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烺光
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离不开对“家”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许烺光基于云南西镇的深入田野调查,在《祖荫下》一书中勾画出一个社区中的中国传统家制与伦理。本书以家族兴衰之现象透视中国历史之规律,挖掘中国社会体系中文化与人格的复杂关系,阐发父子一体与大家族理想的相互构成。其中,整体的社会文化和个体的社会行动均以“祖荫”为核心。祖荫下的观念与生活形塑了诸多人格类型,奠定了社会基本结构,贯彻于整个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原以为是讲经济阶层如何影响人格,读后发现本书的核心是父权制结构下的人格塑造。 穷人的理想是向富人看齐,富人的理想是传承延续、光宗耀祖——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离不开家文化下的“大家族理想”与“父子联结”。 所谓祖荫,表面指祖先留下的财产与声望,但更深一层是一套人格塑造机制。 父权制的体系中,制度与文化如何作用于人的心理? 1.文化血肉填充的影响 作者在本书反复提到,儒家文化下,顺从、克己、光宗耀祖对个体心理的塑造,无论是崇拜祖先还是重视婚嫁丧葬,都是文化血肉的具象影响。 2.制度奖惩下的规训 经济命脉被大家长掌控,反抗意味着生存危机,顺从则是生存本能;另外,读书也不仅是为了个人求知,也是“耀祖”的一环,个人成就与家族荣耀所捆绑,失败则愧对列祖列宗。 在这种制度与文化的长期驯化下,中国人心理上依附荫蔽,“强大的、可依附的力量”:是神灵、是祖先、也是组织、体系;中国人情感上重视面子,在大家族注视下,面子不仅是虚荣心的实现,更是祖荫强大延续的证明。 女性在大家族中的命运走向? 本书最幽暗最真实的部分:大家族体系下,对女性人格塑造的内在矛盾——责任上的男化与人格上的幼化,二者并行。 男性,祖荫的直接继承者,他的顺从是为了最终成为权威;而女性通过婚姻进入父权系统,她的顺从是为了更好的依附。女性从小就要接受“被管理”“被保护”的教导暗示,这种时间发展早、且密度大的文化驯化,将女性幼化弱化而难以觉察自知。 实际的婚姻生活层面,女性依然要肩负经济责任、生育责任、情感责任(孝顺公婆、服侍丈夫、抚育子女),所谓“媳妇熬成婆”,并非独立人格的胜利,而是父权的末梢代理的转移。 大家族文化先把女性贬为心智不全的小孩,再用婚姻制度把女人推向无私奉献的位置。留给女性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极其狭小。 在这种父权制的体系下,一代代男性被塑造成继承者、光宗耀祖者、焦虑者;而它的背面,为维系这种稳定不可动摇的父子轴,女性也从经济到精神都遭到系统化、全方位的剥削与压迫。
穷人为谋生计疲于奔命,几乎无暇顾及旁的事,因而祖先意识薄弱,至少,他们不以告诉祖先自己的现状为荣,而富人生活优裕,可以轻易过上自身所欲求的生活。他们过得快活,主要的快活之事或是光宗耀祖,或是让子女在亲族中出类拔萃,他们不仅在祖宗面前竞争眷顾,也在家庭内部竞争。贫穷家庭的年轻一辈不仅对远祖毫不关心,也没有动力去争取父辈的认可。穷困的长辈亦没有任何物质财富可以留给年轻人,而富裕的父亲则可以用纯粹物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满意和不满。因此,虽然父子一体同样存在于贫富之家,但经济地位的殊异导致富裕的年轻人和贫穷的年轻人形成两种类型的人格:前者高度依赖长辈和传统权威,后者高度独立于长辈和传统权威。终其一生,穷人的孩子必食力而得,富人的孩子则坐享其成。《祖荫下》 这本书相当可以的,也算早期人类学经典作品了,和费孝通《江村经济》是同一时代,他们都将社会学主题切入到了社区,家庭单位,而不同的是,许烺光是以一个家族兴衰研究为目标,类似一个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去看待中国家族,以剖析文化心理密码,部分结论的分析和推理至今看起来非常深刻,比如开头绪论里“关于富人和穷人的祖先意识分化,正是这种意识区别,导致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人格不同”,但总的来说,父子一体和大家族理想的相互构成,穷人也有,不过体现的不是父辈的家庭资产影响力,而是他们的习惯和文化教导,也确实感受到浓厚的“祖荫文化传递”,美国学者景劳逸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中写道:“在西方,父母养育子女,目的是使得他们成长为独立的自我实现的个体,而在古代中国社会,父母养育儿子,养育女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为了使家庭血统能够无限延续下去。”即便现在这种观念也是盛行,可以说,祖荫观念不仅仅几乎决定了个体人格和家庭价值观,还决定了社会的教育方向,他们只是把后代教育成他们崇敬的“祖先”样子 所以说,传统中国人为何缺乏独立性?