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正统：五代政治史论稿

按顺序，梁唐晋汉周，国号为啥是这个国号 梁，为何不是魏，当时有其他魏地节度使，朱全忠没能完成犁庭扫穴，功劳没那么大，加九锡，禅让这些就没有太多时间，后续上位时间仓促，只能选梁了。 唐，将后梁视为伪梁，不断强调和大唐的联系，如赐姓，如左昭右穆的七庙，追了四位大唐皇帝，再加上三位后唐的。 晋，石敬瑭是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上位后，尽量将唐末帝李从珂的影响降低，追求与李嗣源的联系。加强与契丹联系。耶律阿保机与晋王李克用曾经约为兄弟，唐庄宗李存勖以叔父礼待之，所以唐庄宗李存勖和唐明宗李嗣源作为亲子和义子是辽太宗耶律德光是平辈，按顺序下来，石敬瑭作为李嗣源的女婿，也可以称为儿皇帝，也加强了和后唐的联系。同时，选择晋，也是溯源，晋王李克用时代用的名号。反观辽太宗，因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实力大增，也可以进行中原化改革

#读书 《权力与正统：五代政治史论稿》 罗亮著。这是一本研究五代政权更迭的学术作品。全书以正统性的塑造为主线，从朝代国号、典型人物、豪门大家、朝代建立过程等方面，对五代的政治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讲解，考证详细、研究深入，适合对五代政治史感兴趣的读者，但需要有一定的学习基础。 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乱世，欧阳修曾经有经典的概括，“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岁，甚者三四岁而亡”。从公元907年的朱温灭唐，到960年的陈桥兵变，五十三年间，仅中原地区就发生了五次改朝换代，这还不包括周边同时存在的其他割据政权。在这期间，“变”与“不变”的因素同时存在，变的是朝代和皇帝，不变的是对正统性的追求。 每一个新生的朝代都会面临正统性问题，五代也不例外，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国号的确立上，这也是本书第一章的研究课题。众所周知，五代的国号分别为梁、唐、晋、汉、周。确立国号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要考虑的因素是比较多的。下面就以五个朝代的国号更迭为主线，把本书的内容串联如下： # 一、“禅让”——后梁的国号 梁的国号取自于朱温登基前的封地和王爵——开封、梁王。温代唐进行了名义上的“禅让”，按照规定，接受禅让的新皇帝建国后，国号应当用自己的封地和王爵来确立。宋朝的建立也遵循了这个规则。宋太祖赵匡胤在登基前，被封归德军节度使，治宋州（今河南商丘，商丘也是北宋的四京之一——南京），四舍五入也是封地，因此在接受后周的禅让后，他建立的国家，国号就定为宋。 # 二、特殊的人物——司空图 后梁政权仅仅存在了十六年，在这期间，一位特殊的官员因去世而受到辍朝的待遇。这位官员就是本书第二章的主人公——司空图。 司空图本是唐朝官员，后梁建立后，朝廷出于安抚人心等方面的考虑，几次邀请他入朝为官，但都被拒绝了。一般来说，朝廷为死亡的高级官员取消朝会，这本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司空图并没有做过后梁的官，朝廷却依然给了他辍朝的礼遇，这就显得有些奇怪了。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后梁朝廷曾“强行”为司空图赠官，而这种强行赠官的行为，也是塑造正统性的方法之一。 司空图作为前朝的官员代表之一，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他臣服于后梁政权，无疑对后梁的正统性是个加分项。但偏偏这个姓司空的“不识抬举”，不肯配合演这出戏。但这并没有难倒朝廷，因此就有了上面说的“强行赠官”一事。与此同时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史书怎么评价这个人。最终我们看到了三个版本的评价。 成书最早的《梁太祖实录》，把司空图记载成了一个“躁进轻浮”的被贬之人；后来的《旧唐书》中，刘昫（此人是冯道的亲家）把他记载成一个忠于唐室的臣子，不过只放入了《文苑传》中。最后在《新唐书》中，欧阳修进一步强调了他的忠臣身份，让他进入了《卓行传》。 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的时候真得长个心眼，这本书就给了个很好的示例。 # 三、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张全义 本书第三章讲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主人公叫张全义，生活在唐末和五代前期。这一章的关键词是改名和历史的行程。 张全义原名张言，因对唐王朝有功，被赐名张全义。朱温曾被赐名朱全忠，和张全义一样，都是“全”字辈。一定程度上能看出来，二人曾经“平起平坐”。但世易时移，朱全忠后来当了皇帝，因此张全义主动要求改名，借此表明自己忠于梁王朝的态度，被赐名宗奭。然后世易时又移，梁朝灭亡，后唐建立，此时如果再用后梁的赐名“宗奭”，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此他又恢复了大唐曾经的赐名全义。 在后梁和后唐两朝，张全义曾经官居“洛京留守、判六军诸卫事、检校太师、守中书令、河南尹、魏王”，翻译一下就是掌管京城禁军，同时担任首都市长，被封了王，同时还当了皇后的义父，皇子和皇弟的兄长（这辈分有点凌乱）。这种级别的人物，依然有自己的无奈之处。第一件事，就是上面提到的改名，他甚至不能决定自己叫什么名字。第二件事发生在后梁时期。 后梁乾化元年，即朱温登基的第五年，这一年夏天，朱温到洛阳张全义家“避暑”，结果“乱其妇女殆遍”。张全义之子张继祚不胜羞愤，一度甚至想拿刀杀了朱温，结果被张全义劝止。 