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读完。记录一点七零八碎的话，以免遗忘。 可看姚大力的读书札记，载《边疆史地十讲》。 全书的「内亚」视角非常明显。也明显有一些论述受「治水社会」论的影响。 书名所指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其实是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之间的农牧交错带，是两种地理区域的「边缘」或「过渡地带」。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笔下的「中国」基本上指的是汉族聚居的、进行农耕生产的中原地带，而蒙疆藏等边陲的、以游牧或半游牧经济为主的地区则排除在外。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似乎集中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晚期，中早期的情况如何，似乎不见说明。我相信是由于史料缺乏的原因吧。 「亚帝国主义」的概念也有点意思，应该承认，将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帝国殖民地」具有一定合理性……不过在今天似乎不宜再提了。 作者指出，草原地带的游牧民不是从来就有的，而很可能由居住于边缘地区的、半农半牧的居民分化而成。这些居民可能来自南方，在早期国家的争斗中落败北遁，从而来到草原边缘的过渡地带。他们中的一部分彻底放弃了农耕生活走向草原，继续居住在边缘地区的另一部分居民夹在农牧之间，随着形势变动而改变自己的偏向，在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之间反复摆动。 中原帝国在南方能够一直扩张直到海滨，但在北方，其可稳定控制的领土到此过渡地带即止。试图在过渡地带以北建立农耕生产模式的尝试不仅最终只能归于失败，而且往往还会增强游牧民的力量。于草原帝国而言，越过边缘地区而在农耕地带建立统治，就意味着其必须适应农耕生产，或多或少地牺牲掉游牧的机动性（关于游牧民机动性问题，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一书讨论比较充分），逐步走向汉化成为农耕帝国，而使其留在草原的部分离心倾向日增，甚至导致帝国因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统治文化而趋于分裂（如北魏迁洛后六镇之乱事）。 中原王朝修筑起长城明确边界，一方面阻止墙外的游牧民袭扰，另一方面加强当地控制，防止过渡地带倒向草原一方。游牧民则试图在过渡地带站稳脚跟，为此频频侵扰。 「过渡地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结果是非农亦非牧，无论是对于农耕生产的中原帝国还是游牧生产的草原王朝，这片地区都存在着特殊的离心倾向。关于这点，作者在书中的论述已很清楚，不再多谈。 过渡地区亦是孕育大帝国的摇篮。在中原板荡，或草原崩解的纷争时代，生长于此的政权于农于牧均有相当的适应性，能在两种环境中生存而免于分裂，因而往往成为新一代王朝的有力角逐者（作者以辽金元清为例，不过元代是否符于此例，似仍可商榷）。大概是征服王朝论的一个补充？ 关于新疆绿洲的论述稍少。作者认为绿洲的农业生产与中原王朝的农耕生产基本一致，因而使后者能在绿洲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据点，而游牧民在绿洲的统治则会面临生产方式冲突的问题（如上文）。 另，作者在文中提出在商周时期频见的戎狄袭扰是对汉族势力扩展的反动，反应的不是边缘部族的扩张，而是中原国家的发展。这一观点确有见地。

是否应该推荐这本书，其实很犹豫。本书无疑是本很有意思的书，从另一角度解释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形成以及2000多年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按照拉铁摩尔的猜想（整本书采用的考古证据以及历史文献记载有限，虽然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书籍，但都是围绕自身观点而有意识的采用的历史学家观点，并不是第一手的历史典籍，证明性非常有限），由于发源于陕西、陕西一带黄河中游的农耕文明由于灌溉技术的发明以及围绕这一技术需要产生的文明国家体制的不断扩张，逐渐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往东往南都因为是同样的农耕文明而逐渐被接受并稳定下来，但是向西向北的扩张却因为地理环境的变化（降水量减少，不再适合农耕）而无法继续扩张，于是修筑长城作为巩固和保护自身文明发展的边界。