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

中国崛起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兴衰中的一环： 仅仅百度了一下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我就有很多很多感想： 1、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应对“滞胀”危机的解决方案 1973-1975世界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在应对“滞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方面的失效，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于是出头。很容易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应对“滞胀”危机的解决方案，今天中国也是制造业过剩，发生“滞胀”，需要出海，制造业向第三世界洼地转移，资源成本更低，同时获得更广阔的市场。 2、中国崛起是趁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红利与宽容精神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根本上视中国犹如水火不容，可是为什么选择了“相信中国会改变”？ 一则，苏联倒台的自信，东西方对抗消失，造成了对《历史的终结》《世界是平的》的盲目自信，后来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俄乌战争，说明世界并不是平的。二则，对于美国来说，产业转移解决经济危机才是燃眉之急，病急乱投医，以跨国公司的金钱之眼来看，政治制度的隔阂是第二位的，赚钱才是第一位的，资本无国界。新自由主义本来就在政治上会比较宽容，多元。 我突然想到，邓小平的“不管姓资姓社，不管白猫黑猫”论，与美国的思潮趋势如出一辙，都是搁置政治争议，先忙赚钱做生意。正是这种不约而同的策略使得中美同频共振，跨越遥远的太平洋，走到了协作这条路上。 “特区”“一国两制”“先富带后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求同存异”……都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关于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005年出版，我记得大学毕业那些年它是最热门的书籍，它几乎成了一句乐观主义的口号挂在每个人的嘴上。我查了一下，全书以“凌志汽车”隐喻技术驱动的全球经济体系，“橄榄树”象征地域文化认同，通过剖析“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如柏林墙倒塌、网景浏览器诞生、工作流软件、外包、离岸经营、供应链等），探讨全球化引发的经济整合与文化冲突。 3、中美对抗是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危机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攻城略地，盆满钵满，但好景不常在，在美国国内造成产业空心化，铁锈带遍布，内部贫富矛盾凸显，在中国也触碰到迟早要触碰的政治红线，谷歌退出中国早就预言了这一切冲突迟早要爆发。以及，受到中国逐渐追赶并成长起来的企业的强劲挑战。中美贸易战，全面脱钩，几乎是注定的，是新自由主义遇到危机的必然结果。 4、911和SARS是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警钟，21世纪是西方大倒退中国大崛起 我在一本《不愿走出家门的人》书中读到，作者说，21世纪以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为开端，气候失衡新冠病毒，俄乌冲突……在西方被称为“大倒退”的社会现象，从和平与福祉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几乎毫无准备去面对逆境。 新自由主义时期正是70年代末（1973-1975）经济危机，中间经历1980年里根上台，1990年华盛顿共识，到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西方大倒退，中国大崛起，所谓的“东升西降”。 2001年911是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敲响了衰落的警钟，全球化扩张遭遇到了不同宗教文明的反击，证明了世界毕竟不是平的，但对中国是好事，它转移了视线，又替中国“闷声发大财”的发展模式续命了十年，直到2008北京奥运，中国国力抵达顶点。 2002年的SARS则是另一个领域暴露出来的全球化副作用，是在人与自然碰撞的环境危机，蝙蝠就像本拉登的圣战者，向大刀阔斧唱着战歌扫荡丛林的新自由主义者发起了报复，犹如越南游击队曾对美国大兵那样。 但中国不以为意，势不可挡，直到2019-2022年新冠病毒肆虐的疫情三年……冥冥中，病毒全部起源和爆发在中国，是有原因的。也不是中国自己一个人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整体造就了这一切灾难。 5、因特网是全球化生产力工具与意识形态组织平台，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是中美毕竟不兼容的预言 因特网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协作得以跑通的生产力工具。假如跨国公司没有因特网，靠老旧迟钝的越洋电话，乃至更古老的电报传输信息，那可是龟速，那将造成多么大的阻碍！相比于波音客机和协和飞机，因特网更加重要。 然而同时，互联网也是政治民主多元开放的言论平台，它将颠覆中国不透明的政治组织模式。在经济领域建特区，在意识形态领域建墙，毕竟我们是建长城的民族。其实中国的做法是一贯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实事求是”的谨慎风格。谨慎让中国闷声发大财。假如推倒了墙，在意识形态领域，将产生全球化的竞争。扪心自问，我们有大国自信吗？毕竟我们只是制造业大国，不是意识形态输出大国。头脑的牢笼一旦开放，将天下大乱，人心不稳。 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很可能是今天中美对抗提前发出的预言，它意味着，自由宽容的经济协作走到了尽头，改革深水区只有溺水的可能，政治与意识形态上毕竟不兼容。 今天的中国，AI与互联网技术仍然是对政治最强大的冲击，视如虎患。不过，“兴趣算法和信息投喂”，这类中国人捣鼓得比西方更好的技术，背后完全体现了与西方相反的价值观，中国特色。这一点相当有趣。 附： 为何崩溃总是在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之后： 有个问题，据说大清的倒台并不在危机最重的时候，比如八国联军时或甲午战争时，而是打算宪政开国会时，仿佛经历一段回光返照，才突然死去，死于黎明前，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却崩溃了。这是为什么？ 依我所见，民众的异见与反抗力量，与政府的压制力量，是两条不同的曲线，前者存在一定的滞后。危机越重，政府压制力量越强，它也是鱼死网破不惜一切代价来威慑镇压民众，民众就会被压下去。这国是亡不了的。这些天，伊朗的街头运动，死了很多人，但面对政府的枪炮和坦克几乎是螳臂当车。当反抗力量越强，反而使得政府内部人人自危，团结起来，精神大振。这叫回光返照！相反，民众被镇压下去之后，矛盾毕竟无解，反而像压弹簧一样，会反弹得越高，镇压带来的死难需要被清算，反抗力量如果没有被拍死，就会滚雪球一般变得更强，当反抗曲线再次反弹，与放松戒备的政府压制力量曲线相交，正是系统崩溃的那个节点！这就是为什么崩溃往往会滞后。 由此，我在想，民众对于现实问题的异见，也总是滞后的。 经济开始上行期的90年代，谁也不会真的关心社会问题与环境危机，都忙着下海挣钱，哪有空发表异见？异见人士不是被镇压下去，流放出去，就是被淹没于民众轰轰烈烈的下海浪潮之中，他们显得不合时宜，无足轻重。为什么那时候存在公共知识分子与异见人士？一是六七十年代政治热的余波，他们就成长于那个时期。二是改革开放出国留学带回来的西方思潮，在当年为了表示改革开放的诚意，他们还有言论透气的空间。改革开放就像开窗，总有文字牛虻进来，盯促那只睡觉的牛保持清醒。 当经济开始下行期后，民众的异见又会如何呈现呢？ 我认为它还是会滞后，大部分人都忙于自救，小规模碎片化抱怨，要形成群体力量，政治分歧，分化出强大的力量，需要很长时间……就像经历周朝的漫长衰落，在政府腐朽得没有力量压制民众异见时，才会诞生诸子百家，思想解放，而且必然有一个特别震动时势与民心的历史节点，比如三家分晋！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三家分晋是前453年，他死后26年。孔子不过是周朝思想分歧的表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繁荣时期是浅薄的，而衰弱时期催生的人类思想才是深刻的。当然思想者还存在不合时宜的现象，他可能身处繁荣时期，却预言了衰落。 思考是即时的，但思潮是滞后的，它取决于和阻碍力（政府的镇压力量）之间的博弈。