即便经历两次改朝换代而不倒，但在乱世中，谁也没法保证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最终决定张氏家族命运的时刻还是到来了。 后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即后唐庄宗李勖登基的第四年。高中课文《伶官传序》中的主人公就是他。当年李克用病死，时年二十四岁的李存勖，率兵在三垂岗（今山西长治屯留县）大败梁军。经此一役，朱温感叹“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 十八年后，李存勖已经彻底击败后梁集团，实现了“函梁君臣之首，告于太庙”的壮举。但这位庄宗善于马上得天下，却不擅于治天下。最终在926年的河北魏州爆发了兵变，叛军占据重镇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后唐朝廷急需一名能征善战的将领带兵平叛。这时候，张全义举荐了李嗣源，即未来的后唐明宗。 电影《头文字D》里有句台词，“有时候一个决定真的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赛车如是，做人亦如是。” 李嗣源到达邺城后，很快被叛军“裹挟”，掉转“枪口”攻下了开封，随后便向洛阳进军。平叛军队转眼间成了新的叛军，李存勖只得仓促应战。但还没等李嗣源攻入洛阳，李存勖的后院就着了火，亲兵部队发生兵变。李存勖就死于这次兵变，史称“兴教门之变”。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写到： >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回到张全义这里，自己举荐的平叛将领变成了叛军首领，换谁都得慌得手足无措，而张全义的反应要更严重一些，史载他“忧惧不食……卒于洛阳”。 张全义一死，张氏家族顿时失去了主心骨，更严重的是，张全义的长子张继业死在他之前，二人没来得及交接政治资源。屋漏偏逢连夜雨，张家的下一任“话事人”，长孙张季澄，曾是庄宗的亲兵卫士。一朝天子一朝臣，明宗登基后，对于前朝旧人，虽不至于赶尽杀绝，但也绝没有提拔重用的可能。张氏一族自此使便衰落下去，不复往日的辉煌。 曾经有一位长者说过，“一个人的命运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有时候个人如是，家族亦如是。 # 四、沙陀人——后唐创业史 后唐号称是延续了大唐的国祚，因此国号定为唐。朱温灭唐后，河东（今山西太原）李存勖高举大唐旗帜，与后梁展开争霸。李氏集团本是沙陀人，原姓朱邪（读作朱爷），祖籍秦州附近（今甘肃天水）。大概在唐朝灭亡前四十年左右，朱邪氏因讨贼有功，被赐国姓，因此才有了后来的李克用和李存勖。赐姓是古代中原王朝怀柔边疆少数民族的常见手段，北宋也曾赐西夏的李继迁国姓，名为赵保吉（不要看成赵乃吉）。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战斗，后唐成功灭掉后梁。随后便发生了前文提到的兴教门之变。 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后唐河东集团的“创业史”。 前文提到，河东李氏集团本是沙陀人，由西北迁居至代北，即今天的山西北部一代。与许多边境的少数民族一样，李氏集团此时的第一要务是生存。为了生存，他们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要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对于大唐王朝也是时叛时归，谈不上百分百忠诚。 转折点发生在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李克用占据云州，正式坐上“牌桌”。这一年距离唐朝灭亡还有三十一年，距离李克用死亡还有三十二年。这三十二年间，李克用南征北战，取得了不少胜利，也遭遇了很多失败，实力比创业初期有所增强，依靠的主要是战争人才。 根据本书作者的分析，李克用所依仗的人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集团。一是代北地区的旧部，二是在攻伐战争中吸收的新人。这些新人中，有的来自河东地区，有的来自中原地区，共同的特点是比较能打。毕竟新生力量没有过硬的背景，只有靠积累战功才能实现人生的飞跃。为了更好地保证这些人的忠诚度，李克用采取了五代时常见的做法——收义儿。 李克用的义儿数量非常多，以致于和自己的亲儿子都产生了混淆，后世研究者需要考证一番，才能确认某人是其亲生儿子。但这个团体人数虽多，有名有姓的却只有十几个。民间传说李克用有“十三太保”，实际历史上，数量要比十三多，姓名也有差异。说的书面一点，这是为新人将领营造了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说的通俗些，这其实是一种分散投资，这十几个人无疑是其中的“明星股”。 像如今的很多创业公司一样，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新人和元老间，不出意外地产生了剧烈的利益冲突。最终以双方各损失一员大将而暂时平息，元老派损失的人物叫康君立，新人派损失的人物则是李存孝。这里要call back一下张全义。他贵为魏王，没法决定姓名，不能保全妻女，无法保证家族荣耀，他遇到了自己的无奈。在处理李存的事件中，李克用也遇到了自己的无奈。 根据本书作者的分析，李克用其实并不想处死李存孝，这其中固然有个人性格的因素影响，但更多的考虑可能是为了平衡两方的势力。当然这其中肯定有人在添油加醋，不然李存孝不会遭遇车裂这种残酷的刑罚。 李存孝死后，整个河东集团战略出现转向，由锐意扩张，趋向稳定保守，作者有段话写得非常漂亮，摘录如下： > 「一个“以杀戮为东作，号兼并为永谋”的乱世军阀，最终变成“敛迹爱人，蓄兵务德”的仁厚君子。这种转折与其说发生在“天子命我为群后”时，也即李克用出任河东节度使之时（中和三年，883），还不如说是在李存孝被杀之后。而“收燕蓟则还其故将，入蒲坂而不负前言”，所塑造一个存亡继绝的诸侯形象也掩饰不了李克用画地为牢的无奈。」 