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元年: 1234年宋金蒙三国的战争、命运与政局

《端平元年：1234年宋金蒙三国的战争、命运与政局》 1234年，持续了二十六年的金蒙之战迎来了终局。正月初十，蒙古和南宋联手攻克金哀宗困守的蔡州城，金朝至此灭亡。对于蒙古来说，他们终于报了俺巴孩汗被金熙宗钉死在木驴之上的血海深仇。 五年前，成吉思汗在西夏灭亡前夕去世，窝阔台继承了其汗位，完成了成吉思汗灭金的遗愿，并以跳跃式的步伐完成了国家的制度化和封建化。随后，蒙古整合力量准备着手经营金朝故地，残存的金朝势力仍然盘踞在陕西二十余个府州。 南宋也终于得以一雪“靖康之耻”，金朝的覆灭对南宋军民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也似乎是一个“中原机会”。南宋开始准备北伐，然而朝廷内部的声音却一如往常分裂，是战是和，让人莫衷一是。意气风发的宋理宗一锤定音，决心出兵北伐，收复三京（洛阳、开封、应天）。 对于南宋、蒙古而言，灭金不仅是一场复仇行动，而且将带来整个东亚格局的剧变。这必定是一场影响宋金蒙三国政局、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 截取南宋历史上的横断面，展现大时代背景下的政治博弈、战争厮杀、权力斗争、人性纠葛。蒙古如何对宋、金构成致命威胁？南宋夹在金、蒙之间，如何正确处理与二者的关系？南宋若能放下仇恨与金结盟，共同抵抗强大的蒙古，是否能延续国祚更久？究竟有哪些内外原因，导致南宋加速走向败亡？一切都将在本书中得到答案或思考。 既有历史大格局、大视野，也有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一本书写透一年，娓娓讲述端平元年每件事的来龙去脉，让史书中原本冰冷枯燥的人物、事件变得鲜活生动，读来如历历眼前。

左侯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叙事太拖沓，既然想讲端平入洛就没有必要在蒙古灭金战争与宋金战争上花费太多笔墨，导致全书写到一半才开始讲端平入洛的背景。全书七章只有一章在讲端平入洛的经过，对于端平更化也缺乏细致的描述，对于宋理宗的定性也过于老套，没有参考学界最新的研究，对于史嵩之的评价也不够公正。总体而言，该书是不如周思成的《隳三都》的，但确实是一本不错的历史科普读物。

以单一年份切入乱世变局，深挖决策背后的利弊纠葛。跳出固有史观，复盘南宋的战略失误，历史细节饱满，引人反思国家取舍与兴衰得失。

端平入洛的闹剧，读来令人失望太息。以前我看宋史写过一段铭文:“看宋史，令人怒。将失和，相失度。法纪坏，朝纲误。造极世，崖山哭。”如今我还是这个观点，看宋史，令人怒，恨不得拍案而起，把那些昏庸懦弱坏事之辈杀个干净。 但为什么昏庸懦弱坏事之辈特多于宋朝？因为宋代体制上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是从开国便定下来的“祖宗之法”，而南渡又加强了这一问题。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宋朝南渡后，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即理学）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说回这本书，作为通俗历史著作，作者对于各类史料还是充分尊重与挖掘的，但也因此令整本书显得琐碎零乱，无甚干系的细枝末节很多，最后也没有什么可堪评议的结论，仿佛故事讲完了就散场。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联合蒙古灭金。这场“大是大非”，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该不该联蒙灭金？ “是”的一方，目光聚焦于仇怨与旧土。金是世仇，靖康之耻近在眼前（实为107年前）。此时假蒙古之手复仇雪耻，顺势收复中原，似乎是顺应天理人心的“大是”。朝堂上回荡着“恢复中原”的激越之声。 “大非”的一方，则着眼于现实地缘。金的覆灭，意味着南宋失去北方屏障，将直接与蒙古这个空前强大的草原帝国为邻。唇亡齿寒的古训被抛诸脑后，草率撕毁与金的百年“和平”，是为不智。后来的“端平入洛”惨败，证明了脆弱国力撑不起宏大幻想，反而给了蒙古南侵的口实。 这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失误，更是政治伦理的困境：当“复仇”的旧道德与“存亡”的新现实激烈碰撞，空怀理想而缺乏务实远见，最终酿成的苦果，只能由整个国家吞下。