本书纵横捭阖，洋洋洒洒，整合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提出“大历史社会学”视角，可谓宏大的社会思想巨著。 整体框架尚可，然而，大则未免有逻辑疏漏，因果链条分析欠深入，结论简单粗暴。 起码，有不少结论未能让我信服，例如对自由巿场、国家主义经济体的评论。 一般般吧，意义不大。

1. 通读曼《社会权力来源》四卷，作者从追捧英资转向理性剖析资本主义弊病，治学愈发客观。 2. 敢于直面美国走向衰落，在西方学者里实属难得。 3. 轻视中国崛起、高估印度作用，难破白人中心史观束缚。

微信读书真是纸质书的绝佳补充，迈克尔曼的经典也上架了!

毕业前在图书馆读的最后半本书，没有看完系列。

一、全书核心观点​​ 1. ​​权力不是单一维度​​，而是四个彼此区分又相互交织的网络：意识形态权力（Ideological Power）、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军事权力（Military Power）和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任何社会现象都需放到四源互动的框架中考察。 2. ​​全球化并非线性​​，而是“四种权力来源各自全球化、节奏不同”。二战后出现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和美帝国这三大支柱，构成了1945-2011年全球秩序的基本格局。 3. ​​权力可以是“广泛性的”(extensive，覆盖广)或“深入性的”(intensive，动员深)​​。最稳固的统治往往把两者结合，单独一种权力源不足以决定社会结构。 4. ​​权力来源之间存在“缝隙”​​——制度化结构与新生力量在此相互作用，推动历史变迁；任何一源都不可能永久优先于其他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