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八月：印巴分治以来的对抗（历史学堂）

你看2025年印巴又打起来，回头再翻那本《漫长的八月》，真是汗毛倒竖——这作者几十年前写的，简直像拿到了今天的剧本。他说的那个“印巴冲突无解”的诅咒，正在我们眼前活生生上演。 历史就是个“程序流氓”，换了身数字马甲又来骗。 当年英国佬拍拍屁股走人，搞的那个“蒙巴顿方案”，说什么土邦可以“自己选”，根本就是埋雷。克什米尔王公的选择和老百姓的意愿完全拧巴，这烂账一直算到今天。只不过2025年，双方玩得更花了：印度说自己用区块链搞了“绝对公正”的公投，巴基斯坦反手就用AI深伪造出一堆“民意沸腾”的视频。好嘛，当年抢的是法理，现在抢的是流量和算法。希罗说得太对了：当“程序正义”本身就是个武器，那和平协议就是张废纸，顶多是给下次军备竞赛记个账。你看印度炸完别人，扭头就单方面给克什米尔立了个“新规矩”，这操作，祖传的。 打仗的方式也“鸟枪换炮”了。1947年印度靠运输机运兵，2025年直接是无人机蜂群扑脸。印度天上的卫星看得清清楚楚，跟当年侦察兵拿望远镜一个目的：那块地，我的。可悲的是，武器越牛逼，两边越不敢信对方，死循环了。 核威慑这玩意儿，现在已经变味了。以前是“谁动我，咱一起玩完”，现在印度把大核弹拆成几百个小飞刀，巴基斯坦更狠，把核按钮跟大坝绑一块。这哪儿是威慑，这是“你要动我，我就拉所有人质一起死”，纯纯的恐怖主义。印度甚至威胁要用电磁脉冲炸中巴经济走廊，这已经超出军事范围，成疯子行为了。 更绝的是“水战争”。印度在上游搞“冰川水塔”，说截流就截流，2025年巴基斯坦直接被搞出几百万生态难民。这招太毒了，从根子上掐你命脉。当一条河怎么流都能跟核威胁挂钩的时候，这仗还怎么谈？根本没得谈。 算法让人更恨对方，打仗竟然成了“好生意”。现在两边的年轻人，根本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刷手机，印度孩子看到的是“英雄收复失地”的酷炫动画，巴基斯坦孩子刷到的是“解放圣战”的热血视频。算法把共同记忆彻底掐断，板球外交？那都是网红蹭流量的素材了。最魔幻的是，听说还有用脑机接口给孩子“灌输”记忆、用DNA测“恐怖分子基因”的，人设都能编程了，太可怕。 但最讽刺的是，打仗居然成了一门“好生意”。2025年那边飞机一炸，这边印度军工股立刻涨停，巴基斯坦马上发“战争债券”全球圈钱。军火商更开心，土耳其的无人机、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全拿来克什米尔做实战测试。这片土地成了全球最大的军火试验场。你想和平？那些靠战争发财的集团第一个不答应。 联合国？早就不好使了。安理会的大佬们还在会议室里扯皮，印度战机已经把炸弹扔出去了。希罗当年就吐槽：“日内瓦的咖啡，暖不了克什米尔的雪。”现在更搞笑，G20弄个“数字调解平台”，结果因为技术漏洞，直接被黑成了“在线募兵网站”，简直是黑色幽默。 连底层老百姓为了活命的智慧，都在无意中给冲突续命。两边民间偷偷做点小买卖，结果被极端组织钻空子洗钱；农民用无人机走私点药品换粮食，反而让这种畸形的战时经济能运转下去。一点求生的火星，掉进这片干透的仇恨荒原，瞬间就被吞没了。 所以你看，《漫长的八月》为什么可怕？ 它不是说准了某场仗，而是说准了这种“绝症”的病理。宗教仇恨、大国博弈、科技黑化、文明生存，所有最毒的要素都在这锅里炖烂了。2025年的每一道无人机航迹、每一条煽动仇恨的短视频，都在让1947年那个分裂的伤口重新流血。 希罗最后那个问题，现在听着格外刺耳：“如果对抗成了他俩唯一的相处方式，那战争本身，会不会就是他们之间真正的‘和平’？”或许对抗本身就是他们二个统治集团的工具，唯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起构成它们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克什米尔啊，也许命中注定就不只是个领土争端。它会一直站在那里，像一座冰冷的纪念碑，提醒我们人类：有些仇恨一旦被制度、技术和利益做成了死结，就真的，再也解不开了。

这本书中值得商榷的13处术语翻译1.基拉法特运动（Khilafat Movement），应该翻译成“哈里发运动”。这是20世纪20年代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旨在拥护奥斯曼帝国哈里发和回教统一团结的运动。Khilafat中的kh在阿拉伯语中发汉语拼音ha的音，将Khilafat音译成“基拉法特”本身就不正确。同时Khilafat在当时的语境中专指奥斯曼帝国最高统治者“哈里发”，采用“基拉法特”这种别扭的音译，即不严谨，也使读者徒增一个不知所云的名词。 2.珠玛清真寺（Jumma Masjid/Jumma Mosque），应该翻译成“主麻清真寺”或者“聚礼清真寺”。Jumma是阿拉伯语词汇，原意为“集聚”,后来指穆斯林在每个星期五前往清真寺进行集体礼拜的仪式。中国穆斯林将Jumma一词音译作“主麻”或者意译作“聚礼”， Jumma Masjid指的是规模恢弘、能够容纳大量参加聚礼信众的大清真寺。 3.玛利亚姆(Maryam),应该音译成“麦尔彦”或者“麦尔嫣”。Maryam就是尔萨圣人（耶稣）之母玛丽亚，许多中国穆斯林女性以Maryam作为经名，通常写作“麦尔彦”或者“麦尔嫣”，马坚先生翻译的《古兰经》中第十九章，即音译作“麦尔彦”。 4.巴格（Bagh），应该音译成“巴厄”或者直接意译成“花园”。Bagh在波斯语、乌尔都语中意为“花园”，gh通常发汉语拼音e的音，将bagh音译为“巴格”可谓望文生义，所以音译为“巴厄”较为恰当。同时书中提及人们聚集在一处名为“贾利安瓦拉巴格”的地方表达不满，如果音译的话，读者根本无从知晓这是一处什么场所，因此建议将其意译为“贾利安瓦拉花园”。 5.圣人（saints）,应该翻译成“圣贤”或者“贤哲”。