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下卷）

晚清资政院对近代中国从专制到立宪的政治转型，至少有下述开创性贡献:(1)它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国会性质的机构;(2)它有98 位经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的民选议员，占议员总数的一半，开民意代表参与中央政治之先河;(3)资政院弹劾军机案，是民意机关首次弹劾政府要求政府负责任的行动;(4)资政院议决的宣统三年预算案，是民意机关对整个国家财政收支主动进行监督和审核，在我国历史上乃首次;(5)资政院议决的新刑律“总则”部分，是我国由民意代表参与议决的第一部基本法典;(6)其会议程序，采取公开平等辩论、一人一票和多数决的方式，第一次打破了我国数千年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决策的专制传统，为我国以民主方式立法和决定国家大政之开端;(7)资政院议员所组织的政党，是国内有公开合法近代政党之始;(8)资政院所议决的《十九信条》，是民意机关通过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9)资政院选举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由此产生了我国第一个责任内阁。这些开创性贡献，就其范围而言，涉及到了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在这九个方面，除最后三个外，其他都是第一次常年会的成果。就是第七个方面，尽管宪友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等政党是在第一次常年会闭会后才宣告成立，但因在第一次常年会中，议员们因开会聚集一地，促进了交流和沟通，初步对各自的政纲达成了共识，为最终这些政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朝廷对预备立宪，尤其是开设资政院，本就有极严重的疑惧心理。一是因立宪必注重民权，与传统政治强调君权神圣不同。君权与民权虽有统一一面，但本质还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二则在晚清，满汉矛盾有激化趋势，要维持满族特权必赖君权，而不能寄望于民权。朝廷将预备国会定名为资政院;在开院之前颁布将君权宪法化的《钦定宪法大纲》;在资政院议员构成中，增加钦选议员中王公贵族议员的人数。这些举措，都是此种疑惧心理之表现。…作为传统中国末代状元的刘春霖议员在第一次常年会期间，虽仅发议 29 次，但最能坚持原则，既有直道而行、不畏权贵的书生本色，亦有燕赵慷慨悲歌侠士之风。在弹劾军机案中，因为他在议场发言激烈，议员许鼎霖私下告诉他，“有人在政府献议，说议员胡闹，非照戊戌那年办几个人不可”，针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他不仅没有退缩，且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说出了这种掷地有声，令闻者起敬起畏的话:“本员说话诚不免有过激的地方，但是发于忠爱之至诚，本员受先朝特达之知，今日又为国民代表，断不敢作谄谀的话贻误全局。诚以有几个议员在政府里头平素多奴颜婢膝，而政府遂轻视资政院。这一种议员不但自失身分，并且说所谓全体议决，其实并不是全体，不过几个人胡闹而已。政府觉得你不是全体，所以越发看着资政院很轻，致使资政院议案全归于无效。这全是坏在这几个议员身上。所以本员昨天不得不有激切之词，然而语虽激切，实发于忠爱之至诚。在上可以对皇上，在下可以对国民。就是本议员见了监国摄政王，也是这样说，不敢作谄谀之词。”…资政院未开院之前，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朝廷为了体面，还有尝试的勇气和信心。及至开院之后，很多民选议员，终于找到了一合法舞台，以国民代表自任，且有谘议局的支持，使得他们更有信心来推进君宪。还有不少钦选议员，他们或饱读儒家经典，容易接受对王朝政治腐败的批评;或具有近代法政知识，极力主张真正的君宪。故恰如报道所言，“国民久热望议会而后开设，则为议员者，拟举积年不平之气，一时发泄于议坛之上，对于各种交议之问题，或质问或建议，不遗余力，于一问题收成功，更及他一问题;一案力争，复及一案，一会又一会，务层层肉迫政府，以表示议会之权势。”朝廷开资政院，理想情况是“民情固不可不达，而民气断不可使嚣”。但不论是速开国会案还是弹劾军机案，在朝廷看来，都是以议会权势“肉迫政府”，不能容忍。朝廷在处理弹劾军机案时，摄政王载沣初则以“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官之权为朝廷大权……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斥责资政院，终则将资政院奏折留中，集中表示了对资政院的不信任甚或厌恶之情。在朝廷中，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以资政院议员为代表的君宪论者和革命论者，只是行动方式不同:一个用软刀子革命，一个是直接武力夺权;其目的都是要革清朝廷的命。因此，要挽救朝廷，就不能设国会，搞君主立宪。资政院开第一次常年会，加深了朝廷对君宪之疑虑。本来，资政院在弹劾军机时，朝廷即答应速设责任内阁。既已答应在先，自不能失信于后，遂于1911年4月设立了集权于满族，尤其是皇族的责任内阁。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朝廷在疑虑之下，对集权皇族的热心远超过对君宪的热心，遂不能一本大公，坚持将政权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如此才放心得下。这种以深恐大权旁落而集权于皇族亲贵的做法来搞君宪，自然使议员们大失所望。