍主义盛行，清谈成风，不免有些劳民伤财。用乔冠华的话说，联合国文山会海，会太长、太不定时，有的成了马拉松式的。 ◆ 外交也是事在人为，关键在于自己怎么做，怎么用好这个舞台。 在联合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实践中摸索，注意对原则问题旗帜鲜明，对具体问题表态适度，注意平等待人，依靠发展中国家，争取在中国外交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扬长避短，不断开创新局面，为祖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服务。 ◆ 有一次回国述职，我到中南海向江泽民主席汇报工作。准备告辞时，江主席指着我身上的衬衫问：“肇星，这种衬衫在纽约卖多少美元一件？”我从不去商店，不知道行情，只好如实回答：“对不起，江主席，我不知道。”江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肇星啊，当大使，不仅要懂外交、政治，也要了解经济情况。”我虚心接受了江主席的批评。回纽约后要求常驻团加强经济调研，自己也破天荒地两次去超市看看，并在小本上记下一些服装的零售价。 ◆ 2026/09/02发表想法 问题问来问去naive 原文：第二年回国，我又去见江主席，可惜这回他没问衣服的价格，而是问别的事情了。 ◆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为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定期选举联合国其他10个会员国为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选举时考虑会员国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联合国的贡献，并考虑各大洲平衡分配。 ◆ 为了准备这165次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个常任理事国举行了至少270多次五常之间的磋商 ◆ 联合国其他理事会、委员会、花样繁多的专业会、会前会、会中会、以会落实会的会、全体会、小范围会、对记者和专家开放的会、闭门会、绝密会……更数不胜数。这还没提宴会、酒会、茶会，我个人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晚上出席6个宴会和招待会，结果根本没吃饭，还得回家吃方便面、参加内部当日工作总结会。 ◆ 戴卫勋爵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不到400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 ◆ 安理会主席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头一个字母（如一个字母相同，再按第二个字母，依此类推）顺序按月轮流担任，任期一个月。常任理事国通常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一些中小国家有时由外长来当主席，或由外长当一段时间，主持一两次重要会议 ◆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想发言，就把桌上自己国家的木制标牌竖立起来，表示向这位秘书报名。 在安理会发言有三句必要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要先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尔后说，祝贺（前一位发言者）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的话；发言的最后一句是“谢谢主席先生”——相当于说“句号”。 ◆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请发言。当我请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大使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也可能是会议内容乏味，他报名发言后不久睡着了。我又叫了一遍，他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这位老大使很快进入状态，有板有眼地开始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祝贺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全场哄堂大笑，因为他祝贺的那位大使还没有发言。 日本大使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但他久经沙场，临场应变经验丰富，慢悠悠地解释说：“今天安理会的讨论不热烈，气氛沉闷。我故意说错话，让大家高兴，让气氛热烈一点儿。” ◆ 五常在热点问题上会有不少共识，有分歧也会高调沟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随时举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共识，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 一个大洋洲国家，争了若干年才当了两年非常任理事国。它的大使，我的好朋友，离任时告诉我：来的时候很兴奋、幸福，走的时候发现，国际秩序不合理，安理会的秩序也不合理，五常，尤其是超级大国太厉害。我是陪五常来休闲了两年啊。 ◆ 五常大使谈完正事后也会聊些轻松话题。有一次，奥尔布赖特建议五常大使都学用电脑，在电脑上打自己的发言稿。她是教授出身，早就会用电脑写书。但英国大使说他年纪太大，不想学了。俄罗斯大使说，他有秘书，不用学。法国大使是著名作家梅里美的侄子，爱好广泛，他表示，他有空得打马球，没时间学。我在当时五常大使中最年轻，资历最浅，最后发言：“就发扬民主吧，我服从多数。”奥尔布赖特那么好的一个建议没能通过，我至今没有学会电脑打字。 ◆ 以演说天才而著称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发言，曾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件盛事。他常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霸权主义，并列举具体事例证明自己的观点，讲话时间常远远超过规定。计时器响了，他也不理睬，大家也特别愿意听，因为他说别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每当这个时候，美国外交官会走出会场，以示不满，而更多的人会挤进会场。 ◆ 我国领导人上台演讲时一般都准时。外交部在准备演讲稿时，有时会找个与领导人语速差不多的礼宾官提前试一下，适当调整演讲稿的篇幅。 ◆ 联合国是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运转全靠会员国缴纳的会费维持。会费包括经常性预算、维和费用和国际法庭费用，由会员国按照支付能力原则分摊。分摊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人口以及其他一些影响支付能力的因素确定，对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国家，还会打一定比例的折扣。 ◆ 第四章第十九条规定：“凡拖欠本组织财政款项之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会费总数时，即丧失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美国会在快到上述期限时补交一点儿钱，保住它的投票权。 ◆ 联合国有6种工作语言：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 ◆ 三秘在国内相当于镇长、乡长或者部委里的科长 ◆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向联合国缴的会费一度达到5.5%。后来根据小平同志要实事求是的指示，该交多少就交多少。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比例降为1.62%。 ◆ 朱镕基总理开玩笑地问我：怎么回事？联合国会费怎么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中央不在香港收一分钱的税，香港的GDP怎么也算在中央头上？我解释说，联合国只认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所以找中国中央政府要钱。收不收税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联合国管不着……以后台湾海峡两岸统一了，中国交的会费会更多。朱总理笑了。 ◆ 代表团一位年轻随员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刚才有个陌生人向他散发材料，鼓吹“一中一台”、“台湾独立”。我对这位年轻人的政治敏感性不强有点儿不满：“外交授权有限，及时请示汇报是对的，但也要看什么问题。你看到有人散发鼓吹‘台独’的材料还要先汇报？你当场就应驳斥那人！快跑回去看那散发材料的家伙还在不在……” ◆ 我们把目标定在联大总务委员会，让上述提案压根儿过不了总务委员会这一关，因为根据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提交大会的议题须先在总务委员会获得通过。 ◆ 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要求联合国秘书处采取措施，决不让“台独”分子混入联合国总部。 我在联大总务委员会发言说，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事实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提什么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都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感情，牵动中国外交的神经中枢。中国外交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绷紧着这根弦。在联合国守好阵地，是涉台外交斗争的重要一环。 第五部分 大事、小事、天下事 ◆ 说到外交，人们通常的反应是主权、安全、战争、和平等大概念，外交官似乎都在忙一些遥不可及的大事。实际上，外交越来越贴近大众百姓，不是“高高在上”。干外交得大事、小事、天下事，事事操心。 ◆ 那时，在北京的外国使团和联合国机构人员以及外国记者有6 300多人，他们有的人考虑撤离。这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疫情和防治工作的看法。部分西方媒体借机污蔑中国政府无视民众健康，有意隐瞒疫情，一些国家甚至提出要“隔离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交往受到不小影响。 ◆ 我们一个医疗队在巴黎转机，一名队员因吃方便面受调味品刺激，咳嗽了几声，引起机场人员注意。法国医生强行要求该队员脱去上衣，接受肺部听诊，还要把人带走。这名队员表示，他身体正常，如需检查，应先通知我国驻法使馆。结果，法国人不听，他还是和其他队员一起被隔离，第二天才放出来。我们就此事件向法国提出严正交涉。我一高级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意机场人员以预防“非典”、禁止携带食品为由，要对全部行李开箱检查，我驻意大利大使当即与机场交涉，但对方仍对我代表团刁难了三个小时，直到意外交部来人干预。 ◆ 4月初，世界卫生组织拟根据香港和广东“非典”疫情，发布劝阻到香港和广东旅游的指南。外交部国际司和驻日内瓦代表团分别紧急约见世卫组织官员，要求不要渲染疫情，以免在国际上引起新的恐慌。世卫组织听了我们的劝告，认真评估了疫情，没有发布指南。 ◆ 我与韩国外长潘基文共同调研，发现这些“问题”泡菜大多来自韩国人在我国山东省兴办的企业，双方都有些责任。 ◆ 一位日本学者告诉我，小岛屿国家担心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有朝一日会被海水淹没。中国是排放大国，应率先采取行动。我动情地说，我出生的那个村离大海只有1.5公里，我上中学的那个镇离大海约1.6公里，我同小岛屿国家老百姓有同样的担心。如果他们的国家被淹没了，我的家乡和母校也就没了。我能不伤心、着急吗？我继续说，发达国家从200年前开始工业化进程，对气候变化应承担主要责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工业化进程也有几十年了。我们愿和各国包括日本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原则采取行动，共同保护地球，也愿虚心学习日本节能减排的好做法。对方边听边点头。 第二十一章 外交为民：有困难，找使领馆 ◆ 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中国公民出境总共约28万人次，而2003年一年，中国公民出境就达2 020万人次 ◆ 一个中国企业家到国外投资，赚了钱一般不会告诉使领馆；一个游客出国旅游，玩得高兴也不一定让使领馆知道。这些事他们都报告，使领馆也受不了。他们遭了抢、挨了偷、受了委屈、受了骗，才会找使领馆。 ◆ 2005年1月，有8位在伊拉克纳杰夫一家服装厂打工的福建省平潭县农民合同到期租车离开，想在春节前赶回家。哪知在去约旦途中，他们被怀疑是帮美国人干事，被当地“伊斯兰抵抗运动努曼旅”抓了起来。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9岁。绑架者公布录像，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澄清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和这8名中国人在伊境内工作的目的，否则将处死他们。 消息传到国内，外交部在第一时间上报中央，同时启动应急机制。胡锦涛主席立即指示外交部“迅速与伊拉克政府及有关方面交涉、沟通，核实情况，调动一切资源，营救我被挟持人员”。胡主席还把外交部在上呈请示和草拟口径中使用的“绑架”、“劫持”改为“挟持”。我理解，胡主席的考虑是避免对外用词不当刺激绑架者，给营救增加难度。温家宝总理指示外交部确保被挟持的8名中国公民安全。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利用会见来访的伊副总统的机会做工作。 ◆ 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李华新接受半岛电视台连线采访，他呼吁挟持者以人道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宽容精神，尽快释放中国被挟持人员。我和伊外长通了电话。 ◆ 在驻伊使馆协助下，营救小组通过各种关系，弄清楚了是谁绑架了8名中国人。他们与在当地有影响的宗教组织——穆斯林长老会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向挟持者解释：这些中国人都是普通农民，与伊拉克兄弟没有区别，他们背井离乡出外找工作，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 经过沟通，挟持者发布录像称，中国政府表现出了诚意，他们愿意放人，但并未透露人质在哪儿、如何接回这些人。 ◆ 到了约定地点，营救小组的同志主动脱掉防弹衣，摘下钢盔，以示诚意。挟持者和当地宗教界一位头面人物神情严肃地出现了，气氛紧张。小组向对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挟持者最终被小组真诚的态度打动，被诚挚的语言说服。在确认小组没有引来美军或伊临时政府军后，挟持者把8名中国同胞带出来交给营救小组。 ◆ 以战机轰炸黎巴嫩机场和主要公路，封锁海港 ◆ 驻以使馆立即与以外交部和国防军沟通，通报我人员撤离时间、路线和方式，要求以方确保我人员安全。以方承诺保证安全，但对一个关键的技术性问题表示担心：仅在撤离车辆两边设置标记是不够的，还要在汽车顶部设置明显标记，以便以空军从高空一眼就可以辨认无误。 ◆ 在车顶铺上五星红旗。最后，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保护下，167名中国公民（包括7名香港同胞）分批撤出黎巴嫩，在以色列战机的眼皮底下安全通过从黎首都贝鲁特通往叙利亚的海滨公路。 ◆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大的祖国是老百姓的后盾。外交官要始终牢记，我们拥有的一切来自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为了人民，人民至高无上。 第二十二章 人文外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 卡尔·马克思说，音乐是人类的第二种语言。我深信不疑。 ◆ 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美方赠送了两只熊猫幼仔。在两国还没有建交、各方面交流比较少的情况下，这是一件轰动全美国的大事。 名叫“兴兴”、“玲玲”的两只熊猫带着友情，不远万里来到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 一到动物园，美香和添添住进约1 800平方米的“别墅”，动物园投资180万美元修建的熊猫馆。为了让两位贵宾尽快适应环境，动物园方面想尽办法，甚至在熊猫馆内墙上请美术家手绘了大熊猫故乡四川卧龙的山景壁画。熊猫“起居室”状如洞穴，还装了空调，以应对华盛顿夏天的湿热天气。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姚明在美国的知名度超过历任驻美大使。 ◆ 我到以色列访问，把人家的外长打败有点儿不尊重主人。“中国外长打败以色列外长”有可能成为缺乏建设性的新闻。我又不能打假球，便和使馆同事商量一下，建议再举行一场双打比赛，由我和沙洛姆对中国大使和以外交部礼宾司长。经过激烈较量，中以外长联手取胜。 第二十三章 公共外交：与老百姓面对面 ◆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是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们听。如果对方有听不懂或不喜欢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改到对方能听懂又喜爱为止。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受普通百姓欢迎，不是偶然的。 ◆ 晚上回家，我常让老外交官我的岳父岳母充当记者问我问题，我来练习回答。当发言人必须熟悉新闻，我没有时间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时，便强制性地要求我在读小学的儿子记录每晚《新闻联播》的要点。他最多一次记了30条，他记得越多，我便“表彰”越多。 ◆ 除在部里向记者吹风外，我经常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活动，任会见的发言人，即负责写会见的新闻稿，向中外记者宣读；说得更明白点儿，大体相当于为国家通讯社起草新闻稿的初稿。记得第一次任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发言人时，我拿着新闻草稿向他请示，他笑了笑，摆摆手，用浓重的四川话说：消息稿？不用念了。责任制嘛，这是你的事。新闻稿经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审阅，于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第二天在各大报纸刊登。 ◆ 我也常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代表团的发言人，参加过李先念主席、杨尚昆主席、乔石委员长等领导人出访的代表团。那个时候，代表团中新闻司只有一个名额，什么活儿都干，做记录、给领导读外文报、管理记者、发言……现在发言人只管吹风，另有一个小团队分担其他事情，真令我羡慕。 ◆ 发言人是一种机制，代表国家。应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字斟句酌，只说可以说和应该说的实话。 ◆ 刚担任发言人时，心里没底，就去向我的老师季羡林请教。季先生对我说，不要把当官儿、当发言人、当主持人太当回事儿，把工作和学问当回事儿，争取做个普通好人就行了。好人绝不能说假话，同时真话不可全说，要说有用的。 ◆ 钱外长刚刚系上安全带，前面一位“旅客”便回过头来攀谈。未等他反应过来，那位“旅客”就来了个“突然袭击”，提出采访要求。我一下就认出此人是常驻北京的日本记者，看来他已经等候多时了。这是一次别出心裁的成功策划。这位用心良苦的记者根据半个月前外交部发言人李金华宣布的钱外长访苏日期，算准了他将乘坐的航班，预先订购了同一航班的头等舱机票 ◆ 对发言人来说，不能埋怨记者的问题偏激或刁钻，记者怎么提问都可以，提问题是他们的工作，就是说记者有提问的自由，怎么回答则是发言人的事，是发言人的自由。不必区分记者提的问题友好还是不友好。 ◆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郑重其事地告诉他的一位助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记者说“无可奉告”；一听到这样的话，他的鼻子就开始歙动，以为你在试图隐瞒什么；他就要四处嗅，想找出你藏匿的东西。 ◆ 有时候，我碰到不便回答的难题，会友好地问对方：“您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哪家报社或电视台的？来这里多久了……”这样就可以为自己争取一点儿思考的时间，回答起来也可能更有针对性。我的法文老师——法国的戴高乐小姐和比利时的贝湖先生教过我，不管你多大年纪，都要像纯洁的小孩一样学会真诚简明地提问题。 ◆ 一名外国记者问安南：“你有没有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向中方表示关切？” 我一听到这个问题就有些气，当安南正在犹豫时，我对提问的记者说：“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让我告诉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写有保护人权的条款。我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联合国宪章》，我的感觉是，采访联合国秘书长这样一位重要官员却不熟悉《联合国宪章》是令人遗憾的。”那位记者知趣地不说话了。 ◆ 消息说，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国订购的一架波音飞机上安装了一些尖端的窃听设备，因为美国情报部门估计，这架飞机有可能成为中国领导人的专机。请外长先生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稍稍转身看了一眼身旁陪同会见的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这位年轻同事用眼神告诉我，他不了解有关情况，而我也不了解。 