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1—61卷

《蝴蝶》中的张思远和《布礼》中的宋明都是wg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人，他们并非没有思想，不聪明，他们都为党做过贡献，都有工作能力，当然宋明远远比不上张思远，甚至张思远是“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的人，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共性是都放弃了自己的思考（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思想），服从最高意志，从未怀疑过。张思远没有看过海云所推崇的小说就坚信别人扣的“f党小说”的帽子，为了上面的指标他不得不再揪出一些人凑数；四句短短的歌颂收获的小诗被上纲上线，抠字眼，恶意解读，宋明看完分析却坚信不疑，甚至变本加厉为钟亦成找出更多“f党言论”。直到被pd的人指向自己，他们才能意识到其中的荒诞与恐怖。正如巴金在《随想录》所言： “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因为早早地被打入右派，没有效忠的资格，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因为那是一个看重信仰和热情远远胜过现实和理性的年代。”在那个信仰狂热的年代，如果环境允许，受害者也许就是加害者。正如钟亦成对老魏所说： “说实话，我要对您坦白地说，如果当时换一个地位，如果是让我负责批判宋明同志，我也决不会手软，事情也不见得比现在好多少……当时可真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说什么信什么呀！” 庄周梦蝶的故事象征着张思远对自己身份变迁的疑惑与认同。抗日时期在草稞子里匍匐两天两夜的八路军张指导员，和每一句话都被聆听、记录和鼓掌的张书记，wg时期被pd侮辱的右派“分子”，和下乡劳改与农民自然共生活的老张头。在这天差地别的身份转换中他曾疑惑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象，但最终他找到了连接这几个身份的“桥”。 东东上台pd自己父亲的情节让我想起方忠谋女士的故事。也许今天的人和东东一样无法理解张思远和钟亦成、老魏等人“冤而不怨”的态度，但是考虑到那一代人陪着祖国从战乱屈辱走向建国，再走向歧途，最后终于走向进步的经历，似乎也能理解。 秋文和海云、凌雪以及老魏的妻子，王蒙创作的女性似乎都很美好，而且在颠倒的世界里能保持一定的清醒。 《布礼》这篇比较有意思，它对比了两个不同的年代但同样的青年，抗战年代的青年为党奋斗，他们对国家付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贡献，是祖国独立、建立的大功臣。wg年代的青年同样是为党奋斗，但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灾难。这群青年就像戴厚英所说“一个已经被剥夺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枷锁当做美丽项圈去炫耀的人”。处境和人，这二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呢？大多数人成为时代的英雄或罪人，也许只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 钟亦成对于自己被革命的态度很像巴金，他在被pd的最初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但他选择相信领导、相信革命、相信党一定看到了什么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他接受改造、说服了自己有罪，以一种赎罪的心情来写检讨，接受一切侮辱，相信这是有意义的。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我实际上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了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黏痰！一撮结核菌……” 灰影是历史留在那一代人精神上的暗斑，是疯狂岁月在精神上投下的阴影，是对过去坚信不疑的价值产生的怀疑。

“我的为官冲淡了我的地地道道作家身份。我对于王朔的“躲避崇高”的评论冲淡了我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语出香港《大公报》与《文汇报》）的形象感。我的荒诞冲淡了我对于现实的关注。我的不放弃进言冲淡了我的飘逸潇洒。我的飘逸潇洒与灵活冲淡了我的执着与愚勇，还有我的敢为天下先的食蟹胆量。我的政论、学（术）论与杂文冲淡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冲淡了我的诗歌。我自己的活人故事冲淡了我构筑的文学故事。我的头衔冲淡了王蒙的真身。我的幽默与恶搞冲淡了我的感动。我的谈笑风生冲淡了我的眼泪。我的古典文学研究冲淡了我的翻译。我的周游列国冲淡了我的老土情深。”

84779页，请问我会看到何年何月，本来想找一本《红都女皇》结果关键字找到这一本，对于江青4离，我还是挺想当小说看的，可惜没有，王蒙老爷子久仰久仰，等等我再看你的书哈