从甲午到辛亥年间，中国已养成三派大的政治势力，即革命派、君宪派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实力派。除了革命派之外，其他两派都有可能为朝廷所争取。1908 年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使得清廷和该集团之间出现较大裂痕。皇族内阁出台，使得议员们弹劾军机所间接获得的一点成果也完全化为乌有。不仅如此,朝廷之所作为更证明了革命派论断--指望朝廷主动进行真正的君宪完全是与虎谋皮，是立宪派一厢情愿的幻想--具有先见之明。因此，一些激进立宪派人十转而同情甚至加入革命阵营。…近代中国所缺乏的就是真正的宪政，实际情况是有宪法而无宪政。自英国建设成宪政国家以来，推行宪政、建设宪政国家成为很多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目标。何谓“宪政”?尽管宪政在其实践过程中有诸多变化，学者们的认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但宪政仍有着亘古不变的核心本质,即通过制度化的分权和制衡来约束恣意的政府权力，以保障个体的权利和自由。故宪政与宪法有别，尽管前者是建设一个宪政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著名的法律学者杨兆龙先生就非常精当地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宪政“是实际政治受宪法的抽象原则支配的结果，或宪法的抽象原则在实际政治上的具体化，可谓'在实际政治上已发生作用的宪法”;宪法“只是一些与实际政治尚未发生关系的抽象原则的总称，可谓'书本上的宪法’”。简言之，即“活宪法”与“死宪法”的区别。中国自晚清《钦定宪法大纲》开始，继之而来的《十九信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即“天坛宪草”)，还有各省宪法，以及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等等。短短半个世纪间，正式颁布的宪法、宪法性文件，可谓洋洋大观。就这些众多宪法文本的内容考察，其质量之高，比之发达国家的成文宪法，毫不逊色。学者们也殚精竭虑，拟定了种类繁多的宪法草案，都希望能够设计出尽可能科学、严密的规则体系，将恣意行使的专制权力纳入有所约束的法治框架，建设真正的宪政国家，以实现保障民权和民族自强这个双重目标。但不幸的是,这些新中国成立之前颁行的纸面上的宪法和宪草无一例外被当政者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为其以争取民心宣示其政权合法性的遮羞布。为什么会这样呢?晚清即有记者指出这么一个适用于整个近代中国的现象，“夫我国今日所谋之新政，固行之东西文明诸国，致治安而著大效也;然移用于我国，则反以速亡而招乱。"结果，这些写在纸上的宪法根本没有落实，其惟一的功用就是标榜其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近代中国并没有因宪法的公布而变成宪政国家。从《速记录》的阅读中，不仅可以思考近代中国的君主立宪的得失成败，而且可以探究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特点，如此曲折的根源;就是对今天的政治生活，亦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思考空间。今年正值资政院开院 100 周年，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宪政，即便是从开国会算起，也是100年过去了。100年放在大历史的视野里，不算长;但对个体、代际生命而言，却决不算短，是五六代人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岁月里，有人讴歌过“时间开始了"，对近代中国的宪政来说，如果我们也来追问一下，“时间开始了吗”?我不敢完全肯定，只能借用伟人的话来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是“而今迈步从头越”，回头看百年宪政史，更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过去的100年里，宪政可以说一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风流人物都在和它打交道，当然，打交道的方式各异而已，真心追求老有之，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旁观者有之，玩弄宪政者更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宪政追求者有心无力，玩弄宪政者神气活现，是近代中国宪政史的生动画卷，也是近代中国宪政大业极度曲折的缩影。要把未来的路走好、走顺，回头看看历史，看看百年前的先驱者之所作为，愧怍也罢，反思也罢，应该都是有益的事体。行文至此，慈禧老太太的一句话在脑子里逐渐鲜活起来，她在说“不变者三纲五常，昭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若琴瑟之改弦"，同时她可能也在问宪政到底属于哪一端呢?最后，她在1907年以光绪名义宣布预备立宪的诏书中给出了答案，原来宪政属于可变的“今甲今乙"，而非绝不可变的纲常伦理。100年过去了，当我们平心静气阅读《速记录》，脑子会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议员面孔，是不是也会启发读者诸公来认真对待一下这个同样的问题:宪政是与日星照世的纲常相背呢还是属于可琴瑟改弦的令甲令乙呢?在资政院开院100周年纪念之际,往事重弹，闲话玄宗，于闲话之中，与读者同道一起想一想这个问题，想一想未来的路如何走。如能引导我们想上一想，该《速记录》即有其价值。—李启成“近代中国君主立宪的高潮与悲歌—《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