本书第四章的研究对象是“同姓集团”，这个集团和“义儿集团”有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叠，它主要指的是后唐庄宗的赐姓策略活动。李氏集团的先祖，本身也是被唐朝赐的姓，李存勖这是“师中长技以制夷”。他赐姓的目标主要包括三类人，一是有宗属身份的义儿，二是敌方的降将，三是异族外藩的首领。 据作者的分析，李存勖这么热衷于赐姓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压制集团中的元老旧部，扩大自己的亲军和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但由于操之过急，激化了各方的矛盾，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最终酿成了兵变的苦果，自己也“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简单地说，步子迈的太大，扯到了蛋。 # 五、儿皇帝——后晋开国 后晋的国号，据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的批注，得名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后晋高祖石敬瑭跟随晋王李克用于太原起兵；二是石敬瑭自己也于晋阳起兵。因此，契丹册封石敬瑭为晋王，他建立的朝代也就被称为晋。据作者的观点，晋这个国号，应该还考虑到了两国的关系，以及石敬瑭攀附的先祖等因素。 这里要注意，因为石敬瑭向契丹称儿且称臣，因此他没有自立为王的资格，必须要得到契丹的册封才能建国。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天有二主都是不可接受的，更别说这么屈辱地称儿和称臣了。 其实石敬瑭也有属于自己的无奈。 五代的节度、禁军将领，与皇权之间陷入了类似《三体 黑暗森林》中的猜疑链。双方都认为对方会动手，因此不如自己先动手。后晋之后的后周，乃至宋初的李筠和李重进的起兵，多少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皇帝手里握着对方的家人，这是最大的筹码。比如石敬瑭起兵后，他的两个儿子就被后唐末帝李从珂杀掉。而后周太祖郭威的进度条更快，自己还没正式起兵，就被后汉隐帝刘承佑灭了满门。估计郭威在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之后，心中也会非常不解地问，“不是，你怎么还学会抢答了呢？”这种操作，在五代的改朝换代中，也是蝎子拉屎——独（毒）一份。 将领手里握着军队，那能不能交出军权，以示无反叛诚意呢？后唐时期郭崇韬曾有这个打算，《旧五代史》记载： > 「崇韬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后，权位熏灼，恐为人所倾夺，乃谓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为群邪排毁，吾欲避之，归镇常山，为菟裘之计。”其子廷说等曰：“大人功名及此，一失其势，便是神龙去水，为蝼蚁所制，尤宜深察。”」 郭身边的人，固然有追求富贵的私念，但所说并非全无道理。无论是赌博还是谈判，手中都要有筹码，一旦失去筹码，那就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了。 总之，石敬瑭作为河东节度使，以区区一藩镇起兵，立刻便遭到了中央禁军的围城。此时如果没有外援，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石敬瑭的谋士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向契丹救援。 据作者考证，太原被围后，石敬瑭派出了第一位使者赵莹。赵莹出使归来没几个月，第二位使者便出发了，这位使者在历史上的名气要大得多，他叫桑维翰。 这是一位比较复杂的人物，以我有限的学识很难进行评价，只能引用一下其他大家的观点： > 「桑维翰请事契丹为万世罪人 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这段文字出自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从这个措辞看，我想可能只有一句话能准确形容他的心情，那就是“寡廉鲜耻，娘希匹！” 作者认为，石敬瑭之所以要派出桑维翰，是因为第一次出使的赵莹带回了个坏消息，向契丹请援的，除了石敬瑭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赵德钧。赵德钧此时担任卢龙节度使，控制着幽州，本来应该奉旨讨伐石敬瑭，但他却暗中勾结契丹想要自立为帝。 NBA有一句名言，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放到石和赵这里，就是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当皇帝的心，于是谈判桌变成了拍卖会，谁给的价高，契丹就给谁落锤。 最终，石敬瑭开出了一个契丹人无法拒绝的价码，不仅给钱给地，还甘愿当儿子。要知道，此时的契丹皇帝是辽太宗耶律德光（这时还没变成“帝羓”），他年仅三十岁，比石敬瑭整整小十四岁。但石敬瑭有自己的逻辑，因为李克用曾经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约为兄弟”，因此从辈分看，自己比李克用低两辈，自然也就比耶律德光低一辈。 其实这种“约为兄弟”，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可以认为是“塑料花兄弟情”，事实上辽也曾经“背晋以归梁”。李克用临死前的三支箭，有一支就是针对辽国的。双方已经反目成仇，约为兄弟的事，早已“前尘往事成云烟”，两国的感情“也像风筝断了线”。 主动当儿子这事，虽然有些无耻且尴尬，但根本上只是面子问题，真正的里子问题，是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但这事细看的话，也有点出乎意料，因为石敬瑭割让的是别人的地盘，通俗地讲，他玩了一出借花献佛的把戏。 