我心里琢磨，对这个问题不能直接评论，但又不能留“尾巴”。于是，我只好对那位教授实话实说：“我不了解你刚才所谈的消息。但我的初步看法是，在国际贸易中应当坚持公平原则，我们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按世贸组织的规则办事。在中美贸易中，我们买什么，只要付了款，美国就应该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都不要，也不希望美国免费赠送。” ◆ 我在美国的时候，一直牢记毛主席的一句话：一个人只要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 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国大使期间，我跑遍了美国的50个州，给美国的大学、学术机构、行业组织演讲30多次。在美国演讲有个好处，就是美国人请我去，由他们承担差旅费。我去做美国人的工作不用花中国的钱。我主要讲国内发展情况、中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中国文化。我鼓励使馆三秘以上的外交官多应邀出去演讲，对有“回头客”的同事总是热诚表扬。 ◆ 我心平气和地问：“请问夫人，您是哪里人？”老太太答：“我是得克萨斯人。”我接着说：“你们得克萨斯1848年才加入美国，而早在13世纪中叶，西藏就已纳入中国版图，从那时起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您的胳膊是您身体的一部分了。您能说您的身体侵略和占领了您的胳膊吗？”听到我的比喻，老太太笑了。告别时，她上前热情拥抱我，连声说：“谢谢！你让我明白了真相。中国‘侵略’西藏不是我说的，是电视上说的，别怪我。” ◆ 网友“耕耘”：你给中国外交打多少分？是及格还是优秀呢？ 自己给自己打分，打高了别人会说你不谦虚，打低了又对不起外交战线广大同志在中央领导下为祖国外交事业所作的努力。我只能说：“这样的问题应该让全国人民来回答。我认为，一年来，整体而言外交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这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 ◆ 一段鲁迅先生的话，大意是一个人要骄傲自满是很容易的，要卑躬屈膝也是很容易的，最难的是做到平等待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 ◆ 网友“SHEILA”：最让你感到满意的事情是什么？最让你头痛的事情是什么？ 这是一个无论怎么回答都会引起争议的问题，我只能绕着走。我的回答是：“现在最让我满意的事情，就是我还没有遇到什么头痛的事情。我感到在中国做外交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只要你忠于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人民，你就基本上可以做到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 ◆ 我认为外交人员首先要具备的素质是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对一个外交官来说，除了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其他个人的利益。同时，外交人员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否则很难开展工作。还有，外交官不是个体户，而是集体的一部分，是祖国的一部分，必须善于和自己的同事及相关部门合作，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外交工作很累人，身体素质要好。总体讲，中国的外交队伍令我感到骄傲，这是一支不怕苦、不怕累甚至是不怕牺牲自己生命的、可靠的、能战斗的、忠于祖国的队伍。 第六部分 乐在其中 ◆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把经历沉淀下来就算经验，只要对人对己有参考作用，就有价值。 ◆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先是安排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翻译班学习，没多久，领导找我谈话，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法建交是件大事，预示着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现在就要为此培养一批能说英、法这两种联合国主要工作语言的干部。就这样，我和应谦、庄伟刚同学被选派到了法语专修班。 ◆ 她叫戴高乐，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一个远房侄女。她上课没有教材，第一节课就通过翻译告诫我们，从下一个小时起，她再也不想听到我们讲中文或英文，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熄灯都必须也只能说法文，而且她和我们之间再也不会出现翻译。 ◆ 在肯尼亚外长办公室看到的一个座右铭：“永远不摆架子，架子是扔在地上也没人捡的东西。” ◆ 读书少，我就按孔子说的“每事问”来弥补。我什么都想问。记得陪胡锦涛主席访问波兰时，我“钻空子”抢问当年踢过足球的波兰总统如何提高中国男足的水平，总统对胡主席笑着说：不难，就是要刻苦训练和加强配合。经请示两位元首，我把这段谈话发挥一下，用笔名写了篇短文，发表在《中国体育报》头版，稿酬给了云南红河州一所大山里的希望小学，可能够买两双运动鞋。 ◆ 古希腊的孩子上学和旧中国的孩子上私塾一样，老师看谁不听话，就用板子（戒尺）打学生的手心。古希腊文中，那块木板就叫“school”。 ◆ 至于不熟悉的地名，我也会向当地人打听其来历以及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几十年来，我乐此不疲，国内国外莫不如此，并从中了解到当地一些民俗风情和语言文化方面的知识，有时还为外交谈话提供了素材。 ◆ “也门”一词在古阿拉伯半岛方言中的意思是幸福、吉祥、快乐等词的结合。在为我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我在致祝酒词时最后说：“祝也门朋友‘也门’！”全场一片笑声。 ◆ 沙洛姆(Shalom)是从希伯来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和平、安宁 ◆ 外交部欧洲司为江泽民主席会见外宾准备了一份谈话参考要点。这份“谈参”引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一句话：“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我审批并签字后，呈送江主席参考。 ◆ 我告诫自己和同事，作为下级，我们再也不要向领导报送自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材料 ◆ 他去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当地领导汇报说，这是世界大江大河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周总理问，哪座是第二长？当地领导说不知道。周总理说，不知道第二怎么知道自己是第一呢？ ◆ 向领导汇报，准备一百句，汇报时能用上十句八句就不错了，关键是要经得起追问。 ◆ 2000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中国，在扬州参观时正值国际运河论坛召开。