书中的“圣人（saints）”是指伊斯兰教苏非派的大师，他们具有深厚学识与个人魅力，吸引信众追随和崇敬，他们离世之后的墓庐也成为日后人们求祈的地方，书中提及谢里夫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专门前往一位契什提道团的创始者的墓地拜谒。话说回来，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是真主派遣到世间的最后一位圣人，即“封印的圣人”，在他之后再无圣人。所以，若将Sufi Saints翻译为苏非圣人，似有不妥和逾矩，假若翻译作“圣贤”或者“贤哲”比较恰当。 6.克利须那神（Krishna），不如翻译成“黑天之神”或者“奎师那神”。 7.社区（community），应该翻译成“社群”。书中的community不是指百姓居住的区域，而是指由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不同宗教信仰人群，译作“社群”较好，况且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界将community译作“社群”已成共识和惯例。 8.背弃罪（Shirk），应该翻译成“以物配主”。Shirk指的是伊斯兰教中崇拜偶像（即神化或崇拜除真主之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或多神教的大罪。中国穆斯林学者将其意译为“以物配主”或者“举伴”。 9.伊斯兰教信条（Kalma），应该翻译成“清真言”。Kalam是穆斯林的信仰基石和信仰表白的证词。中国穆斯林通常将其音译作“凯里麦”或者意译作“清真言”。 10.神社（Shrine）,应该翻译成“拱北”或者“圣地”。Shrine在伊斯兰教传统中，指的是具有超凡魅力的苏非派圣贤的墓庐坟茔，四面八方的信众会来到Shrine进行崇敬活动，祈求沾吉。中国穆斯林将这种苏非派的墓地建筑群称为“拱北”。 11.桑搭吉，编辑校对错误，英吉拉·甘地任内的印度陆军参谋长的名字应为“桑塔吉”。 12.教义法庭（Sharia courts），应该翻译为“教法法庭”。Sharia意为“伊斯兰教的法律”，不是教义，所以理应翻译为“教法法庭”，指以伊斯兰教的法律作为依据进行审案判决的法庭。 13.沙赫巴兹·谢里夫（Shehbaz Sharif），应该翻译为“夏巴兹·谢里夫”。中国官方报道将纳瓦兹·谢里夫的弟弟、刚刚卸任的巴基斯坦前总理的名字译作“夏巴兹·谢里夫”，译者应该使用这一既定译法。译者在书的后半部分译为“夏巴兹·谢里夫”，人名翻译前后不一，有些不够仔细严谨。

印度次大陆的分裂是一个漫长历史进程的高潮，它始于以阿富汗为大本营的穆罕默德·戈里指挥着一支由阿富汗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大军，于1188年控制了印度河流域。4年后，他在第二次地形战中击败了普里斯维·拉杰，为他手下大将库特布丁·艾伊拜克吞并德里铺平了道路。德里苏丹国由此诞生，并一直存在到1526年，之后被莫卧儿王朝取代，后者于1807年灭亡。阿富汗人和莫卧儿人与次大陆早期入侵者/征服者的区别在于，他们信仰的是伊斯兰教。在信仰和宗教习俗上，他们与土生土长的印度教教徒发生了冲突。 大英帝国在莫卧儿王朝的废墟上崛起，把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教徒和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双双置于一个外国势力的统治之下，而这个外国势力的大本营则在遥远的基督教国家英国。失去权力让穆斯林精英郁郁寡欢，上层种姓的印度人却很快适应了，还从学习波斯语转向学习英语，以帮助新统治者管理次大陆。 在引言中，我解释说，这场长达65年的克什米尔争端，源于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历史可追溯到8个世纪前。1807年后，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在一个世纪内引发了印度民族主义。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反帝运动之目标，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为了结束英帝国的统治，将被奴役的印度变为一个主权国家，一是为了结束占人口四分之三的印度教教徒自1192年以来所受的奴役；他们现在准备以一人一票的方式为基础管理一个自由的印度。这两种解释互有交集，因为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政党，即印度国大党，绝大多数成员为印度教教徒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决定退出印度，此举加剧了国大党与联盟之间的竞争：前者希望从英国手中继承一个统一的印度，后者则决心通过分割次大陆来建立穆斯林的家园。集体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变为暴力冲突。 标志着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于1947年8月14日至15日诞生的集体大屠杀，尽管在几个月后平息，但不久之后爆发的克什米尔争端继续破坏着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 由乌尔都语“pak”（意为“纯粹”）和“istan”（意为“地方”）组成的“巴基斯坦”一词，在所有阶层的穆斯林中已经具有了一种护身符般的特质，被认为是解决穆斯林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它的确切含义被刻意模糊不清。 