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衡史：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

曾经看到有人批评您，说您写作《被牺牲的“局部”》的时候，似乎个人感情倾向太强了。读到书中后记，了解到了您的成长、求学有多么艰难，以及在家乡进行的田野调查有多么不易。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您是把个人的生命体验投入了这本书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您也想要为淮北地区的家乡父老正名，澄清种种关于他们的误会和歧视？ 马俊亚：非常感谢这类批评。但我认为，迄今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的著述不带有个人感情倾向。即便是整理历史资料，也是按照每个人自己的喜恶在取舍，号称纯粹客观的学者是骗人的。 说到求学，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苏州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记得当时连衣服都没得穿，一年四季，有三季都是上身黄军装、下身运动裤，脚穿一双大拇趾都露在外面的运动鞋。 之所以这样，一个原因是穷，另一个原因是，从小已经习惯了赤脚不穿鞋子。这样一来，我就跟身边那些从小在江南地区长大的同学格格不入，既不敢去跳当时流行的交际舞，也不敢请人去看电影，这些同学多多少少也对我看不上。 而我慢慢地发现，这种地域歧视是经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从明清以来，淮北地区的民众就因为穷困而被江南地区的民众歧视。可是，如果往前追溯，又是另一种历史场景了。读博的时候，因为太穷，没有什么娱乐，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待在学校里读书，二十四史中的大部分，特别是前四史，我读研的时候就已经啃下来了，十三经也是这样，我尤其爱读左传——虽然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对中国古代史也非常感兴趣，最近还就着以前的笔记写了一些秦汉史论文。 史书读得多了，会让我产生很多疑惑，觉得书本无法解释现实。我们淮北地区在北宋以前明明比江南更发达，可谓精英辈出，汉初的萧何来自丰县，樊哙来自沛县，三国时周瑜、鲁肃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南北朝时宋齐梁陈的创立者，也都来自淮北，为什么过了一千年，到了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淮北似乎就全是泼妇刁民了？为什么谈到淮北地区，人们总是充满了误会和歧视？ 甚至民国以来的不少大学者、大作家也不能免俗，例如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就说，淮河地区出了那么多开国皇帝，他们都不吃大米而是吃面食的——其实，淮北地区是产米的。 我想要为这种变化寻找一个解释，而现存的所有史书，以及所有的模型、理论，我都是不满意的，这就是我去田野调查的初衷。我是历史学背景，没有受过系统的人类学、社会学的训练，进行调研的时候也没有成型方案，就是带着读书时积累的困惑，一面四处行走，一边寻找解释。当时我拿的是学校发的助学金，为了省钱，冬天就住在澡堂里，比较暖和，夏天随便找家小旅馆，有电风扇就行。所以，一路上，我一直跟那些敲锣卖糖的、耍猴卖药的人住在一起。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丰县调研，我刚走进某个村子，村里的人就跟在我身后骂我，听到骂声，我下意识转过头来，马上就有人围上来打我，上来的人一多，后面还有喊的、骂的，似乎半个村子的人都跑过来了。我一个老乡在徐州盐业局做局长，有一次跟他聊天，我说自己到徐州乡下调研，曾经被半个村子的人追着打。他说这算什么，我们单位的处长都被他们砍伤过。 所以，有了这些调研经历和人生体验，我的学术研究，我的思路感受，不可能与那些在书斋里喝咖啡的学者保持一致。对我来说，有必要通过研究和写作，将自己所熟悉的中国社会的原生态还原出来。希望我的书能作为一个不一样的参照对象，为大家提供一条新的思考途径。

