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偏向

不同于麦克卢汉和尼尔波兹曼，哈罗德英尼斯对于媒介与社会文化生活的互相影响更为强调、对于人类面对媒介的主观能动性不那么悲观。在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中，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媒介特点与其传播偏向所对于意识形态进行的塑造，也有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对于媒介特点的适应、反哺和影响。 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对于媒介的空间控制和时间控制两个方向的划分和阐述。口头传统所具有的灵活性、参与性、在场性、全方位感官的调动与书面媒介和视觉媒介形成鲜明对比，具有更强的时间上的传播性【古希腊、古巴比伦】。相比较，现代社会所习惯于的书面和视觉媒介所具有的标准型、非参与性更有助于建立标准的系统和空间上的统治管理，从而甚至忽略了时间上的传承的重要意义而只能诉诸于暴力革命。“在对时间的执着里，存在着普遍的焦躁。”“阅读的预设是服从权威。”建筑、历法、法律、语言都是王权或神权企图争夺时间和空间上的控制权的媒介。科学理性主义再次在现代社会发挥了垄断性的作用，局限了现代人看待事物的方法。“生活在此刻、为此刻而生活，其实质是驱逐个体生存的连续性。”此处觉得最最巧妙的是英尼斯将时间媒介与空间媒介与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化论思想的互相联系。正是因为失去了时间媒介，我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看法才会被进化论所束缚。 这里突然也联想到科学透视法的发明了，这与个人主义的关联老生常谈，但从英尼斯的角度可以加上一句其与空间强调的关联。 此外还有精确的数学符号系统对商业和标准化的促进。“经济关系失去个人的色彩。”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时间这一概念本身的建立也反映着人类文化：线性时间的观念、精确时间的分割、年复一年的规律节日均是现代发明。 最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我们现代世界的这些发展。我们对于发展和进化的关注恰恰在于我们在时间媒介、在丰富的、不同方向的文化上所具有的浅薄认知。

叔本华：“把自己的思想搁在一边，去拿起一本书，那是对圣灵的亵渎。” 用拉斯基的话说，教育成了教书匠教育人们如何用书面词语来欺骗自己的艺术。“报刊最重要的服务，就是教育人用不信任的态度去对待印刷品。” “一种伟大的制度是其创建者的坟墓，也许这句话很有道理。” “大多数的组织之所以要建立，似乎是为了让其创建者的思想无痛苦地死亡。” 米拉波说，“人脑最伟大的两种发明是文字与货币——它们是思想的共同语言和自身利益的共同语言”。 古代世界为语音而煞费苦心，现代世界为思想而绞尽脑汁。自我利益取代了对群体的兴趣。 据信，历史并非疏而不漏的一张大网，历史由时空经纬编织而成，这张大网是不平坦的，它产生了许多扭曲的模式。 如果太相信显而易见的东西，灾难就可能接踵而至。字面上的意义也能伤害人，我关心的是不同字面意义的多重涵义可能会造成的致命的后果。 我们的大学搞知识的专门化，是不光彩的知识垄断：“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大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记住这句话：‘科学的整个外部历史，就是学者和大学抵抗知识进步的历史。 用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话说，教育成了教书匠用印刷词语教育人们自我欺骗的艺术。” 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张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而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国家请愿诉诸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 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他研究人类历史的几十种文明，其实是要寻找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救世良方。 口头文化在我们的电子时代复活了，它和尚存的书面形态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关系。这和字母表出现时的情况是类似的。在20世纪，我们正在“将磁带倒过来放送”。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他们的“结局”是分类数据的荒漠，我们的“结局”是新型的听觉咒语的百科全书。 