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公共管理（中文版）

美国20世纪30-60年代中期是福利国家，60年代末及之后则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国家。瑞典始终坚持了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美国和英国则都是从福利国家转向了新自由主义。 瑞典工人享受了一些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最慷慨的养老金，而该国的企业和股东则受益于工业化世界中最低的公司税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瑞典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社会民主党政府继续支持瑞典福利国家的扩展。因此，瑞典的公共部门官僚机构和行政系统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有所扩大。不可避免，公共开支承受了额外的压力。事实上，公共部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持续稳步增长。例如，1955年的《国家保险法》将医疗现金福利（由疾病基金、税收和政府补贴资助）扩展到所有瑞典公民。在瑞典政府支持的集体谈判制度下，公共教育、慷慨的养老金福利、全面的医疗保健和失业者社会保险都得到了扩展。这些成本高昂的社会福利主要通过工人边际收入的累进税和雇主的直接缴款来提供资金。随着瑞典社会福利体系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持续扩张，行政成本持续攀升。结果，沉重的财政负担加在了该国纳税人身上，瑞典公民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纳税最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选民不出所料地对政府的财政管理策略和高税收不再抱有幻想。社会民主党在执政近四十四年后的1976年的大选中最终接受了失败。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新政府，决心降低社会民主党近半个世纪建立的瑞典福利国家的高昂成本。然而，保守派领导人发现在政治上无法兑现他们的承诺。社会民主党在1979年的选举中重新掌权，并发誓要恢复他们对瑞典人民的承诺。仅仅在保守派掌权三年后，社会民主党重新掌权，享受了十多年不间断的统治。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瑞典人继续享有高生活水平和慷慨的福利与服务。超过30%的劳动力受雇于公共部门。也许同样令人叹服的是，国家近60%的国内生产总值花在了福利供给上。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公共部门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增加，左倾的政府控制政府支出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但社会民主党几乎没有做出调整。事实上，他们设法增加了儿童福利津贴，延长了失业救济。尽管他们最终被迫接受了在计算某些社会福利的基础金额时采用适度的成本控制措施，但瑞典的福利国家在1982年至1991年间基本保持不变。…美国福利体系的建立成为新政的最高成就。1935年，罗斯福签署了《社会保障法案》，为数百万退休的美国人提供公共养老金支持，并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国家失业保险计划。《社会保障法》不仅是为了防止痛苦，也是为了减轻痛苦。该方案的设计者试图通过向那些急需救济的人提供政府转移支付来改善已陷入贫困的人们的生活。与针对穷人的救济方案相关的大部分资金是通过1935年的《受抚养子女援助法》提供的，该法建立了后来被称为“受抚养子女家庭援助”(AFDC)的计划。…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公众对美国财富分配不均（尤其是在南部农村地区和北部城市）的担忧日益加剧，激发了国家的进步政治家们回到扶贫问题上来。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的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通过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部门方案，旨在帮助美国工作的和贫困的穷人。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开战”计划成为这一努力的核心。推出了一项主要的福利计划——医疗保险制度，保证六十五岁及以上的人享有医疗保险。不久后又公布了医疗补助制度，将基本医疗保险扩展到贫困的美国家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引入了更多的联邦方案，从住房补贴和学校午餐方案到家庭计划和妇女支持服务。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向儿童及其父母提供额外的公共服务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例如，1964年的《平等机会法》为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提供了联邦财政支持，并为早期教育计划，如“启蒙计划”创造了新的资金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与许多这些社会计划相关的费用开始超过现有的财政手段。政府出现了巨额赤字，并增加了税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保守派领导层抨击约翰逊的“向贫困开战”是政府开支失控的一个根源。此外，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赫伯特·斯坦等保守派经济学家让尼克松政府相信，约翰逊时代实施的许多社会计划助长了福利依赖的文化。20世纪70年代被证明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期。在此期间，美国面临着失业率上升、高通胀和经济生产率下降。试图通过增加公共项目的公共支出（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战略相一致）来提振经济产出似乎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结果，福利支出被视为政府和中产阶级再也负担不起的奢侈品。…1942年发布的《贝弗里奇报告》概述了支撑现代英国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份报告的正式名称为《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报告》，它将作为1945年至1951年工党政府的历史性福利国家计划一个总体的“主蓝图”。…贝弗里奇认为，政府不仅有责任，而且有能力通过向那些生计和收入能力受到结构性经济变化和危机破坏的人提供基本水平的公共支持来消除贫困。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了五个“巨大的罪恶”，他声称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民主国家能够为它的公民承受这些”：“贫困、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贝弗里奇认为，这五个弊病代表了对英国社会整体福祉的威胁。他坚持认为，为了民主社会的继续繁荣，必须根除它们。然而，贝弗里奇断言，政府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来消除这些社会弊病，既不能阻碍或扼杀个人的主动性，也不能鼓励对福利的依赖。贝弗里奇的许多观点（尽管不是全部）帮助塑造了现代英国福利国家的价值观和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政府通过了一项覆盖所有英国公民的普遍社会保险计划。在其综合框架下，工人从他们每周的工资中做出个人贡献，以换取广泛的社会保障。这些措施包括全民健康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老年人养老金、生育补助、工伤保险和丧葬费用补助。在报告中提到的五大罪恶中，只有“贫困”这一条得到了直接解决。