1234年年初，金国被蒙古打得灭了国，南宋皇帝宋理宗和大臣们乐坏了，觉得百年仇怨终于报了，还想着趁机收回北宋的旧都洛阳，大臣们拍着胸脯说：蒙古人远在北方，洛阳就是块没人要的肥肉。宋理宗一高兴，直接派了两万兵，没带够粮草就往洛阳冲。 宋军刚到洛阳，就发现蒙古人早等着了，城里空无一人，粮仓被烧得精光，两万兵没吃没喝，只能啃树皮。紧接着蒙古骑兵从城外冲进来，宋军连武器都没备齐，当场被砍死一半，剩下的人要么投降要么逃散，端平入洛，成了笑话，南宋还把蒙古人彻底惹毛了。 这年秋天，蒙古人以南宋毁约为借口，分三路攻宋：西路打四川，中路打湖北，东路打江淮。南宋的军队早就没了战斗力，四川的城池接连被破，湖北的守将直接弃城逃跑，宋理宗坐在宫里哭：我只想收洛阳，怎么招来这么大的祸？ 端平元年的年底，南宋丢了一半的边境地盘，国库被打仗掏空，大臣们互相甩锅，有人骂宋理宗脑子发热，有人骂带兵的将军废物。可没人敢说：从端平入洛的那天起，南宋就像个没穿铠甲的人，主动撞向了蒙古的刀，往后的几十年，不过是在等着被砍中的那天。