从《祖荫下》可以看到是父权和“大家庭理想”已剥夺一切 同时,也从这本书看到,父权制其实他对男性的约束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这本书里分析的“大家族集体理想”,其实是对每个个体都有极大约束,比如在清朝时期,那些未经父母同意便擅自分家的会像罪犯一样被送上公堂,它所制造的社会模式,对男性和女性都不友好,正如许烺光所言: “对于男性,命运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对于女性,命运却通常是她们永久的栖息地。” 所以看,父亲哺育儿子,为儿子寻找合适亲事,固然是出于责任和义务,但更大的动力是延续血脉,比如《红楼梦》里贾珍和宝玉的父子关系非常糟糕,他并不关心宝玉需要什么,只是让他读四书五经,而宝玉只想看看《西厢记》之类的书,不爱学习,但如此,儿子还是要顺从父亲,甚至牺牲个人喜好和情感,同样是出于对大家庭,对祖先的责任,父子一体的一端是众多先祖,另一端是无数后裔,无数有待牺牲自己个人特性的后裔,但其实家族不可能永远长兴,就像《红楼梦》里王熙凤想让荣宁国府长兴,但秦可卿认为这一切都是“否极泰来”,这是很深刻的 具体到许教授调查的西镇镇,他发现大集体的父子一体的关系和教育过程,在乡间制造了一定程度的固化,但这种固化又并非单纯的“富人永远富,穷人永远穷”的阶层固化。许烺光所提出的固化是深层次的,即竞争目标的固化,即穷人仅仅为了生存而竞争,而富人则是为了权力和声望而竞争,就像开头说的,穷人只能为生存,无暇顾及其他,最后忘了祖先,而但与此同时,富人的孩子们又无法以穷人的方式来参与竞争 整本书的观点在现在看来还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提炼一下,对于传统文化的“祖荫”以及“父权”性的理解能更全面
《祖荫下》是许烺光基于20世纪40年代对云南大理喜洲镇(西镇)的田野调查所写的人类学经典。“祖荫”并非单纯的福泽或庇护,而是一套以祖先崇拜为核心、深刻塑造亲属制度、人格结构与社会流动方式的文化—心理机制。 个体的生命意义被视为对祖先的一种延续,人的行动被组织进传宗接代、续香火、光宗耀祖的伦理与动机结构里。许烺光用“父子同一”概括一种互为所有、互为义务的结构:儿子要奉养父亲,父亲要抚育儿子,而儿子成家立业又被解释为祖先荫庇的结果,最终把个人成败重新归因到祖先体系,以此解释中国社会常见的家族兴衰现象,比如“富不过三代”,并把它与更宏观的历史更替联系起来,认为背后存在相似的文化与心理动因。 在解释兴衰周期时,许烺光并不完全认同当时常见的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解释,也对单一的阶层循环式解释有所保留,而是强调人格与动机结构是关键变量之一。 看完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对“光宗耀祖”的追求,实际上是在以家族的传承和延续的链条中,把个体与后代整合进这一体系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在这套逻辑下,个人的生命从来不属于自己: 你出生,是因为要延续香火;你活着,是要传承祖先的意志;你成功,是要证明祖先的德行。因此,只有努力才对得起家族,只有成功才能回报祖先。 中国社会对“光宗耀祖”的期待,本质上不是要你光耀祖先,而是要你以毕生的努力证明:祖先这套秩序仍然值得被延续。 这本书最初以英文写成,原名叫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实际上,shadow既是一种荫蔽,它会带给后代资源,也是一种遮蔽和束缚。那些享受着家族世代传承资源的人,从一出生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必须承担光宗耀祖的使命,按照父辈规划的人生剧本去演戏,每一次家族的给予,都是一次期待的提前兑现。shadow不是chain,它没有重量,但你却无法摆脱。锁链可以挣断,但无论你朝向何方,shadow也只是转个方向缠绕着你。 家族能量越大,阴影越深,后代越无法挣脱,那些背负着几代人期待的耀祖们,用尽自己的一生,也只是在证明这套系统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没有祖先和家族的期待 你是否还被允许 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专业必读书籍之一,知识点总结: 该书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 (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 (2)因强调男女有别而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 (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 (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 (5)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 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族的利益。