大家由运河谈及隋炀帝，不知怎么就说到“隋朝有几个皇帝”的问题。我们一位同志不假思索地说：“两个皇帝，隋文帝和隋炀帝。”希拉克说：“不对，隋朝有三个皇帝，最后一个是恭帝。”希拉克自有道理，隋炀帝被推翻后，有个小孩被拥立为帝，尽管实际上只是傀儡。 ◆ 在智利，江主席用突击学会的西班牙语就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当地一些官员还以为江主席大学学过西班牙语。当他们得知江主席是两个月前才学的，情不自禁赞叹他的勤奋，更赞叹中国领导人对拉美国家的重视——为了更好地沟通，年逾七旬的老人居然从头开始学一门外语。 ◆ 江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我和你一样，也不是学这个国家语言的。但是，既然我在这个国家访问，你在这里常驻，为了显示对当地人的尊重，起码要会说“你好”、“谢谢”、“再见”这些常用语，而不需要翻译。 ◆ Nike在古希腊文中的意思是“胜利女神”，这也是许多运动员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 1965年9月，北京外国语学院安排正在该校进修的我随文化部代表团出国，任务是考察西欧最先进的印刷技术，特别是彩色胶印技术，为高质量地印刷毛主席画像和人民币作准备。为了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领导要我暂停上课，专门去新华印刷厂劳动一个月，并向一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专家学印刷领域的英文表述。我很用功，很快掌握了铅印、胶印、排字等方面的术语。劳动之余，我查字典、找资料，编了一本供我自己用的英汉对照印刷词典。印刷厂领导表扬说，这是中国第一部中英文对照印刷词典。 ◆ Capitol一词源自古罗马文。美国的创始人在小山丘上建起国会大厦后，觉得自己的国家太年轻，为了显示深沉，认为至少应给它取一个富有历史感的名字。他们知道古罗马是建在七座小山上的，就将古罗马文中“山”(capitoline)这个词适当简化，以capitol命名了美国国会大厦。 ◆ 美式英语中有与之对应的表述，“事后诸葛亮”可以译作“monday morning quarter back”。原来，美国橄榄球一般都是周末比赛，周一上午总结，而四分卫(quarter back)由于能看见全场队员在比赛时的表现，总是在总结会上被要求先发言，点评全体队友的优缺点。 ◆ 学习是一种习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哪里都是教室，无论何时都有老师。笨鸟先飞是正确选择，学习是走向不笨和越来越适应工作需要的唯一途径。 第二十五章 我的礼仪入门课 ◆ 入部教育有一项内容就是礼宾。礼宾的第一课是学吃饭。一开始我有些纳闷儿，谁不会吃饭？这还要学？上了课才知道吃饭有大学问。一、在外交场合，吃饭不能出声。我当时的理解是，不能像我们山东人吃面条那样，呼噜呼噜动静很大。二、在外交场合，你参加宴请，主人给你的东西要吃完，否则会显得没教养，对主人不礼貌，对粮食不爱惜，对厨师的劳动不尊重。三、我们喝酒不能超过平时酒量的三分之一，也不要强劝别人多喝，相互尊重最重要；自己不会喝就别喝，可以象征性地举举杯。 ◆ 有一次，胡锦涛主席与小布什总统会晤。会晤室没有茶几，工作人员送上的矿泉水没有地方放，大家只好把水杯放在地上。这时，也许因为小布什知道中国人喝茶的习惯，需要茶几，就站起来走向墙边的一盆花，把花端下来，把下面的木凳搬到胡主席跟前，把水杯放在木凳上。胡主席当即表示感谢。 ◆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很重视，多次听取外交部同志的汇报，还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宾司司长吴明廉说：“总书记您很有经验，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英国女王握手，只伸出三个手指，您只轻轻拉一下就行了，不要用力。第二，为了表示对她作为国王与女士的尊重，会见的时候最好不要抽烟。如果您实在想抽烟，请先征得女王同意。” ◆ 1996年9月，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访华。会谈后，江主席与奥比昂都要离开大会堂。可能是协调上出了点儿小问题，两国元首的车队同时准备进入长安街。江主席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决定自己等一等，让客人的车队先走。 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出席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对我国进行访问。小布什专机抵京时间与胡锦涛主席会后专机返京时间相隔不足30分钟，但首都机场南停机坪不具备在如此短时间内接待两架专机的条件。胡主席指示将专机停机坪留给美方使用，他的专机降落到别处。 ◆ 胡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宴请来访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夫妇。我坐在总统夫人的下手。当时国宴标准是四菜一汤。我边吃，边和总统夫人聊天。用完第二道菜，总统夫人说，她已经吃饱了。 我说：“如果您不喜欢，下面的菜您可以不吃。”总统夫人说，她很为难，不吃的话，对主人不尊重；吃的话，自己难受。到上第四道菜时，她说：“感谢上帝！”意思是菜终于上完了，她快要“解放”了。 其实，四道菜后还有点心与水果。我说，这两道不算菜，总统夫人无奈地摇摇头。 宴会后，我就找礼宾司商量，国宴的菜是不是多了？在联合国和美国，宴会只是一菜一汤一甜食。 ◆ 外交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参照国际惯例，商定将国宴改为三菜一汤，不上白酒，除非客人要求喝白酒；一般宴会时间由1小时15分钟压缩到1小时；席间乐由12首减为10首，文艺表演除军乐团演奏保留曲目，还视情况演唱来访国歌曲。这些年下来，方方面面的反应都比较好。 ◆ 2006年2月，我正式访问法国，见了总统希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德勃雷、总理德维尔潘、外长杜斯特-布拉齐。我与每位法国领导人会谈会见后，他们无一例外都把我送到门口，等我上车，目送我离去。我明白，这是对我本人更是对我祖国的尊重。 ◆ 为落实中央有关勤俭办外交的精神，外交部又规定，部长出国访问，随行人员不超过7人，副部长出访不超过5人，司局长出访不超过3人，国际会议也适当减少参会人员；外长抵、离北京，无须礼宾司领导去机场迎送；别国外长来访，欢迎午宴原则上是两菜一汤。 ◆ 2026/09/03发表想法 宙斯原则 原文：周恩来总理一贯倡导“客随主便、主随客便”。 ◆ 周恩来总理一贯倡导“客随主便、主随客便”。这两句话的核心是平等互尊。我们到外国做客，作为客人要尊重主人的安排，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们作为主人，要体谅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使对方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 我任驻美大使期间陪同克林顿总统访问上海后，他私下告诉我，上海的礼宾接待水平比中国其他几个城市大概先进一二十年。我问：其他城市包括我们的首都吗？他笑而不答。我琢磨，他可能是指上海陪同人员少、劝酒少、菜剩的少，用外交套话说是“舒适度”把握得较好。 第二十六章 多交朋友，善交朋友 ◆ 席间，我和帕瓦罗蒂慢慢有了亲近感。我向他请教了一些欧洲艺术史方面的事，赞扬了意大利歌剧，并问他：为什么有史以来的意歌剧剧本仅用了700个不同的词就表达了那么丰富的内容？帕瓦罗蒂显得有些吃惊，说：你还知道这个？有学问啊！他详细地向我作了说明。 ◆ 我对帕瓦罗蒂说，所有优秀的东西包括芭蕾，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餐厅服务员踮着脚尖上菜，慢慢发展成芭蕾，后来在法国趋于成熟，在俄罗斯走向顶峰。为了芭蕾，我们首先要感谢意大利的餐厅服务员。 ◆ 为了反对一项有关公民权利的议案，瑟蒙德在国会曾连续演讲23小时18分钟，创下了一项历史纪录。他告诉我，此前他洗了三天桑拿，作了充分准备。演讲的时候，他的助手在边上备有装着水的木桶，他站累了就把一只脚放进去解解乏。他这项纪录再无人能够打破，因为美国国会后来规定，“冗长演说”最多不能超过18小时。 ◆ 会见时，他的话很简单：支持美中友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欢迎再来。我猜想，这可能是他助手给他写的“谈话参考要点”。 第二十七章 动口不动手 ◆ “中国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凭什么不承认？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你们有什么损失？你想想，你们承认这一点，等于解决了中阿关系中一个问题，对两国关系是一个促进，对你们国家、对你个人都是好事，你何乐而不为？” 我又说：“我们国家元首的代表团不远万里来访问阿根廷，就剩这个问题没解决。作为外长和主人，你难道希望看到中国代表团带着遗憾离开吗？阿根廷足球队多次获得世界杯冠军，今年又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冠，这让亿万中国人敬佩，外长先生难道想让那么多喜爱阿根廷的中国人失望吗？”我大道理、小道理一齐上。 ◆ 按意方规定，别国外长来了，必须派警卫，有什么事情到饭店再说。 使馆在罗马中心广场的一家宾馆订了房间。我进去一看，有点儿豪华，就对董大使说，怎么这么破费呀？他解释说，只有在这个大套间才能摆脱警卫。原来，这里的备餐间有一部电梯直通楼下厨房，我们可以经过厨房悄悄进出饭店，而警卫是在房间正门外警戒。董大使想得真周到。 ◆ 我马上和董大使、张昆生到卫生间去。大使掏出一张纸，小声说，最新消息：塞内加尔外长晚上6点半在罗马另一家饭店地下一层咖啡厅等你。时间很紧了，我和大使乘备餐间的电梯“偷偷”溜下去，昆生装模作样从正门出去，一本正经地告诉意方警卫：外长要在房间里休息。对方说，如果外长先生要出去，请提前通知。昆生说，好，谢谢，然后一个人设法去到约定的地方接大使和我。我们仨等到快7点，还没有人来。昆生问大使，会不会搞错了？我看了他一眼说：“意大利这么好的咖啡你怎么不喝？”意思是要沉住气，不用着急。来之前，昆生打电话问过非洲司的同志，塞外长加迪奥40岁左右，中等身材，健壮精明；总统瓦德大约一米七五高，身体瘦弱。 又过了一会儿，咖啡厅进来一名约莫30岁的黑人青年，怎么看也不像部长。这时我们发现，在咖啡厅另一个角落还坐着一个黑人，看起来彬彬有礼，正在看报纸。昆生觉得那人像塞外长，走过去和他搭话：“先生，你觉得这儿的咖啡怎么样？”对方回答：“这儿的咖啡很好，对来自塞内加尔的客人来说更是如此。”昆生又说：“你喜欢这儿的咖啡吗？”他说：“当然，似乎中国人也喜欢这儿的咖啡。”这样，两人就像电影里秘密特工一样对上了“暗号”，接上了头。那人马上说：“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昆生马上过来叫我们去。 ◆ “第二，一旦我们纠正错误并发布消息，台湾方面就会撤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将停止，我们想知道中方能否把台湾留下的项目接过去，让塞内加尔政府不会因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受到国内批评。还有，我们有20多名学生正在台湾学习，对他们最好的安排是离开台北到北京去。我今天就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还想告诉你，现在已经到了我国政府做决策的时候，最晚不会超过秋天。” ◆ 关于你提到的两个具体问题，可以由工作层来谈，我们该讨论的是国家政策。我只想说，你们想纠正错误是个正确决定。其他问题，建议你通过有关渠道继续与许镜湖司长商谈。中国是信守承诺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太富裕，但在援助非洲国家方面做得如何有目共睹。你可以在其他非洲国家看到很好的例子。 ◆ 加迪奥回来了，显得特别高兴：“李肇星外长，非常抱歉，我去卫生间时间长了一点儿。我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有机会，你想见一下我们的总统吗？”我说：“我希望有机会拜会你们的总统，但要看机会是在哪里、在什么时间，时间是否对得上。”加迪奥说：“那好，总统就在楼上。你愿意去吗？如果愿意去，可带一名助手。” ◆ 当即回应：“感谢总统先生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以这样的方式与我见面，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第一次。这表明你对中塞关系的重视和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尊重，我表示钦佩。我注意到你强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我们恢复邦交的原则和基础。至于其他问题，那不是条件，只是我们恢复邦交后两国间正常的交往与合作，这方面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情。塞内加尔是非洲的一个大国，我们重视塞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我把话讲得很清楚：只要塞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就可以复交，但复交不能附加条件，不与别的事情挂钩；同时我又给出一颗定心丸：中国不会让他们吃亏。 第二十八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 ◆ 在外交活动中送礼，重在表达心意，显示真诚，并非越贵、越多越好，而要讲究特色、讲究恰到好处。 ◆ 美国国会特别注意议员的廉洁问题。有两位参议员曾坦率地告诉我，礼品价值不能超过50美元，超过50美元的东西不敢收，选民们都在瞪着眼监督。 ◆ 我应美国会参议院外委会邀请，率全国人大外委会代表团访美。我带的礼品除了画册，就是手工艺品，包括杯子之类的小瓷器、领带等。赠送时，我一般不说礼物的价格，而强调友谊无价。 ◆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她送给胡耀邦总书记的礼品是女王夫妇的照片，上面有两人的签名。 ◆ 我收到最多的礼品是外国同事自己的著作，我喜欢，常常收到后当晚就读，不超过第三天晚上就读完。我告诫自己，朋友送书，不读非礼也。当然，有的友人送我的书我根本看不懂，我便转给能看懂的年轻同事，让他们看后讲个大意给我听。 第二十九章 外交官的基本功 ◆ 陈毅外长曾风趣地说，对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以及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是最起码的要求；就像是飞行员，如果不忠诚，飞到敌方去，就坏了；如果没有专业本领，飞着飞着掉下来，也坏了。 ◆ 到了外交部，最要紧的是把忠于祖国和人民放在首位，恋爱结婚也要找爱国敬民的，那样才能把爱情进行到底。大道理吴恳司长肯定讲过了，小道理很简单：一个连祖国都不真爱的家伙能真爱你吗？年轻人灿烂地笑了起来。 ◆ 我牢记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那句话：“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就是说，外交官要像解放军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多年来，外交部一直强调纪律，涉及政治、组织、外事、保密、财务纪律的《五大纪律手册》，是每个工作人员必须学习的。 ◆ 在保密问题上，2005年7月21日是我最难熬的一天。 那天上午中央领导把我叫去单独谈话，说我们将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晚上7点《新闻联播》会正式公布消息，外交部要把这个决定提前通报美方，但必须把握好时机。听完领导交代，我回到部里让美大司司长何亚非准备口径，并适时把美国驻华大使叫到外交部向他通报。这些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难题之一。现在我们要进行改革了，提前告诉美国朋友，等于送一个“人情”。友好国家间就重大问题提前通报也是外交惯例。 ◆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议案用语table的意思是“提出”。这好理解，把议案放到桌子上（作为名词，table的意思是“桌子”），就提出来审议。在华盛顿，美国国会议案用语table的意思则是“搁置”。再一想，议案放到桌子上，倒也可以理解为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任韩国外长，和我有很多交往。2006年，他为竞选秘书长，来北京寻求中国支持。我在联合国工作过，他希望我给他出点儿主意。我想了想说：“联合国有6种工作语言，你英文很好，但法国人自尊心强，喜欢听人讲法文。为争取法国那一票，你最好学点儿法文。 ◆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在历史面前，人都很弱小，只好像当年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口号那样，“时刻准备着”去践行自己的信仰。人没法跟历史较劲，我的几次留学“未遂”就是这样。1959年暮春的一天，山东胶南一中的领导颇为神秘地通知我，准备安排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突击学俄文一年，然后去苏联留学。我们那一代人多么向往苏联！可我的高兴劲儿还没过，留苏的事因中苏关系出了问题就黄了。我上北大一年级时，西方语言文学系领导通知我，让我准备次年留学英国。可第二年——1960年，国家经济极为困难，出国留学的事自然告吹。1965年，我被组织上安排去学法文，准备次年出国深造。结果次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留学一事又泡了汤。 ◆ 祖国和民族的历史就是你的大命运。个人的机遇同国家和时代的步伐紧密相连，个人的成绩同你所在团队的素质紧密相连。 ◆ 社会在进步、一代更比一代强，是历史规律。祖国唯一、人民万岁，是朴素真理。报国为民是内政外交、各行各业中华儿女的共同壮志。只要我们携手努力，中华民族振兴、人类文明进步的美好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后记 读者喜欢是我的心愿 ◆ 外交关乎国运，外交政策有连续性、传承性，也要与时俱进。 -- 来自微信读书

《说不尽的外交》这本书是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结合 40 余年外交工作实践撰写的纪实著作。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生动讲述了我国与大国、邻国、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故事，记录了多边外交舞台上的交锋过招，分享了作者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深刻思考与感悟。 通过阅读，我深刻认识到一名优秀外交官必须具备深厚的家国情怀、广博的知识储备、敏捷的思辨能力、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睿智豁达的胸襟，真切体会到外交工作的高度敏感性、复杂性与高压态势。书中详细记录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9・11” 事件、中日历史问题交涉等重大事件内幕，披露了中俄边界谈判、联合国涉台斗争等细节，让我在宏大历史叙事中，深刻感受到外交工作中坚守国家立场的坚定信念、维护国家利益的使命担当、应对危机时刻分秒必争的责任意识。 书中不仅记录了作者亲历的重大外交事件，也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小知识。如 “西瓜” 因自西域传入得名；芭蕾舞起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餐厅侍者的垫脚上菜；“OK” 源自美国纽约码头工人姓名缩写；Nike 源于希腊语 意为“胜利女神”；“六一” 国际儿童节则是为悼念二战中被德国法西斯残害的捷克利迪策村儿童设立。 该书在沟通艺术与处事智慧上极具借鉴意义：一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面对气候变化议题中对中国的不实指责，李肇星部长既以情感共鸣拉近距离，又以历史客观事实阐明发展阶段差异，明确发达国家应承担气候变暖的主要责任；二是先发制人、以理服人，在六方会谈过程中，朝鲜代表团因对美表示不满提出提前回国，李部长直面分歧、讲明利害，及时稳住局面；三是审时度势、巧妙引导，面对敏感复杂问题，懂得适度转移焦点、维护大局。四是顺势圆场，学会“和稀泥”，比如五常代表对学习使用电脑的投票时，在多数提出不同意的意见后，李说发扬民主。 同时，我也深切感受到李肇星部长独特的人格魅力与领袖风范：他睿智敏捷、从容沉稳，面对中外记者尖锐提问始终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在回应涉台导弹等敏感问题时，一句 “你若能保密，我也可以” 机智化解；在被问及老布什与小布什异同之时，以 “同是美国总统，不同是一父一子” 简单逻辑巧妙应答，尽显从容智慧。他勤学好问、虚怀若谷，始终践行山东先贤孔子 “每事问” 的治学态度，保持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他勇于担当、敢于亮剑，在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后，在未获国内明确口径的情况下，主动直面美国主流媒体，坚定发声、维护国家尊严。他待人真诚、关爱同志，出访安哥拉期间，见年轻同事不喜奶油汤便主动接过喝下，于细微之处体现对下属的关心体恤，让人倍感温暖。 摘录部分金句 1.毛主席曾说：一个国家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就谈不上强大。 2.毛主席说：一个人只要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 3.我们的外交官都有很强烈的爱国情感，但有感情不能等同感情用事。 4.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交朋友。

读完了李肇星大使的《说不尽的外交》，还是一如既往的亲切和煦，平易近人！李肇星总是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一样，让人没有距离感。 一直非常欣赏李肇星大使的幽默、 睿智、 不卑不亢 、不慌不忙 、沉着冷静。需要据理力争时绝对会有理有据地出手，需要适时反击时也绝不会手软。 作为中国对外社交的最重要代言人，就像他自己所说，首先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外交工作无小事，忠诚第一，要把国家放在首位，才能无愧于心。 光鲜亮丽的外交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心理较量，不仅仅是语言能力，社交能力的考验，冷静沉着、临危不乱，机敏睿智，见招拆招等等这些常人所不具备的的本领，却是外交家的基本功。 李肇星大使的外交工作结束了，但一个国家的外交是没有止境的，没有外交工作者的辛苦付出，就没有这个国家人民的安宁生活。感谢所有的外交工作者们！