老实讲，宁南左侯的研究结论与此前著作“隳三都”没有本质的区别，很多内容讨论的并不深入，但结合此前的阅读，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统合起来反而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思路、一些新的东西，于是决定把我理解的左侯没有讲透的地方讲的更透一些，着重论述一下端平元年北人南下的问题、金朝必然灭亡的问题，也与此前所写《南宋行暮》读后感相呼应。 （一）“北人南下”与南方主战派 以往在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中，常常将“北人南下”视为南方六朝兴衰之总纲。在论述南北方政权的研究中常关注“北人南下”的问题，即失去土地、家园，且富有北地生活经历与历史仇恨的北人，往往成为收复故土，坚决主战的核心力量。 事实上这种研究框架，对于解读南宋与金的历史同样适用。在金哀宗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忠孝军，包括畏兀儿、乃蛮、羌、浑及中原被俘逃来的汉人，在赋予了高薪酬＋高装备待遇后长期存在并忠诚至最后的蔡州时刻。 而放眼南宋，当粗略的总结南宋军事的主要负责人能够发现，岳飞（河南汤阴）、韩世忠（陕西榆林）、张俊（甘肃天水）、刘光世（陕西延安）、毕再遇（山东兖州）、孟珙（湖北枣阳）、吴阶／吴璘（甘肃平凉）均大致出自北方地区。 与之相对应的是前方军事力量背后的政治力量。主战的辛弃疾（山东济南）、韩侂胄（河南安阳）、虞允文（四川成都）、郑清之（浙江宁波）与主和的秦桧（江苏南京）、史浩及史弥远（浙江宁波）、汤思退（浙江丽水）、陈康伯（江西上饶）背后仍然可以看到地域性出身对政策影响的倾向性。探究地域性背后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关联背后的政治一致性应当能够成为未来南宋政治研究的一种可能。 （二）北人南下与北伐成败 从军事行动上来说，支撑因素包括很多，包括后勤保障与补给、上级政策的干预、其他战线的配合等。在南宋的政治体制范围内，相互制约的“冗官”将诸多事权拆分的琐碎，这种拆分使得任何“集中力量办大事”都成为不可能，迫使南宋集团内部常规行使权力需要比较强大的社会网络关系例如乡党／同年关系来执行，相较而言这些来自北地的帝国军人者则明显缺乏这些力量，只能在短期内与朝廷中枢达成短期的政策合意性，而很难真正在朝中形成相互援引的长期合作者，特别是北宋重文轻武与文武割裂进一步加剧了军事力量缺乏可靠的政治力量的保障。 尽管，南宋朝廷意识到帝国军事问题的根源在政治体制上，为了尽可能的摆脱掣肘，同意给予前线将领更大的行政／军事控制权，也正因如此往往在局部地区（如湖北襄阳、重庆合川）中，依靠某个能够肩负责任的军事负责人（孟珙、吴阶兄弟）往往能够起到坚决抵抗，甚至是中流砥柱的作用。但这对于北伐来说仍然不够，其区别在于，固守某一个地区其可控的因素比较大，而北伐所面临的更大范围内的资源调度使得镇守某个地区的负责人无能为力，转而必须要依赖中央的负责人，即使该负责人的经验尚浅或没有相关从业经验，此时后勤配套／输运的复杂度、管辖部队的多来源与多管辖权限（部队争功）都会极大的缩减南宋北伐时军事的可操作空间。 而在朝堂之上，由于中央朝廷围绕“战与和”分歧、战略路线与战略要点的分歧，使得朝廷形成统一贯彻下去的政治决议（士大夫的相互掣肘／皇帝缺乏独断的能力与权威／士大夫的软抵抗权力），军事负责人被迫要大量内耗解决后方问题，要大量内耗考虑在军事北伐时如何兼顾自身的荣禄而无法集中精力在军事前线，这使得北伐往往在前期取得一定胜利而当跨越一定范围后也往往陷入大败甚至功败垂成的原因。 （三）北人南下与南方经济繁荣 在金宋对峙阶段，北人南下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山东—江淮、河南—荆襄、陕西—四川一线是南宋朝廷对抗北方金蒙的关键，带来了大量的流民，形成了很多徭役、赋税、兵丁的来源，流民参与地方生产建设也变成了佃户与手工业者，此外还加快了技术传播交流与资本积聚，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南宋的对抗实力，并形成了可靠的政治缓冲，可以说北方危机越大，南方所收获的迁徙红利也就越大，离例如历史上东晋北府军及军功集团的形成等等。 但遗憾的是南宋朝廷并未充分利用好这一地缘缓冲区，相较于金末开始启用封建九公来封建山东，依靠甚至信用反复背叛的国用安、李全，南宋朝廷始终存在明显的政治歧视与不信任，从贾涉—许国之后对于缓冲地带的作用没有得到加强，甚至逐渐走低（例如，朝廷对李全与杨妙真的问题）迫使这部分位于江淮以北的力量被迫要面向更加基于实用主义原则的异族政权—蒙元，成为汉人世侯。 而当封建九公与山东世侯的力量被根除后（窝阔台平李儃之乱后开始清理—见汉人世侯研究），来自山东向江淮的移民减少，河南、陕甘长期战火使失去了凭借和依仗的力量，多次战火后使得本地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消耗殆尽，山东、河南、陕西最终成为了蒙古的大本营，当南宋迎面蒙元的“中流砥柱”失去来自北方资源的流入而仅靠自身的消耗和难以到达的朝廷供给时，其失败则成为了必然，襄樊破而南宋亡。 （四）金末兴衰之总纲 金朝末期“端平元年”的危机及金历史的终结有三点原因。具体来说： 其一，华北平原开阔的地理空间极其有利于大规模的野战和决战，其关键要点只能沿用北宋战略即依托名城大邑屯重兵守之，据此抵抗蒙古骑兵不善于攻坚的问题，但这种守之需要高度发达的城市群网络／中心—外围结构向军事重镇输送赖以为生计的粮食补给，同时对中心城镇的人口容量要求很高，而且经常处于被动，在长期围城之下很容易出现断炊，同时蒙古骑兵快速反应的骚扰能力很容易造成大城周围小城镇经济基本面的疲软而导致无法供给或供给线被切断，或外部援军无法到达，或被围点打援这往往是金朝末年其核心城市被攻入的普遍原因。也是继野狐岭之战金朝丧失野战主力后的必然结果，这也成为了金宣宗、金哀宗即位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随着山东豪强加入蒙元队伍，攻城器具的打造几乎破解了最后金最后的依仗—坚固的城池。 其二，金世宗、金章宗政权经历了明显的汉化改革，汉化改革的效益在于地方政权汲取资源能力的提升、政治合法性的提升与汉人地方精英的俘获，但汉化与建制化的后果在于科层制下政治层级／政治部门的增加、政府社会责任的增加（教育）等建制化固定成本（治水、赈灾、兵祸过后的抚民支出），在蒙古大军袭来后常规收益的骤减与支出的增加反而会加剧经济资源的流失，造成更大的破坏，继而增加了其牧民养兵的成本，缩减了金组织资源进行军事抗争的空间。 其三，金宣宗时期南迁汴梁与北宋故都的重叠加剧了与南宋的衔接困难与历史仇恨（宁南左侯），特别是这种地理位置的南迁加剧了南宋的地缘压力，而更大隐性的经济压力还在于帝国政治中心往往是不事生产的集体组织，往往依赖甚至是虹吸外部资源或周边资源的倾斜，而骤然迁都对本地所产生的资源消耗是更加的，在此背景下。较于南宋渡江的零散小朝廷，金迁都以来几乎完整的中央官僚（国家部门、国家军队）队伍，必然会导致更大的物资成本，继而促使金朝必须追求获得更多超出自身实控范围的资源补给来填补亏空，继而促使其外交政策由面向南宋的“唇亡齿寒”变成“取偿于宋”或二者反复纠结，这是经济资源受限而导致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继而也限制了依托外交协同对抗蒙元的空间。