这种扩张的结果以及畜牧业的发展，使得部分不愿被征服部落的逃亡者被迫适应草原生活，形成与农耕文明完全不同的草原文明，其文明自身固有的迁移性与流动性使得其对于固定的农耕文明具有天然的战术上的优势。而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过渡地带的存在（包括半牧半耕的混合地带（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北部山地（辽河及热河地区）、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南北的绿洲），使得其受到两种文明的影响又在两种文明之间摇摆不定，造成中国历史上无法形成稳定的边疆，并且成为决定哪种文明占据优势的指向标和决定性力量。两种文明此消彼长，但是农耕文明强大时可以组建骑兵击败草原帝国，但无法在草原上立足；草原文明可以进占农耕文明，但很快就会被同化为汉族，然后受到仍然在草原上生活的新的游牧民族的攻击。组织这种侵入中原的草原文明一般是过渡地带的部落首领，因为只有这个地带的部落首领才能了解两种文明的习俗并加以利用。这种固有的难以改变的文明冲突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2000年的历史，无法改变。 应该说这本书的观点很新颖，但是其关于草原文明的起源被语言学上的差异予以否定了。至于两种文明的历史循环倒是事实，但并不是拉铁摩尔提出来的。因此本书可以一看，但是否正确就要慎重判断了。

读了拉铁摩尔的第二本书《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本是首次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书籍，对后人影响也很大，著名学者张信刚教授在自己的书中就多次提到拉铁摩尔。应该说拉铁摩尔对中国的研究还是很深入和客观的。值得一读。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做了一个比较。他把中国、古罗马和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放在一起，发现它们面对边疆的方式各不相同。罗马面对的是"野蛮附庸"，依靠军事防御和有限的间接控制；中国面对的是"朝贡番邦"，边疆被纳入一套以礼制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中；英国在印度则是直接的殖民统治，把边疆当作需要被行政整合的对象。 这个比较的价值在于它把中国放回了一个更大的坐标系里。羁縻统治不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而是人类在面对"如何与过渡地带共存"这一共同问题时发展出的不同答案之一。拉铁摩尔既没有把中国的经验特殊化，也没有把它一般化。他在比较中同时看见了一般与特殊。 一 拉铁摩尔对边疆的理解，首先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观察上。他指出中国的内陆边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不是一个"边界线"，而是一个"过渡地带"，一个由地理和生态决定的、宽幅而动态的空间。地理和文化只提供可能性范围，而实践本身决定了在这个范围内会发生什么。不同的生计方式——黄土地区的精耕农业，蒙古草原的游牧——要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但他强调，地理、文化、交流都是"不能创造历史价值的偶然性因素"，真正的推动力是人类实践的改进，而这种改进很可能来自偶然。 姚大力评价拉铁摩尔的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内亚视角"，是对"仅以汉族和汉文化作为中心视角"的旧传统的修正。这个评价点出了拉铁摩尔的核心贡献：把边疆从"被动的外围"重新定位为"历史的参与者"。 二 拉铁摩尔关注的另一个核心对象是"中间阶层"。在他看来，真正有能力跨越农耕与游牧世界的，不是中原王朝本身，也不是纯粹的游牧部落，而是那些在两者之间长期活动的中间群体——边疆商人、翻译、定居化的游牧精英。正是这些中间阶层使得两种文明得以发生复杂的互动而非简单的冲突。 这个观察不止停留在边疆。拉铁摩尔注意到，满清的宦官几乎完全来自河北省的河间府。有钱有势的宦官和无钱无势的宦官都叫他们的侄子或其他近亲来做宦官，带入宫廷。河间府与宫廷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的内外关系：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地域，通过一种链条式的"中间人"机制，将自己的人成规模地送入权力核心。边疆商人和河间府宦官在结构上是可对读的。前者跨越地理边界，后者跨越身份边界。两者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不可直接进入中心的人，经过特殊的通道输送进中心。