《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的伤痕与沉默的大多数》 ——读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 合上马俊亚教授的《被牺牲的“局部”》，心底不由得激荡着淮北平原上八百年不息的苦涩的风。书中所指的淮北，亦即“淮海”地区——横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广袤地带，在行政版图上是苏北、鲁南、豫东、皖北的拼接，而在经济版图上，它却是令人痛心的中东部“塌陷区”。 皖南有民谚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那是徽州人对山水逼仄、生计艰难的自嘲。可作为皖北人，听闻此句民谚，心中却是一阵酸楚的苦笑——徽州尚有白墙黛瓦、贾而好儒的体面，而我们的祖辈，连叹息都被黄河的浊浪与淮河的决口淹没了。马俊亚教授用冷峻的史学笔触告诉我们：淮北之困，无关风水命数，而是源于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制度性牺牲”。 书中最为刺痛人心的，是对淮北生态逆向演化的还原。为了保漕运、护皇陵、顾全帝国“大局”，国家机器不惜以淮北为筹码。黄河在此夺淮近千年，淮河下游被拦腰截断，水系网络被系统性肢解。于是，唐代以前那个生态盎然、稻米飘香的“鱼米之乡”，在明清史志中逐渐萎缩为一个“穷山恶水”的符号。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逻辑，使得淮北从一个发达的农业与手工织造中心，退化为只能产出粗恶杂粮的边缘地带。 而这种生态的崩塌，直接催化了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畸变。马俊亚深刻指出，淮北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的不对等与财富积累机制的断裂。当生存成为唯一的底线，竞争便趋于残酷。历史上那群曾慷慨悲歌、逐鹿中原的社稷栋梁，在失去家园与希望后，竟被主流话语污名化为“泼妇刁民”。这不仅是地域歧视，更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叙事抹杀。淮北从诗书礼乐的文化沃土，沦为“杀人越货”的寇盗乐园，实乃底层民众在资源极度匮乏下的绝望挣扎。 时间推进到二十一世纪，物理层面的淮河已然安澜，但历史的惯性却远未消解。作为皖北人，我深知这种痛感：我们依然在经济数据的洼地里徘徊，在文化教育的滞后中突围。百年前，祖辈挑着担子“闯关东”“下江南”是为了逃荒；今天，我们背着行囊涌向沪宁杭、珠三角，是为了打工。流动的理由变了，但流动的本质未变——我们依旧是被发达地区视为“粗鲁”的异乡人，淮海区域依旧是四省边缘的“化外之地”。 《被牺牲的“局部”》不仅是一部生态变迁史，更是一部关于“权力与公正”的政治寓言。它让我明白，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那些被外界误解的“彪悍”与“直率”，其实是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赋予我们的生存铠甲。读懂了淮北的苦难，不是为了沉溺于悲情，而是为了在认清了历史的“局部”代价后，更加清醒地面对未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粒尘土，都记载着沉默的大多数如何背负着“大局”，踽踽独行。

大江大河之间 长江长江，这里是淮河，你长在一片我所定义的南方之境！ 黄河黄河，这里是淮河，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不被你裹挟的自我！ 要论区域史中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个中高手，我的下游地区可堪其名！既有天灾又有人祸，一齐将我推成了黄泛区标签化的存在。自被夺去入海口，我的水文体系就此紊乱，水患频仍，实则是百姓之难。 如此生活数百年，一路走来被我们丢弃的、为我们牺牲的实在太多，每一次丢弃、每一次牺牲都是一种亏欠，那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是我毕生的业力！ 生于苏北的马俊亚老师，从小到大也担着黄泛区的污名，生于斯，长于斯，爱之又恨之，对家乡的观察、审视她的苦难由来，是一个游子遥寄乡愁的浪漫表达吧：我生在这里，又是谁生出了她，她还会好起来吗？

“恶行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 先逼良为娼，再扫黄打非，先逼上梁山，再替天行道。自古以来强者（盗）逻辑莫过于此。