心气旺盛 才气横溢 耄耋之年 沛而不衰……😊😊

天呐1651万字 目录翻翻手都酸了 真的是笔耕不辍啊 70年，平均每年23.5万字 雖然人民藝術家寫了這麼多 真懷疑有人能全部看完嗎？ 要用多久⋯

我想围绕王蒙的《蝴蝶》谈两个问题：一是它的“中国式”意识流手法，二是小说背后蕴含的哲学意味，尤其是存在主义式的身份追问。 一、“中国式”意识流 读《蝴蝶》时，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有一点像《追忆似水年华》等西方意识流小说，但又不完全是。王蒙笔下的意识流动不是像《追忆》那样跳跃到有些琐碎的无序联想，而是一种“收放自如”的内心独白。 张思远的思绪在“张副部长”和“老张头”之间来回穿梭，在都市与山村、战争与和平、海云与秋文之间自由跳跃，但始终有一条隐性的线索在牵引，那就是他对“我是谁”的追问。 并且张思远的意识流动其实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革命。他的每一次回忆，都与“革命”有关。和海云的结合源于革命信仰，和美兰的婚姻纠葛涉是对物质享受的拒绝，对秋文的向往是对革命伙伴的寻找。 二、哲学意味：谁在定义“我”？ 读《蝴蝶》最让我震撼的是开篇不久的那个追问： “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里的张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走在山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存在主义的问题。在小说中，张思远的“自我”似乎已经被他的社会角色掏空了。当他是副部长时，他怀念山村的自由；当他变成老张头时，他又渴望回到权力的位置。他总是在渴望成为“非自己”。 王蒙自己也曾说，这个故事包含了“弄不清自己的身份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来自历史规定的个人角色的不确定性、起伏性、突变性乃至偶然性”。 当张思远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山村，失去一切社会身份之后，他反而有了惊人的“发现”：他发现了自己的腿、自己的肩、自己的背和腰，甚至发现自己是一个“有点魅力的男人”。只有在“白丁”状态下，只有在不被任何社会标签定义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这让我想到庄子的“逍遥游”，摆脱一切社会羁绊之后，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小说的结尾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桥”。张思远最终选择成为一座“桥”——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崇高与世俗之间，在理想与幻灭之间。他不再试图成为纯粹的“张副部长”或纯粹的“老张头”，他接受了自己的分裂状态，并在这个分裂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责任。这或许也是王蒙自身意识的投射吧，对于那一代在“伤痕”中“反思”的作家们，他们从旧日的浩劫中解脱，却无法真正毫无阴霾地走向新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而他们的使命就是在“分裂”中成为那座见证的“桥”。

活动变人形，看完了。 ​与静静的顿河不同，这本书看的时候并没有给我太大的情绪上的震撼感，相反的，我几乎是用急切的朗诵，使得方式读这本书的里面有太多的叙事手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叙述人称和时间的来回变换。书一开始是以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间线来写作的，忽然又退回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间线来回的变换穿梭，让这部书有了一种宏伟庞大的史诗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想象和心理意识流写作的来回穿插。书中大部分的叙述都是以等视角来展开的。也就是说，每一篇文章可能都在变换不同的叙述口气。 ​第三点就是想象梦幻的呓语的使用，可以看到的是，有很多处的文字基本上没有动词，而是罗列了一大串定语的名词，那上句号的形式和离破碎的展现在那里，我记忆十分清楚的是，倪藻对于他的父亲倪吾诚的评价。罗列了无数个矛盾，但是却又完全符合倪吾诚性格的20多个词语，既包括政治上的评价，也包括文学上的评价，甚至还有一些民间口头语的使用。类似于罗亭，奥勃杜洛夫。 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与麦家的人生海海非常像。故事探讨了许多非常有意思，却又无比真实的人生话题，而最让人触动心弦的是，他所描写的这些哲学性话题以及心理的话题，实际上正是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缩影。故事的主角并不高尚，也不卑劣，他只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活着的普通人。然而，就在这普通的家庭里面，却诞生了无数压抑，痛苦，死亡的心理活动。倪吾诚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多余人。他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着自己心目中所向往的物质富足与精神上富足的生活，但是他自身能力与眼界的不足又无法支撑他的种种心理欲望。他说的太多，做的又太少，想要做一件事，开口之前，却往往失去了做这件事的勇气。 总而言之一句话： 八十年的人生太短暂，一天的日子却无比漫长。 ​