他找到了一种手段，就是把历史环境当作一个试验场，去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伊尼斯告诉我们如何把文化和传播的偏向当作研究工具来使用。他把注意力指向文化中的主导形象和技术的偏向和扭曲力，借以显示如何去理解文化。 犹太人的流亡和希腊的战败带来了基督教和斯多葛派哲学。一切伟大的理想主义似乎都是从物质上战败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梅恩：“法律的影响强大起来。因此，君士坦丁堡才奠定了基础，东西罗马帝国才分离开来。这是哲学发展的两个时代。”“在所有吊现代人胃口的学科中，除了物理学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没有经过罗马法学的过滤。”拉丁语绝对不是希腊形而上学文献的对手，所以它全盘接受了希腊的传统，几乎没有一丝疑问。自由意志和必然性这样的哲学问题，随着罗马法一起出现了。 意大利的商业活动重新激发起人们对法律的兴趣。历史上的蛮族入侵，意味着对属人法(personal law)的强调。这样的罗马法，以法典的形式流传下来。12世纪初，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出现了精心研究罗马法的兴趣，出现了对研究型大学的兴趣。拜占庭帝国衰落以后，西方出现了教会和帝国的斗争。帝国抓住罗马法，把它作为强大的工具，以强化皇帝的地位。罗马法的影响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广泛传播。在教会内部的教义立法中，罗马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传播技术的伟大进步，反而加重人们彼此理解的困难。就连科学、数学和音乐这些西方思想的最后庇护所，也落入了机械化俗语的控制。商业主义需要造成新的语言垄断和新的理解困难。甚至阶级斗争和语言族群的斗争，也成为语言的垄断。《共产党宣言》宣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有锁链！”这句话也铸造了新的锁链。 历代皇帝都企图把君士坦丁堡建成为文明世界的中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情况尤其如此。他们修建了一座大型图书馆，制定了一部民法典。这使他们和罗马及亚历山大城产生摩擦。查士丁尼一世在《法规汇要》(Digest)的序言里，对法律的描绘和狄摩西尼的描绘是一致的。这些一致之处有：神的发明和天才，理性人的意见，有意无意做错事的赔偿，再加一个总体的契约。全体国民共同生活，都遵守这个契约，以此决定恰当的言行。 用基佐的话来说，民主以牺牲过去和未来为代价，它为当前开路，它注定要被规划和官僚主义抵消。 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大约有四百年的历史。不过“历史”一词获得了一些特有的内涵：关注那些并非眼前有趣的事实；然而，其内容反映的却是对当前的事实感兴趣，“一切历史证明”这句话所暗示的就是对当前的事实感兴趣。结果，历史有自我重复的倾向。不过在写历史的特定时期中，这种重复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然而，历史有可能受到威胁，一种威胁是它对现在的执著，另一种威胁是它受到好古癖的指控。经济史尤其容易受到指控。史家倾向于把它和经济学区别开来，或把它当作支持经济学的基础。“在任何时候，对过去的了解，仅仅是为了服务现在和将来，而不是为了削弱现在，也不是为了连根拔除未来生活的虎虎生气。”尼采）对历史知识忽视可能会达到危险的程度，以至于历史知识再也不能为当前和未来服务，也许我们对当前过分执著了。这正好支持我的观点：我担心我们对时间的兴趣会荡然无存。 艺术的最高价值，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它使人摆脱对意志的屈从，把人从具体目标和目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相信，由于财富的增加，社会向着幸福的未来前进。同时，财富的增加又依赖公正和‘自由’的增加。他们坚持知识增长和传播的重要意义。”随着印刷业技术进步而出现的知识垄断，以及人们坚守的出版自由，走向幸福未来的步伐反而迈不开了。 印刷术和摄影术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这种垄断强调个人主义，随后又突出非稳定性。它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 传播手段的现代发展造就了更加逼真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了更大的虚幻。“有趣的是，科学学说到处用沉重的事实来窒息研究道德问题的自由。唯物主义成为每一种暴政的辅助教义，无论它是一个人的暴政还是人数众多的暴政。”现在，怀特海所谓“错位具体性”(misplaced concreteness)谬论像咒语一样把我们迷住了。这样的谬误把乡村集市上玩的游戏夸大，使之达到普遍适用的高度 英国作家吉辛提到“一大把半拉子读书人，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和危险”。