前面提到过，向契丹救援的不止石敬瑭一人，还有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幽州正是他的地盘。据作者分析，幽云十六州中，石敬瑭真正控制的，仅仅是云州地区的个别州郡。这些州无论是人口规模、农业实力还是战略地位，都远远无法与幽州地区相比。石敬瑭这是把赵德钧卖了，同时还要赵帮他数钱。 果然，此价码一出，辽主“指帐前石谓德钧使者曰：‘我已许石郞，此石烂，可改矣。’” 这一章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但根据牛顿第三定律，契丹向后晋施加了作用力，那后晋也应该对契丹产生影响。书中认为，这种影响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占据了农耕区的区域核心城市，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二是军事方面，占领了进军河北的军事重镇，兵锋越过燕山，直指河朔，加强了对中原王朝的军事威慑；三是政治方面，凭借此役获取的政治威望，辽太宗积极推进政治改革，试图把一个部落制的松散国家，变成王朝帝国。 最后还有一道思考题，作者没有明说，那就是赵德钧有没有更好的筹码呢？比如他也割让幽州。和石敬瑭不一样，赵不太可能这么做，原因是由于他“真有一头牛”。石敬瑭都没有割让晋阳，那赵德钧怎么会割让自己的根据地呢？ 那赵德钧能不能提出割让晋阳，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呢？我认为同样不可能，因为割让晋阳，基本就相当于割让都城开封。 从军事地理上看，五代的中原王朝，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方。而北方游牧民族想要问鼎中原，进军路线大致有东西两条。东路经幽州、镇州、刑州、相州、滑州，直达开封（还有一条经澶州的路线，同样位于东路）：西路经雁门关、太原、河阳、洛阳，向东过汜水关直取开封。契丹灭后晋，走的是东路，最终却给晋阳的刘知远作了嫁衣，后者借机建立后汉。金灭北宋则东西两路钳形攻势，太原的失守，标致着北宋大势已去。 所以，如果赵德钧把晋阳割给契丹，那相当于提前给自己开了一个牵羊礼的vip体验服。 # 六、短命的后汉 后汉的皇帝姓刘，这个姓氏把国号定为汉，似乎是件理所当然的，但开国皇帝刘知远依然做了件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件事就是改变庙制。具体说来，就是增加太庙供奉的祖先人数。一般而言，新的国家建立后，都会将开国皇帝的四位祖先请入太庙，也就常说的四亲庙，分别是高、曾、祖、祢。比如北宋开国之初，就使用了四庙之制，《长编》记载： > 「有司请立宗庙，诏百官集议尚书省。己巳，兵部尚书濮人张昭（昭，初见乾祐二年。）等上奏曰……隋文但立高、曾、祖、祢四庙而已。唐因隋制，立四亲庙，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为折衷。伏请追尊高、曾四代号谥，崇建庙室。”制可。 ——《长编》 卷一 建隆元年 正月 李焘」 张昭的话并没有说完整，因为后晋和后汉都曾想突破四庙的限制，追尊六庙、甚至七庙。只是石敬瑭没有成功，而刘知远则成功确立了六庙。这两件事张昭都是亲历者，不清楚他为什么没有提及。 刘知远额外追尊的两庙，分别是汉高祖和汉光武帝，这两位的历史地位太高，把他们请入太庙，无疑大大增加了后汉政权的正统性。但这依然没有阻止后汉成为一个短命王朝，它仅仅存在了三年。 后汉这个朝代，说的委婉一些，历史上评价不高。《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记载： > 「汉法既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宠任孔目官解晖，凡入军狱者，使之随意锻炼，无不自诬。及三叛连兵，群情震动，民间或讹言相惊骇。弘肇掌部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问情轻重，于法何如，皆专杀不请，或决口断舌，斫筋折胫，无虚日。虽奸盗屏迹，而冤死者甚众，莫敢辨诉。」 卷二百八十九记载： > 「章聚敛刻急。旧制，田税每斛更输二升，谓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输二斗，谓之“省耗”；旧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有犯盐、礬、酒麴之禁者，锱铢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 史弘肇滥用刑罚，王章聚敛无度，再加上位子更高、力更重的杨邠，这三人都是刘知远留下的顾命大臣。有些吊诡的是，后汉灭亡的导火索却是这三人的死亡。 刘知远登基后不久就突发疾病去世，他死的很突然，临死前指定继承人为刘承佑，并且留下了几位顾命大臣。刘承佑继位后，发现朝中大政基本都被顾命大臣把控，其中最重要的四人分别是杨邠、史弘肇、郭威和王章，而自己则有被架空的危险。于是刘承佑制定了一个计划，想除掉这四人。 在后汉乾佑三年十一月丙子这天，刘承佑实施了他的计划。好消息是计划实施成功，坏消息是没有完全成功，因为郭威此时正带兵在河北前线防御契丹，所以躲过一劫。然而刘承佑当然不会放过他，随即先拿郭威的家人开刀，灭掉了郭威的满门，场面极其惨烈，史载“业等命刘铢诛郭威、王峻之家，铢极其惨毒，婴孺无免者。” 我们不太好判断刘承佑的脑子有没有短路，也许面对郭威，他真的认为自己有必胜的把握。但事实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预料，郭威挥师进攻开封，短兵相接没多久，刘承佑就死在了乱军中。对这个朝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过评价： > 臣光曰：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接下来就是后周的建立过程。 # 七、略显尴尬——后周开国 后周的开国皇帝名叫郭威，在武夫横行的五代，这位后周太祖的履历显得有点特殊。他出身不高，家境也不好，小时候还寄养在亲戚家，虽然早年参军，但大部分时间里都从事文职工作。即便是这样一份工作，还是他靠老婆的嫁妆行贿得来的。对这一段经历，本书作者对不同的史料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个别史料中存在虚构和美化的情况，分析过程很精彩，值得学习和借鉴。 郭威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公元936年，这一年他三十二岁，换了老板，新老板名叫刘知远，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后汉高祖。此时郭威还只是禁军中的一个小卡拉米，但十一年后，在后汉建国不久，他已经升任副枢密使（在中央的武臣序列中，仅次于枢密使），并成为刘知远指定的四位顾命大臣之一。但此时郭威意识到一个尴尬的问题，虽然位极武臣，自己却没有任何军功和威望。 恰好此时，河中（今山西运城运城）、永兴（今陕西西安）和凤翔（今陕西宝鸡）三地发生叛乱，郭威获得了统领军队平叛的机会。在此役中，郭威“以财物厚结诸将，并以主帅身份亲冒锋失”，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初步建立起了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在回程经过洛阳的途中，郭威又使用了一些政治手段，任免了洛阳留守，进一步宣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 有一件趣事与本次地方叛乱有关。叛乱的发起方之一，河中节度使李守贞，他的儿子娶了符彦卿的女儿。这位符彦卿是五代的风云人物，一直活到了宋初，然而其人为政苛刻，名声并不好，这些都是后话。 符彦卿的父亲名叫符存审，也叫李存审，看名字和后唐庄宗李存勖很像。前面我们提到过后唐的“义儿”集团，符存审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其中的佼佼者。符彦卿和李守贞成为亲家后，有一次家里来了个算命的，一看这位符姓的儿媳，就说此女富贵异常，将来要成为皇后，母仪天下。李守贞一听，心想儿媳妇是皇后，那自己保底也能当个太上皇，于是坚定了起兵的决心，最终兵败自焚…… 这种谶纬的故事在古代很有市场，是真是假不好判断，但这个算命却真没说错，符姓的儿媳，日后真的成为了皇后，但他的丈夫并不姓李，而是姓郭名荣，也就是五代时期著名的周世宗。周世宗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南征北战，开疆拓土，然而英年早逝，在位仅六年，死时还不到四十岁。他对中国历史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是发掘和提拔了一位禁军将领，这位将领名叫赵匡胤。 回到郭威的故事线，完成平叛之后的第二年，发生了后汉隐帝刘承佑诛杀辅政大臣的事件，这件事在前文已有提及，不再赘述。刘承佑被杀后，后汉皇权出现真空，急需立一位新皇帝。按照权臣的常见剧本，后面剧情应该是立一位傀儡皇帝，权臣势力继续扩张，时机成熟后，逼傀儡皇帝禅让，自己再华丽转身，成为新朝开国皇帝。 郭威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掌控军队，冒然发动政变，很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此时可能接替刘承佑成为皇帝的人，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河东晋阳的刘崇，许昌的刘信，以及徐州的刘赟，其中刘赟是刘崇的儿子，也是傀儡皇帝的目标人选。 这三人中刘崇势力最强，最不好对付，因为他占据了晋阳城。五代中的四代都是河东晋阳势力发展而来，这地方也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晋阳城最终被攻陷，一直要等到北宋建国后的第十九年——太平兴国四年，晋阳的北汉政权向宋太宗赵光义投降，城池也随即被毁，这座坚城就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前些日子读《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惊讶的发现赫连勃勃的统万城，最终也是被赵光义毁掉的，这哥们还真是个“毁城狂魔”。 面对刘崇，郭威使用了两招，一招是忽悠，一招是缓兵。刘崇曾经也怀疑郭威的动机，但面对刘崇的使者，郭威指着脖子上的纹身说：“自古岂有雕青天子，幸公无以我为疑。”郭威早年参军，脖子上有纹身，因此他的外号又叫“郭雀儿”。刘崇一听，心想这话有道理，再加上郭威的缓兵之计——立刘崇之子刘赟为皇帝，最终他还是被忽悠瘸了。 直到郭威被拥立，儿子被杀之后，刘崇才追悔莫及。实际上刘崇手下的谋士也提出过异议，劝他不要轻信郭威，但人在面对巨大的利益时，头脑是很难做到完全清醒的。 郭威的黄袍加身，其实只是一场意外。当时他正带领禁军北上抗击契丹，走到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日后宋辽在此地签订澶渊之盟）的时候，禁军发生哗变，一块黄旗披在了他身上。从军士的角度看，前不久他们刚刚跟着郭威当了一次叛军，这回又要立姓刘的当皇帝，日后新皇登基了大开杀戒，他们不都得变成刀下鬼？不如充分发挥五代军人以下克上的“光荣传统”，把郭威一块绑在战车上。 总之，后周太祖完成“狼狈转身”，郭威立傀儡皇帝的计划宣告破产，这件事对后周政权树立正统性影响很大，首当其冲的就是登基程序。 本来按照禅让方案，它表面至少符合“名正言顺”。就像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书》中举的曹丕的例子： > 等到曹丕篡夺汉献帝的君位，但表面上仍要汉献帝写一张最后诏书，说是把天下让给姓曹的，所以曹丕就想到“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舜之代尧，禹之代舜，也只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篡位而已；这又把尧舜故事丑化了。 