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故为敌：1941年一个巴尔干小镇的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译丛063】

把相互仇杀归结在“塞族东正教徒”居民，与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乡邻组成的民兵组织“乌斯塔沙”之间的民族宗教仇恨，这是不正确的，人是群体性生物，群体与群体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利益冲突。 这就像清代中国福建农村为抢夺水源大规模械斗仇杀，造成多次流血死伤事件一样，“我要报仇”成了他们最后的执念，而他们早就忘了彼此都是同一民族的人，只是客家本家不同姓氏而已。 更有甚者找了外援，这些外援就是冲着杀人拿赏金去的，“报仇”升级了，于是同村同氏族有人看不过去说了点啥，结果被当成“意志不坚定者”“告密者”“叛徒”给清洗了。 这个桥段是不是很熟悉，它发生在历史中的各个阶段。人一旦拿起了屠刀，屠刀一旦见了血，那么这个人的心中就只有撒旦，而没有佛。

读了何以为敌，终于明白了行走在巴尔干的城市乡村，看到的迥然不同的民族、各形各色的宗教信仰。战争留下的建筑残垣和墙面清晰可见的枪眼都在告诉你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本书给了我清晰的画面，仿佛枪炮撕杀、凄厉哭喊就在耳边。读书过程中，我一直在查询，得到的却是制造暴力的、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基本都没有得到历史的惩罚，而冤死的成千上万生命就这样沉默在历史的硝烟中。 走在今天和平繁荣的巴尔干，你会祈望历史永远不要再现。但在表面的和谐繁荣底下，依然能感受得到暗藏的种种“冷和平”痕迹。在城市的暗角落，过街人行涵洞墙上的标语透露出的族群割裂，莫斯塔尔的隔河而居，甚至保留各自的教材和对历史的选择性讲述，萨拉热窝遍布城市的墓园，墓主人的卒年都停在1995年。就像本书作者为我们讲述的故事，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这块土地上几乎每个人都裹挟进了血海深仇，表面上伤口愈合，内里的伤痛还需要时间去消弭。我相信人心都是向善向往和平的，不能让少数恶人做的孽和，让世世代代的人来承受和延续，中国有句老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呀”，愿巴尔干永远和平！

读过的最好的微观史之一。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在巴尔干旅行，去了波黑的许多城市寻访，我得说这本书和《南斯拉夫通史》作为我看巴尔干民族问题的窗口，让我了解了这些宁静的城市里曾发生过什么骇人听闻的事，也让我更加深刻地思考民族主义是怎么样被用作产生暴力的。 满分推荐。

这些年写世界局势的书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但大部分都是惨不忍睹，不堪卒读。 我读这类作品有一个前提：任何宣传仇恨和暴力的作品一概略过。当你凝望着深渊，深渊也在凝望着你。如果我们以仇恨凝视世界，世界只会带给我们血腥。 其实国内有一些不错的学者，但他们的作品往往是欲言又止，点到为止。而剩下的那些作者的这类作品参差不齐，水平堪忧。其中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喜欢大费周章的描述历史，而对现状提之甚少，以历史而非现状得出结论。 国外引进的作品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基辛格、米尔斯海默、福山、亨廷顿等等。这些人要么早已退居二线，要么就争议极大，这里重点说一下在国内广为人知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亨廷顿的弟子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的观点：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塞缪尔·亨廷顿对此并不认同，他撰写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的终结》的回击。 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两人对世界的看法都是建立在地缘政治的视角之上进行的解读。实际上，两人的观点都存在严重的问题。简单来说，两人的理论分别代表了单线发展说与多线发展说。 “单线论”强调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都按照同样的标准模式演变发展，而“多线论”则强调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异性。 回到《文明的冲突》，亨廷顿以冷战后世界将存在7种潜在的文明地缘政治形式，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但此观点自面世后就广受争议，利洛夫的《文明的对话》就是其中的一个著名回应。赫拉利甚至以“聋子的对话”对其进行调侃。实际上如今大多数学者认为，相比于各个文明之间，文明内部的冲突更容易爆发。 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的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前不久发表了一段讲话，大意是：国际冲突不可能单单是因为宗教、文化或文明问题所导致。世界上不存在文明冲突，但存在因利益或无知却假以文明之名而引起的冲突。世界面临的不是文明冲突，因为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且相互联系的世界。因此，人类更应该作为一个共同体，共同面对多重的全球挑战。 关于福山的主要观点，我在其《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这四本书后也特意写了书评讨论了其中的问题。有兴趣的书友可以自行去看一下，欢迎讨论！ 下面推荐一些个人认为不错的书籍，仅供参考： 1、我建议先读乔纳森·沃尔夫的《政治哲学》，这本书将西方政治制度的来龙去脉讲的非常清楚。 2、关于美国，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不需多说、讲美国历史的方纳的《给我自由》个人觉得是最出彩的版本，张定河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对了解美国政府的运作很有帮助。 3、清华林来梵教授和北大张千帆各著有一本《宪法学讲义》，对中西方制度的比较分析的非常精彩。插一句，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更加精彩！ 4、资深外交官徐波的《转型中的法国》，这本书讲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法国。 5、关于游记类作品，个人推荐张信刚的《大中东行纪》、郭建龙的《穿越百年中东》、周轶君的《走出中东》。 6、关于俄罗斯的书籍，个人推荐《叶利钦的执政时代》、《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前一本虽然写的不深，但是由于成书较早，书中有许多较为客观的原始资料。 实际上，这些书也只是不同作者的解读。我认为了解世界局势，最忌讳的就是听一家之言，一定要听不同甚至对立的声音，尝试理解各方的思维。其次不要东拉西扯，去谈历史、找污点、寻仇恨，了解历史只是想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绝不是作为甩不掉的包袱阻碍当下的前行。最后，还要对如今世界的运行机制有一定的了解，不要以一些荒诞的想法去理解世界。 我身边不少朋友都喜欢通过聊世界局势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见识，通过向别人展示自己对于国际形势的理解和判断，来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智慧。 不过据网络报道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男人过度关注国际形势、军事等内容，容易导致贫困。大家还是用心搞钱吧！