“……教育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成就的东西，无论你多么卖劲地教，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从你最热情的投入中有所收获。”“在我看来，鼓吹人类的知识成就似乎是最为幼稚的。现在，如同过去一样，我们只知道这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无知。” “大学和技术学校不同，它传授的是生命力之花，即思想，此外没有其他功能。它传授的不是本能，而是智能，智能是超自然意志的最高形式。”大学变成一堆贪婪的系科，醉心于搞经费，借以证明其肤浅或用途是成功的。政府对大学的平衡统一的关键意义麻木不仁，对具体科目的要求，它则作出回应。结果，寻求统一的兴趣受到扭曲，产生了奇怪的、毫无艺术性的你争我夺的系科的大杂烩，名之曰现代大学。 其实，文化和个人的能力有关，个人要能评估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他要能在恰当的时候迈出恰当的步子。在这一点上，现代文化的悲剧出现了，因为商业主义的发明摧毁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我们的精神生活混乱，因为外部环境过分的组织化导致了我们缺乏思想的组织化。”“人们模模糊糊地怀疑，这种对科学的迷信是否全是健康的势头，但仅有这样的怀疑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就事论事的、有增无减的知识渴求，总体上只能使人类退化，使人不舒服。从眼前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看是这样，从紧随就事论事的知识而来的物质生活的后果来看，也是这样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适用性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只不过是我们幻想力的沧海一粟。它很可能是我们致命的愚蠢，这样的错误总有一天会使我们走向灭亡。”（尼采语） 波拉尼对我们这个两难困境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自由放任政策是规划出来的，计划却不是规划出来的(Laissez-faire was planned，planning is not)。” 执著于当前的心态，排除了对时期和时间的思考。约翰·莫利描写过这样的危险：“用最狭隘的政治观点来取代其他一切考虑人类事务进程的办法，把局限于处理紧急事务的办法上升到处理问题的一般原理，这样的趋势是危险的。信心日益萎缩的过程，也不仅仅局限于国家之间规模更大、叫得更响的交流过程……我们的信心日益萎缩，这是由于我们的心绪总体上受到了影响。它给我们造成的氛围从头到尾削弱了我们的判断力，从政治到道德，从哲学、艺术到宗教流域都削弱了我们的判断力。” 生活在此刻，为此刻而生活，其实质是驱逐个体生存的连续性。 视觉和触觉的分离，以及对这两种感官的不同处理方式，既产生了主观的分裂，也产生了外界的分裂。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逃离对此刻的执著。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逃离对历史的执著。我们要摆脱时间的束缚，寻求时间和空间需要的平衡点。 休谟写道：“艺术和科学在一个国家登峰造极之后，从那一刻起，它们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艺术和科学在一个国家里盛极一时之后，很难得甚至不可能再次在那个国家里复活。”强烈的文化活动之后必然是疲惫。 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和这些条件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 知识的分割，显然已经到了不可能指望寻求一个共同观点的程度，各学科不可能共享同样的观点。 格雷厄姆·华莱斯，指出一种危险 ：知识增长太快，我们不可能用知识来作出成功的社会判断，因为人生苦短，人的悟性和才智都有局限。 布道坛上的偶像和实验室里的偶像，都阻碍有效的社会判断。这些偶像的源头确实是有组织的基督教，是专业科学家的形而上预设。他认为，原创性思想要依靠口头传统，随着知识的日益机械化，有利于创造性思想的条件，正在慢慢化为乌有。阅读书比听人讲来得快，个人集中精力思考，比争辩中的口头阐述与反驳的效率更高。印刷机和收音机诉求的对象是世界，而不是个人。辩题是人的行为和感情时，口头的辩难是极端重要的。在发现真理上，口头的辩难至关重要。这传播真理上，其价值却乏善可陈。口头讨论固有的特点是亲自的接触，是要考虑对方的感情。这和机械化传播的冷酷，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已经注意到现代世界的一些趋势，口头讨论和这些趋势也形成强烈的反差。现代知识需要量化的压力，是口头辩难和会话衰减的原因。我们被动阅读报纸及其广告，阅读那些为数不多、意义重要的杂志和书籍。这表明报纸对谈话起支配作用，表明非连续性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非连续性当然是报纸的特征，正如它是词典的特征一样。