本书作者论点过于主观且情绪强烈，引用史料带有偏向性和片面性且过于繁琐，存在大量浅层表述的史料，没有对其进行总结。在叙述过程中，对于起因的宋朝仅仅一笔带过，对于运河奠基的元朝隐藏不提，而对已成因果的明进行多方面抨击，也对清朝作为进行了一些修缮，存在大量主观臆测，如小冰期影响较少；外国人对淮北人普遍持同情而江南人则是厌恶；分析农业跨越年代之长却对作物本身要求、本土气候变化、降雨线迁移等全然不提。不太推荐对元明清海运、漕运之争了解不多且历史相关阅读量较少的人阅读。 自从南宋赵构政权于1128年派遣大将杜充阻拦金军南下，为了阻碍金军，他下令在滑州（现在的河南汲县及滑县之间）挖开了黄河大堤，地狱之门就此在淮北大地打开。 蒙古灭宋建立元朝后，定都北京。由于采用包税制，导致其基层控制能力不足，投入了大量物力资源修建运河，进程缓慢，仅完成了会通河一段，奠定了运河基础。然北方都城、军队所需物资日增，于是不得以采用海运，其漂溺率过高且风险极大——海上风浪不可测，稍有不慎就船队覆没风险，且我国滩涂洋流极其复杂，特别是渤海一代。作者对此没有丝毫讲解分析，一味叙述海运成本低，用辉格史观看待问题，更是引用了事故率仅1%到1.6%的史料说法，即便是工业时代也不敢保证如此安全性。 明朝建立初期，运河并未贯通，于是仍采用海运。直至永乐十三年，中河修建完成，京杭大运河就此连接完成，运河稳定且漂溺可打捞，损失较少；所需运船并无海船那般要求高，成本低；能够带动运河周边城镇繁荣。于是海运停止而采用漕运，作者对此也没有相关经济解析，一味强调这是政治权利强压导致。明中后期，漕运已成百万民工衣食所系，成本逐渐上升，而中央政府逐渐衰弱，控制力不足，也无法推动海运，直至明灭亡。 清朝初期为了防止反清势力反扑，于是迁界禁海，对海运采取抵制的政策，继续采用漕运。中期道光曾尝试海运，但前任嘉庆因为镇压白莲教导致国内军力不足、国势不稳，倘这时候再动摇漕运则会导致大规模起义，于是放弃，直至清朝灭亡。 淮北地区本富足良田之地，南宋掘开黄河口导致泥沙泛滥形成黄泛区，多条河流就此被黄河蹂躏将近千年，苦难也折磨淮北人民千年——作物减少、时常洪水漫灌、加上运河成形作为泄洪区，社会经济以及权力结构受到极大破坏。由于近海，盐业发达，明朝采用户籍，大量犯人被发配盐场，子子孙孙皆为灶丁，构成了一部分淮北底层人民。国家垄断导致盐业再发达也与本土人民无关，反而垄断导致权商勾结的危害转嫁于淮北人民，于是异化逐渐开始。 随着中央政府掌控能力下降，淮北逐渐兵匪成灾，道德秩序崩塌，有能力的乡绅们逐渐外逃，留下的则都是不择手段、推崇暴虐之地主。社会秩序开始倒退，圩堡开始建立，逃不掉的淮北人民只能被迫进入圩堡作为奴隶以获得最基础的安全，身家性命受控于堡主。于是在淮北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社会生态——哑铃型，最上为诸多暴力威慑的堡主，中间少量尚未逃离的乡绅，最下则是逃离不了被苦苦剥削的淮北百姓。失去了乡绅作为缓冲层，底层的淮北百姓直接受到淮北大地主们的奴役，失去教育、失去文明、最终成为周边的穷山恶水。

马俊亚的以淮北地区为样本，深刻揭示了中国近世社会生态衰败的核心机制——政治权力主导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该书超越环境史或经济史的单一视角，指出淮北从唐宋“江淮熟，天下足”沦为近代“穷山恶水”的悲剧，本质是中央王朝通过漕运、盐政、河工三大国策系统性牺牲地方的结果，其根源在于“权力积累不平等导致经济积累不平等”的政治逻辑。 明清定都北京后，大运河成为帝国命脉，“保运保漕”上升为最高国策。治水策略以“蓄清刷黄”为核心，筑高家堰拦淮水冲刷黄河泥沙以维持运河通航，却使淮北沦为永久泄洪区，泗州城沉没即为标志性事件。朝廷对水患的治理排序赤裸裸暴露权力逻辑：“祖陵水患为第一义，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当黄河南决威胁漕运时，淮北因“淮近而患小”被刻意选为泄洪区，而北决则因“漕远而患大”被严防。河务官僚更形成“以灾养权”的寄生体系，河工经费成为贪腐温床，官吏甚至主动制造险情套取资金，漕运利益集团更阻挠海运改革以延续剥削结构。 两淮盐政作为财税支柱，其暴利被权商垄断。盐商通过“报效”朝廷换取专卖特权，将财富用于政治投资而非地方发展，煎丁则沦为体制内奴隶。民国时期盐业市场化失败，七大盐企因巨额贿赂成本濒临破产，证明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从未改变。严苛盐法催生武装走私，底层民众以暴力反抗不公，而官方对权贵走私的纵容凸显制度性双标。 这种掠夺性政策导致淮北社会生态全面退化。经济上，水患迫使稻作农业退化为旱作粗粮，唐宋“桑麻之境”消失，丝织业因桑林毁灭而衰亡，陷入“地广不得耕，男耕女不织”的困境。社会结构极化为“哑铃型”：一端是武装圩寨地主掌控军事司法权，另一端是农奴化平民，中产阶层彻底消失，成为民变频发的土壤。 文化上，淮北从“诗礼之乡”退化为瘠土，女性丧失经济自主权后沦为“刲股疗亲”的道德符号，“节烈”风气反常严酷，印证意识形态是专制工具。淮北的牺牲更被扭曲为地域污名，乾隆“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评判将制度性灾难归咎于民性，流徙江南的淮北劳工继续承受“刁民”标签。 马俊亚指出，淮北人“无论在农村还是在江南打工，都未能得到自己应得的份额”，这种剥夺从明清延续至民国军阀与资本合谋的时代。他打破“天灾论”叙事，证明淮北衰变主因是人祸驱动的权力逻辑：政治中心北移使淮北从核心沦为边缘；“国家工程”异化为分肥平台滋养寄生集团；自然生态与社会结构相互催化形成不可逆的下降螺旋。 淮北的隐喻远超地域意义，它揭示了中国传统治理中“大局”对“局部”的系统性牺牲逻辑，以及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引发生态与社会双重溃败的规律。淮北之殇非历史特例，任何忽视“局部”尊严的发展模式，终将付出全局代价，这一命题在当代乡村振兴与生态治理中仍具沉重现实意义。