家并不因个人而存在;恰恰相反,个人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换言之,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由于中国的伦理体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从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利益,那种独立、自立、自生的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几乎不可能存在。 因为它以生动的民族志描述和系统的人类学分析向读者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取向,所以《祖荫下》一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对英语世界的读者一直影响很大。
许多年前一直想读的一本书,终于翻了。 没有预想或希望中好。 因为于我并无新意,新知或新见。但也让我又大致感觉了一下传统中国社区的各方面,包括人的一生。 窃以为不足如下: 一是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浮泛地描摹了一下西镇这个社区的方方面面,但不能揭示何以如此,因为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只能是浮面的东西。 较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远甚。 二是翻译腔严重,更或者说作者完全受西化教育,西方不是他者与彼岸,西镇倒是他者,中文是他者。 三是其实西镇与中国他处并无本质性区别,甚至近百年后浙江中部的乡村,相同处仍在十之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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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看着各种旧民俗与新风尚的融合与冲突,从一本上世纪40年代的乡村社会调查,看更加古老也更加真实的中国。 1.一场西南边陲的乡村调查《祖荫下:传统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是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在上世纪40年代写的一部关于中国乡村的人类学著作。 当时民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风潮比较喜欢进行乡野调查,那也是一个名师大家辈出的时代。同时很多国外的机构怀着各种各样或好奇或叵测的出发点来资助学者进行相关研究。 我们更加熟悉的一本这个阶段的作品应该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但这本许烺光先生的作品,似乎探讨得更多更广泛。而他选择的乡野调查的地方也比较特别:西南边陲的一个乡村。这里既远离中枢,受到边境文化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强大的文化惯性和向心力。 2.现在的冲突,可能是曾经的纽带在许多方面,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结构都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而《祖荫下:传统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这部著作就深入探讨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亲属关系、道德观念以及社会流动等诸多方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中国社会的大门。 我们现在有时候提倡学习古典文化,有时候又批判所谓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有的时候我们讲自信,有的时候又觉得是传统文化束缚了我们的思维。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国的社会运作方式,其实我们是没有一个直观认知的。很多时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2.1亲属 亲属关系是所有人都无法脱离的第一层社会关系。