1943年4月穆斯林联盟的会议上演讲时提到了“一些年轻人”，真纳他说： “巴基斯坦”这个词的起源是什么？创造它的不是穆斯林联盟或“伟大领袖”。伦敦的一些年轻人希望把西北部的某个地区与印度的其他地区区分开，他们在1932年至1933年间想出了一个名字，产生了这个想法，并将该地区命名为巴基斯坦……就这样，一个名字被创造了出来。因此，无论这个词当时的含义可能是什么，很明显，每个文明国家的语言都会发明出新词。巴基斯坦这个词就成了［1940年穆斯林联盟］拉合尔会议的决议。 1935年2月，英国国会议员、印度中央立法会代表以及由林利斯戈勋爵担任主席的各土邦王国提名的代表团组成的一个59人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印度宪法改革的法案草案。经过议会两院长达八周的辩论，于8月2日获得通过，称为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简称《1935年GOI法案》）。这是在英国议会676年历史上通过的最长的法案。 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通过时，真纳在伦敦。两个月后回到祖国时，他将这部法案形容为“一部强加于我们”的法律，并呼吁其他政治家同仁共同应对。事情没有按照他期望的那样发展，部分原因是甘地已经退居二线，而1935年9月才出狱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赶去瑞士洛桑一家疗养院，照顾他36岁的患结核病的妻子卡玛拉。直到1936年2月28日她去世后，悲痛欲绝的尼赫鲁才能专注于最新的法律。1936年4月23日，他在勒克瑙主持国大党会议时宣布国大党将在立法机构内外为终结此法案而斗争。 1937年，为了实现目标，真纳在通过赫尔带给甘地的信中，提出要建立印度教教徒—穆斯林团结一心的事业，以便为独立铺平道路。他没有成功。“我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我完全无能为力”甘地在回信中写道，“我对团结的信心一如既往地光明，只是我看不到光明穿透黑暗。我在这样的苦难中向神祈求光明”。 国大党掌权，暴露了其党内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与世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断层线。世俗民族主义者认为，反帝运动旨在结束大英的帝国主义统治，将被奴役的印度变成一个主权国家。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印度的历史，并且在国大党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认为该党是一件利器，自1192年即阿富汗征服者在德里建立起苏丹政权以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教徒所受的屈辱将在他们手上终结。 1940年3月23日，在拉合尔举行的穆斯林联盟会议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称：既然无论怎么定义，穆斯林都是“一个民族”，联盟要求制定一部宪法，规定“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如印度的西北和东部地区，应该集合在一起组成独立的国家，加入其中的单位应具有自治权和主权”。这项由胡克提出的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 真纳阐述了他的“两个民族”理论： 很难领略到为什么我们的印度教朋友不能理解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真实本质。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实际上是与众不同的独有的社会秩序……。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种不同的宗教哲学，具有不同的社会习俗和文学传统。他们既不通婚，也不一起进餐。实际上，他们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这两种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相互冲突的思想与观念之上的。对于生命、生活也见解各异。很明显，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由不同的历史根源获得灵感。他们有不同的史诗，崇拜不同的英雄人物，经历也各不相同。一方的英雄，往往是另一方的仇敌；一方的胜绩，却是另一方的败果。将两个这样的民族束缚在一国之下，一方是少数，而另一方为多数，必然导致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最终摧毁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所建立的任何机构。 作为回应，甘地引用了印度教教徒所熟知的论点： 既然印度穆斯林是“皈依者及其后代形成的一个群体”，他们就不能声称自己是“一个脱离母系的民族”。确实，大多数印度穆斯林最初都是无种姓或低种姓的印度教教徒，人数比例从75%（这是真纳的估算，他的祖父皈依了伊斯兰教，母亲取的是印度教教徒的名字米蒂拜）到95%（这是尼赫鲁的估计）。在印度穆斯林中，为数不多的精英——阿富汗、土耳其和莫卧儿部落的后裔——被视为谢里夫，即贵族。