先作倾情推荐，然后谈点感想。 读此书之前，知道的共和国外长，有周恩来、陈毅，乔冠华、黄华（好像是副外长，二华恢复联合国地位后第一次参加联合国会议），但没有读过他们的外长生涯自撰工作经历专著。这次读李外长自撰工作专著属于第一次，深为折服，感动，著作中描述的历程皆为经历过往，以前的了解和理解皆来源于报道消息以及求学读书时代的时事课，通过阅读此书方知事情经历的波澜壮阔，以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交工作的艰难岁月，自己国家各个层面为外交工作做出的努力。 读完此书，看到上架建议，或者是图书分类为政治·外交——政治，很是感到长见识了。 外交，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水平是支撑一个国家的几大支柱，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可以组合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回望中国历史，中国优秀外交人员人才辈出，而国力强弱是他们发挥才能的底气，正所谓“弱国无外交”，李鸿章身背骂名的原因是在不是其作为无能，而是时也运也不相助，生不逢时也，当然也有国家政治系统不能为其撑腰、做主、正名的原因。 李外长著作文笔独到、立意高远、站位准确、思维敏捷清晰，唯有折服！ 发现此书，便爱不释手地一读到底，快哉快哉！ 再次推荐！

书摘： 1️⃣ 外交官不像电视上看到的那样总是西装革履、觥筹交错。 2️⃣ 外交上的事情没有多少是干净利索、一步到位的。 3️⃣ 我年轻、好胜、认真，全赢了。 书评： 读《说不尽的外交》之前，我以为外交就是新闻联播里的握手，光鲜亮丽、气宇轩昂。 读完才发现，像李肇星前辈这样的外交官，中国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思维敏捷，义正词严，站在各自的时代里，替亿万中国人发声、争利、守底线。 李肇星跟美国人谈炸馆赔偿，逼克林顿拿起笔改了六次道歉稿；跟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磨边界，一寸一寸抠；在联合国蹲走廊啃面包拉票……这不是故事，是日常。 再看更早的周恩来总理，万隆会议上举重若轻，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让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在国际上站稳了脚。 再看傅莹——中国首位驻大国女大使，从蒙古族草原走到世界舞台中央。澳大利亚律政部长说：“她是我见过最能代表和维护中国利益的No.1大使。” 还有今天的“外交天团”：华春莹，温婉笑脸，言语扎心；耿爽，逻辑严密，连环追问到对方哑口无言；汪文斌，儒雅沉稳，精通多国语言，不动声色把道理讲透。 这些人身上，都有李肇星说的那种劲头：“我年轻、好胜、认真，全赢了。” 今年5月，美俄元首密集访华。特朗普来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普京来延长中俄条约、签下20项合作文件。再往前数月，英法领导人也都来过。二战后80多年来，联合国五常中四国领导人接力访华——这是头一回。 为什么都来？ 因为中国已经从“被博弈”变成了“被奔赴”。李肇星那代人拼出来的底牌——不卑不亢、认真到底——已经交到了今天的中国手里。以前我们是被制裁、被炸馆、被卡脖子的那一个；现在我们站在牌桌中央，谁都得来打招呼。 而中国外交的漫长与艰辛，又哪里说得尽呢？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期待读到什么惊天的揭秘、劲爆的内幕。这本书不是解密档案，而是前外长李肇星，用几十年外交生涯沉淀下来的回忆随笔。 前一段时间刚好在b站刷到过李肇星的视频，只有一条入站视频，就收获百万粉丝。镜头里的他谈吐幽默，一句季羡林先生传授的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既是外交工作的准则，也成为大众记住他的标签，这句话在这本回忆录里，同样被提起。 全书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宏大的战略论述，而是一个个面对面的人际片段。印象很深的两处小故事，甚至带着一点“低情商”的微妙尴尬：美国国务卿赖斯和他谈及父母离世的悲痛，他脱口而出，这件事之后反而可以投入更多精力，为人民、为外交事业继续工作；还有一次他当面问戈尔巴乔夫，庞大的苏联为何会走向解体。读到这里，仿佛能身临其境感受到现场那种微妙的空气凝固感。这些不加美化、不刻意包装的细节，反而比精心修饰的外交故事更加真实动人。 以往看新闻，各国元首、高官之间的会谈，总让人觉得遥远、晦涩，疑惑这些人之间怎么能顺畅攀谈、建立交流。这本书恰好解答了这个疑惑：外交谈判不全是冷冰冰的博弈，大量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生活化的闲谈、交锋与磨合。书中记录了他和各国政要打交道的种种细节，有严肃的谈判，也有闲聊式的对话，让高高在上的国际会面，落地成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人际交流。 当然，它不是一本用来挖猛料的书。李肇星的叙述克制、平实，没有哗众的爆料。他用散文式的回忆，把几十年驻外、谈判、会见各国领导人的经历娓娓道来。我们能读到外交背后的分寸感，读懂“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守住底线不说谎言，但要懂得保留边界，不是所有真话都适合全盘托出。 读完最大的感受：外交从来不止新闻稿里的文字。大国博弈的背后，始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分寸，也会有临场的笨拙与尴尬。这本书把宏大的国际政治，还原成一段段真实的人与人交往的故事，轻松好读，余味悠长。

《说不尽的外交》：在刀尖上跳芭蕾的诗人 翻开李肇星前外长的《说不尽的外交》，仿佛看见一位外交官在联合国大厅的穹顶下，用诗意的笔触将硝烟化为墨痕。这位被称作"诗人外长"的智者，用三十万字编织出一张纵横捭阖的经纬网，将外交场域的惊心动魄化作纸页间流动的星河。 在阿拉斯加谈判桌前寸步不让的锋芒，与纽约总领馆里给华侨煮饺子的烟火气，构成外交最动人的复调。书中那个在安理会辩论后躲进洗手间平复情绪的细节，撕开了外交官的神圣面纱——他们也会手心出汗，也会在镁光灯熄灭后露出疲惫。正是这些褶皱里藏着的真实，让《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冰冷条文有了体温。 当李肇星写下"外交官是祖国的耳朵与喉舌"，我们听见了南斯拉夫使馆废墟下的悲鸣，也触摸到了APEC峰会文件里跳动的时代脉搏。他用"铁嘴钢牙"形容谈判桌上的博弈艺术，却在描述非洲儿童时换上了最温柔的笔触：那个追着中国医疗队跑了两公里的埃塞俄比亚男孩，成了外交辞令里最动人的注脚。 这部回忆录最珍贵之处，在于将外交从云端拽回人间。当作者坦言"最怕说无可奉告"，当他在联合国发言前反复修改讲稿，我们突然明白：所谓大国外交，不过是无数个普通人用信念织就的锦缎。那些凌晨三点的文件批注，那些跨越时区的越洋电话，构成了共和国外交史最细腻的纹理。 合上书页，外交不再是新闻简报里的宏大叙事，而是一曲在刀尖上跳动的芭蕾。这部流淌着热血与诗意的回忆录，值得每个关心中国与世界的人细细品读——因为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是既有横刀立马的勇气，也不忘守护袖口那抹人性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