在书里,许烺光先生先对当地的古代文献、历史资料的研究,揭示了传统中国家庭中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以及家族关系等多种亲属关系里文化扮演的角色。 许烺光认为,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人的身份地位,也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弟弟对哥哥的敬重以及妻子对丈夫的顺从等,都是传统中国家庭中的基本伦理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体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相支持,也反映了家庭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中有的史料非常有意思。我这里记录下这些内容,不是提倡这些所谓的社会逻辑关系;而是我们需要知道,无论中国的表面情况如何变化,在传统文化的纽带里,总有一些脉络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2.2人格 而正是这种文化潜意识里的社会关系和运行逻辑一直在塑造和影响这个文化环境下的人格。比如在前边说的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个文化和社会逻辑里,首先提出的是一种约束和权利义务的宣称。 再比如现在很多地方还存在的祭祖、拜神、春节过年要给家中长辈拜年。其本质上是传统文化中关于“租荫”逻辑的延续。即前人通过努力让后人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而后人通过遵守一系列的社会和道德准则,获得继承和发扬这一家族事业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完整的社会逻辑体系。 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实际上是完全超乎我们感知和想象的。 3.权威、竞争和安全阀前边所提到的传统社会逻辑中的“服从”,其实是一种权威性的体现。在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着权威性的存在。而这也一直被现代人和一些批评者诟病。 但我看了很多,实际上很多人的批评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如果说“权威与服从”是传统文化逻辑中的明线,那么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另一条暗线就是:“竞争”。 对,近代以来被人们认为是西方文化特质里的“竞争精神”,实际上我们的文化暗线里也有。这不是空穴来风或者瞎说,是无论在史书里还是《乡土中国》、抑或是《祖荫下》中都实实在在存在的。 比如书里第十章中“竞争与权威”里就这么写的: “ 父子一体模式并不反对竞争,而是鼓励竞争。因为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个人成就增添与发扬祖先权威。竞争的动力不仅存身于对财富的占有,还体现在讲究仪式、光宗耀祖、展现社会认可的美德和权力,以及通常意义上获得成功的各种方式之中。竞争不仅发生在不同宗族之间、同宗族的不同世系之间,也发生在同世系的不同家庭之间、家庭内的不同成员之间。 另外我还有个细节可以分享一下。比如存在很多家庭宗祠里的牌位中通常会出现:“昭”和“穆”这两个我们不知道直接含义的表达。 其实这来自于上周的祭祀制度。在商周制度下,几乎所有的家族祭祀和重大场合,家人要分成“昭”和“穆”两组,其中爷孙为昭,子为穆。 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化里,天然地把隔代因为父子竞争关系的人放在了一组。 所以我们认为的所谓“隔代亲”除了真的隔代亲之外,是有更深层次的、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文化传承逻辑的。 而许烺光也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解释“安全阀”,就是在每个文化现象的背后,总有另外一种文化制度的存在,是作为“安全阀”的存在,来防止一个倾向走到极端的。 4.是缩影,也是镜子。除了上边这些内容,这本书里还记录了一些比如婚丧嫁娶、宗族事务和道德准则、社会流动性的一些讨论。 总之,许烺光先生在这里给我们展示了个一个传统社会的缩影。而这个缩影,也是镜子。 我们现在的所谓民俗、传统、发扬、摒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来自于那个古老文化的延续与变迁。 如果你去到中国广大的、还没有完全城市化的农村,你就知道可能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国。