个体也好，群体也好，如果在该战的时候忧惧内耗，能战的时候没有尽力，到了想战的时候没了本事，而又偏偏在此时选择了盲目躁动，最后被打趴下、打得站都站不起来，在心灰意冷中彻底歇菜。这事儿，想想都挺操蛋的。 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对于个人、家庭或组织而言，在想做、能做以及做了、做成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然而导致这些意愿和行动之间的脱节或错位的原因，却各有其复杂之处。最近翻看《端平元年：1234年宋金蒙三国的战争、命运与政局》这本书，反复咀嚼“端平入洛”的故事，回看终南宋一朝的四次“北伐”，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一整个国家，皇帝也好、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在战、守、和之间反复横跳、不断拉扯，要么是皇帝不思进取、苟且偷安，要么是大臣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缺乏长期规划、满地投机分子，结果错过一个又一个机遇，一而再、再而三地累积败绩，最终走向崖山的末路。 究竟是战是和，是反击还是苟且，是报仇还是偏安，路线之争、主义之争、利益之争如此错综复杂，这贯穿南宋出生和灭亡的世纪大问题，究竟如何能解？ 笔者看法是，要战，要坚决地战，斗争到底，但必须协调好方略、战略与策略。粗浅地想到这么几点： 第一，坚持长期主义，保持战略延续性。综观南宋一百五十年，在战守和的大方针上始终欠缺延续性和战略定力。作为带着耻辱南渡临安的临时朝廷，应该将练兵备战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不允许出现一代主战一代主和的情况。教员曾强调，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南宋君臣常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就是我讨好你、我顺着你，我认你做主人、做叔叔、做伯伯，你就不会来打我，我就能继续当我的皇帝和大官。但我们看到，无论是金也好、蒙古也好，乃至以后的八国联军也好、日本侵略者也好、反动派也好，历史反复证明，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因此必须把大方向坚持个五十年、一百年不动摇。对于个体而言，任何路线的执行也都经不起朝令夕改、朝三暮四，经不起模棱两可搞变通，更不能幻想放任自流之后该来的总会来，逃避矛盾、逃避斗争，在自己构筑的乌托邦里把杭州想象成汴州。没有人会送你去汴州。 第二，统一思想步调，集中力量往前走。宋朝南渡以后，依旧采用北宋时期重文抑武的倾向，与明清时期的高度集权不同，文人扎堆的地方，谁也不服谁，容易搞山头、分派系，喜欢发表异见，而宋朝皇帝又是出了名的对文官好，容易被架着走。这就导致南宋很多的决策能力和行政资源被不断内耗，极大程度拉低了效率，甚至起到致命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这也导致卓越军事人才的匮乏，文官领兵多数情况下玩成了瞎胡闹；再一方面，南宋历次北伐，对山东地区的义军和中原汉人世侯群体没有妥善利用，有时争取拉拢，更多时候又忌惮打压，消耗了大量本可以利用的战略资源。对于个体而言，物质和精神上、身体和思维上也必须完全自洽，把每个有利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最大限度把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才能保证对目标的不断趋近。 第三，重视保存实力，练好肌肉打基础。南宋多次北伐，胜利的果实被虚掷，失败的后果更惨痛，从物资、人力、武装都浪费了太多。就好比一个收入微薄的人，再加上各种大的开支，财务上总有破产的一天，又好比一个人总是透支身体，而又得不到休整，健康状况也迟早会崩溃。虽然历次失败后的和平阶段，一定程度上也实施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但积蓄下来的家底子还是太薄弱。对于个体而言，时间、情绪、身体条件、能力素质等等都是重要资源，经不起几次折腾和消耗，也经不起等，必须重视长期的刻意积累，才能在机会到来时能够接得住。否则，随着时间流逝，如果不积累、只消耗，哪怕是身体都会老去，更不用谈其他了。 第四，抓好权力制衡，把握主动求团结。教员说，所谓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历数南宋几朝，朝政大权始终被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所把持，皇帝的意志处于架空状态。而这些权臣各有其私利，才具也各有差异，使得整个朝廷缺少正确的核心，因此在每一步棋上都摇摆不定，缺乏主心骨，而几任主持北伐的皇帝也在失败之后一蹶不振，或沉迷于湖光山色，或醉心于宫廷艺术。从制度设计上，宋代的官僚体系在承平年代或许可以造就文化或社会生活的巅峰，而面对战乱和矛盾，却极其容易在铁蹄前一触即溃。对于个体而言，有主见应当是最基础的能力，不能轻易被操控、被影响、被改变，也不能放任内部吵吵嚷嚷各行其是，脑子这么想，身体又是那么想，永远都没法拿定主意，也就很难有什么有效的行动。 矛盾无法避免，良机已然错过，对于南宋小朝廷而言，或许不再讨论是战是和，尽快统一思想，好好整顿军备、刷新吏治、广积粮草、储备人才，不去瞎折腾，以不变应万变，在不变中求优化，等待下一个最佳时机，未尝不是好的方案。 个体作为时代的一粒尘埃，不能做偏听偏信的软骨头，在没有做选择的时候应该多慎重，做了选择之后就少内耗，坚定信念、韬光养晦、养好身体、练好本领——江南灵秀，尚有半壁大好河山在。

端平元年.一场灭国之战终结百年恩怨.却瞬间撕裂东亚格局. 书中揭示的不仅是金哀宗自缢.宋理宗误判.蒙古崛起的三重命运交响. 更是人类永恒困境的镜像： 复仇的快意之后.往往是更深的深渊.历史从不重复事件. 却不断复制人性——在短暂胜利中迷失.被眼前利益遮蔽远见.终将重蹈覆辙. 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恍恍惚惚.

这并非普通的王朝更替。1234年是一个分水岭：蒙古灭金，南宋直面世界史上最强大的陆上征服机器。这本书讲的就是东方大陆上，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定居农耕帝国、汉化女真王朝、草原游牧帝国）在碰撞中如何走向同一个悲剧。