王蒙先生之于我，是青春懵懂的救赎，是青春不定期的精神导向，始终让我在成成长中坚定自我的意义，并不断地潜心积累，跃动着年少的初心是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是我对王蒙先生的记忆，文本中我始终能读到他娓娓道来的温情和对广大朋友们的关照，近年来的《猴儿与少年》《霞满天》更是先生一以贯之的风格，他把对人世间的一直观察融进自我的内心体验之旅，他是共和国的常青树，青春之年，激情昂扬，耄耋之年，洋洋洒洒，“所有的日子都去吧，该告别就告别，然后欢呼更美好的、更进步的、更富裕的……一切更好的日子都在前面，一天一天都往更好的地方走。” （以下部分是本人大一时期的一篇长文，题为：跃动着年少的初心-论王蒙创作风格） 在谈及王蒙老先生的时候大家呼之欲出的总是他的意识流手法，近乎于快要忘却老先生在青春年少时的风华正茂，他同我们一样也有着焕发光彩的青春时光，在那个时候老先生怀揣理想也将自身投入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他没有因为问个浩劫而倒下，在那之后他痛定思痛反思着我们的历史文化，到现在也昭示着取之不尽的意义。 研究先生的作品我觉得能从中得到人生的启示，小说说中的每个形象在今天都能找到与之匹配的影子，与其说是在总结老先生的创作风格，倒不如说成是我们借助于他的丰富的生活经历在审视我们自己，这样我们也能明确自己的理想方向，并为之不懈努力。 与先生结缘是因为老师给我们小组分配的读书任务，起先我并不想将自己的阅读涉猎范围深入到改革开放后的岁月，我怀念的仍是现代文学的桀骜不驯，我喜欢那段个性张扬，活力四射，当代文学不免因时代特征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在在这段岁月后文人们的深刻反思也在文学史上惊起了一段波澜，尤其是在拨乱反正之后文坛的如沐春风，也让更多的大家们站在时代的潮流上去回味，去审视我们的名族品格和文化特色，仍旧在向今天昭示着取之不尽的意义。而关于这样的作品我第一篇读到的就是先生的《活动变人形》，每每谈起老先生我都不禁为他的才能和志气所折服，不仅仅体现在他是一位当代高产作家，更多的是因为他那艰苦的生活经历，以及永远不失初衷的创作态度和豁达心态，他的每部作品中，通过对故事主人公的塑造，影射着读者的心态，关乎着国家的命运，启迪着一代人的思考。总体上来，文革成为了许多作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多少可爱的人他们没有逃过文革的劫难，老先生与他们不同的是，能够在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里隐忍，坚持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也正如人们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经历坎坷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未泯的战士，又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和浪漫主义情调的作家，他的诗人气质体现在他对环境氛围的塑造能力，总能巧妙的借助一个意象，来吸引我们进入故事情节，《活动变人形》中开篇江南林荫路上那根欲震欲断的弦影射出了倪吾诚几经摸索而无所得的现实，他一生的追求就像那根弦一样漂泊不定，无所寄托，最终沦落成为了时代的一个不肖子，他纵然失败但他不是孤立的形象，他有着自身的代表性，他是20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缩影，一部分也带有作者的主观意识，也是作者痛苦时期迷惘与经历的一种见证。倪吾诚在小说中是一个变形人，留学经历并没有让他萌生救国救民的雄心，反倒让他变得更加世故，他本着那颗看透了世事的心态，一味赞扬西方文明，对中华传统文化深恶痛疾，湮没了家庭的幸福，让家庭陷落于无休止的争吵中，而自身也是泛泛而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不作为者，盲目的沉迷于国外的月亮，最终也幻化出了一首奇异的悲歌，将自己埋葬在了文明的深处。。他是“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唐吉可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埋没者？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Q？”——连他儿子都搞不清楚的复杂混合体。然而，正是这一个含混不清，让人觉得别扭的形象，却是令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混杂不清的问题往往都涉及认识自己本身。很多人不情愿地在倪吾诚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更经不起这样的追问：倪吾诚错了吗？错在哪里了？他怎么“得不了志，成不了名”呢？因为这样意味着要追问自己：我相对倪吾诚“对”了吗？“对”在哪里？我除了稍微“得了志”之外和他有什么区别吗？我想，这样一通拷问下来，没有什么人不会惊恐不已，对之躲之不及。倪吾诚这个人物的深意所在，正是其提供了一种别扭的知识分子的形态，让人们看一看一个没有取得“指导人生资格”的知识分子心中对“指导人生”的理论，对自己的存在和合理性否定和肯定之间的挣扎、彷徨。可以说，这种挣扎曾经深深困扰每一个知识分子或现在还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只是被他们有意地淹在了“成功成名”的光环之后。