但正如真纳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论点根植于种族和地理起源，它忽视了其他几个一起构成文明的显著因素之间的差异。 十年之后，国大党将为自己的傲慢之举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以次大陆分治而告终的这段叙述中，1937年7月对穆斯林联盟的友好姿态的拒绝一事将被视为第二个里程碑，此前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追溯到1928年12月，当时国大党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上，真纳的提议遭到了拒绝。 1946年尼赫鲁轻率、咄咄逼人的声明，最终并且是不可挽回地扼杀了一个统一、独立的印度的前景。以致真纳撤回了联盟接受《宪法裁决》的决定。这是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的最后一个——这一切都是拜国大党所赐——最终导致了次大陆的分裂。 尼赫鲁说：真纳确实以错误的方式塑造了印度的历史，这是事实，并放任如此作恶多端的邪恶势力横行。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常常生他的气。但是现在，想到他时，我心中没有一丝苦涩，只是对于过去之种种感到莫大的悲伤……表面上看，他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任务，实现了他的目标，但是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结果与他的想象也是如此不同。如果他早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他会对过去所做的感到遗憾或后悔吗？可能不会，因为他用仇恨的外衣包裹着自己，好像一切邪恶都来自他所憎恨的人。对任何人来说，仇恨都是有害无益的。 在对真纳的评价中，尼赫鲁没有表现出自我反省的迹象。他也没打算对次大陆的悲惨分裂推卸责任。所有的一切都是恶毒的真纳的错。自以为是是尼赫鲁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做了16年总理，直到在任上去世，一生如此。 随着雄霸次大陆政坛30年的巨人真纳和甘地的谢幕，一个时代结束了。真纳在自己所构想的一个新国家诞生仅一年后去世了，他的死使这个国家在一个关键时刻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而独立的印度的最高决策者们则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上，强调工业化的进程，并发现甘地的乌托邦式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观念已经跟不上时代。 克什米尔停火协议就这样在1949年1月1日生效了。协议决定，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的公民投票。巴基斯坦控制了查谟和克什米尔37%的地区，此区域后来又分为北部地区和阿扎德-克什米尔，首府位于穆扎法拉巴德。为了监督停火线，安理会任命了一个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至关重要的是，印度保留了85英里长、20英里宽的克什米尔河谷的控制权。该河谷位于喜马拉雅山区的皮尔-潘加尔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之间，有终年白雪皑皑的群山守护，遍布苍松翠柏，春季里野花盛开，五彩缤纷，灌溉它的是杰卢姆河及其支流，以至于这里被诗人和民众称为“人间天堂”。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引起了美国对亚洲的关注，也预示了美国安全政策的全球化。6个月前，印度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击败中华民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印度因此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于1950年4月抵达北京。） 为响应巴基斯坦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游说，该组织的三名成员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于1957年2月20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项决议，支持安理会就克什米尔的非军事化问题部署“一支联合国临时部队”的提议。决议赢得了11票中的9票，但遭到了苏联的否决。苏联认为，争议双方没有尽全力诉诸双边手段来解决争端。 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印巴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德里宣称中国占领了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部分地区。所以，在穆里会议上，尼赫鲁不出所料地提出了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边界问题。阿尤布·汗回忆说：他问我是否已经和中国人就划定边界问题接洽过，我把立场告诉了他。