宦官没有宗族身份，没有科第功名，没有武力，但他们通过与皇帝的身体性接触获得了一种替代性的权力位置。 宦官是权力结构中的纵向通道——他们占据了皇帝与官僚系统之间的日常通道。中国王朝在解决外戚干政之后，宦官专权往往随之而来，这不是性格问题或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后果：当靠近权力的其他渠道被切断，处于最近物理位置的人就会自动获得更大的政治权重。 士大夫则是另一种中间阶层，在权力体系重新配置时起作用。在王朝晚期，士大夫对叛乱者的支持往往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理性判断：起义军需要懂文书、懂制度、懂地方治理的人来接管被占领地区。无论谁坐在皇位上，都需要他们来治理。中间阶层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固定的权力中心，而是依附于"接近权力"这个位置本身。宦官在和平时期稳定地占据着通道，士大夫在王朝更替时期迅速地重新配置自己的位置。两者都不是权力的占有者，但都是权力的通道。 三 把拉铁摩尔放在思想史的谱系里看，他的位置是独特的。他像布罗代尔一样重视地理和长时段结构，但更关注"过渡地带"本身的能动性；他像金茨堡一样关注边缘人群，但追踪的是宏观结构如何通过中间人的活动而维持运转。姚大力注意到，拉铁摩尔把中国内陆亚洲的广袤区域称为"frontiers"，但这个概念"已经与它在特纳边疆理论中的含义大不一样了"——拉铁摩尔没有把边疆当作一个等待被征服的"前沿"，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拥有自己的历史逻辑的"外围"。 拉铁摩尔的工作从根本上拆解了那种认为蒙元、满清"非中国"的论述。这种论述往往预设了一个封闭的、纯粹的"中华"文化单元，然后把来自边疆的统治视为外部入侵或历史断裂。拉铁摩尔让我们看到，中国从来不是一个自足的文化单元自行展开的历史，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主体性持续互动所塑造的动态空间。蒙元和满清不是"外来者"进入了"中国"，而是在中国这个互动场域中，原本位于边缘的主体成为了中心。它们的统治不是对中国历史的打断，而是中国历史内在张力的一个具体显现。文明诞生于主体之间，而不是主体本身之中。 拉铁摩尔没有形成学派，也没有留下系统的理论。但他打开了一个问题空间：把中国放在亚洲内陆的坐标系里来理解，把边疆从"被动的外围"重新定位为"历史的参与者"。当你从一个更广的视野回看时，那些看似特殊的中国经验——羁縻统治、朝贡体系、边疆起家的王朝——就不再是"中国例外论"的注脚，而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下发展出的诸多可能之一。在一般中发现特殊，在比较中看见差异。

优缺点都很突出的一本书。优点是跳出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思路，转而从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差异入手，分析了中国的内陆边疆的形成以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大局观上让人耳目一新；缺点呢，一是翻译有点嗑牙，很多前后句连接都比较生硬，逻辑上难以连成线，二是在一些细微的历史解释上有些“先射箭后画靶”的意味。不过考虑到作者的背景和年代，这些瑕疵读起来倒也会别有一番异域风味。

拉铁摩尔：夏朝神话、天命科技与边界勘定 1、周人创造了夏朝神话，以夏制商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说，认同顾立雅的观点，是周人创造了夏的神话。 周人创造了夏朝神话！怪不得迄今找不到夏都，河南考古队长许宏也只敢说二里头是最接近夏都的遗址。 夏是周人创造的神话，恐怕目的是以夏制商！ 有夏的存在就有了天命的起源，我挖出了你商朝的前朝，你只是篡夺了夏的天下而已，自证了天命转移是可能的，现在，同样的逻辑转移到了我周人身上，我就当仁不让了。 以夏制商，这种创造，在清末民初也再次发生，中华民族就是梁启超们重新发明的，与“反清复明”借前朝反当朝，一样为了凝聚国人。 我读到汉学家许烺光写《祖荫下》是受到阿布拉拇·卡丁纳的社会心理学启发，而阿布拉拇·卡丁纳又是受到佛洛依德的启发，把所谓文化看成是童年人格在传说与宗教中的投射。 那么根据创造“夏”的传说，可以反推出周人的集体童年人格吗？恐怕是可以的。 许烺光说，祖荫对个体人格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两点：权威和竞争。权威即父子一体的宗族社会，竞争就是宗族内部同级内卷。 那么有了夏的神话，周与商无非是同级内卷，争家产，而不是自甘弱小臣服，这给了周人底气。 《左道》中说到：不同于商人把青铜器随主人一起埋入黑暗地下的做法，周人把它们交给子孙后代，它们中的许多因此被保存在了光明世界中。