正常的禅让，别管是自愿还是被迫，这道命令应该是皇帝下发的，但郭威这里却是太后下的诰命，这是一个大写的尴尬。但历史经验表明我，只要当了皇帝，正统性这种东西，自有大儒为皇帝辩经，后周大儒的思路有二，一是攀高枝，二是上科技： 一、攀高枝。 一般皇帝登基，都要对自己的身世美化一番，通俗地讲，就是认几个牛X的祖宗。比如前面提到的后汉高祖刘知远，就称自己是东汉明帝的后代。但问题是，刘知远是沙陀人后裔，汉代皇帝可没有沙陀族的，不知道这算不算跨人种，反正没有跨物种，也能理解。毕竟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刘知远往前追了近九百年，郭威的步子要更大一些，他追了两千年，一直追到西周开国。他认为郭姓源自西周虢叔，“而郭、虢相通，虢又为周后，故曰‘郭之得姓本于周’，因此确立了国号。当然这种追溯到周朝的方法，也不是郭威的首创，武则天曾这么做过。 二，上科技。 第一种科技是五行。经过一番严密的推理之后，后周被认定属“木德”，根据五行相克的规则，后汉应当属水德。但尴尬的问题又出现了，本书作者引用前人考证，证明后汉其实应当属火德。但皇帝有权先射箭，后画靶，将后汉强行改为水德就行。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一些古人的墓志中，还是发现了后汉属火德的证据。 第二种科技是天象。这个科技涉及的背景知识太多，坦白说，我没有看懂，这里直接说结论，后周认为郭威起兵时的星象，与武王伐纣相近，因为后周代汉有合理性。不出意外地，这个科技又出了意外。作者认为，武王伐纣是力克，而后周走的是禅让路线，二者根据不相提并论。 好了，这盘饺子完了，下面是酿醋时间。 坦白地说，我读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宋史，读完之后收获很多，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具体史料的学习和五代历史的梳理。这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光参考文献目录，就占了全书篇幅的二十分之一，可谓旁征博引，知识点密集。同时从政治史的角度把五代的朝代更迭重新梳理一番，也有助理解宋初的历史 二是作者对一手史料和他人研究成果的分析及运用。从书中的分析深度看，作者在史料的阅读和理解上是下了大功夫的，同时对于他人的研究成果也不是“一引了之”，而是有辨析和纠正，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总体上，这本书适合有研究基础的历史读者阅读，希望大家读完之后都能收获满满。

“在纷乱动荡时局之下，五代诸帝从未放弃对秩序的追求。用尽手段塑造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便是他们追求乃至重建统治秩序的重要表现。” 按照当前史学界“唐宋变革论”的视角看，五代正处于这个变革过程的重要拐点，这个时代的政治实践既是建立在唐藩镇割据废墟之上的，又是为宋朝重建统一格局铺垫基础的。这个时代消灭了旧的门阀士族，为后世社会的平民化扫除了阶级壁垒，这个时代充斥着政变与背叛，扯碎了天子的神格化外衣，一个猜防武人的政治传统也因之确立。

五代史在现行网络历史爱好者里的“风评”是如此的糟糕，以至于大部分爱好者均“傲慢地”放弃了对这段历史进一步探索和研读，取而代之的是海量刻板成见般评价和讨论。 想来大部分对五代史涉猎不深的路人关于五代王朝的历史记忆多半停留在那些大众喜闻乐见的“名梗”段子和人均恐虐式吃人的都市传说层面，本书的出现及其所研讨的课题便有了独特的学术价值。 私以为本书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首次系统将五代王朝及其统治者们重塑传统政治秩序的努力和构造自身权力合法性的方法与过程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打破大众关于五代历史存在的庸俗化理解和刻板化叙事，比如类似于后汉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那种唯“长枪大剑”般统治逻辑和政治理解，认为五代君臣的统治只包含军事暴力的要素，不重视政治权力合法性、政治统治正统性的意识形态构建，这无疑在轻描淡写间就抹杀了五季数十年间历代王朝君臣们的努力和贡献。 基于这样的认识很容易在不经意间就将五代同北宋王朝政治上的连贯性割裂开来，将结束五季乱世的历史“功绩”通通慷慨地加于北宋王朝一身，营造出某种“北宋天命式胜利进而终结五代乱象”的危险历史神话，这就和苦心孤诣论证大宋有德的宋儒其实没什么分别了，那么本身五代史也就成了给宋史吹吹捧捧的赢学垫子了，这就殊非历史研究之本意了。 尽管受限于五代史料的存量，本书的课题今后恐怕也很难取得太多突破性进展，但这一课题的存在无疑是能极大程度改变大量门外汉对五代史的刻板认知的，能把五代史的研讨带入一个新的境地，让大众超脱原有的刻板认识，让大家更多关注到这段冷门得不能再冷门的历史，也未尝不是一件快哉益事。

在纲解的残唐五代，武夫们虽然个顶个残暴，却因为执念于正统中原几朝仍旧套用上许多纲常的怪论。比较起来在南北朝并不如此。旧礼成教扎根在此时人观念里头。是怪有趣味的一个题目。