他要我给他看那张我们提出主权要求时所依据的地图，并要我告诉他我们提出主权要求的确切范围。我十分坦率地告诉他，我们无意对我们确信不属于我们的专家确定的实际控制线范围的任何地区提出主权要求。我们可能会要求超出控制线范围的某些区域为当地居民提供设施……。他一回到印度，就开始批评我们接触中国人以划定边界。他提到了我给他看过的地图，并说我们甚至连边界在哪里也不清楚，还说我们的行为太过幼稚。这就是尼赫鲁先生的行事风格，他完全忘记了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为了什么，而是把整件事当作辩论的重点。 正是这种外交方式使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6年内到达了破裂的边缘，并导致两国在1962年秋天爆发战争。 1913年，英属印度外交大臣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一个高大、瘦削、大长脸、留小胡子的男人——与清朝全权代表陈贻范[插图]以及藏人伦青夏扎商讨西藏的新地位问题。在1914年7月3日的最后一份所谓的《西姆拉条约》文件中，提到了一张小比例尺的地图，它显示了中国与“内藏”——大致上是今天的西藏自治区——之间的界限，“内藏”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由达赖喇嘛政府管理，也显示了“内藏”与“外藏”的界限。这张地图上没有陈贻范名字的首字母或签名。在北京于4月28日否决了《西姆拉条约》的初稿之后，麦克马洪和伦青夏扎附上了一份照会，否认中国可以依据该协议享有任何特权，并且还签署了这份文件作为双边协议。“麦克马洪线”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从不丹东北部边界向东延伸550英里，穿过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大弯，然后向东南到达缅甸。 1954年4月29日，印度与中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其序言部分包括了著名的“五德”（Panchsheel，梵文），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印度放弃了从英属印度政府那里继承的在西藏的治外法权和特权，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尽管尼赫鲁与毛主席亲切地交换了意见，但他的政府很快就公开出版了地图，从地图上看，西部（克什米尔）地区“边界未定”的传说不复存在，一条显示印度边界的连续的实线赫然纸上。 1958年8月21日，尼赫鲁抗议中国对印度进行“地图侵略”，称印度部分地区被标注为中国领土。周恩来在12月14日的回信中写道：“这些地图无疑是对旧地图的再版，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对中国边界进行勘测，也没有征求过相关国家的意见，在进行此类调查和协商之前，中国不会单方面改变边界。”周恩来的声明适用于印度，也适用于缅甸和尼泊尔。 尼赫鲁在当天的回复中，引用了他们在1954年和1956年的讨论记录，其中周恩来“提议”承认“麦克马洪线”。“我想指出的是，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周恩来在1959年1月23日反驳道，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与印度政府之间从未就中印边界问题缔结任何条约或协定。就实际情况而言，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最新的案例涉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的一个地区，该地区一直属于中国管辖范围。中国政府的边防部队一直在该地区执行巡逻任务。我国于1956年建成的新藏公路贯穿该地区。然而最近印度政府声称，该地区属于印度领土。这一切都表明中印之间确实存在边界争端。 为了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周恩来于1960年4月在德里逗留了近一周时间。在与尼赫鲁的第一次会谈中，他用六点阐述了他的观点，其中第四点最为重要。第四点称：“既然我们要进行友好谈判，那么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对一个不再受其行政控制的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例如，我们没有在东部地区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提出任何主权要求，印度却在西部地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是很难接受的。最好是双方都不要提出这样的领土主张。”周恩来建议双方在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各区域维持现有的实际控制线。尼赫鲁不同意。他辩称：“我们如果像他们一样接受现状，那就意味着基本上什么争议都没了，问题到此为止。我们没法这么做。”他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替代方案。“我们应该占领边界的每一部分，然后用我们认为对的观点说服对方。” 1962年10月8日，周恩来在回顾1960年4月25日与尼赫鲁的最后一次会面时，对苏联驻北京大使说，尼赫鲁断然拒绝了他的所有提议。