商朝青铜器铭文极少包含除主人和献祭对象名字之外的内容，周人则在青铜器上刻下了用来教化先人、启迪子孙的长篇。 商人甲骨文是真的与地下祖先对话的，周人文字是用来讲故事，当地上世界统治工具的。 2、周人的核心科技：天命与算卦 我倒是饶有兴致地谈谈“商周之变”，周人在陕西，小部落，商人是东方民族，周何以代商？除非周人掌握了核心科技！ 它是什么？天的观念！ 就像后来新清史说乾隆用长生天统治蒙古，用转世活佛统治西藏……天，比商朝的祖先崇拜，更加抽象概念化，更具有普世价值，可以凝聚起其他周边部落，反对一家一姓之祖先崇拜。（当然，周人可能有两套话术，对内自然祭祀周人祖先，对外靠天命所归） 周人发明了天，就是掌握了普世价值，话语权，然后通过文王八卦占卜的技术掌握天命，替代了商王作为大祭司垄断通神的职能。 李硕《翦商》中说，文王大宅里专门有个秘密地下室： 在土壁上凿出一个床头柜大小的壁龛，距离地窖底面40厘米，构成一个简易工作台：把油灯放在壁龛里，席地而坐，就可以趴在壁龛里占卜或镌刻甲骨文字。 而且商王在殷都，是整面的牛肩胛骨或龟甲上占卜刻辞，但在文王大宅的两座地窖里，刻字甲骨都是小碎块，刻痕比蚊子腿还细，文字极为细小，小得像粟米粒，必须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多数文字只有1毫米见方，一片拇指盖大小的甲骨就可以刻写20多个字。 很像情报小抄，干嘛要偷偷摸摸？犯法的！ 周人解决了法理上的正当性，所谓法理是逻辑思维的方法，普世价值，难怪商人倒戈，逻辑的力量大于刀兵。 3、地理决定论与边界勘定 尽管周人用“同级内卷”发动商周变革，当掌握政权后，他们又用“父子一体”的家长制巩固既得地位，发展周礼，普天之下以五服划分中心与边疆，这就是祖荫下的二重性。 于是，“勘定边界”的行为就变得无比重要，它意味着统治秩序的确认，所以诞生了“禹定九州”的传说，所以有周穆天子西游，秦始皇东巡，所以有修长城…… 拉铁摩尔和受魏特夫曾是同道，他的书稿还请对方读过，而魏特夫提出了著名的“水利假说”，即农耕灌溉需要劳动密集，从而产生集权官僚制。 给我一个粗略印象，似乎那个时代学术界流行“地理决定论”！包括斯坦因，斯文赫定在同时期进入新疆。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也谈到山区对文化的冰箱封存理论。 这恐怕与19世纪末民族国家意识崛起不无关系，基于民族聚落的边界，疆域开始得以清晰划分，而古代中国很多边界还是模糊的，天然的。 自大航海以来的地图和勘探技术也必然起了作用。在最初，新世界边界划分是很粗略的。为了调节葡萄牙和西班牙争夺新土地的纠纷，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实行仲裁，两国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同意在佛得角以西370里格处划界，史称"教皇子午线"。线东新"发现"的土地属于葡萄牙，线西划归西班牙。 到了后来，列强参与，越分越细，就像分猪肉，大块已经分完，不得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余正燮《清初海强图说》里记载台湾历史：既而，荷兰人舟遭飓风飘此；甫登岸，爱其地，借居于倭。倭不可，荷兰人绐之曰：『只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倭许之。红夷将牛皮剪如绳缕，周围圈匝已有数十丈地；久假不归，日繁月炽。无何，而鹊巢鸠居矣。 “割牛皮围地”的故事似乎我们小时候在《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传说里听过，要点在于：高超的边界测量技术！ 怪不得，到了清末，围绕中国从西北，东北到东南海疆，一系列的边界勘定不平等条约诞生了。 一方面，边界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是打破边界的努力也一直在蠢蠢欲动。 我在EP汤普森《共有的习惯》中读到18世纪英国大众掀起的反圈地运动，纷纷拆掉栅栏，开放公园和公共道路：如果平民不去维护他们的权利，伦敦及其邻近地区今天可能就没有公园了。 这可以说是早期左派的“推墙运动”了！ B站有个讲座关于“清代边疆山水景观实践”，康熙追溯长江源头，撇开传统的岷江源头说，采用徐霞客的金沙江源头说，深达西南土司，整合进长江的文化流域之中。 他还亲撰文章《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反驳李光地，地图还在渤海海峡中画出龙脊，龙头是长白山，龙潜于渊，窜起则为泰山，这么一连，看起来山东与辽东近在咫尺。《鹿鼎记》里韦小宝奉命破坏满洲龙脉获得国家宝藏不是空穴来风。 我突然记起汪大渊《岛夷志略》有一条：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 显然，就像康熙发明“泰山-长白山”的关联论，万里石塘恐怕并不存在，为什么潮州人要发明它？ 潮州地方旧志说潮州海商“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携诸番奇货”。 那恐怕万里石塘是如履平地的一种比喻，一传十十传百，传成了真事。 从这里，似乎也可以猜测古代《山海经》的地理也是想象参半，而撰写它的意图，也必如“禹定九州”一样构建等级共同体。