人类由于邓巴数字的影响，大规模结合只能依靠想象的实体，中国古代建构的是儒法国家这一“政祭一元”体制，所以礼仪成为了政治权力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正统观念是合法性的核心。 本书由国号入手讨论了五代诸国在礼仪、观念方面为了构建正统实现长治久安的努力，作者的一句话非常有见的：虽然我们后来人看五代只不过是一代又一代的短命王朝，但五代诸帝绝不是如此，他们都想让王朝“走出五代”。 五代国号，后梁以发祥地为号，但是为了考虑到魏博方面的观感，改魏为梁，后唐则是追附唐朝（虽然文中反复指出时人一直认识到后唐与唐不是一个朝代），后晋为了团结河东集团以晋为国，后汉是刘知远在契丹入侵胡汉矛盾深刻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团结汉人同时也是刘知远姓氏的影响而采取汉这一国号，即使辛亥革命后四川政权仍然打出了大汉军政府的旗号，千年以下，其道一也。后周国号与武周一致来源于姓氏，郭威本是小卒一步一步奋斗成为了开国之君，这本身就是一种正统性的体现，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不信血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些以血统自居的人只会最终腐烂。 五代除了后梁，其他都出自代北集团，可以说李克用影响深远，后唐前期李存勖重用李克用的义子们以期打压老派，而在击败后梁后，又开始利用后梁降将们制衡他的义兄弟比如李嗣源、符存审，在后梁威望极高的张全义自然不会例外，张全义改回唐昭宗所赐之名字，代表了后唐一贯视后梁为伪朝的态度，将其子嗣赐行辈继又代表了后唐的烙印，时代的车轮不断向前，张全义虽然凭借威望能力能够历经梁唐易代而不倒，但子孙却无如此实力，子嗣张继业早死，长孙张季澄因为明宗即位而仕途不顺，次子张继祚更是卷入了张从宾叛乱，张家最终还是走向了衰弱，可见时代变幻，左右逢源固然重要，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自身实力。 中古时代之所以多养义子，就是因为政治权威下降，只能凭借私人的恩义维持了，义子们的姓名也能作为亲疏远近的直接证据，而一旦改朝换代，义子们又会被赐予新名，比如李嗣源将李茂贞的子嗣行辈由继改为从，没有比义子们改换姓名更能让他们这些重要大臣感受到政治权力洗牌的行动了。后晋太祖称儿也是义子同姓另一种展现形式，是为了更加显示对于明宗法理的继承。 除了姓名、国号这一类“名”，权力还需要异象、史书来证明正统，王建对于枯树再生异象的选择，后梁、后唐、宋对于司空图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清晰地显示了对于史相的塑造，毛主席说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假的，此言不虚，但除了认识到这一点之外，还需要研究其为什么而假，史相的外衣下往往隐藏着历史的骨架。

感觉作者描述的庄宗在政治上称得上成熟有思考，和欧阳修以来构建的轻佻爱玩、纵情任性的庄宗形象有很大区别；作者理解的明宗和传统史学对明宗的构建相比要略显负面，是老谋深算（偏贬义）的。 几乎每个写后唐的文本都能明显看出庄宗和明宗的心理年龄差，约在二十几年，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差还大一些；欧阳修构建的传统理解会把他俩写成二十多岁沉迷享乐的年轻人和四五十岁稳健成熟的军政领袖，作者写的则是三十多岁正当青壮年的成熟君主和五六十岁阴沉晦暗的政客。

王朝及其统治者，为巩固政权，都需要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是为得位要正。 和其他朝代装模作样的禅让不同，五代是个政权频繁暴力更替的时代，兵荒马乱，所谓“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但做上天子和能不能坐稳江山是两码事，凭硬实力登天子之位，却需软实力来守江山，这个软实力的前提就是“正统和法理”（即便是假的）。 所以，取得政权之后，取国号是个学问，为何是梁，为何是周？祖上何人，往上十几代能不能攀上个皇族亲戚让自己更有底气？对于前朝旧人（旧臣、皇亲国戚、义子等）又该如何处置？如何让世人和历史“感知”政权的合法性？ 这本书在以上问题都有章节论述，可以大概了解五代时期的政治面貌。

一、权力的正统 当一个政权准备取代另一个政权，即使放在五代十国这样的混乱年代，最紧要的一件事，仍然是追求正统——即政权的合法性。 确保政权的合法性，就是确保政权的稳定性。需要从意识形态层面来宣导，和现实层面来保证。 意识形态层面，衍生出一套近乎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包括合法受禅（赐、封、诏、拒、受）、国号更替、祥兆映射、家世包装、经历拔高、礼制形式（称号、符号、器物、服饰、规格、活动等）等等。 现实层面，则需要权威凝聚、血缘与伪血缘（义儿）、统治集团、军事武装、利益分配等，来保证政权的稳定。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天子换代之际，必有异象发生。朱温代唐，有五彩祥云、五色灵芝、五色神衣等祥兆频频出现，以指代“梁运之兴”；前蜀太祖王建准备称帝前，蜀地适逢其时的涌现出一大批异象，诸如巨人见于青城、凤凰见于万岁县、黄龙见于嘉阳江等等；后周太祖郭威自澶州军变、黄袍加身，返回汴京途经黄河时，“河冰初解”，无法渡河，等了一晚上，“北风凛烈”继而“冰坚可渡”，于是大军踩冰而过，但等过河后，又冰水消融，“时人异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将特殊的事物、特定的现象、或人为造景与编造的故事，视作大人物、大事件的前兆或解读为天赋异禀，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规的政治宣传手段，甚至被写成礼制文书如《唐六典》，来细致的规定祥兆的级别、种类、数量、宣传力度、关联类型等。 这种用奇闻异事、特殊符号等来塑造统治者形象、权威、身世，辅助夯实统治权力的正统性，乍看之下，似乎漏洞百出，禁不起推敲，但这只是受过现代科学体系教育、推崇无神论、唯物论的现代人的臆断。如此绵延不衰、经久弥新的传播手段，一定在当时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只需要往前轻轻的拨动二十年的时间，在广阔且数量众多的农村中，看看封建迷信色彩的浓度，就知道这样的看法绝非是无稽之谈。 