难道不是吗？难道知识分子就真的认清了自己，认清了自己所谓的信仰了吗？那为何在“二十七年”的灰暗历史中，我看到的那些操守、信仰竟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可以说每个知识分子都有怯弱、无力的一面，都曾是十足的倪吾诚。 到现在我也回去想，到底倪吾诚的求索说明了什么，就想他儿子倪藻所说：“他死了，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在通读小说以及了解相关背景后，我们会发现，倪吾诚被放在中西文化的制高点上，作者借助他反思着中华文化，汲取着让民族走向繁荣的经验，不断地去实现自己也是那一代人对于中华文化的孜孜以求。 在阅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时候，主人公林震也是先生的一个缩影，他的经历符合于先生的早年过往，先生曾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我的诗，是积极干预生活的作品，作品中塑造了理想主义同现实情况冲突的热血青年林震，他是积极投身于建设事业的积极形象，他不同于倪吾诚，可以说他们是两个极端，他想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党，在他进去组织部后看到当时的一些作风，也不由得引发了自己的一段深思，这样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被作者推到了一个强大的官僚阵营和充满市俗意识的现实环境中。林震对于刘世吾这种回避矛盾的消极人生态度的审视、批判以及超越，正是这个青年走向成熟的开始。他开始反思一些东西，寻觅自己的进取方向和心灵归所，在这之后他也毅然决然的投入建设事业中，彰显青年一代的选择与坚守。王蒙写作有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在不同形象的对比下，林震也更加坚定了自身的方向，往那美好的远方走去。 我总觉得在先生的作品中不光能读出他的影响特征，更多时候我在人物的纠葛中多多少少也能看出自己，让我想起东野圭吾的一句话，原罪被放大总有一角照出自己。 在人物塑造和事件叙述的背后，如果留意的话不难发现，先生的小说有着一以贯之的特色，那便是吸取西方意识流手法以及自身创作特色形成后的东方意识流的创作艺术。它是以表现意识的流动为主要内容，以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现实与虚幻相互交织为主要方法而得名的。而中国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有相似的审美品格，但却贯穿了迥异的精神实质。我国著名作家王蒙在新时期的不少作品就被认为是“东方意识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蒙抛出的“集束手榴弹”（由《布礼》、《蝴蝶》、《夜的眼》、《春之声》构成的小说）使得他的“东方意识流”为人们所熟知。在《春之声》之中，岳之峰的思想的流动建立在两种事物某一共同特征或彼此间某一联系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主人公飘忽的思绪更多的是一种与社会紧密相连的心理。自己的内心独白在现实环境中得以适时展现，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蝴蝶》中充斥了主人公张思远大量的内心独白。幻觉、情绪、闪念 等心理描写都曾登场，很明显地显示出意识流小说的特征。但这种作品有着极其明确的理性指向。纵观全文，虽然主人公张思远内心世界波涛翻滚、丰富异常。但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王蒙在这篇文章中的情节主线。张思远的思绪触发了大部分情节的延伸，基本保持了对于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的遵循，可谓是结构暗含。让读者“有迹可循”。可以说，王蒙有意识地弱化了西方意识流中充斥的本能欲望与潜意识的混乱。使全文处于理性控制中。王蒙将意识流作为一项技法。它是为情节服务的，整个文章有着很完整的逻辑顺序，乱中有序，所以他的文章可以给人一种强烈的“意识流”印象，但并没有难以捉摸的飘忽感。这就显现了王蒙作为一个东方作家对西方意识流小说技法的继承与发展。这种融合着“传统”与“现代”的“东方意识流”小说，可以给我们一种借鉴意义。 万里归来年愈少这是对先生一生。的总结先生是一位具有诗韵情怀的诗人，也是具有理想主义的革命战士，他是人民的艺术家，我拥有独一无二的少年革命的生活，这是他的自述，历史的巨变击中了一位敏感而热情的少年的心，他渴望着用文字去编织时代，去镌刻记忆，他就是那年只有十九岁的王蒙。他以自己的别样方式演绎着自己的青春岁月，时隔多年，老先生做客《故事里的中国》专栏节目，再现他那永不褪色的芳华记忆，青春万岁！这种记忆、这种激情、这种浪漫、这种信心、这种梦想是先生的回味，也是我独有的一种青春记忆，我在和先生一样的19岁，奔赴青春之海，扬起希望之帆，虽然现在先生年至高龄，可我每当阅读他了解他的时候，我便觉然有一个和我一般的少年在叙述着他那永不逝去的流金岁月，是的，先生不曾老去，他的所爱一直是活力四射的青春，他的所盼忠贞的理想，他的归途终将是定格在所有人记忆里的年轮！在王蒙的写字台上，堆满了各种古今书籍。他每日创作，阅读；他每年远赴新疆和各地，追寻岁月情怀。这位精神矍铄的作家，一直用行迹与作品，宣告着青春不老、生命不老、文学不老。他分明还是那个年轻的王蒙。