看完他的两本游记，想对边疆地区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读这种抽象的学术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作者大胆的假设带给我一些新的视角，小心求证的部分，很多书友说不够严谨——我本来就对这段历史的细节所知甚少，反而没什么影响。 最让我震撼的，是他把关注的重点从中原移到了边疆，彻底打破了我从小被灌输的中原史观。 从地理的角度看，中原的精耕农业需要向外扩张寻找更多土地。扩张是有方向的——总是从阻力最小、回报最高的地区开始。有些土地适合粗放农业，有些只能发展游牧。不同的生产方式，让原本一样的人群慢慢分化：精耕农业的变成了汉族，其他的变成了少数民族。 拉铁摩尔还提到，技术只有在遇到社会需要时，才能发挥它的重要性。读到这儿我忍不住想：今天的互联网、物流、AI，是不是也是这样？ 以前书上说的匈奴等“蛮族”对汉族的侵扰，从另一面看，其实也是汉族精耕文明蚕食少数民族的地盘，少数民族在抵抗。边疆不是一条分明的线，而是一个地区——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都没法完全吞并它，它成了一个缓冲地带。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一切都建立在移动性之上。但财富的累积会妨害移动性，所以他们需要不断协调财富与移动性之间的平衡。 双方的势力此消彼长，对于边疆地区的控制也随之变化。边界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对中原和草原这两个“大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边缘地区的小国部落不要倒向另一方。 拉铁摩尔说政治事件只是社会的表面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力量则在深层，也多半来自社会与环境的交互影响。 从地理距离上看，边疆地区与中亚、蒙古、俄国的往来反而更密切。过渡地区的居民，可以在中国和草原之间获得利益——这也许就是丝路商贸文化兴盛的原因之一。 沙漠中的绿洲虽然相似，却彼此分离。绿洲之间没有贸易的需要，所以这些绿洲居民在种族、语言、文化上虽是一体，彼此却漠不相关。 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今天的中东。会不会也是相似的情况？大家一盘散沙，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统治阶层的管理工具和财富代理人。很多打着民族和宗教旗号的事，底下其实是政治的操控与利益的交换。

欧文·拉铁摩尔（有的中文书作赖德懋）是美国著名的东方学家。生于1900年，不到一岁就随父亲到了中国。其幼年、青年时居中国（间有去欧洲求学），曾到我国北方及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研究。 拉铁摩尔生前为美国地理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曾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大学教授、英国利兹(Leeds)大学教授，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第一位外国院士。

拉铁摩尔代表作，“内亚”概念的代表性论述之一，研究长城内外游牧民族、汉民族和混合民族之间互动的历史，注意到关内民族和关外民族相互促进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本书深受魏特夫“治水社会”的影响，在材料上也采用很多民国学者研究的二手材料，因此观点上已经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主要是阅读拉铁摩尔的论述。

这本书也算是第一手资料了，因为拉铁摩尔本人亲自来中国等地进行考察。写的也比较详实，运用了大量的资料，也算是厚积薄发了 虽然说现在内亚史观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观点，有些内容也是站在西方的视角，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但是确实也提供了一种思想和一种视角，毕竟横看成岭侧成峰，还是需要不断的观察和内化，才能更为详实的了解当时的历史。并且唐老师的翻译是相当好的，要比现在很多人的翻译上几百倍，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