那个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古老的农业国。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之强大、影响之深入,是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清晰地感知到的,因为它从你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存在与你的世界里了。不是说传统文化都是好的,可是如果要摒弃批判,就需要知道它完整的样子。否则就是用一个可笑的谬误去掩盖一个错误的认知。 而这些研究里,和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之间的差异,可能恰恰才是这个文化能延续而不断绝的核心原因。
祖荫下:专制与内卷并存的赛马式社会 为什么中国大家族“富不过三代”,比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为什么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帝王的人格特质上如何理解? 作者的回答是《祖荫下》。 实际上并不新鲜,考虑到那是80年前,1940年民国时期的社会学研究,不得不肃然起敬。核心逻辑无非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依我所见,应叫“权力崇拜”,从家庭到社会组织的结构,及思维道德上,全依赖于此展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祖先崇拜导致的是民间家族自治,而权力崇拜,使得父权制上达帝王君权而一统之。所以,中国人真正的内在心理是权力崇拜。今天,祖先崇拜削弱了,权力崇拜从未。 权力崇拜在作者田野调查的云南喜洲,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 1、伪造籍贯民族、伪造牌匾、伪造高寿 喜洲镇,白族居多,却自称祖先是来自于南京的汉族,当地人修家谱,“若是并无真正的荣耀,人们经常编造一个来替代。” 明初,朱元璋家派沐英征伐云南,立沐王府,烜赫西南,冒充南京汉族无非是充门面。 当地人的房子在舒适性上浮皮潦草,甚至漏雨,但外观上费尽心思,体现在精致的木雕、石砌以及家家户户大门上的牌匾。“有时牌匾上刻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称该家族“鸿恩宠赐”,但匾上的小字说明该家族成员无非区区一位光绪朝的国学生。他要么是仅通过了童试,要么是花钱捐了个生员,总之他没能进一步博取功名。” 还有伪造死者年龄的,“讣告中死者年龄往往大于实际年龄。早逝是不好的兆头,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死者或其先辈道德有亏。几乎可以确定,引魂幡、讣告和墓碑上所写的死者年龄通常比实际年龄大五六岁,甚至更多。” 这让我想起《红楼梦》,贾珍向太监冯胖子行贿1200两银子,秦可卿获得五品龙禁尉,只为了丧礼名头好看些。 听起来,云南人“伪造祖先”是一门自欺欺人的产业,没有光宗,就造一个耀祖。 2、权威与内卷的赛马式社会 作者真正的创举,并不是提出了什么祖先崇拜之类的陈词,是提出了一个“权威与竞争并存的赛马式社会结构”。 我对作者的一个比喻很感精妙,他说,“在此文化中,竞争者如同赛马场上的骑师;为了赢得胜利获得荣誉,他们必须沿着既定轨道向同一个目标前进。一旦沿着其他岔路或朝向不同方向就意味着彻底失败。”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一个赛马式的结构。 所谓权威与竞争,就是“父子一体”与“兄弟内卷”。换个说法,“权力限定”与“同层内卷”。 “父子一体”不是一种权威与顺从、剥削与被剥削的消极关系,而更应该被描述为一种积极关系,即“父慈子孝”。不是完全专制,而是存在权力互动空间,这大概是一种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原儒如孟子,强调“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权力互动,后儒在荀子之后导向专制附庸,孙猴子七十二变,终逃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 “兄弟内卷”,就是祖荫下,即顶层权力限定下,划定了基本赛道,同层级之间竞争,获得晋升与攀爬,讨好权力顶层。从同族兄弟,到社会各个阶层,都是“同层内卷”,作者甚至说到“文人与文人内卷,文盲与文盲内卷”,这让人莞尔一笑,不就是郭德纲说“同行是冤家”吗? 什么是非内卷的竞争?就是没有赛道限制,没有权力顶层限制,竞争可以获得打破现有资源与规则! 比如欧洲社会封建贵族固化,大航海就是开辟的另一条赛道,资源与规则,不跟旧世界玩儿。SORA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是赛道跃迁,一下子干翻那些内卷中的各行各业。 