彼此熟悉是有效会话的基本要素。然而，一个脑袋通过自由联想和另一个脑袋接触并追踪其思路时，彼此的熟悉未必能实现。华莱斯指出，每天向报纸撰稿的人，很少能搞出什么重要的创新之作。我们还可以借用叔本华的话来做结论：“把自己的思想搁在一边，去拿起一本书，那是对圣灵的亵渎。” 随着信息的传播，人们对奇迹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奇迹是科学的伟大贡献之一。为奇迹提供要求，一直是具有很高补偿价值的任务。伯里写道，英格兰对书籍和讲稿的需求日益增长，科学的成果走向大众，门外汉也饶有趣味。这是19世纪后半叶的显著特征。大众化书籍解说物质世界的奇观，又激发人们的幻想。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的时代“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优越得多。这个时代不用背包袱，既不怕衰落，也不怕灾难。他们相信科学资源无穷无尽，几乎肯定自己可以不听凭命运的摆布”。 杰夫里·斯科特说过，浪漫主义运动给自然抹上了一层民主的色彩。对自然的迷信成为一种政治教条，这个教条提出自然权利的理论。自然崇拜取代了更加明确的形而上信念。崇拜自然的教条倚重的是一种对自然事实的忠诚再现，它倚重对文艺复兴、秩序和比例的偏见。我们不妨听听他说了些什么：“因此，造化取代了艺术之后，对自然的迷信就成为一种人造文明没落的迹象了。” 对科学的痴迷已经给科学本身的地位，带来严重影响。据信，科学头脑比文学头脑更容易适应暴政，因为“艺术是个性化的东西，科学谋求的，却是个人屈从于绝对的规律”。 卡佐邦大概说得对：“对科学和文学的推动几乎总是靠个人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观念总是有利于压制和扭曲文化，尤其是有利于通过国家对科学的影响完成这种压制。在国家的影响下，来自同一政治背景的科学家都越来越难以相互交流；由于战争被赋予的重要性，不同政治背景的科学家根本就无法交流了。数学和音乐曾经被当作普世的语言，尤其是在拉丁文衰落以后；然而现在，就连数学都成了工具。在高度机械化的文明中，数学作为交流的目的也不太有效，这个文明太关注战争了。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大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记住这样一句话：“科学的整个外部历史，就是学者和大学抵抗知识进步的历史。”斯蒂温评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时说，那个时候没有教育制度。他是这样说的：“在英格兰的历史上，恐怕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有那么多穷人崛起而扬名显身。”“中小学和大学培养和奖赏的那种信息传授方式，和逆境中得到的教育完全是两回事。逆境使人抓住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印刷术带来了宗教改革，广播带来了希特勒，抖音带来了…… “传播的偏向，不是时间就是空间。” 要么求长久，要么求广远，但最好两个都想要。 “口头传统才是活人的传统，机械化知识会杀死思想。” 面对面聊天，永远比刷手机有价值。

先看的《帝国与传播》，感觉这本书的主体部分观点已经在前者那里基本得到阐明了：传播的媒介技术有两种偏向，分别是偏重空间与偏重时间，而偏重某一方的媒介都会对相应的社会形态与文化产生影响。 伊尼斯依旧像《帝国与传播》里一样用媒介的形态来为历史进行分期，并给出大量的史实加以论述。在他那个西方文明产生危机的时代，伊尼斯不仅想要通过传播偏向论寻求出一条拯救西方社会与文化的道路，同时也致力于反击美国的帝国主义，所以在本书里也不乏对古希腊、巴比伦的“媒介平衡”时期的追忆，以及对现实中知识分割、时空撕裂的批判。 麦克卢汉评价伊尼斯“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在阅读的时候可以体会到此言非虚，很可惜没有看到伊尼斯对今天网络时代时间与空间极度融合与“泛化”的评价，而这份工作则要交给下一任多伦多学派的旗手麦克卢汉来加以论述与预言了。

媒介环境学派哈罗德·伊尼斯的经典作品，主要从时间和空间等维度探讨了传播媒介的偏向性及其对文明的影响。 书里面一些地方还是能感觉到论述不够完善，观点过于武断，甚至出现观点前后矛盾的情况。但是也正如伊尼斯自己在书里面说：阅读的预设是服从权威。保持批判性去阅读任何一本书都是有必要的，这本书也确实提供了一个更加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得以从更多的角度去分析种种传播现象。

好书！讲语言、媒介、宗教、政治之间的联系，可以跟《娱乐至死》和《炒作机器》一起看。 短短的译后记梗概了作者的观点，就是“媒介决定论”，百度上对此的解释是“社会主流的媒介技术形态决定了文化的形态与社会结构，而不仅仅是中立的工具”。 结合以前我看过的传播学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不然还想再读一遍），在写作者（泛指一切动笔写下文字的人）与读者之间通信的人或工具，有决定文字阐释方向的作用，这个中间人或者中间工具就像一个媒介，可以为文字（或作者）说好话，也可以说坏话（又是新闻学散发魅力的时刻）。