也就是说，这份报告有助于为后续立法的通过奠定基础，这些立法涵盖了“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等残余弊病。此外，该报告将“自由”的政治定义从“言论、写作和投票的自由”扩展到“免于贫困、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也许最重要的是，《贝弗里奇报告》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采用综合福利制度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面临着国际金融冲击、高通胀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工党政府最初用国家主导的需求管理战略来应对，但最终证明无效。1976年，英国经济恶化到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以防止该国货币彻底崩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开始对维持目前福利国家的负担能力提出严肃的质疑，更普遍的是对政府在经济中的恰当作用和职能的质疑。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掌权时，她注意到，近70%的英国家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获得了某种形式的现金福利。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决心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对国家公共部门发起了一场联合攻击。…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冲击，终结了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的“黄金时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领导的石油禁运导致世界原油价格飙升。随之而来的是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结合（“滞胀”）。公司利润迅速蒸发，股价暴跌。同时，世界上的很多工业化国家政府无助地袖手旁观。一些“有事业心”的领导人面对大规模失业和强烈的社会绝望，看到了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增长潜力。在政府旨在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新举措推动下，并在电子交易和金融工具技术突破的帮助下，一个以全球金融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被称为“金融化”）的新时代诞生了。如今，精明的投资者可以瞬间在全球自由转移数十亿美元，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那些政策能够确保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高回报的国家。因此，现代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合理化”它们的税收制度，削减公共支出，以证明它们的“投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公共产品将被掏空，以吸引新一代贪婪的全球投资者。传统的行政层级制度被认为过于僵化和不灵活，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释放出来的充满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世界各地的高级公共管理者和公共领导人越来越多地期待一套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希望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最大化纳税人的钱。一种新的“管理主义”强调私营部门的价值观，如“及时性”、“响应性”和“成本节约”，后来被称为“新公共管理”(NPM)，开始在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公共机构中扎根。…澳大利亚前财政部长迈克尔·基廷在《OECD预算杂志》2001年一篇题为“公共管理改革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章中，总结了他的国家在过去十五年中一直试图进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背后的力量。这些问题包括：“1.税收水平、预算赤字和/或公共债务过高，如果不采取行动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2.政府方案往往无法实现其目标和/或不具备成本效益，因此它们不具有资金价值；3.行政机构不能充分满足客户的需要，包括部长本人；4.政府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它变得太大、太烦人了。”虽然多年来出现了对新公共管理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但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者唐纳德·凯特尔概述了与新公共管理相关的绝大多数文献中似乎共有的六个核心特征：“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导向、权力下放、政策导向和问责制。”第一波新公共管理政策出现在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1979—1990)、美国的罗纳德·里根(1981—1989)、澳大利亚的马尔科姆·弗雷泽(1975—1983)和加拿大的布赖恩·马尔罗尼(1984—1993)等保守党政府的政治改革议程中。虽然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政府是20世纪70年代末首批正式采用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的方法的政府之一，但许多相关的原则很快被全球的各级政府所采用。一些最早的新公共管理应用可以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市区观察到，持续的经济衰退迫使城市领导者去寻找削减政府开支的创新方法。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也紧随其后，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新公共管理的行政议程。不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也将新公共管理引入其公共部门的组织中。…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治理范式，认同一套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这些原则植根于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自由主义最初是由一批政治上温和的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提出的，他们隶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的“弗赖堡学派”。这个词后来被用作一个流行语，指的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领导的“回归市场”运动。新自由主义颂扬个人私利、经济效率和无节制竞争的功效，它是与福利国家紧缩和经济紧缩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新公共管理方案被不同的政治人物采用，强调私营部门的效率措施和绩效标准。一些最著名的人物包括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托尼·布莱尔；加拿大的布赖恩·马尔罗尼；澳大利亚的马尔科姆·弗雷泽、罗伯特·霍克和保罗·基廷。…新公共管理将与传统的公共管理相关的看重“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与程序，从属于强调效率标准和生产率目标的以业务为导向的原则。——特奥杜卢等《公共管理》