3、在威权中找到生存空间 虽然……但是,中国人还是努力在赛马道上,兢兢业业,无怠无荒,寻找着一丝儿民间空间与松弛活气。 A、既传统又现代的建筑空间 即使从建筑上也可以看出某种调和冲突的努力,当地人的房子:中门正对的墙壁常墨书“彩云南现”四个大字,两侧墙体分别绘上大幅风景画,或是镇西的苍山峰峦叠嶂,或是类似19世纪沪港常见的“摩登”新楼,或是现代交通工具——火车、轮船和飞机。 家里壁画是火车轮船?笑死!我想起,曾看过一个展览,法国后印象派画家拉乌尔杜菲,曾为1937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画声光电的世纪大幅画,《电气精灵》,里面就是飞机火车。 作者又谈到,“我在镇上只找到两家说得上是工厂的地方,其规模都很小,其中一家还在庙里。” 庙宇变成工厂?大概平时庙里没有什么人,空置,就作为出租房了。另一方面,寺庙是公共聚集场所,公共空间,适合妇女既做工又社交,很自然地从宗教空间过渡到雇工制的空间了。 这两例体现了民间在某种原则下变通的活力。 B、愉神又悦己的祭祀 据说当地人的宗族祭祀,“最令气氛放松的莫过于正厅外两侧走廊上的麻将桌,每侧各有一张,桌上战况热火朝天。” 这种现象我们司空见惯了。 我读《狂欢与日常》中,寺庙如何成为淫乱之徒的天堂? 借助庙会这块幌子,可以男女集会,享乐,购物,就像云南人把孙中山画像放进寺庙做护身符一样(话说泥菩萨不如政治菩萨管用,也是好笑)。 庙会给了女人走出家门、男女杂处的正当理由,同时庙会中妓女乞丐乐户等贱民的表演是主体,也打破了等级身份。 于是,我们似乎很容易得到对庙会与淫祀的重新理解:这是被压抑的自由!民间社会在权力缝隙,赛马式内卷制度中,得喘口气,骡马也要撒个欢儿。 C、媳妇熬成婆的女性 权力崇拜让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男女隔离成为一个原则,订婚的男女住在一个家里,但不能亲昵,“通常只有未婚夫回来时,她才回到自己父母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义务回避对方。他们不可以交往过密,亲昵交谈,共同用餐。但绝对没有禁止偶尔的言语交流,而且他们会一同去给先人扫墓。” 婚姻不是男女自己的,首先是家族的父母的事,有了孩子,传统上女方总是被叫“孩子他妈”,而不是直呼其名,个人被隐身了。“任何夫妻之间不能表露出情爱。事实上,新婚夫妇只允许同床七日。之后两人便在一个房间内分床而睡。在众人面前,他们显得漠不关心彼此。” 儿子成婚后的父母更有一种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儿子未婚前,丈夫和妻子同榻共寝;儿子成婚后,有些父母继续同屋,有些则分房睡。孙辈出生后,老两口必须分室而居;因为有孙辈的年长女性若是怀孕,会遭人耻笑。” 但是女性又可以通过“回娘家”宣示权力,通过“媳妇熬成婆”,则爬升到权力的顶层,就像《红楼梦》中的贾母,人人敬畏的老祖宗。 4、赛马式社会中的人格缺陷 然而,这些所谓“生存智慧”,是不得已而为之,祖荫下赛马制的中国人,其人格所受到的戕害甚大。 我一听到“祖荫下”这个词,总想到个体的人格发育不健全,就像总是有个锅盖,清朝人那种帽子,悬在每个人头上,一切思考与行为都在其遮蔽下。 A、隐藏自我 祖先或权力所有者,安排好了一个既定套路,结婚生子考公考编有房有车父慈子孝……就不必另辟蹊径了,听起来无可厚非,但不免内卷化。 “当一个人拒绝别人的请求时,他会以雇主不允为由,而不是说自己不能答应。当一个人拒绝某份工作时,他的理由不是自己不喜欢,而是父母不同意。” 责任推给他人,以避免个人担责,矛盾激化。中国人不暴露自己的想法,总找自我之外的客观理由,因为我们习惯于隐藏自我。 于是按照作者的原话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创造或进入一条未曾尝试的新道路”。 B、奴性内化 试想一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阶层处境:上有顶层权力的帽子,不由分说,老板说什么都对,中有同层内卷,如同寇仇,几乎没什么可交心的朋友,无非是表面礼仪,下层呢?只有下层可以让我虐一虐,也享受一把权力的快感! 作者谈到移置心理(the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displace-ment),因为久已习惯于权力的压迫,自己翻身做主后,也通过虐待儿媳妇丫鬟,惩罚私奔未遂的不幸女子,以及唾弃处在半影中或举目无亲之人。 广东人流行“浸猪笼”的私刑就是其例。 又提到,“如果现存体系崩溃,他仅会试图建立新的一系列框架,而该框架依然严格符合原有公认权威所规划的形式与原则。” 这就是中国人不反皇帝只反奸臣,不怪权力,只恨自己无能获取权力。 有了权力就做洪秀全,没有权力就做阿Q,欺负比他更低微的小尼姑。穷人的劣根性在于奴性内化。欺软怕硬,四个字可谓真实写照。 C、没有爱情 托尔斯泰歌颂女性,“没有了母亲、贤内助、女伙伴和安慰者,生活将充满遗憾,因为是她们在爱护男人身上一切美好品质且润物细无声地灌注、唤醒、鼓励这些美好品质。”作者所调查的当地人对此表示十分荒谬。 