读这本书很容易被作者伊尼斯那深邃且独特的视角所吸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媒介所包围，却鲜少停下脚步去思考媒介本身所蕴含的力量与偏向。而这本书，宛如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理解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大门。 伊尼斯在书中提出，传播媒介具有内在的偏向性。在以往，我认为媒介只是信息的载体，是客观中立地传递信息的工具。然而，伊尼斯却指出，不同的媒介在时间、空间、内容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偏向。例如，口头传播更注重当下的情感交流，在时间上难以长久保存信息，在空间上也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而文字传播则具有持久性，能够跨越时间保存信息，在空间上也能突破面对面交流的限制，传播范围更广。这种对媒介偏向性的剖析，让我认识到媒介并非是透明的、无价值标准的渠道，而是会对信息的传播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书中对不同媒介偏向的详细阐述，使我不禁联想到历史上的诸多变革。印刷术的发明，让知识得以大规模传播，打破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这无疑是文字传播偏向性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它强调准确性和逻辑性，使得知识能够以标准化的形式广泛传播，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然而，正如伊尼斯所指出的，印刷传播也可能导致文化的单一化和思维的模式化。在印刷时代，人们往往更倾向于接受既定的知识和观点，缺乏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和思考。这让我反思，在享受媒介带来的便利时，我们是否也应该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媒介逐渐成为主流。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介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和全球性的特点，信息传播速度极快，范围极广。然而，电子媒介的偏向性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到海量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浅层次的。我们沉迷于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娱乐化内容，却很少有时间进行深度思考。电子媒介的视觉冲击和娱乐性，使得我们的注意力被分散，思维变得浮躁。这让我意识到，在电子媒介盛行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培养自己的媒介素养，学会筛选和辨别信息，避免被媒介的偏向性所左右。 除了对媒介偏向性的分析，伊尼斯还探讨了媒介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媒介会塑造不同的社会权力结构。比如说，在口头传播时代，部落长老等掌握话语权的人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在印刷传播时代，知识分子和出版商成为了社会权力的掌控者。这让我明白，媒介不仅仅是信息的传播工具，更是社会权力分配的重要因素。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关注媒介背后的权力关系，避免被少数人利用媒介来操纵舆论和意识。 读完这本书之后，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传播学的博大精深。媒介的偏向性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在背后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行为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更应该深入了解媒介的特性，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我们要学会利用媒介的优势，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拓宽自己的视野；同时，也要警惕媒介的偏向性，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媒介所误导。