过去通俗叙事习惯于把巴尔干暴力解释为“千年民族积怨”，仿佛仇恨深埋历史，一有机会就爆发。本书用档案、法庭卷宗、口述访谈推翻这套逻辑：冲突爆发前，此地族群边界非常模糊，信仰差异长期存在，但并未导向大规模仇杀，阶级矛盾、邻里情谊、跨族群互助是常态。 全书最有冲击力的命题：暴力不是既有族群矛盾的结果，暴力反过来生产、固化族群身份与仇恨记忆。书中没有纯粹恶魔、纯粹无辜受害者。同一个人可能昨天受害，今天施暴；同一社群内部，既有主动施暴者，也有保护异教邻居的人。作者反对把整个族群集体定罪，强调个体选择的空间，也承认在恐怖环境下个体选择的局限。 但是我觉得作者过度强调暴力生成身份，一定程度弱化战前民族主义宣传、外来傀儡政权意识形态的长期渗透。战前并非完全没有民族主义，只是尚未支配普通人日常生活；政权宣传与暴力二者是互相强化，不能完全把身份全部归结于暴力事件本身。 另外，整本书看下来，会觉得很多地方受史料限制，比如很难完整还原每个施暴者内心动机。档案多来自审判记录，很多普通人真实心理只能从外部行为推断，个体内心世界存在“黑箱”。 和它相类似的还有一本书，扬·格罗斯《邻人》（波兰小镇犹太人屠杀），两本书都写熟人之间的集体屠杀，探讨普通人何以变成施暴者。区别在于：《邻人》更侧重人性、私怨与反犹传统；《何故为敌》更侧重身份如何被暴力重塑、因果倒置的历史记忆，理论野心更大。