这部书我读到第三遍了，但如今再读，我反而不好评论这部书。我原本是很喜欢这部书的，确实淮北生态在服务整个国家大局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这种情形依然影响到今天，只要大家到淮北，河南，甚至华北平原走一走，依然能感受到这种沉重的负担与巨大的牺牲。 但是，我如今再重读这部书，不能不承认，作者在分析淮北问题上是有洞见的，揭破了很多尽在不言中的隐衷。又不能不注意到，作者在史料分析之外，确实寄予了太多了自己的感情。以至于他的诸多分析，已经超出了自己史料，甚至学问的范畴。这就是典型的处士横议。作者厌恶，反对那种宏大叙事下对人民的肆意牺牲可以理解。但由此，不知不觉对大局和传统进行了过度贬斥，这恐怕就有些过了。 还是那句话，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学者有社会观点很正常，但不应该做出超出自己学术领域的判断。学者终究只是学者，读书做学问，相比对真正意义上的治国理政，是两回事。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之多艰。淮北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苦难的地方，在被称为封建王朝顶峰的汉唐时期，淮北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礼仪之邦，为帝国步入繁荣贡献了无数仁人志士，可后来一切都变了。 最早的变化来自宋代，靖康之难使得赵宋只能偏安一隅，淮北成为宋金对峙的前线，相比之前有所衰落，但还不致命。到了明代，为了保证运河畅通以及保护朱家祖坟不被淹没，淮北的生态以一种极不正常的方式被改变，洪泽湖等湖泊的形成使淮北的万顷良田退化成了穷乡恶土。尽管清代的康熙、雍正皇帝想改变这一格局，但依然无法撼动既得利益集团，随着国家日益衰败，淮北的情况更加恶化。到了民国，中央政府彻底失去威望，淮北再次成为地方割据政权争夺利益的牺牲品。 作者对于明清两代统治者不肯采用更为经济便捷的海运而坚持河运表达了不解，但在《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一书中，樊铧认为明朝统治者出于保障中原发展的目的牺牲了沿海地区，而继承了明朝官僚体制的清朝沿用了这一策略，最直接的证明便是如今运河不再承担如此重担的时候运河沿岸地区的衰落。 与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不同，淮北是国家出于大局考虑而放弃的局部，这也直接导致了明代以来淮北彻底沦为丛林社会，官商勾结起来欺压百姓，地主豪绅更是把农民的地位变得连奴隶都不如，在这里没有法律和秩序，有的只是强权即公理，完全看不到与江南、广东、福建等地发展出的地方士绅一定程度的自治相似的现象，人民完全失声，默默承受了一切苦难。 除此之外，作者还列举了盐业买卖、粮食生产、文化风俗、家庭伦理、社会结构（官、商、匪合流把控地方）等方面的异化来作证自己的观点，功底不可谓不扎实。其中他对于重农抑商这个观点的反驳尤其精彩，因为历史上农民从来没有得到过重视，而商人可以通过贿赂与官僚结合，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和无产者，中国古代的社会从来都是权力本位，也从来没有发展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来。而失去身份和话语权的农民，想打破这一局面的方式只有造反，可哪怕造反成功，也只会进一步加强原来的不公正体制，使农民越来越受压迫，陷入了死循环。 身为淮北人，作者对故乡的深沉的热爱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希望以后能看到他写建国后的淮北的发展，毕竟今天的淮北显然还残存着旧时代的影子，前人留下的痛苦烙印依然清晰可见。