#《牛津通识读本》之125 #《公共管理》 本书深入探讨了公共管理的定义、历史背景、重要性及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角色。 什么是公共管理？为什么它如此重要？为了实现社会的集体目标，国家领导层必须学习如何组织和管理公共机构。更确切地说，公共管理可以说是一门管理和领导的“艺术”，涉及发展和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以维持现代文明。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涵盖了从公共安全和社会福利到交通和教育等领域，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通过对全球化时代公共部门所面临的挑战的深入分析，书中揭示了公共管理的演变过程，包括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费城会议的现代国家形成，以及全球渐进式改革和福利国家的兴起。 书中还详细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分析了新公共服务理念对公民参与和政策制定的影响。 最后，书中探讨了全球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网络治理在跨国问题中的应用及其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挑战。

这本《牛津通识读本：公共管理》是一本全面、客观介绍公共管理的书，特别适合公务员阅读，当然我觉得所有人都适合拿来读一读，了解了解公共管理是怎么回事，以及如何参与到公共管理中去。 现今世界是个迅速民主化的世界，关于民主化的公共管理对于公务员来说不但是学习先进理念，而且也是个准备的过程。作者说，“这是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没错，如果不努力学习公共管理的新理念，被时代洪流吞没是很快的事。 作为一个完全民主之外的人，了解民主的公共管理的理念可以看清和防止公共管理中不合理的政策，当个清醒的人。 作者的论述条分缕析，客观公正，很值得相信。但正因为它的结构和客观性，让这本书略显呆滞，不够有“激情”。好在文本很短小，不需要用到阅读的毅力，那些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或许还觉得意犹未尽也完全合理。 特别推荐拓展阅读： 1.王建勋 《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东方出版社） 2.汉密尔顿 杰斐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 3.《牛津通识读本：社会学的意识》译林出版社 4.《发现社会——西方社会思想述评》商务印书馆

理论的提出往往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场景，所有人理性的面对世界，不会被私利和小团体左右，会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在理想的环境下，公有和私有其实都可以做到和平和幸福，意识形态根本不重要，可是现实社会根本做不到。 公共支出不应该是政府和公众关心的问题，问题永远是支出是否达到了目的，支出的成本是否可以承受，公众让渡了权力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公共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

本书围绕全球范围的行政治理改革和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回溯的视角和诊断式叙说，阐释和描述了政府治理不断完善和进步的几个关键特征: 一、政府治理改革具有渐进性，改革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疏离政府的使命和价值，因为支配政府治理行动的那些深刻的原则是永恒的，行政改革是“不得不采用新的官僚方法和程序来履行新的职能和任务”​。 二、政府改革是全球性的运动，任何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并期待一支政治上公正无私、恪守正直、得体、客观和任人唯贤的永久的公务员队伍，也都需要更有效的方法提升公共政策的执行能力。然而，无论是美国、不列颠还是欧洲其他国家，政府改革都必须结合地方性知识，结合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三、政府改革是一个政治和行政双重因素交织的变革过程，将泰勒制等科学主义融入政府改革是行政效率的谋划；而政府改革又受到“治理”的深刻影响，突出的一点就是要在政府与市场的钟摆式晃动中确立目标和方案，新公共管理改革就是钟摆偏向市场一极时形成的政府管理方案。 （摘自本书）