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麦克卢汉的老师。 主要理论为媒介偏倚理论：媒介时间的偏倚和空间的偏倚。前者是质地较重、耐久性较强的媒介，例如：粘土、石头、羊皮纸等，可以长久保存却难以运送；后者是质地较轻、容易运送的媒介，如纸草纸、白报纸等，适于运送却难以长久保存。因此，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其中之一的特性或两者兼具。 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的理论将媒介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提供了内容分析之外的另一种媒介研究方法，激起人们对各种媒介的兴趣。但是他们的理论都过分强调媒介的作用而忽视内容的重要意义。

从拼贴到建构：传播学必须走出懒惰主义 《帝国与传播》出版于1950年，伊尼斯本人在此书中提及：偏向时间的媒介导致知识垄断和权力集中，偏向空间的媒介带来民主化、流动性和不稳定，现代西方文明整体以空间偏向媒介为主，现代西方文明这种媒介偏向会带来集权与官僚。是的，伊尼斯自己推翻了自己的命题。怎么会有如此糟糕的逻辑，竟然还以晦涩的文风包装成洞见。在读《帝国与传播》时，我虽意识到其逻辑的断裂与思想的不可自洽，但认为其真正学术价值在于开辟出媒介中心的新视角，可以谅解。而出版于1951年的《传播的偏向》，伊尼斯选择继续编织谎言。可以确证，伊尼斯是一个缺乏逻辑基础、依靠话语包装骗取学术地位的伪大家。 为什么这两本书籍会出现、敢出现如此明显的逻辑漏洞？ 一、思想包装：非线性书写的伪建构策略 伊尼斯刻意以晦涩文风掩盖其逻辑断裂与理论建构的失败。未深入伊尼斯研究领域，再加上他以让人读不懂为目标的写作策略，让谨慎的同行不敢轻易批判，低水平的同行甚至会将晦涩等同于深刻。 二、年轻而脆弱的学科：批判即瓦解 学科建制初期，传播学脱胎于母学科不久，亟需有厚度可令人瞩目的独属于自己学科的理论来站稳脚跟。同领域的研究者，伊尼斯的后来者虽看破未必愿意或敢说破，怕被视为否定整个学派传统，只能在其基础上延伸和修补，导致几乎无人正面戳破其基础逻辑错乱。而伊尼斯的直系，麦克卢汉又通过吹捧伊尼斯来抬高自身学术地位。我还未开始研读麦克卢汉，但如若麦克卢汉真诚吹捧，想必这位的风格和水平是与伊尼斯一脉相承的。 三、跟风结构主义：沉迷包装而忽视逻辑的一致性 带着结构主义的立场去裁剪史料。宣称媒介与文明同构，以媒介偏向论解释文明结构演化，实则在结构主义的预设下裁剪史料，却最终推翻了自己理论的核心命题。他所宣称的空间偏向媒介在他的逻辑内根本不可能导致知识垄断和权力集中。这点也正可以佐证他所谓的通过历史分析法客观比较得出的结论，实则是主观臆断后再用史料拼接论证。补充说明，此结构不是后结构主义语义学的话语结构决定意义的思路，而是伊尼斯在宏观操控-中观塑形-微观控制三层次中的结构优先立场。 伊尼斯实际错漏在哪？ 一、逻辑矛盾和逻辑断裂：内在与外在皆不可洽 在伊尼斯的写作中，要么没有逻辑链条，要么逻辑断裂，自相矛盾，要么令人瞠目结舌地直接因果倒置，且刻意忽视史料中呈现的众多要素，简单二分，只裁剪适宜他定论的素材。例如，直接提出必须从领土和历时两个维度来评估文明，媒介塑造文明偏向。一个绝对命题，没有任何内部逻辑链推导，没有操作化定义。他将耐久性和重量轻便作为二分媒介的依据，就是这样轻描淡写地下论断，不说明如何评估耐久性，重量的轻便与传播广度哪来的必然关系？印刷在法国助力绝对王权而非民主，广播在德国是纳粹的宣传工具，将这两个媒介直接归类为空间偏向的媒介，如何解释？声称现代西方文明以偏向空间的媒介为主，理应导致去中心化和权力分散，却又自相矛盾地提出要警惕官僚化与集权，这类媒介既是促进民主化又是促进集权的，完全不可证伪。伊尼斯认为，媒介结构决定权力分布，权力精英选择于己有利的媒介，媒介变迁引发文明和权力重构。只看前两组命题，这不正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吗？却突然断裂式地得出媒介变迁引发文明和权力重构，且这其中权力精英才是逻辑起点，伊尼斯就是这么明目张胆地因果倒置。如果有人要从媒介决定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推断，更加可耻，暂且不提这个先验式的由伊尼斯意志决定的本人也从未验证的命题，在伊尼斯这里，媒介既决定权力分布，权力精英又能主动选择媒介，二者似乎还构成一对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矛盾，这或许是伊尼斯想要达成的让读者认同的他自己也摸不清楚的隐隐约约的思想轮廓，是不是感觉很熟悉？怎么忽然又有了一丁点马克思矛盾论的影子，但他的逻辑崩坏，这个主张甚至不成型，也无能力展开论说，如果他有能力展开论说，那便是将媒介和权力或结构的生成互为因果，正着说反着说他都立于不败之地。到底是怎么敢如此明目张胆这么干的？可耻地偷渡结构主义的命题，强调结构决定行为，但又做不到像列维斯特劳特、福柯和布迪厄那样清晰界定结构如何运作、如何复制与变迁，凭着主观意志把媒介作为绝对变量强行推导结果。 二、经验与结论错位：使用历史材料，得出非归纳性命题 形式上是分析历史个案比较归纳，逻辑实质上是类演绎，先有前设性框架“媒介偏向决定文明结构”，再裁剪史料填充其预设结论，排除一切反例，得出跨文明的普遍因果式结论。既要通过历史分析法走捷径，为主观臆断做辩护，又要得出普世性结论，将其他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你伊尼斯是制造一切的上帝。