“我们建议两边的武装部队分别从边界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以避免冲突。他们不接受这个建议。后来，我们为避免冲突，便于谈判顺利进行而单方面撤退了20公里，并且没有派部队在该地区巡逻。然而，印度或许就此有了某种错觉，以为我们在示弱，［我们］害怕冲突……。于是趁我们后撤20公里且没有派巡逻队，不但入侵，还设立了哨所。” 正是这种僵局导致尼赫鲁在1960年9月向巴基斯坦总统、陆军元帅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提出了中巴边界的问题。但是，尼赫鲁并没有从这位巴基斯坦领导人与北京成功地处理这一问题中吸取经验，反而嘲笑他说，巴基斯坦人“行事方式很幼稚”。 1961年11月2日，尼赫鲁主持的印度高级官员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也就是说，德里决定在东部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拉达克阿克赛钦地区的中国哨所后面设立前沿军事哨所。……他在11月28日对内阁这样说道，“我们将继续一步一步地来确立这些东西，以便最终我们能够采取行动，收复［现在在］他们手中的那些领土。”换句话说，尼赫鲁公开表示他打算以武力实现他的目标。 在北京，毛主席总结说，既然印度拒绝其政府一再重申的和平共处政策，那应该让印度尝尝“武装共处”的滋味。当中国诉诸的和平手段未能扭转德里的前进政策时，毛泽东下令解放军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武装共存”。 经过两年的谈判，1963年3月2日，阿尤布·汗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划界条约，其中涉及巴基斯坦管理的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不同的是，巴基斯坦放弃了之前根据过时的英属印度地图提出的领土主张。作为回报，中国放弃了750平方英里的领土。北京获得了对红其拉甫口岸的合法控制权，该口岸位于巴基斯坦联邦政府管理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北部边境的喀喇昆仑山脉。这一口岸对于中国新疆自治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印度对巴中条约提出反对时，布托声称他的国家没有将任何领土割让给中国 1971年的印巴战争在东巴基斯坦爆发前，经历了三个阶段：3月至5月、6月至9月、10月至11月21日。……这场被称为“孟加拉战争”或“孟加拉解放战争”的武装冲突的加剧及其持续时间，见证了复杂的外交斡旋，这是二战以来从没有过的。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美国、苏联和中国也卷入其中。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10月25日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7月10日至11日秘密访问北京的结果，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台湾的命运。 在为印度穆斯林寻找次大陆上的家园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将大众福祉放在首位。他设想现有的旁遮普和孟加拉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至于穆斯林占少数的大部分省份，他畅想的是，他们的安全将由巴基斯坦东西两翼的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徒来保证。也就是说，每个独立的国家都会将其边界内的少数民族群体作为与另一个国家讨价还价的有效筹码。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由于旁遮普的分裂，以及随后几乎全部是在村庄层面发生的集体屠杀，巴基斯坦这边的印度教教徒、锡克教徒和东部的穆斯林都被清除了。因此，在后独立时期，没有印度教或锡克教家庭被边界隔开。最初，在分裂后的孟加拉邦很少有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移民。 在少数民族省份的穆斯林中发生了家庭四分五裂的情绪，因为他们选择移民到巴基斯坦，去一个伊斯兰教环境中寻求更好的经济前景和生活。这种自愿迁移，大多发生在德里、联合省和孟买的部分地区，尤其是首府城市和该省讲古吉拉特语的地区。这些穆斯林移民一向是受过教育的，在商业部门或政府部门工作。正是这些人对195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旅行日渐受限的情况怨声载道。 当1991年至1992年，北京方面和德里方面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时，双方决定搁置30年前导致战争的边界争端，并加强商业关系。不出10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从2.65亿美元激增至49.5亿美元。在随后的10年里，增长率加快了。2012财年，双边贸易额达747亿美元，中国成为印度的头号贸易伙伴。 这件事的寓意是，如果巴基斯坦和印度效仿中国和印度的做法，这两国都将获得实质性的收益。繁荣的贸易有助于在持续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创造共同繁荣，这可能会让印巴两国最终走出因为1947年8月的分治而久久未散的阴影，结束这“漫长的八月”。这就需要像北京和德里对待边界争端那样，把克什米尔问题放在次要位置，而把精力集中在建立强大的经济往来上。

