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资平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他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 他的作品以描写青年男女性爱为主题,从三角恋爱到多角恋爱,鲁迅讽称他为“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在当时的中国大都市里,市民以手上持有张资平的小说当成时尚的生活方式之一,影响力远大于鲁迅。 作品描写两代基督教徒从对宗教的迷恋到怀疑、反叛的过程。失业学徒余约瑟投奔教会学校,因熟背《圣经》而受到美国主教A校长的宠幸。但他暗地里却与K太太私通,并追求女同学杜恩金。杜恩金却属意于自己的表兄文仲卿。不久,她发现了文仲卿和自己母亲苟合的丑事。为了报复文仲卿,她嫁给了余约瑟。但余约瑟也是一个“完全和野兽没有两样的人”。而掌握宗教势力的文仲卿又逼迫她与自己长期通奸。她深感宗教是一个“丑恶的世界”,发出了“救主耶稣哟,请你保佑我脱离你们的世界吧”的感叹。
比我预期得好,就是人物关系太卷了,可能这也是作者想要的年轻人之间的那种自由、混乱的恋爱。但结局的时候又升华了一下,主人公渐渐找到了真正的爱和信仰。
读《上帝的儿女们》 作为五四一代的畅销小说家张资平来说,后来的命运际遇可谓悲惨凄凉,先是被鲁迅先生在杂文《张资平氏的“小说学”》把《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成一个“△”。现在看来,未免刻薄了一些。事实上,那时的新文学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变态性欲的描写:男性、女性同性恋(庐隐、叶绍钧、章衣萍、叶鼎洛)、性虐待狂和被虐待狂(郁达夫、张资平和田汉)、自发性欲(郁达夫、潘汉年)、恋父情结(冰心)以及性的梦(田汉、郭沫若)(据赵景深先生《中国新文艺与变态性欲》一文)。后来张资平又被指认为汉奸,死于安徽劳改农场。其根据是张资平加入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但“兴建”虽然表面上附逆于日本人,其实还有秘密深层的事实。当时的潘汉年、袁殊受共产党之命建立“兴建”,利用“兴建”从日本内部取得情报。潘袁两人1955年被捕,多年后平反。张资平还是五四时期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张资平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约檀河之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短中长篇并举,抒发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内心痛苦,描写日本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更多的则是反映“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热烈追求,以及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对他们的束缚。客观平实的写作态度,清新流畅的笔调,再加上甜熟柔婉的情致,使张资平的作品很快一纸风行。张资平成了前期创造社中仅次于郁达夫的重要小说家。对于自己的小说,张资平说过这样的话:“在青春期的声誉欲、智识欲、情欲的混合点上面的产物,即是我的文学创作。”事实上,那时候“革命加恋爱”式的小说里,茅盾、巴金都写过三角恋爱,唯独张资平被左翼作家所鄙夷。不过身为左翼批评家的钱杏邨(阿英)对张资平的评价倒还是很客观的,他说:“张资平的创作确实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只要了然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不假思索的指将出来,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完全是五四期间女子解放运动以后,必然的要产生出来的创作。”这种论调比鲁迅来得平实。存在即合理,张资平的创作并非一个“三角恋爱”所能盖棺论定的,而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譬如《上帝的儿女们》在爱情和革命的描写中穿插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广泛地多侧面地描写了教会生活(《上帝的儿女们》重印前言)。作为“五四”以后在新小说中进行性心理描写的最初尝试者,张资平大大拓展了新小说心理描写的领域,增强了现代小说的表现力。他的性爱小说突破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单一色调,尖锐、大胆地直面现实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旧中国的艺术写照。《上帝的女儿们》收张资平长篇小说四部,分别为“飞絮”、“苔莉”、“爱之涡流”以及“上帝的女儿们”。《飞絮》乃一幕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其开头写道:“一连三天都是微风细雨。望着带有春意的微风吹着窗帷愈觉惆怅。站在窗前眺望下面的庭院,在淡灰色的丝雨中的树木和杂草都青青的了。”如此写法,典型的现代文艺小说笔墨,张资平在当时的成功即得益于他的文艺笔法与对恋爱男女心理的细微把握。而为张资平自负的“代表作”《苔莉》,因其大胆精细的性心理描写,从而“引人入胜,轰动一时”。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苔莉》与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相比,所谓肉欲的描写绝对要退避贾平凹、陈忠实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