国号的取用上，在用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即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替）来解释政权更替的合法性之外，有直接沿用称帝前的封地/属地、封号，例如梁王朱温的“梁”、蜀王王建的“蜀”、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晋”等；还有高举前朝“义旗”的追宗认祖，例如后唐庄宗李存勖以“唐”为国号，意为唐氏宗亲延续唐朝国祚（沙陀人李存勖原姓“朱邪”，爷爷朱邪赤心因功受赐李姓，改名李国昌，家族被编入李唐族谱）；南唐徐知诰受吴基业，回改原姓“李”，改名李昪，称自己是唐朝皇室后裔，是大唐基业的正统继承者，并将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等立入宗庙祭祀；后周太祖郭威，以周朝皇室后人自居，乃立国号为“周”。 总之，围绕政权的正统性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具有以点带面的系统性构建的特征。为了确保皇权及代理皇权的稳定性和可延续性，炮制出了从权力来源的借助国号、家世、生平、祥兆映射等传统及神秘力量的背书，到权力解释的法律、文书、规定等的权力的游戏规则，再到权力象征的称号、符号、器物、服饰、规格、活动等的具象化、可感知的权力载体，最后到维系权力的义儿集团、军事武装、财政税收等的现实保障。 这里既有抽象的解释，也有具体的条文规则与约束，还有具象的皇权仪式，更有暴力与财力的“双位稳定器”，以及其他种种权力的表征与维系手段。 新旧权力的交割，就是在战火与赞歌的交织中完成的。 二、权力的轨迹 权力从哪里来？ 从权力的传导链条和最终结果看，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处于顶端的一小撮权力集团，具备支配庞大的底层人群和左右社会走向的力量。但是，权力的真实逻辑是自下而上的，是庞大的底层人群让渡了一部分权力，交由一小撮顶部的权力集团使用，一旦顶层对权力进行滥用以至于过火与越界，庞大的底层草民与士卒便会化零为整，合成一只重拳，愤怒的砸烂旧的权力集团——只不过对于下层的一部分个体而言，这种状态具备滞后性，也因此会在集体暴起的“空窗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权力自下而上是一种纵向的视角，从横向看，权力（以及财富）来自于连接。连接的触点，从自身（天赋资源）及家世（代际资源）向外延伸，从个体乃至群体以及利益集团延伸，连接的触点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越来越多，获得的权力便越来越大。 以后周太祖郭威获取皇权的五个关键转折点为例，对权力来自于连接进行阐述： 极度有限连接：后周太祖郭威，生于军阀乱战下的清贫之家，父母早亡，厮混乡里。 参军，获取入场门票连接：十八岁时，郭威加入后梁阵营的泽潞节度使李继韬的军队中，成为一名普通军卒（牙兵）。 李继韬势力被后唐庄宗李存勖扫灭后，郭威被收编到后唐禁军中，但仍然是一名普通军卒。 关键连接点一：柴氏。后唐庄宗李存勖在皇宫的叛乱中被流矢所杀，一代雄主陨落，宫中诸人四散而逃，这其中，便有一个改变郭威命运起点的人——李存勖的嫔妃“柴氏”（即后周世宗柴荣的姑妈，柴荣即郭威的养子，后改名郭荣）。 柴氏路遇郭威，不顾父母阻拦而非嫁不可，并拿出“奁中物五百余万”以资郭威（《隆平集》载）。这笔钱成为郭威政治活动的原始资本，郭威因此“持赂军司，得主书计”，从一名普通军卒，上够到权力机构中。 关键连接点二：刘知远。所谓青萍之末，自此而始。此后，郭威随着权力中枢的流动，自后唐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手下“顺流”效命。到刘知远时，郭威以“孔目官”等官职负责文书处理、财税监察、纳言建议等工作近二十年。当郭威因拒从杨光远、选择刘知远而说出“杨公素无英雄气，得我何用？能用我其刘公乎”，成为刘知远的心腹僚佐时，郭威命运的齿轮就发生了第二次关键的转动。 政治投资的变现与深度链接：当刘知远自河东而出、至汴梁称帝，成为后汉高祖，从龙之功的郭威被进一步拔擢，正式进入权力中枢，显赫一时。这是郭威第三次关键的命运转折点，早期的政治投资，在此刻全部变现。 代理分掌皇权的进一步连接：后汉高祖刘知远称帝不到一年，便身患重疾难治。弥留之际，刘知远托孤郭威等五位大臣，共同辅佐后汉隐帝刘承祐。这是郭威第四次关键的命运转折点，也是郭威登基称帝前的“命运华章”。 自下而上的广泛连接：后汉隐帝刘承祐，甫一登基便大权旁落，对托孤权臣屡次三番的轻慢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大开杀戒、诛杀权臣，郭威便是被诛杀的对象之一。但是对郭威满门屠戮的重拳出击，和刺杀行动失败的马失前蹄，不只激怒了郭威，还给了统领重兵的郭威以还手的机会——郭威杀回开封，逼杀刘承祐，终结了后汉的国祚。 至此，郭威命运的第五个转折点，终于来临了。大幕卷开，大戏正式登场。 郭威扶持后汉高祖刘知远的侄子、也即北汉世祖刘崇的儿子：湘阴公刘赟为帝，以缓和后汉其余势力的敌视。在等待刘赟入京继承大统的时候，好巧不巧遇上契丹犯边，于是郭威率军出京，北御契丹。 此行半途，便发生了著名的“澶州军变”。诸军将士“皆窃言曰：‘我辈陷京师，各各负罪，若刘氏复立，则无种矣’”，于是“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于是这场大戏迎来了最终章：郭威黄袍加身，重回开封，登基称帝，完成了从“尘世微末”到“皇权重器”、从山间小雀（郭威早年因脖子上纹一只小鸟被称为“郭雀儿”）到真龙天子的冲天蜕变，实现了权力的极度膨胀。 权力的轨迹，便是不断连接的过程。但权力的连接，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家族的特权，也因此，权力会在新旧集团中此消彼长的流动，并最终完成交接。 960年，郭威死后6年，从郭威军队中成长起来的底层军卒赵匡胤，完成了他自己的权力连接，以相似的“黄袍加身”剧本，取代了郭威的后周，建立起了大宋王朝。

可以说是长安与正统的五代版，讲权力认同的，研究隋唐史现在流行正史加墓志，史源追溯时人政治认同，这是这时段研究重点。里面对石敬瑭割十六州的考证很好，老石类似kmt,割别人属下土地利益换外力扶持，两二争先或契丹宠爱扶持，对象后面两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