在唐代，“鱼米之乡”这一美誉指的是淮北地区，而现在这一代称变成了江南地区。 本来以为读的是一本环境史，读着读着感觉是政治史，后面又变成了民俗史。 开篇明明定下基调：“主要分析清至民国前期中央政府在‘顾全大局’的政治思维下所制定的政策对淮北地区的巨大影响”，后面几章都不知道主要在论述什么内容，感觉像是想到哪说到哪，举的例子也没有代表典型，作者心中批判的主旋律倒是明白了；且本书的可读性太差了，论文变成出版读物也需要再次打磨吧，大段大段直接引用他人的言论堆砌而成，阅读观感极差。 当然，这本书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的。 1️⃣权力与治水的深层绑定 “中国四千年文明史是在与洪水的搏斗中揭开序幕的。”这是本书第一章第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好像确实是这样的。从很早的神话“大禹治水”开始，一开始是一个英雄战胜洪水的故事，但中国的“王朝”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模样，有了治水的能力，才有让民众可以安居乐业的能力，也自然可以凝聚人心、建立权威，治水不单单是技术问题，也是权力的具体画像。 2️⃣海运的衰落与河运的兴起。 明清时代政府为了维系统治稳定，放弃海运转向河运，大力建设运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淮北也由此沦为牺牲品。这里也算是对事物有了新的视角，今年到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时，感叹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造船、运输能力的发达，而现在也看到了在这条运河后面的血泪代价。 3️⃣选择哪座城市生活，也很重要。 在淮北政治上“成全大局”的背景下，命中注定成为一个悲剧，这里的人民也无法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联想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城市是“泄洪”城市，在那里生长的人民无家可归，他们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不得已的、为了多数人的决定。从个人择城的视角，还是尽可能去到资源丰富的城市，个人无法打破或者跳出结构，但是在大城市里，至少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安稳”。 最后回到开篇写下的“鱼米之乡”，乾隆皇帝对淮北评价“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完美地完成了污名化、泼脏水的闭环，本质上是强者对弱者的二次伤害：先让它成为牺牲品，再让它为牺牲承担道德责任。

于历史褶皱处，看见被牺牲的“局部” ——读《论世衡史：被牺牲的“局部”》有感 读完《论世衡史：被牺牲的“局部”》，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们以往读历史，多是看王朝兴衰、帝王将相、治乱循环，而这本书，却把目光投向被宏大叙事遮蔽的角落——一个区域、一群普通人、一段被长期牺牲的命运。 作者以淮北为切口，撕开的不只是一地之兴衰，更是国家治理、权力逻辑、生态环境、社会结构共同作用下，一个“局部”如何被慢慢拖入困境。 漕运、治水、赋税、士绅缺失、生态恶化、暴力文化滋生……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是一整套以全局利益为名、让局部长期付出代价的历史逻辑。 书里最刺痛人的一句话是： 有些地方的落后，从来不是“人不行”，而是被结构、被制度、被历史一次次牺牲的结果。 以往我们习惯用“民风彪悍”“经济落后”简单定义一片土地，却很少追问： 这种“彪悍”从何而来？ 这种“落后”因何而成？ 这本书给出了最冷静、也最残酷的答案： 当一个区域长期承担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公共负担，当治水只为保漕运、保京师，当政策只服务于中央集权，当地的士绅阶层不断缺位，社会便会一步步滑向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 读这本书，我不断联想到更多作品： 《水浒传》里的草莽气息，《大地》里农民的生存挣扎，《乡土中国》里的秩序与面子，《置身事内》的政府与经济逻辑…… 它们在这本书里，忽然被一条暗线全部串起： 所有社会现象，都有其历史根源；所有人性选择，都有其生存逻辑。 书里写“权力”，写得极清醒： 专制政体靠特权维系，腐败不是意外，而是体制自带的成本； 有权无钱，如鱼得水；有钱无权，步履维艰。 拜神，是对合法权力的崇拜； 拜鬼，是对非法暴力的恐惧。 弱者遵守规则，强者改变规则，而真正的智慧，是道与术合一，认知与行动同行。 书里写“人性”，写得极透彻： 斗米养恩，升米养仇。 在生存线边缘，道德很脆弱，秩序很昂贵。 不是人心变坏，是环境逼人自保。 能超越生存本能、守住底线的人，才真正超越了善恶，修得内心圆满。 而最让我触动的，是历史照进现实的部分。 封建主义内部，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 生产方式变了，社会结构、权力关系、阶层流动必然跟着变。 今天的我们，同样身处生产方式剧烈变革的时代。 读懂过去“被牺牲的局部”，才能更清醒地看懂： 今天哪些红利在聚集，哪些成本在转移，哪些结构在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