《蝴蝶》 第一次看王蒙的作品，是在好朋友的推荐下读的其中篇小说《蝴蝶》，初读下来，深受震撼，像一位老友在临终前或看透世间后跟你回忆他的一生，字里行间带着谦逊、思考，是那么亲切自然，人的故意的、抑或是不知不觉的小心思通过文字不断地让人揣摩。小说是意识流的形式，但比西方意识流的作品更重叙事，没有花里胡哨、天马行空的思维跳转，读下来仿佛老张头就是你，你就是张部长，跟着他的思绪走啊走，飘啊飘，悲喜、痛苦、哀愁、冷漠、反思、迷茫、自私、觉悟、伪善、谎言、腐败、反动、真理、质朴、理想······所有的复杂微妙的情绪交织缠绵，你也不禁思考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什么是真正的先锋、什么是真正的高尚的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以现在的视角看那段历史是灰暗的、颠覆的、不正常的，即使在那个时期做事的人觉得自己是对的，因为此时此刻没有正确错误之分（除了故意的恶以及被历史验证的错误），他们以为他们找到了拯救社会的办法，他们以为他们是正确的、先进的，但是他们有着当下的局限性，我们作为后代评判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是俯视、是事后诸葛亮，因此，不要让他们白流血、白受辱、白痛苦，痛定思痛，找到经验和教训，探寻道路。 我上学时一直在反思人间到底值不值得？人好像真得很恶，从女娲造人的一开始就带着自私、恶的基因，但人好像也很善良，偶尔也能牺牲自己奉献自己，所以看到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辩论题目总想进去听一听，但同时心里还鄙夷，这还用辩论吗？这个问题永远也辩不出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或许有一天外星人来了，作为一个客观的他者能公正的评判一下。现在才知道孔子又一伟大之处，他从不直面回答，就像“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一样，“性相近，习相远”，呦吼，不愧是圣人，直接给出了解决措施，“习”吧！教育人、规范人，总之与纸上谈兵相比，行动更有力，谁说咱自古不是实用主义来着！

有感：书写的没有什么长阶段的，都是短暂的阶段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如果足够长，可能什么都会经历，就像那个足够长的时间，事情的发生。而什么都会经历，又怎么会是不是这个阶段的人的借鉴呢？人说的看透，可能是把防御力提高到顶点和钝感力，忽视的能力提高到顶点，或许是一种优化组合，加一点敏捷加一点悟性，发现这是比较好的，人生活变好了，什么叫人生活变好，在宏观上很好说，我们说这个人升职或着赚钱了，都能说变好，也有很多例子可以举证，那微观上呢？人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无论到哪里，人乐观的心都可以保持稳定，克制自己的贪欲，当然，一个人这样说很简单，没什么影响，和别人生活在一起就会有影响了，可能环境对人的影响更大。当然，这样说可以说是时代影响，是有情感在里面的，最终，可能还是看客观的，比如你是人，你最好有人的特质，比如说，能吃能睡，能社交，如果没有先天残疾，最好不残疾，这个也有普遍和特殊性，能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在团体中，个人虽然会消散一点，但你的问题也会被减弱一点，曾经有个想法，就是科技能恢复所有状态，比如不小心把腿撞坏了，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