东欧史上的短促一页，20世纪人类史的悲怆投影 “The first plague：water turns into blood” - 在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 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共存，东正、天主、伊斯兰教徒混居，以国家为单位的不同民族不断独立或联合，陆续引燃世界大战或内战。 虽然本书涉及的国家和民族主要聚焦于克罗地亚和波黑、塞族克族和穆族及其三种宗教， 但连搞清这些标签的对应关系都让人懊恼。 - 虽然历史上各自怀揣过独立的渴望和战败的不甘，经历过奥斯曼的统治， 如果能够回溯某个时刻，那个无法弥合的伤口之源头， 1940年代克罗地亚独立国扶持下成立的军事组织乌斯塔舍Ustasě造成的损害一定是无法跨越的一页。 二战初期，南斯拉夫王国的部分领土在德意匈等国的入侵后独立分裂形成了克罗地亚独立国， 与所有法西斯主义者相似，在大克罗地亚主义的眼中，使用西里尔字母，信奉东正教的塞族成为了玷污民族纯洁性的存在。而塞族的东正教与克族的天主教本是同源，在奥斯曼影响下信奉伊斯兰的波斯尼亚人反而没有被列入清除的对象。 - 本书的作者反对一种由果及因的历史研究方式， 拒绝将冲突的爆发直接认定为多宗教多民族聚居而产生的天然后果，事实上，长时间的混居和跨族群交往，政策导致的人口迁移与改宗等使得几个民族的界限并未泾渭分明。 在乌斯塔舍最初招兵买马之际，并无明确的意识形态宣传，最初入伙的成员往往是有酗酒或犯罪前科，平日无所事事，在社区中声名狼藉之人。 他们或许是想通过加入某个组织来强化自我的认同，而过往的前科使得他们即使掌握了暴力权威，也在村民心中毫无威信。 比起“民族纯洁性”相关的宣传，可以制造混乱，趁火打劫并零元购可能具备更大的吸引力。 如果说到第一次杀戮的爆发点，塞族村民在乌斯塔舍开始行动后纷纷逃离了屋舍，躲到附近的森林中，自觉理亏的U方认为塞族人在积聚能量，谋划反抗，而面对混乱时逃进森林躲避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 于是，在一种虚构的暴力想象和防患于未然，先下手为强的思想指导下，U开启了第一次针对平民的屠杀。 平民的血是最昂贵的，乌斯塔舍暴徒杀害的群体越无辜，越弱势，虐尸与曝尸行为越刻意，越会演变成无法填平的仇恨沟壑和深埋于地下的血仇，乌斯塔舍在40年代打碎了潘多拉的盒子，于是这些魑魅魍魉等待着时机成熟，爬出地面制造新的血案。 - 毁灭易于创造，而冲动强于理智。 乌斯塔舍在克独国的支持下，在多宗教多民族的社群中撕开了一道鲜血的堤坝； 以民族为界的屠杀，直接导致了不同民族间真正的分裂，以民族定生杀的复仇。 而后的反抗更如同海啸的浪潮，连克独国军方都难以制止， 所谓的切特尼克分子，是在面对了U方屠杀暴行后逐渐在左翼思想指导下集结起来、而后分化出的群体，而远非乌斯塔舍最初采取屠杀行动的原因。 在反向屠杀即将爆发的千钧一发之际，再阻止以塞族为主的反抗军以血还血，滥杀无辜又需要多少勇气与机遇。 在双方的暴力螺旋都进行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时， 这种混乱也让扶持出乌斯塔舍组织的克独国开启了自噬的进程，随着轴心国阵线的崩溃，二战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强人铁托开始了长达36年的统治。 - 虽然两起惨剧间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但90年代波黑内战中，40年代的受害方-塞族人在南斯拉夫分裂后，在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加持下，又变成了针对穆族的加害方，陈年的仇恨难以散去，轻易就会成为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的情绪。 - 进行此种微观层面的历史与社会研究，最珍贵的地方在于， 为冲突爆发和民族性的见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更具体的观察方式，从最基本的：一个事件中发生了什么，导致了什么后果？ 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索： 对于每次冲突的爆发或未产生，永远无法像理化学实验一样进行实验准备，预设条件；只能在收集各方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回溯性分析，对单次的冲突及其发展阶段进行拆解和切割。 回到那个千钧一发的现场，审视冲突爆发或未爆发的每一个要素，其真正的催化剂或止沸剂又是什么。 冲突发生后不断变化的民族性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要素，对于民族性的形成与变貌，是产生于有意的塑造，还是历史事件发生后的结果？ 本书的作者一再重复：暴力作为一种生成性力量，对社区与民族性进行了重塑。 民族性是一个动态的，流动性的形体，而远非一个简单贴附到对应的族群中就万事大吉的固定标签。 时至今日，近邻的冲突仍在继续，未止息的战争仍在塑造新的仇恨与民族性，虽然这种仇恨会随着代继的传播而衰减， 但我们所居住的，只会是一个随着右翼的抬头和全球化黄金时代过后不断爆发的各地冲突愈发扭曲的大陆。

