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作人
作者晚年回顾平生著述,其取材不避古今中外,全出于作者的特殊知识,特殊趣味和特殊发现,可以说因知识而有发现,因发现而有趣味,而发现和知识又都包容于趣味之中。
周作人如何读书:微观史学与孔乙己茴香豆精神 读王笛《历史的微声》,一本书评集,不客气地说,写得颇乏味,唯开列的书单值得一读。顺手又去搜了《十三邀》采访,王先生爽朗的笑声倒是让人耳旁犹新,其研究的课题:成都的茶馆,袍哥和秘密社会,都让人肃然起敬。 历史学家可能不善于写散文。 相对比,前些日子我刚好读完周作人的小集子《秉烛谈》,也是读书笔记,书评,所引用的文字和字间弥缝的观点,极为独到。 周作人是怎么读书的? 《读风臆补》中他说,“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苦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蓷,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 对于《诗经》的读法,他赞同,“一方面固然要查名物训诂,了解文义,一方面却也要注重把他当作文学看,切不可奉为经典,想去在里边求教训。” 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性,到今天仍然有效。在理趣上,他与当代“微观史学”是一致的,极讨厌宏大叙事,关注被大人君子们压抑的小民日常美学,摒弃道学八股,倡导性情,对公安竟陵派是比较倾慕的,语言上白话直说,每有观点必自出机杼,形成了一种自觉的“洁癖”。 今年过年,我参观了修葺一新的“马一浮故居”,得知他们周家两兄弟当年童生试,竟和马一浮同科,马得了第一名,后来成新理学宿儒,他兄弟俩却成了反理学的文学革命家,恐怕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在。 在《再谈试帖》中,周作人引文,“杂体之诗驱题就我,试帖之作束我就题,稍或纵放,语虽奇丽,与题无着矣。”对八股的憎恶粲然可见,实际上,我作为广告人,看广告与试贴八股,又有奚异哉?!都是“束我就题”!广告文案乃是为了谋饭碗,跟写文章有什么关系?广告文案自身的价值,跟八股文的价值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不甘承认。这就是“文以载道”,使文字沦为工具,在今天这个工具理性社会,似乎普遍而寻常。 周作人显然是“为艺术而艺术”那一派的,早年他还想着文艺煽动革命,但后来据说越来越“颓废”了,照主流革命家判断的话。实际上,周作人是一以贯之的先锋! 他读的书,很可以见出他的观念。比如《朴丽子》,一个叫马时芳的教书先生写的,名不见经传的笔录,被他从书海中勾沉出来,并加叹赏。 只举一例,“朴丽子曰,一部《周官》盛水不漏,然制亦太密矣,迨至末季变而加厉,浮文掩要,委琐繁碎,莫可殚举,若之何其能久也。”这种观点,大违世论,但很有几分道理,我读了之后,对这位马时芳先生的性情与见识,也像周作人一般喜欢! 他对韩愈、方苞、姚鼐都表示了强烈的厌恶,《妇人之笑》中,又以李卓吾对比顾炎武,对顾很不值得一顾。 对终身科举无名,游幕四方的俞正燮,则很激赏,认为其是“再找上去还可以找到一个人,即是鼎鼎大名的李卓吾。去今已有二百五十年以上了。”对绍兴本乡的旧派李慈铭,则思想与文学分开来看,比较中肯。 《关于俞理初》中记载了俞正燮反对妇女贞洁观念的辩论,“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读来十分爽快,又叹服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思路清新。 周作人还翻出了两位绍兴师爷的尺牍,《秋水轩尺牍》,记录了许葭村和龚未斋的私人通信,也是性情直指一路的。这种写文章的方法,在微观史学中常见,可周作人是上世纪初的人! 其中龚未斋家遭了火灾,他说,“不肖中人以下之资,即时时有祝融之警,终不能进于上智,若无此一火,亦未必遂流为下愚,不过适然火之,亦适然听之而已。孟夫子之言为豪杰进策励之功,非凡民所得而借口也。” 这话与我前些日子的思考如出一辙,儒家乃士人阶层之言语,为天地立心,为生命请命……跟你打工人有什么关系?真是痴人说梦!孔孟之言,与下层士人完全脱节,是为豪杰进策励之功!下层如绍兴师爷,如广告人,如大厂白领,既无上智又非下愚,无非做个他自己。 周作人又爱搜罗笔记,标准是“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矣”。看到他推荐陆游《老学庵笔记》,毫不意外。 《歌谣与名物》一文中,他从一首日本童谣中,考证“鹘蹄”,一种小野鸭,油膏可以用来擦拭刀剑防锈,这让我一惊二喜,前些日子我读李贺诗“蛟胎皮老蒺藜刺,鸊鹈淬花白鹇尾。”时,也做过小小考证。周作人与我竟然志趣相投,大概我们绍兴人,骨子里带着几分孔乙己的“茴香豆有四种写法”精神。 读王笛《历史的微声》知道,从文学中考证名物,自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开始,是史学利用材料的基本方法,周作人的豆腐块散文,又何异于一场史学考证? 及至读到《赋得猫:猫与巫术》,里面援引《猫苑》里的老姨骑猫故事,与欧洲中世纪杀猫驱逐女巫的传统,又让我想起罗伯特·达恩顿一部史学著作《屠猫记》。 《谭史志奇》中,考证了历史上“吃人”的事件,比如写《颜氏家训》颜之推,其次子被做成人肉吃掉,家训不能保命于乱世。唐初的军阀朱粲,“若啖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宋靖康之耻时,“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全躯曝以为脯。”周氏兄弟,关心“吃人”有相同的趣味,五四时革命性的思想一半是外来风气,一半是扎实的读史心得。 周作人又推荐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澡堂和理发店里的市井闲聊,与他从小浸泡其中的“绍兴茶话”多有相似。 我读《清嘉录》,有一则清代苏州民俗,“听响卜”,“法以镜囊盛古镜向灶神,勿令人见,双手捧镜,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吉凶。又,闭目信足走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听人言,无不验也。”这自然是谶纬巫术,但上街听人说话,是莫泊桑的创作手法。 周作人并不上街,但他在《十字街头的塔》中,自言知识分子最好是既听得到市井街声,又能独立不被喧嚷裹挟失声。读书的意义,不只是听当下的浮躁流声,还能听听五百年来仍振聋发聩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