更不要提命题模糊，不对概念作清晰界定，不可证伪。 三、道德滑坡：已知失败却继续伪建构 在前作《帝国与传播》中已然发现自身理论建构失败，却又在无法成立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传播的偏向》等作品，这两本书籍内容的论述部分皆为实证。 最后，对可能出现的辩护做出回应： 一、伊尼斯本人不信任线性逻辑体系，认为清晰的语言是对复杂性的简化 首先，伊尼斯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分析法，本质依然依赖线性逻辑结构，若拒斥线性逻辑，如何得出结论？依赖历史事件序列进行因果推导，又否认演绎体系的正当性？此说法只能暴露伊尼斯本人缺少将复杂性清晰化的能力。其次，伊尼斯本人不信任线性逻辑的动机不成立，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者的文风晦涩的动机是批判伪中性结构和建制，主张打乱重构或保持流动。他不信任线性逻辑的动机是自我否定？ 二、伊尼斯受时代背景限制，当时媒介研究尚未系统化 此作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由孔德于1830年发起，到这一时期实证主义范式早已广泛确立且实证方法渐趋成熟。伊尼斯师从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帕克本人的研究方法以实证为主。伊尼斯使用的是历史分析法，暂且还不提量化，甚至做不到最基础的逻辑一致。学科建制时间短，从来不该作为研究者的护身符，这是一块回避创新与惰于做出努力取得实质性进步的遮羞布。 从伊尼斯混乱的写作中大致可以推导出他的真正认同，媒介是被结构选中的。媒介的偏向只是社会结构的延伸结果，是结构在决定媒介，媒介偏向决定文明是个伪命题。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立场。 再论，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困境根源在哪？ 一、并非存在合法性缺失，而是范式伦理错配 在本体上，传播不是对象，而是关系或过程。没必要追求本质主义的定义，这点学界做的很好，但却从来不建构自己学科的范式。也就是说只停留在意识到问题的阶段，不解决问题。把学科无进步的现况归结于传播学存在合法性的缺失，但传播现象是现代社会的生成性中介机制，传播学是理解中介逻辑的唯一主场，怎么可能缺失存在合法性？传播学之所以失败，不是不可建构，而是建构者缺失。为什么生成中介性理论如此困难？不自主建立自己的范式，不进行方法论创新，只知一味照搬、拼贴、借用其他学科。 二、学科诞生即投机：承袭建制懒惰移植习惯，建构者缺位 结构主义者、系统论者、语言哲学者在各自领域都曾以一己之力推动范式形成，而本该在学科地图上独树一帜的中介性传播学者却没有生成自己范式的能力。从施拉姆建制初始，学术伦理就已在原点处崩解。他建设学科，不是在哲学上为学科奠基，而是在高校制度结构内投机取巧，满足当时的政治需求，打包拼贴再包装已有社会科学成果，在各大学科夹缝中制造“实用性”学科，迎合政策和基金导向，而传播学的很多理论资源至今还停留在这种制度生存框架内。 三、学科建设停滞的自处策略：将结构性等同于负面性 传播学的后续承袭者从未思考过要开辟新范式或创新研究技术，只知搬运已有的，这是致命的。这时传播学者甚至是学科领头人又准备好一套说辞，学术生态问题、政治生存困境等等，简直是一派胡言，这种说辞混淆了“结构建构”和“权力驯服”的本质差异。他们这套话术给人一种误解，将结构的政治的等同于负面的，让听者忽视结构的建设性作用，但知沟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网络社会理论都是偏向结构性正面建构的传播学理论。这些理论都承认结构的建设性作用，但仍然缺少中介层模型。这又要回到学科的范式和方法论问题上，是传播学者自己主动让渡具备独特性和稀缺性的学科合法性地位。 四、结构失败的最终成因：场域机制与能力断层的双重惩罚 为什么学科建立至今，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引领范式革新？只能在原有基础上修补，这可能涉及到场域的在场与不在场，可初步作出以下推论，学科声名弱，吸引力小，真正的创新型学者初始便不会进入传播学场域，即使进入，后续可能转向更具建设性的场域。沿袭学科建制传统，传播学者不具备构建问题域的能力，无法生成独立方法论，而场域奖励机制又主动排斥具备创新性和跨学科理论素养的学者。在原有范式的主导下又培养出创新性、自反性缺失的后继者。 传播学场域更像是非创新型研究者、技术型研究者的收容所。传播学要跳出懒惰主义，唯一的出路是不再借用别人的方法解释自己的问题，而是从传播现象的中介性出发，构建自己的问题域、范畴集与方法论。不动，是不想动、懒得动，却还要反过来控诉“不得动”。

为了读书会，囫囵吞枣地看完了，大部分思考和读书笔记都展示在读书会的PPT里。对于伊尼斯所提到的媒介偏向、他想回归的古希腊口头传统、以及时空的平衡如何实现，也许多年后我又会有不同的理解。总之，不管伊尼斯是不是媒介决定论者，都要感谢他让我们能够把目光投向媒介，开始思考媒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