85年前，1941年的7月，在库伦瓦库夫地区爆发了一场集体屠杀。暴力衍生的原因，并非是古老仇恨所塑造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恰恰相反，暴力催生了身份认同，强化了“族群”概念，历史记忆成了论证手段。这是这本书三个关键词的逻辑关系。 也就是说，库伦瓦库夫地区所爆发的这场集体屠杀，并非是族群的冲突，一开始是零星的暴力，是发生在乡邻之间的日常的、实实在在的人际冲突，比如借助乌斯塔沙分子的身份抢劫金银钱财。成为乌斯塔沙（被克独国承认的穆斯林和天主教徒所组成的组织）也并非因为宏大的理想，而只是为了轻松迅速地从中得到好处。由此可见，克独国当局——宏观层面，发动种族迫害政策，地区——中观层面，赋予了乌斯塔沙组织以权力，在这样的权力制度结构中，地方上的暴力——微观层面，生发出来，施加给塞族近邻。近邻生发恐惧，躲进森林，催生了切特尼克分子（塞族起义者）。两者互相猜疑，互散谣言，恐惧蔓延、强化，最后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他们对塞族人的村子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结果酿成了集体屠杀。 因为这场屠杀，族群身份开始被强化，正如作者所说，“起义者的残忍报复，以及克独国当局同样残忍的反击措施，造成了一波又一波雪崩般的群体选择性暴力，族群间关系的极化程度也随之进一步加深。”而在此之前族群身份只是人们借以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正如商人只是为了推倒本地社区内的商业准则，重搞一套纯粹对自己有利的规矩而加入乌斯塔沙一样。 如果没有作者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拆解，我们对巴尔干地区长期以来的敌对和隔阂都只能泛化为古老的仇恨、无法相互理解与包容的固执的人民，正是作者的拆解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地区的普通人用民族性阐释世界的原因。令人遗憾的是，正因为民族性成为了强大的诠释工具，人与人之间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认同了。

观点不错，最后尾声写的很明确，推导出的系列问题也很有逻辑性，但前面资料稍显繁琐。首先这个小众的地区情况比较复杂，没有历史功底很难看懂，其次比较简单的论点反反复复的论证举例比较啰嗦，有一些喧宾夺主了。如果想详细了解迫害细节或者喜欢微观史的形式应该还好。核心的观点：外部政治力量的引导（为暴力松绑）-地方人性的恶（暴力的释放）-施暴与复仇（暴力循环）-暴力重塑了身份（暴力固化）-记忆和历史被暴力行为篡改-（暴力的结果被包装成暴力的原因闭环）。所以作者想说的是，不是因为族群仇恨产生了暴力，而是暴力行为造成了族群仇恨。

1941年夏，巴尔干地区一座小镇爆发了一系列集体暴力事件，尤其是在48小时里，有男女老幼近2000人被昔日邻居屠杀，杀戮达到高潮。 作者走访亲历者，结合一手材料，详细讲述了这场发生于克罗地亚独立国政权下的悲剧故事，并把这段地方历史与全球暴力事件的起因、机制与影响联系了起来。他试图回答：是什么导致了族群间暴力？邻里之间的暴力如何影响他们的身份和关系？是族群冲突引发了暴力，还是暴力生成了相互敌视的族群？

“Nationalism”真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啊！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Emily Greble, Sarajevo, 1941–1945: Muslims,Christians, and Jews in Hitler's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Lee Ann Fujii, Killing Neighbors: Webs of Violence in Rwand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cDoom, “Who Killed in Rwanda’s Genocide?” Vladimir Solonari, Purifying the Nation. Population Exchange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Nazi-Allied Roman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Mark Mazower, Hitler's Empire: How the Nazis Ruled Europ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8) Alexander V. Prusin, The Lands Between: Conflict in the East Europen Borderlands, 1870–199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unier, Darfur: A 21st Century Genocide; Scott Straus, The Order of Genocide: Race, Power, and War in Rwand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Benjamin Valentino, Final Solutions: 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Horowitz, The Deadly Ethnic Riot James Waller, Becoming Evil: How Ordinary People Commit Genocide and Mass Kill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Jack Katz, Seductions of Crime: A Chilling Exploration of the Criminal Mind—from Juvenile Delinquency to Cold-Blooded Mu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Jan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Betrayal and Murder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Timothy Longman, Christianity and Genocide in Rwand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n 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2002)。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bert Knopf, 1989)； Karl Jacoby, Shadows at Dawn: An Apache Massacre and the Violence of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8); Peter Balakian, Black Dog of Fate. A Memoi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Weitz, A Century of Genocide。 Manus Midlarsky, The Killing Trap: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traus, “Retreating from the Brink Straus, Making and Unmaking Nations; Daniel Chirot and Clark McCauley, Why Not Kill Them All? The Logic and Prevention of Mass Political Mu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Laitin, Nations, States, and Viol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Gross, Neighbors。 Georges Lefebvre, The Great Fear of 1789: Rural Panic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rans. Joan Whi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George F. E.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Rude,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0–1848 (New York: Wiley, 1964)； Benjamin Lieberman, Terrible Fate: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Europe (Chicago: Ivan R. Dee, 2006); Norma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ertti Ahonen, Gustavo Corni, Jerzy Kochanowski, Rainer Schulze, Tamas Stark, and Barbara Stelzl-Marx, People on the Move: Forced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Europ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Oxford: Berg, 2008)。 Straus, The Order of Genocide。 Straus, “‘Destroy Them to Save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