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公共管理入门读物～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型塑现代国家的行政基础，至全球化、信息化、分权化交叠并建构当代行政环境，通识一书对欧美背景的公共管理实践的形成背景、重要节点和主流知识探索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一方面，《通识》从过程的视角对启蒙运动—进步时代/欧陆传统——新政时期—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公共管理”演化历程予以描绘，另一方面，《通识》基于类型差异对不同欧美国度的差异化实践加以讨论。 聚焦科学、现代、效率的主流行政学思考，是《通识》一书的特征，反映出“公共管理”在管理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上的实践和研究特征。然而，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之间，看似相近的表达，背后却有着效率与民主，实证与规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隐性分野。作者在对“公共管理”进行发掘的过程中，似乎有一种对管理主义的执念，而这种执念不可避免地消解了行政学发展历程中的合法性张力。也正是对管理主义的偏重，让文中的“公共管理”在语义概括和表达有更多的“期待”。 事实上，如若以管理、科学、效率作为公共管理的正典化，那么以服务、价值、责任为核心的非正典化，在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在显性的知识积累中隔三差五地疾呼呐喊，更在实践与理论的合法性基础中厚植与深耕。对于这样的“非正典化”历程，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探讨。

回顾了二战后福利国家到小政府变迁的过程，我在从前没有注意到的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原来起因是福利国家高昂的支出难以维系和官僚机构散漫臃肿效率低下的结果。新公共服务是对新公共管理过程中价值观的思考的产物，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对于公共价值的辩论和研究。这是一本梳理二战后公共管理变迁的逻辑脉络书。开卷有益

通识往往也是学界的常识，常识往往是知识基础，基础又意味着经久不衰。 公共管理这一议题在不同国家，以不同形式、不同路径演变。 这本书虽然是本小册子，但其实每一章节都有很多细节可以且值得深挖，知识密度还挺大的。

公共管理其实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政府管理，对于很多场合下也可以看成一种权利，也算是比较广义的一个概念，对于每个社会来说也是正常的运行状态，很多西方都有着非常类似的思考，也可以算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从另外政府所管理内容也是伴随着社会的复杂性的增加而不断发生改变了，同时对于管理的模式也是在不断发展着变化，类似于上个世纪福利国家的发展，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但同时也逐渐成为政府的负担，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也是需要付出费用的，或者说获得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引起的各种问题，对于西方更加强调个人权利，如何实现个人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事每个社会都不可以避免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之中，如何获得效率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政治的一部分，也是管理的核心。当然作为福利国家的产生，也是建立了全新的社会模式，不同大小国家以及发展阶段公共管理也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异。对于现代国家面临的国家管理选择发展的方向也是打击其他国家手段，如同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态度非常类似这样状态，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变成了金融化的过程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未来的发展公共管理的也逐渐从单个国家逐渐扩展到全球，这个本身也是全球化发展的一部分。

这些开国者是最怀疑政府的人 美国开国元勋们清楚认识到，政府足够强大到保护民众，也能轻易剥夺民众的权利。他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应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 与汉密尔顿主张强大、独立而高效的行政部门不同，麦迪逊更着意于防止集权的暴政。 本文讨论此话题、分享笔记，并推荐书籍《牛津通识读本·公共管理》，评价四星。 事、物分两种，一种是私人享用的产品和私人事务，一个是公共产品和公共事务（比如公共安全、空气污染）。 公共管理（主要是政府），就是一门管理公共产品和公共事物的艺术。 三个问题—— 问题一：政府应该遵循公平、平等的原则，还是像私企一样讲绩效、效率？ 比如很多交通、航空、社保，应该国有化，还是私有化？私有化，效率更高，但是给民众带来了风险。国有化，看看国企的效率和竞争力如何？ 问题二：行政效率和个人自由之间如何取舍？既要政府的行政力量足够集中和强大，又要对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防止独裁暴政。 权力下放，能提高效率，适应具体环境，但地方容易腐败。权力集中，行政效率高，但是有集权暴政的危险。 问题三：新时代挑战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恐怖主义。原有机制效率很低。 福利国家—— 1为应对周期性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衰减时增加公共支出，提供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回暖。 2 全面的失业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兜底。 新公共管理—— 在资本和国民“用脚投票”的现代社会，政府承受更大压力。 新自由主义提倡私企的绩效和效率，公务员变成“服务员”。减税，减福利，监管预算，国企私有化。 新行政时代—— 开放态度，学习，创新，协作。 民主问责，公民参与，共治共建共享…… 全球化与网络治理——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反应迟缓，而公共和私营机构组成的松散网络，快速灵活高效，如“跨国城市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