写的非常不错的一本书，值得推荐一下。1947年8月，英国撤出南亚，双胞胎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诞生，这两个国家在娘胎里面的时候矛盾还没有那么严重，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还能和睦相处。但是从诞生开始就开撕，基本上目前来看是无解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个人觉得印度会发展的很好，毕竟是地球上最大的民主政体。看完本书，我发现自己太乐观了，还有点幼稚了。印度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1948年的时候，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原东巴基斯坦）在内的一大片土地上有上千个民族，几百种语言，几百个独立王国...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流传千年的种姓制度，能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国家和或民族之间的争端，利益的冲突还可以协商解决，但情感的冲突涉及到无数的关联方，基本上是无解的。除非是在冲突的萌芽状态，依靠政治家的大智慧；或者是依靠强权，一方打服另一方，或者是暗箱操作…… 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印度走向了民主共和和不结盟，而巴基斯坦则是更多的军事独裁宗教极端及依靠外国。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轨道及其结果值得认真分析。

看完了巴以冲突及南斯拉夫通史，就特别想看看写关于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书籍。 本书总体来说写的还是不错，题目是《漫长的八月》，也就是1947年8月，英属印度独立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这个八月之所以漫长，就是因为印巴分治以来，宗教、文化、政治及对于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仍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期间还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东巴基斯坦成了现在的孟加拉国，当年8月遗留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只能说殖民主义者的万恶，又说弱国只能是强国博弈的筹码，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体来说，把印巴独立以来的恩恩怨怨梳理的还算清晰，但是并未提出多少洞见，为印巴未来关系的发展没有太多参考价值。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印巴分治的直接原因——宗教，这在全世界的大国里面都是罕见的！甘地、尼赫鲁这些奠基者不可谓不伟大，但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偏见，最终导致这个地区一分为三，令人唏嘘！反观中国，那一代的领袖们是绝不会容忍国家被分裂的。当然，印度次大陆历史上从未真正融合为一个国家，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些领袖们也没有这份情结和历史的包袱，分与合，怎么简单怎么来。

一千五百万数量级的人口互换，建国四年——巴基斯坦失去两位开国元勋。印度总理心脏病发作死于塔什干印巴和平会议期间。面对中国，印度成了苏联 美国的共同宠儿：中印冲突期间 美国不遗余力让巴基斯坦不要生事。98年 美国愿用50亿美元援助换取巴基斯坦不进行核武器实验，但事关国家荣誉 已是箭在弦上……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是窃自西方的零件和材料和中国提供设计方案，并最早于84年在中国核试验场测试了一枚在巴基斯坦组装的原子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由军队指挥官说了算。

有点庸长，但把印巴那点事儿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候也难以评判谁是谁非，用大国的智慧来说，最好是搁置争议，维持现状，共同发展，造福人民，不要让某些领导人的私欲导致人民受苦受难。

挺厚一本，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流水账，分治前后还算详尽，之后的内容就有些浮皮潦草了。阅读看前面几章加最后一章足矣，至于写分治后至今，各种冲突博弈的内容，本来事件不无精彩之处，奈何作者写得浅尝辄止，索然无味，看不看都行。看过后，对尼赫鲁看法依旧，对真纳观感改善，对甘地神迹的怀疑有了些许答案。至于简中津津乐道的搅屎棍埋雷，这玩意本就不值一哂（印巴分治，得从族群、宗教政治寻求答案），估计自媒体史学家不会在书中找到想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