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影响力：美国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权力

《财富与影响力》是美国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揭示美国政策制定如何偏袒富人，中产阶层意见几乎无效，而前10%高收入者拥有巨大话语权。

金钱——政治的母乳——是代表性不平等的根源，而且随着政治运动在过去的几十年变得愈加昂贵，对为其提供必需资源的群体的回应性也随之增长。 当个体的偏好被加总时，个体公民的政治知识缺陷状况会缓解；集体观点会比集合它的个体观点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测和更令人信服。简而言之，大众偏好尽管是不完美的，但仍然构成民主决策制定的合理基础。 每个社会的公民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平等的。但是民主社会一般被认为能够容纳相当程度的政治平等，即便在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在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公式中，民主政权的主要特征即是“视政府对其公民偏好的持续回应为政治平等的表现”。这个政治平等的理念在经济不平等面前或许不可能完全实现——在每个民主国家，拥有更多资源的公民更有能力左右政府政策。但是一个社会中政治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加剧或减轻它的条件，能够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许多的民主质量信息。 如果大众在形成政策偏好上是有能力胜任的，那么政府政策在回应这些偏好上的失败，或者政策制定者在回应更富裕或者更不富裕美国人偏好上的明显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民主治理的失败。 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是公民偏好和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并不外生于政治过程，而是能够且应该从中形成。按照这种解释，通过协商，公民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对某个问题的见解，并且通过这种理解来改善和修正他们的偏好和信念。 与协商理论不同，民主的加总理论把公民的偏好和利益视为给定的，并且视把这些偏好集合或加总为政治决定的机制为重点。 在遇到富有挑战性的决定时，向那些更博学的人求助的战略并不仅限于政治新手。即便是那些紧密关注政治的公民也不可避免地会缺乏充分的信息（或者技术专长），难以从许多碎片化的议题上形成观点。在现代国家，即便是对最积极的社会成员，也有太多细节的和技术的问题使得他们难以随时了解最新情况。事实上，即便是具有丰富信息资源和以政治为生的民选代表，在特定议题领域也要从专家以及所在党派里专精这个议题所属领域的代表那里获取信息。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孔多塞在他的著名的“陪审团定理”里解释道，如果一个组织中的每个个体都适度趋向正确，那么这个组织作为一个总体就有很大的可能性达致正确的决定（并且组织规模越大，集体评价正确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章，麦迪逊写道：“如果一个党派的成员不包括多数人……它将无法在宪法的形式下进行、掩饰其暴力。另一方面，当一个党派包括多数人时，民选政府有能力为其统治激情和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的重大题目，就是保护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免受这样党派的威胁，同时保护民选政府的精神和形式。” 政治影响力集中在收入分配顶端的美国人手中，与政治平等的核心民主政治原则是不兼容的。更平实地说，它与政党和候选人的政策立场会倾向在中位选民的偏好上汇合的预期也是不兼容的。阐释、批判和为中位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作为民主政治原则辩护的文献已经大量涌现。不管以有效经验为基础的中位选民模型在政党和候选人所声称的立场上有什么看法，上文的发现清楚展示了现实的政府政策并不会回应中位选民的偏好。 尽管利益集团在塑造联邦政策有明显的重要性，他们看起来并没有改变大众偏好度政策结果的影响。利益集团对政策提案支持或反对的程度或者利益集团参与一个议题的程度，都不能显著改变前文所发现的大众回应性模式。 在这些时期，政党表现得像一个政策最大化者，追求他们自己的政策议程而非常明显地不关心大众的偏好。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美国政府对大众偏好回应性可能在过去几十年中下降了。劳伦斯·雅各布斯(Lawrence Jacobs)和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很好地总结了全国政治环境的一系列的变动，他们假设这些政治环境变动会减少议员寻求最受大众欢迎的政策的动力。首先，他们认为政党极化的增强会使得政党在广受欢迎的中心政策上妥协成本变得更高，因为他们中的激进分子和核心成员的意识形态都会变得更加极端。第二，国会个体议员独立性的提高，使得政党领导人回应大众偏好的努力变得低效（为了抬升他们党在大众中的声誉）。第三，现任优势的增长使得许多成员对再次当选的担心没那么多了，由此对选民的偏好也没那么敏感了。第四，利益集团的激增提高了政党寻求与大众愿望不一致的政策的压力。第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党派分控议会和白宫的普遍情况与政党极化和国会成员个体化行为相结合，使得政治家在为他们相互冲突的政治目标斗争时，忽略了大众意见。 政治平等是民主的核心原则。但它仍然只是一个指导性的原则，而不是对任何现有民主社会的描述。由于公民之间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经济资源方面，还存在于时间、知识、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兴趣等方面，要期待他们对政策制定有平等的影响是不现实的。然而，代表性不平等的程度和本质反映了一个社会中民主的程度，而当政治影响力上的不平等变得过大时，民主就会逊色于寡头政治（由少数人统治）或富豪统治（由富人统治）。 对代表性不平等最直接的解释是高收入人群要比更低收入人群更有可能投票，更可能自愿加入竞选活动，并更有可能做政治捐献（以及做更大规模的捐献）。 总的来说，金钱在政治中的角色是复杂的，并且远超出完全理解的范围。对国会是面向出最高价者出售，或者说选举系统中金钱是通往胜利的唯一钥匙的大众印象，都是过于简化的。但如果认为“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一点也不重要，也是非常幼稚的。 最后，如果经济不平等增长的趋势仍然不减弱，纠正不均衡的政治影响力是很难的。前10%收入家庭的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的1/3左右提高到现在的近1/2。而且，大部分的增长都流向了收入分配更顶端的人群。劳动所得和资本收益流向前1%收入所得者的份额从1974年的9%提高到了23%。许多经济类文献考察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收入不平等增长的原因，全球化、技术发展、教育回报率增长等因素通常被认为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是政府政策明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收入和财富向收入分配更顶端集中的问题上。而且这种力量如何在具体社会中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所做的政策决定。

公选课选的阅读书目，详细看了第一章，觉得论文写作(专业书籍写作)好严谨。民主的共识是“形成政治决策的权利应当被广泛分享”，纵使大多数公民“对政治和政策不感兴趣，哪怕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也没有在构思政治观点上做努力”，纵使有着“错误感觉”、“精英操纵”、“框架效应”、“虚假态度”等噪音，但在“寻求提示以作为政治偏好的基础”、“议题大众”、“加总”的条件下，大众观点仍然是有价值的——即便是不完美的——政府政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