这就是“传统中国人没有爱情”的问题。 实际上,我以为,西方人是性自由竞争下,才会重视女性,围绕着爱情为中心,发展出整个从婚姻到家庭的文化观念。 而中国,原始社会三月三上巳节,男女奔者不禁,但后来性自由被礼教管制起来了,男女的性选择与快感无关,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家族财产继承,前面所言,“订婚男女彼此回避”就是关系的表征。 没有性选择自由,爱情就不会发生!森严的祠堂里,对着祖先的神像,如何谈情说爱? 《红楼梦》中,每有贾政出席的场合,那些平时嬉闹不禁的小儿女,全都噤若寒蝉了。 D、悲惨的半影人 作者赋予那些游离于祖荫下权力结构圈外的零散人,比如寡妇,终身未婚女子等,叫做“半影人”。 他们是最惨的。实际上现在的都市人正是这种半影人,说是“都市游民”都可以。原籍的家族基本瓦解,加上断亲,他们变成了真正原子化的个体,毫无遮蔽地无反抗力地供资本家等更强的权力所剥削压迫。 我常说,就像《枪炮、细菌与钢铁》所说,农耕社会竟然不如狩猎采集的原始人逍遥富裕,生活质量高,当代都市打工人也不如农村人自由富裕! 中国的现代化似乎已经从祖荫下走出来了,少子化的人口结构也与古代截然有别,但权力限定与赛马内卷,被作为“文化遗产”继承了下来。 拉康有一个著名的表述是,对于真正的无神论者说来,不是父亲死了,而是父亲是潜意识的。《祖荫下》在潜意识中依旧发出他的威力辐射。 读罢全书,我对作者回应“富不过三代”“治乱循环”这种问题不感兴趣,富人的事政治的事不需要我们穷人来操心,我倒更关心权力如何渗透到每个人每个组织,那些贴身的锋利所造成的伤口,以及隐隐作痛。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父权制社会下文化是如何塑造人格结构的。通篇来看,非常强调文化决定论,比如说五种人格结构: 1型:寒门务实型(占人口绝大多数) 2型:富家放纵型(常见于富贵子弟)3型:富家顺从型(少数)4型:富家稳健型(最少,精英)5型:寒门叛逆人格(家庭残缺/女性为主) 这五种人格类型,是根据家庭经济与社会地位(有没有祖荫、家境贫富)、父亲的教养方式、家庭氛围等进行划分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文化决定人格,人格决定命运。抓住的是家族文化/祖荫对人格的深层塑造。但与此同时,忽略的是天生性格等等差异,几乎不考虑个人天性、个体意志、经济、制度、个人选择对于人格塑造的作用。 这种文化决定论容易把文化看成固定不变的模板,好像祖荫宗族结构几千年一个样,永远塑造同一种人格。但实际上,朝代更迭、商业兴起、城市化、移民迁徙也会不断改造宗族文化。 所以总体来说,本书偏向静态视角,缺少文化会变迁、人会反过来改变文化等的动态视角。
这书其实就抓着一个点死死不放:人在村里,到底是在为自己活,还是在为祖宗活?许烺光给出的答案挺扎心——多数人一辈子都活在“祖荫”底下,抬头是牌位,低头是宗族,轮到“我是谁”,已经是很靠后的问题了。 你想想那种村庄格局:房子一圈一圈地绕着祠堂和祖坟建,家里正中堂供的不是你,而是几代之前的老祖宗。你每天进出,眼珠子一抬就是那排牌位。小时候大人跟你说的关键词也是那几句:别给祖宗丢脸,将来要光宗耀祖。没人问你“你自己想干嘛”。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我不是一个单独的“我”,我是某某家的第几代,先是“我们这一房”,然后才轮得到“我这个人”。 书里讲社会流动,看起来有点励志味道:有人出洋做生意,有人读书当官,有人混出头来了。可你仔细看,它背后那条线其实没变:只要有人成功了,第一反应是啥?回村修祖坟、修祠堂、捐钱办学,把功德写进族谱,让整个家族跟着长脸。口头上说“我出人头地了”,落到村里的话术就是“我们这一支有祖荫”。你再一想,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你辛辛苦苦往外打拼,结果最后还是被塞回“祖宗保佑”的故事里。 祖荫这东西,最大的问题是它又暖又拴人。一方面,有宗族、有祖先,你不至于那么孤立无援:遇到事可以找族里人帮忙,缺钱有人凑一凑,在外面混得不好还能回村吃口热饭,这确实是安全感。可另一方面,这套东西也把你牢牢拴住了:很多选择你不能只问“我愿不愿意”,还得算“这样做会不会被说不孝、不懂事、不给家门留脸”。你要是很听话,这套系统会用温情把你裹得好好的;你要是想走出剧本,想活得太“个人主义”一点,那你就得接受:在他们眼里,你八成是个“不像话”的人。 所以这书读完,心里特别清楚一件事:在那样的乡村世界里,一个人的人生剧本,从你出生那一刻起就被“祖荫”改写了大半。你以为你在为自己努力,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在帮一群已经死去的人,继续维护他们那块牌位的光。真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大概就是——在《祖荫下》那种地方,人要搞清楚“我想怎样”很难,但要搞清楚“我该怎么不丢祖宗的人”一点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